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抗戰期間到現在，我在心中一直的是存在著有如下的幾個疑問：
第一個疑問是：以汪精衛那樣具有革命歷史的人，何以會一旦之間和日本人合作起來做了漢奸？有人說他是為了權力慾望；也有人說他是為了和蔣先生的意氣之爭。但我覺得這些都似乎不像是真正的原因所在。
第二個疑問是：據我所知道的情況，周佛海在未投汪以前，是蔣先生左右最親信的人員之一，蔣先生的好多文件，都出於周氏之手。如果講到關係，可以說周同蔣的結合是遠在和汪的往來之上。何以一旦之間，周氏居然參加了汪精衛的陣營？有人說周氏因為對抗戰的前途有了悲觀的看法（在武漢時代有人把周佛海那一撮人，叫做低調俱樂部），所以才走上了做漢奸的途徑。我覺得這種說法，對周佛海來說，也似乎是不大公平。
第三個疑問是：除了周佛海以外，像陳公博、陶希聖、高宗武那些人，都是學問修養有素的人。他們何以也會忽然間跟著汪氏到了上海？有人說陳公博是感恩知己，我因為對他的情形不甚清楚，也祇好如此相信。但對於陶高二公，我則確信他們不會有做漢奸的動機。可是，在事實上，他們兩個人也曾一度跟隨汪氏到了上海，且曾參加了對日本軍閥們的談判。甚麼原因使他們這樣做？又是甚麼原因，使他們終於由上海出走，重新返回了抗戰的陣營？把這一切的一切連繫到一起，我認為這些人的結合和行動，一定是有一個共同一致的動機？我想不但我個人有此疑問，就是千千萬萬的中國同胞，也會同樣的有此疑問。
如果要揭穿這些謎底，決不能憑著某一個人的理想，可以妄作預測；更不能憑著某一個人的直覺作用，可以輕下斷語。必須尋找確切的證據，才能夠對歷史有所交代。
汪精衛等人究為漢奸乎？抑為和平救國乎？並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但我於前年訪問日本東京之際，郤在無意中遇見了一位終身致力於「中日和平運動」的日本朋友西義顯先生。西氏是中國抗戰期間有名的「日本親華派」，對汪精衛政權的出現，和後來對重慶方面幕後和談中，他和近衛文麿、影佐禎昭、石井成一、田尻愛義、兒玉季雄、犬養健、松本重治、伊藤芳男等人（這些人的事蹟，本文都有詳細的記載），都是有力的穿針引線人。而尤以西氏，曾以一身而經歷了兩個階段的和平運動──第一個階段是對南京的汪精衛政權；另一個階段是對重慶的國民政府──由始至終，都有西氏的奔走呼籲於其間。
我發現了這個線索之後，實在覺得萬分興奮！馬上要求我的朋友日本亞大田之炫教授，陪著我和西義顯先生作了一連串的交換意見。
我從西氏口中，知道在那個時期，中日兩大民族的有識之士，早已著眼到了日本軍閥在「極權主義」之下，勢將嫁禍於中國的問題。他們認為：沒有中國民族主義的成功，等於是沒有了日本；日本沒有了，也就等於是沒有了整個亞洲。根據這些人的看法，如果想要求取亞洲中日兩大民族的長治久安，首先必須使中日兩個民族能夠和平相處；在軍事方面遏制日本的軍事冒險主義；在經濟方面替日本尋找出路。他們認為：如果中日兩大民族發生了軍事上的衝突，固然是中日兩國的不幸，同時也是整個亞洲的不幸。在中日未進入軍事狀態以前，這些人固然是奔走呼籲，為防止中日戰爭的發生，而作最大的努力；就是中日戰爭發生以後，他們仍然是為了終止中日戰爭，而奔走不遺餘力。據西氏表示：在日本國內，除了極少數的軍閥以外，大多數的朝野人士，無不渴望和平，中國方面的情形，亦復如是。除了極少數的野心家，希望混水摸魚，假藉抗戰的名義擴充自己的實力外，可以說大多數的中國人，也同日本人的心理一樣，大都希望中日戰爭早日宣告結束。西氏認為，中日事變發生之後，在中日雙方愛好和平人士斡旋之下，本來有好幾次可以促成和談的機會。到了後來，終致演成中日雙方面的八年作戰，是基於左列幾種因素：
第一、是中國負責當局，不相信日本方面有談和的誠意（主要的受了日本軍閥的破壞）。
第二、是日本軍閥不肯履行諾言實行撤兵，使日本當局的談和誠意，無法表現。
第三、在中國方面，由於汪組織內部的少數人士，對重慶方面的意氣用事，遂使事變擴大到無法收拾的地步。
西義顯對我表示：中日事變發生以後，在中日兩國內部，立即發生兩種和平運動的浪潮：一為汪精衛氏所倡導的和平救國運動；一為松岡洋右所提倡的和平外交政策。但由於外間資料的缺乏，所以直到今天為止，還沒有人能夠揭開這個謎底。西義顯說：
