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自然書寫」的先聲──青木繁的山林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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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日治時期散文創作

首頁圖來源:jarmoluk 

在臺灣文學研究日益發展之當下,針對日治時期的現代散文議題,仍僅有零星的個案研究及作品選本問世,缺乏學位論文或是專著規模的探討。然而此議題實是補足當前日治文學以及臺灣現代散文史研究的重要區塊。本書試圖釐清的是,日治散文的生成源流以及作品分類的問題,並進一步透過實際的文本分析,為該領域的研究基礎墊一塊磚,盼望引起學界的重視。 

藉由日治散文的研究,可以發現臺灣散文是受到當時日本、中國以及臺灣本地的多元影響而成。當時不僅存在大量無法被收編於中國五四影響論之下的在臺日人作品,本地散文作者對於刻劃社會問題的重視,亦與戰後被標榜出來的單一「美文」範式大異其趣。當我們要全面且正確地把握臺灣現代散文的流變時,實不得不將這段過往常被忽略的文學史時期補上,以利於我們重新思索何謂臺灣散文的「傳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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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的散文作家青木繁

青木繁,1893年出生於日本九州大分縣國東町。1913年3月畢業於私立東京中學。1916年7月畢業於東北帝國大學札幌農科大學林學實科,同年9月來臺,於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工作。同年12月短暫從軍一年。1918年擔任專賣局坪林樟林作業所主任、魚池樟林作業所主任。1921年轉任到臺北州工作。1923年,擔任臺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臺北高等農林學校助理教授,1932年升任為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教授。任大學教職期間,與「蓬萊米之父」磯永吉為同事,曾開授「造林學及實習」、「森林保護學」、「熱帶林業論」、「林學大意」、「造園學」、「林學特別演習」、「森林法規」、「林學苗圃」等課程。1936年離開學院,1937年被任命為專賣局技師,兼任玉里樟腦試驗廠長,亦兼任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技師,負責樟腦生產、樟樹造林之業務。1938年轉任臺中州地方技師,兼任臺中州林業試驗廠長。1941年前往海南島任職於海南警備府,從事林業觀察與研究。1943年回到臺灣,擔任新竹州林務課長,並兼任新竹州林業試驗廠長,活躍於當時林業的第一線。1945年住家受到空襲,所有財產付之一炬。在臺期間亦為臺灣山岳會理事,經常從事登山活動,除此之外,亦喜愛尺八之吹奏,上山時亦會隨身攜帶尺八。日本戰敗後,作為技術人員曾被國民黨政府徵用,但因為語言問題以及次子驟逝等因素,1946年4月返回日本九州,擔任國東農業高等學校講師、國東町農業協同組合長、大分地方裁判所調停委員、縣勢振興審議會委員等職。1951年當選大分縣議會議員,1958年當選國東町長。此外,亦長期擔任大分縣林業技術普及協會理事,大分縣港灣協會、土地改良協會、森林審議會等理事或委員職務。青木繁在臺期間即提倡健康飲食,回日本後擔任大分玄米自然食研究所所長,長期推廣食用無農藥蔬菜以及糙米。於1985年以93歲高齡辭世。

青木繁除了是日治時期森林學、林業、樟腦種植與製造的重要人物,著有大量關於日治臺灣林業的論文之外,於日治時期共發表了120篇左右的隨筆,其中大多數以臺灣的山林自然為寫作題材,知性色彩濃厚的隨筆有之,善盡描寫、抒發情感的隨筆亦有之。將作品發表在《臺灣山林會報》、《臺灣の山林》、《新高阿里山》、《臺灣山岳》等刊物上。

在〈大武に登る〉當中,青木繁寫到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爬山就好比回到了自然。住在都會愈久,就會增加對自然的憧憬,而回到自然的自己,就好像被貓追趕的小雞,回到母雞翅膀的懷抱一樣。就算想吸到煤煙紅塵,山也沒有,山中的空氣是如此澄澈。而飲用大武山上的溪水就猶如小時候吸吮母親的乳房一樣,會除去所有不愉快。在此,青木繁重複使用了二次母與子的比喻,象徵自然是原初的存在,孕育萬物的泉源,而人類作為自然之子,不是少壯中老,而是嬰孩。這樣的比喻設計,背後體現的是青木繁嚮往作為一個人的真淳的生命哲思,而大自然使得此真淳得以實現,因而回到自然就等同於反璞歸真的行為。在〈思ひ出深い山々〉(記憶深深的群山)這一篇隨筆中,青木繁寫到了他登上新高山(玉山)山頂後的生命感觸: 

