【有雷】從「空間感」到「地方感」——讀提子墨《火鳥宮行動》／洪敘銘

2016/8/10 下午 02:30 資料來源：洪敘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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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含《火鳥宮行動》劇透，強烈建議閱讀過本書之後再點閱。】

解嚴前後，台灣文壇延續著1970年代鄉土文學的浪潮，「本土化」的嘗試與實踐益加成為書寫的主流。台灣大眾文學在同樣的時空背景與條件下，雖不見得存在一條明顯的承繼脈絡，但卻也在1980年代開展出不少「本土」作家的「本土」創作。

對大眾文類而言，「在地化」的困難與必要，自然是因不論武俠、推理、科幻或羅曼史，其於歐美或日本，都已自成體系，且都已有豐富的書寫傳統作為文類開展、翻新的厚實基礎；相對而言，台灣發展大眾文學除了未佔「天時」（戰時文藝的主導），或多或少也存在著「後天失調」（大眾文學作家與作品的闕如）的現象。也因此，1980年代台灣大眾文學界對「本土／外來」的認識與定義，大多隱含著作家或讀者們對建立本土文類主體性的強烈期待。

台灣大眾文學「在地化」的語境便由此而生，因此我們可以看見當時不論葉石濤、鍾肇政、向陽、林佛兒等人不斷強調的大眾文學創作的「本土身分」與「敘寫本土」的核心主軸，最終在1993年楊照對「本土推理」——原作以中文書寫、並在台灣發表的推理小說，同時尋求台灣社會為背景，在推理探案過程同時描繪、探索本土特定面相的作品——的本土界義中，完成了早期在地化歷程輪廓的初步描繪。

從旅情的作品來看，早期林佛兒的《美人捲珠簾》就已嘗試帶著讀者一覽韓國漢城、仁川的風光；〈島嶼謀殺案〉也介紹了香港的現代化建築、交通設施與馬來西亞檳城的島嶼及夜市風情，藉著讀者閱讀案件情節發展，展現作者寫作當時的所見所聞及所感，這種見聞與感知，又通常基於歷史（時間）與地理（空間）的現實而來；而這個意義，正好能夠作為在地化的一種絕佳的展示，例如葉桑〈畢氏定理之謎〉所寫的那個「翻過山的那個沿海小鎮金山」（《顫抖的拋物線》，141-142）、〈竹葉林的秘密〉中今昔對比下的龍山寺及其周遭地域環境（《愛情實驗室》，201-202）或〈風在林梢〉、〈再一次死亡〉、〈水晶森林〉、〈台北怨男〉等等為數不少的城市巡禮，都嘗試在特定時間背景下描繪出作家心中的本土空間，營造出某種「身歷其境」的「空間感」。

此一旅情之系譜雖未在台灣成為書寫主流，但仍可以看見不少作品亦沿用了這種對本土空間的敘述，反映出大眾文學敘事中對於本土化與在地化的追求；以當前的作品來說，紀昭君《無臉之城》的城市漫遊、沙棠《沙瑪基的惡靈》對小琉球風土、民俗、文化的認識等等，都頗具有代表性。

在提子墨《火鳥宮行動》中，同樣可以看見類似的空間移動，所欲召喚讀者對空間感，進而對該地域環境與城鎮產生某種「似曾相識」或實際「指證」的共鳴。在這趟尋找「奧立佛」的行動中，胡靚妹、白柔涓、吳彥基、夢爵士、楊偉戈一行人從台北市的台康醫院，行經國道五號至宜蘭礁溪，沿北橫公路與台三線前往台中北屯，再自台十四線接中橫公路、台十一線前往花蓮靜浦，接著沿台九線前往屏東東港與高雄市，最後再由國道一號回返台北。可以發現，作者在此趟名為「環島」的旅程中，藉由彥基：「雖然走省道的時間比較長一些，至少沿途的景色不會像高速公路上那麼單調」（158）的判斷，刻意避開了更為便捷快速的高速公路系統，而選擇崎嶇難行且較為耗時的省道或橫貫公路。