「有關汪精衛進行和平運動的始末，雖然在貴國方面有過許多報導。但我認為，那都是屬於片斷性的一種介紹，並未觸及汪氏和平運動的中心。至於松岡洋右的和平外交，由於他簽署了德義日三國軍事同盟，遂使世人更加深了對他的誤解，以為他是屬於擴大中日事變派。」
西義顯先生不僅是當年始終奔走中日和平運動的主要一員，而且他對當時中日間若干重要人物的思想與行動，更具有深刻的瞭解與認識。他一直以為汪精衛那時所標榜的「和平救國運動」，是代表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對於世界史以及歷史哲學的構想。他之參加和平運動，也是受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特異世界觀及特異世界歷史哲學」的影響。
因此，西義顯的一個結論是：「汪精衛受了事實上的支配，以救國始，以漢奸終。這固然是汪氏個人的悲劇，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更是中日兩大民族間的共同悲劇！」
中國知識分子的想法
西義顯接著指出：從他個人當年和中國知識分子的接觸中──如吳震修、唐有壬、高宗武、董道寧、汪精衛、周佛海、盛沛東、沈恆、錢新之、張競立等──使他深切的感覺到：中國當時的知識分子，多數對時局抱有如下的一種想法：
他們認為當時亞洲方面一觸即發的危機，端在於日本軍閥的對外侵略思想。為了補救歷史哲學上的偏差，多主張中日兩大民族必須徹底合作。所以在汪精衛與蔣先生合作期間，汪曾以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部長身份，高唱對日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號，力主對日本採取緩和的外交政策。
彼時任外交次長的，是汪氏手下的大將唐有壬，由於唐在日本軍閥謀我日亟的日子裡，猶高唱「親日的外交政策」，被人疑為是出賣國家民族利益，於一九三五年末，在上海私寓門前被人刺殺。這是汪手下大將第一個犧牲於和平運動的人。
等到後來汪氏由重慶出走，到了河內高朗街廿七號定居以後，在那所住宅裡面，除了汪氏夫婦和曾仲鳴夫婦以外，僅有朱執信的女公子和汪的秘書陳國琦等數人。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午夜，在刺客謀殺汪氏時，又誤中副車曾仲鳴。這便是汪手下大將第二個被犧牲於和平運動的人。
一九三六年的春季，日本政壇上掀起了「二二六」事件，近衛師團的第三聯隊佔領了東京的中心區，內閣兩名大臣被殺，首相岡田啟介僅以身免。日本少壯軍人氣燄萬丈，結果由廣田弘毅出而組閣，收拾一切。
西義顯這時恰好由中國的南京因公返日述職，得在東京恭逢其盛，他認為「二二六」事件不但是日本歷史變化的一個轉捩點，而且是整個亞洲民族走向崩潰的階梯。
暴風雨前的小康局面
一九三五年春季，是醞釀已久的中日決定性大悲劇的前夕，在暴風雨行將到來之前，照例要出現一段小康的局面。
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國最高領袖蔣先生，曾約請日本駐華公使舘武官林木美通中將，正式舉行會談。同時，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汪精衛，也約請有吉公使，在中國外交部舉行正式協商，以圖解決中日兩國的各項懸案。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為了表示對日本友好的誠意，曾經片面的發表「對日親善論」，而表示中日兩國前途有日漸走向妥協友好的跡象。
同年二月十日，中國正式發表停止「排斥日貨」的命令。五月，中日兩國談判甚久的交換大使懸案，也告正式實現。六月，兩國同時發表「敦睦邦交論」。從任何方面看，中日兩國邦交，都好像有進入正常化的希望。
這個時期，日本內閣的閣揆是岡田啟介海軍大將，他與陸軍的主張，恰好站在相反的立場。不過，在內閣之中仍有廣田外相，在主持著對華的親善政策。