在一萬三千四十五尺的山頂上,我徹底忘記了疲倦以及呼吸的困難,我的心變得莊嚴而充滿敬意,我重返回一赤裸裸的人類,初次認知到自己的生命,並向生存與生活獻上最高的謝意。(一萬三千四十五尺の山頂では、疲れも、呼吸の困難も打ち忘れ、嚴かなる心に、崇き心になり切つて、赤裸々の人間に還つて、初めて自己の生を認識し、生存と生活に最高度の感謝をさゝげるのである。) 

文學的表現不外乎是生命中的各種體會,文學亦始終環繞著人的生命而寫,青木繁雖非文學專業,然而他的隨筆卻體現出了一種人因為自然而重返生命原初體會的真誠感受;在語言形式上或許素樸,然而在內涵精神上,青木繁亦寫出了一種可貴的散文美學範式,可以較之於當時的鹿野忠雄,也可以跨越日治,來與戰後的自然書寫做出比較。

目前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研究範疇多限定在1980年代以後。臺灣在1980年代之後受到環保意識抬頭以及西方綠色思想啟蒙的影響,重視環境保護、生態倫理,開始反思人類對自然的破壞,陸陸續續出現了許多作家針對此一議題進行書寫,而歷來對於臺灣自然文學/寫作/書寫,在方法論名詞上,在方法論義界上,也都產生過相當多的討論聲音。透過吳明益的整理可以發現,如洪素麗、王家祥、陳健一、陳映真、南方朔、簡義明、劉克襄、許尤美、李炫蒼等人都曾經提出過自己的看法,且觀點有同有異,各是一家之言。然而,大部分關於臺灣自然書寫的討論都是關於定義上的爭論,卻鮮少有人能夠質疑一個根本的認知,那就是臺灣自然書寫是始於1980年代的這一個普遍看法。不過晚近開始有一些不同的聲音出現,如瓦歷斯‧諾幹就以臺灣原住民所發展出來的「本土技藝」為論述的切入角度,質疑臺灣現代自然書寫在一定程度上過於受到西方影響,整體為環境保護的抗爭意味也太過濃厚,而這其實是受到以1980年代為研究斷代的概念所造成的可能問題。

日治時期的青木繁,相較於戰後,所謂的環境保護或是生態倫理的觀念在其思想或是作品之中當是相當缺乏的。然而,這並不表示青木繁就不能劃入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範疇之內。作者趙偵宇認為,「現代」當以現代文學的發生,也就是日治時期為線索,故考察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理當從日治一直談到戰後。至於「自然書寫」也或許不應局限於西方Nature Writing的理論名詞翻譯所帶來的方法論定義上的限制,「自然書寫」也不應該是一個特殊情境之下所產生的方法論名詞,而應該是在「書寫自然」的文學作品在質量上佔有一定的地位之後,才以「自然書寫」為一研究上的統稱,進行討論之歸類與定位。從日治到戰後,「自然」的觀念本身會有所不同,對於自然的書寫也當然會有差異,故當以一條臺灣現代自然書寫之流變史視之;青木繁與鹿野忠雄等人的日治時期自然書寫,自然會與戰後各個時期的自然書寫有所異同,其中1980年代以後,對人類造成的自然破壞所進行的反思,理應視作整體流變史中的一個階段,而不應以此作為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全貌。

對於日治散文,臺文學界目前有待挖掘的面向仍然太多,青木繁或許只是冰山一角,然而他讓我們看到一個熱愛並獻身於臺灣山林的寫作者的真誠姿態,而透過這一個研究點,作者趙偵宇將日治時期現代散文與臺灣戰後被營造出來的「美文傳統」進行研究對話,重探臺灣現代散文史的典律問題讓過去不受學界重視的「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重返臺灣現代散文史中的源流位置。 

本文整理自《觀念、分類與文類源流──日治時期的臺灣現代散文》,原作者趙偵宇
編輯、整理/徐佑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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