此一主觀的選擇，即暗示了在這場「奧立佛行動」中，作者不僅只是希望達到「找到奧立佛」的這個終極目標而已（若是如此，他們應該選擇更加快速的交通方式，始能更快地透過駭客資料與剪報達到目標）；因而《火鳥宮行動》中對各個城市的描寫與人／地間的互動，便成為觀察的重點。

例如台北市的印象：「遠處高聳入雲的台北101大樓、頭頂上飛馳而過的文湖線列車、雲霧中若隱若現的貓空纜車、木柵焚化廠那座色彩繽紛的長頸鹿煙囪……全都一一映入眼簾。」（142）意欲呈顯出具有活力、生命力的城市圖像，用以激勵靚妹甫走出醫院安寧病房的心緒；但另一個層面來看，這段對台北市的印象，至少必須被安放在2009年7月，文湖線正式通車營運的時間背景下，對參《火鳥宮行動》對蘭陽平原：「一望無際的翠綠色平原映入了車窗，那些純樸的民房宛如耀眼的貝殼，西西落落一路平鋪到地平線彼端」（145）或對花蓮海岸公路「左邊車窗是一片放眼無際的海水連天」、「右邊的窗外則是高聳延綿的防波堤，偶爾也會出現幾幢孤獨的洋房」（172）等歷游記述，可以發現作者意圖展現的是地域環境因距離產生的「空間感」，如一行人獲悉奧立佛不在礁溪，正準備轉往羅東繼續找尋之際，卻在途中轉往宜蘭員山鄉枕山上的「橘子咖啡」，透過胡靚妹說道：「我從來不知道離台北這麼近的地方，竟然有一片如此遼闊的美麗平原，說實在我已經好久沒看過這麼長的一條地平線了。」（152）不僅表現出人物對自身經歷與悲劇的感嘆，同時也描述了「雪山隧道」所連接南北城市圖像的差異。

另一方面，除了台中北屯之外，《火鳥宮行動》極為著重其所到地點的當地敘述，礁溪的「溫泉飯店」、羅東的「夜市」、東港的「漁港」、高雄市區的商圈等等，都盡可能地呈現出最為重要的地理景觀，其中尤以花蓮靜浦部落的敘寫更為詳盡完整，包含「奚卜蘭島」的絕美景致（175）、「巴拉峨巒溪」的孤壁與抓蟹（184）、北迴歸線碑、阿美族豐年祭（186），以及部落特有的食物「希撈」、「富卡」的說明與介紹（179-180），都明顯傳達出這些城鎮從「空間（space）」成為「地方（place）」的積極意義，而這層意義，正好就是台灣自1980年代起發展本土大眾文學以來，至為企求的實踐目標。

然而，這些「空間感」的書寫是否能夠更進一步地構成「地方感（sense of place）」？人們在不同生活空間中，可能因為社群經驗產生歸屬、依附等不同的價值選擇，而在時間歷程中逐步取得對地方的認同，因此當人們可以從回溯某種特殊的生命情境與地方的關係時，此一地方始具有明確的在地指涉意義；而「地方感」在台灣大眾文學在地化的歷程中，必然是被敘寫的最重要關鍵與環節，因為人／地間必須產生緊密的連結與互動，才能夠真正地且盡可能如實地呈顯出該地在不同時間背景下那個「不可替代」——才能準確的對應「外來／本土」模型中對建立「本土性」的強烈需求——的意義。