在中國，這時正是蔣先生和汪精衛合作時期。在對日政策方面，仍高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口號。在時局的錯綜複雜中，南京的街頭上，仍舊是表現著一種空前繁榮的景象。中國政府中的要人，如蔣先生、汪精衛、何應欽、陳誠、陳果夫、陳立夫、宋子文、孔祥熙、張群、張嘉璈、吳鐵城等，都居住在南京城內，而主持著對日的親善外交工作。
汪氏出國唐有壬被刺
早在一九三五年的七八月之交，那位標榜執行「緩和對日政策」的汪精衛內閣，在全國輿論指斥之下，已無法執行其對日的緩和政策了。汪氏本人，遂不得不掛冠引去，到青島去實行休養。翌年，國民黨召開四次六中全會，在團結黨內同志、共同對外的口號下，汪氏正準備復職之際，不料在中央黨部受到了暴徒的狙擊。以傷勢甚重，經急救後迫得出國治療。
汪氏出國養傷後，外交部次長唐有壬亦因患慢性心臟病，於是年十二月九日呈請辭職。但不料於返抵上海三日後──十二月十二日──即在滬寓門外被刺身死。
據西義顯的回憶：當一九三五年五月，在南京「滿鐵公館」的某一次宴會中，來賓方面有唐有壬、高宗武、吳震修、董道寧等。時間已經到了，高、吳、董等均依時到來，惟唐有壬一人未到。在外交慣例上，國際宴會除了事前聲明有事不能出席，向主人表示謝意外，甚少有答應了出席而臨時遲到的情事。此時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卻向主方表示歉意說：
「唐次長有臨時緊急的事待辦，要我代為表示歉意！事情辦完了，他馬上會趕來的。時間到了，不必等他。」
一直等到宴會將近告畢之際，唐氏才匆匆趕來，一見西義顯的面就說：「對不起！我因為處理兩封急電，來遲了，請你原諒！」
搞中日親善笑罵由人
西氏看到唐有壬神色慌張，面容蒼白，他預感到此時的唐，一定是在職務上遭遇了難以解決的問題。遂悄悄的問唐：「發生了什麼事嗎？」
唐答：「我方才收到了兩封電報，一封電報是孫永欽事件；另一封電報是親日滿新聞社社長被暗殺事件。」
唐又說：「我隨後又收到貴國天津駐屯軍酒井隆參謀長的強硬抗議書。」
後來，西義顯才知道：唐當時所最感憂慮的一件事，是直到那時為止，日本軍人們的真正意圖究竟如何？他還無法了解。請想想：一個主持外交行政的當局，他連對方的真正意圖都無法了解，你叫他如何去確定外交的對策？唐此時情緒的緊張，是可以理解的。
唐氏是清末名人唐才常之子，湖南瀏陽人，在性格上多少具有一些湖南人的辣椒脾氣。唐的父親唐才常，於一九○○年因發動中國革命，與日本同志在上海一同被捕。按照中國當時的法律，被判處了死刑。
兩江總督張之洞，因為這件案件牽涉有外國人在內，故下令把唐才常問斬，對於日本人則另案辦理。偏偏那名日本同志是死心眼，一定要求由他陪斬。張之洞看到日本人的義氣，深深受了感動，也下令免了唐的死刑。
唐才常於虎口餘生之後，時常對他的家人講述這件事，叫他們永遠不要忘記日本人對唐家的好處。等到唐有壬長大懂事，他的母親也不斷的對他講述這段故事。據說，唐後來把自己生命投擲在「中日親善」上面，即或有人罵他是漢奸，是賣國賊，亦在所不計的原因，就是受了這件事的心理影響！
近衛首相被蒙在鼓裡
當時，外面不明真象的人，由於宋哲元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是在特殊環境之下產生出來的，是以盛傳宋哲元將軍與日本軍閥勾結，賣國求榮！而事實上，宋氏所擔任的是項艱鉅任務，完全是得到中央方面的同意。那就是，在中央的策略方面，為了爭取和平，至少也是為了爭取準備抗戰的時間，不能不與日本方面虛與委蛇。而且也因為日本內部的情況極不一致，更希望以我們的讓步，以增加日本內部持重派人物的發言力量，以圖使得日本軍閥的行動能懸崖勒馬。所以宋哲元的做法，也就是中央的做法。
臨到事變前夕，李世軍的奔走於北平南京之間，就是希望能多替國家做一些緩和的工作。不過，此時日本軍人的飛揚拔扈，已到了不可遏止的程度，所以蘆溝橋事變，終究無法避免！據近衛文麿手記這件事的始末，當時不僅日本內閣不知道此事，連日本軍部事先都不知道。由此可見，日本軍閥的輕視國運，是到了如何瘋狂的地步！近衛文麿手記上說：