《火鳥宮行動》雖然通過了曲折繁複的交通路線，引領讀者看見不同城市或鄉鎮間獨特的區位特性或在地風情，但因為冒險小說的設定，使得主要人物無法在這樣的生活空間中產生互動（因其無法違逆的「過客」或「遊客」身分），進而達到認同；當然，夢爵士在靜浦部落愛上瑪卡帕並且透過「許願袋」傳達彼此的愛意（195-196），某種程度上可以作為取得在地認同的一種表現，但這種「心動」基於夢爵士和瑪卡帕過去各自在自家或偏遠部落中的「封閉」經驗，而快速地產生一見鍾情的情愫（175），這樣的愛情故事不見得必然發生於靜浦，即瑪卡帕這個角色實際上得以出現在台北、台中、宜蘭、屏東或高雄任一他們造訪的城鎮中與夢爵士相遇，便可能造成「地方感」的消失。

更值得注意的是，靚妹等一行五人乘坐著由「捐血車」改裝的「鳳凰號」奔馳於整個台灣的國道、省道或橫貫公路上，如離開台中後小說寫道：「偉戈就開著鳳凰號上了台十四線，預計進入花蓮之後再轉往台十一線的海岸公路」，卻因為停停走走的關係，夜宿南投縣仁愛鄉（169）；然而隔日出發後即抵達花蓮，並轉往靜浦（172）。

不過，台十四線至今未能貫通，因此在小說敘述中，一行人只能轉往清境農場，接台八線至大禹嶺，但據中華民國交通部公路總局所頒布的「省道大客車禁行路段調查表」，台八線大禹嶺到西寶路段，至今皆因安全理由禁止行駛大客車（09-10年甚至連清境農場至合歡山都禁行）；無獨有偶地，彥基決定自台七線轉桃一一三線（158）前往台中，但同樣自2008年至今大客車亦無法行駛巴陵到百韜橋路段，而小說又曾寫道：「偉戈索性在巴陵大橋附近找了一片空地，將鳳凰號先停在路邊，自己也趁機先小睡一會兒，預計清晨霧氣都散去後才繼續啟程。」（158）隔日卻也直接抵達台中，這些看似不完全吻合台灣公路交通史的小說敘述，雖不會對故事情節造成什麼關鍵性的影響，但於在地化的議題討論中，卻會衍生一個頗值得關注的議題——在地性的匱缺可能。

也就是說，這些行駛路線與行跡，或許都回歸到按圖索驥的地圖式探索，或許它便無法同時切實於「鳳凰號」實為大客車，或《火鳥宮行動》必然在捷運文湖線通車（2009年）後始能寫成的事實；換言之，這必然直截地影響尤其是上述關於宜蘭、花蓮兩地的在地景觀與敘述的真實性，使得文本中那個意欲從台灣各個城鎮風景旅情中取得的本土化意義，也就很有可能無法與令人動容的生命敘事，產生人／地間的緊密聯繫。

台灣旅情作品寫作的困難，除了因地域環境的地狹人稠，較難開展如同歐美或日本大眾文學作品中多元的表現主題之外，台灣公路交通發展史的快速變遷，亦可能成為推進情節敘事間不小的障礙；《火鳥宮行動》雖以冒險成長小說的型態問世，其中卻又以濃厚的旅情成分，表現出長年旅居國外的作者對台灣母土的情感投射與回望，進而實踐所謂在地化的想像與建構，然而在「空間感」與「地方感」的交互關係上，仍表現出台灣大眾文學的在地化工程未完的「現在進行式」，反映著漫長卻又不變的殷切期盼。

作者簡介／洪敘銘

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博士，閱讀書寫課程講師。

小時候觀看金田一少年事件簿與名偵探柯南時會做惡夢，立志成為拖吊車司機、郵票蒐藏家、成衣店店員與小說創作者；大學至研究所時期做過戲曲音韻與性別研究，後專注於台灣推理文學之在地化研究。

專讀台灣推理小說，相關論文與評論散見期刊、雜誌或電子專欄，曾以《從「在地」到「台灣」：論本格復興前台灣推理小說的在地想像與建構》獲楊牧文學研究獎獎助，並於2015年底出版。現除了學術研究、教書授課外，亦希望能夠盡早完成台灣推理小說「本土書系」的理論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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