「余拜命組閣時，陸軍自滿洲事變以來所為之諸種策動，已相繼成熟，在中國大戰似有一觸即發之勢。當時中國問題，已到了非武力解決不可的程度，余全然不知。故組閣不足一月，蘆溝橋事變即告爆發，竟至擴大為中國事變。當時各種事件的發生，政府中人，固無所聞，即陸軍省亦無所知，完全出自當地軍人的策動。」
發動這樣的一個戰爭，卒致成為世界大戰，而主持國運的內閣，竟無所知，即陸軍省亦無所知。這豈不是天大的一個笑話！由此看來，歷史的寫成趨向雖是必然的，而機器的開動則是偶然的。侵略主義既經形成，國際戰爭即無法避免，可以說是千古一例。
宮崎與秋山雙雙被捕
蘆溝橋事變既起，在中國方面最初還是希望就地解決，不願意演變成為一個可怕的中日全面戰爭，即在日本方面，也彷彿有類似的和平活動。近衛文麿首相曾於是年七月十一日正式聲明「不擴大，就地局部解決」的方針。
事實上，當宛平縣縣長王冷齋與日軍極力周旋，力謀局部解決之際。日軍方面的情況，正如日本大本營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答覆近衛文麿首相所述那樣：
「中日事變，全為表面贊成不擴大方針，而暗地卻在擴大的一般陽奉陰違之徒所破壞，良可慨也！」
所以近衛首相，雖然經過徵詢陸相杉山元大將的同意，派出宮崎龍介和秋山定輔二人來中國談判。可是，宮崎於登船來中國之前，在神戶被憲兵所捕，秋山也同時在東京被憲兵所捕，罪名均為有間諜嫌疑。於是，蘆溝橋事變將擴大至如何程度？連日本內閣，亦無法確知。
至八月初旬，日本大吉柘相，在閣議上詢問杉山元陸相：
「在華之軍事行動將至何地為止？」
杉山元陸相，默無一言，海相米內光政，覺得實在過意不去，淡然答道：
「大約預定至保定永定河線為止。」
杉山元面色突變，指斥米內說：
「此等場所，何以竟發是言？」
我國當局鑒於此等情形，當然感到事態萬分嚴重，所以廬山便成了決定國策的中心。
一向獻身於中日和平運動的吳震修氏，恰在這個時期，因患病入了醫院。在此重大瞬間，他希望高宗武能繼承唐有壬的遺志，獻身此一艱鉅的和平工作。
高宗武是日本九洲大學畢業的學生，由唐有壬介紹他入外交部工作。他是浙江人，為汪精衛的得力幕僚，在蔣先生面前，也素以大膽敢言見稱。
高宗武那個時候的年齡只有三十二歲，是一個充滿熱血的青年，在稚氣中多少帶有一點自負的樣子。高雖有志於中日和平運動，但他卻對與日本的經常交涉，不寄任何希望。
高宗武上廬山見蔣汪
七月十六日那天，高氏上了廬山，準備面見最高當局，有所陳述。
這個時候，蔣先生和汪精衛都住在廬山，正在召集全國各階層的代表，商討處理全國最後關頭的大計，全國中心人物，都聚集於此。
高到了廬山，首先見到了汪精衛，對於中日和戰問題，先向汪作了一個坦誠的陳述。汪希望由他安排一個時間，再由高氏對蔣先生作一個直接的報告。聽聽蔣先生的意見以後，再作打算。
七月三十一日，在汪的安排之下，蔣、汪、高三個人，有了一次單獨聚餐和會談的機會。高宗武抓住這個機會，曾對蔣先生大膽的說明如下各點意見：
第一、高宗武認為：中日兩國的事態，已到了非常嚴重的階段，如果一著棋子下錯，可能招致全亞洲民族的整個毀滅！
第二、他請求蔣先生，把對日本折衝之事，交給他全部負責。
第三、由他設法，聯合日本方面的有識之士，儘量設法去說服日本近衛文麿首相。
第四、然後以近衛首相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以制止日本軍閥的蠢動，劃定永定河為中日事件的最後緩衝區。
第五、要求日本軍隊由華北全面撤退。
第六、請求蔣先生和汪先生支持他的主張。
高宗武作了以上六點報告以後，汪精衛對於他的意見，首先表示贊同。蔣先生則陷於沉思之中，既未表示同意，亦未表示反對。
經過蔣、汪、高三人會談之後，第二天的下午高返抵南京即與吳震修見了面。他們兩個人協議的結果，一致認為：欲說服近衛文麿，非請那時的滿鐵總裁松岡洋右出面不可。
為了進行這件事，高宗武請西義顯應盡他個人最大的努力，向松岡洋右報告此項工作內幕；並請松岡洋右為了中日兩大民族的未來前途，參預此項工作。
西義顯初見松岡洋右
西義顯覺得此項工作，甚有意義，遂欣然接受了此項使命。回家之後，略事摒擋即乘日輪「奉天丸」去了大連。由七月下旬離南京，到了八月九日才抵達大連。這個時候，從蘆溝橋一角所燃起的戰火，已因上海方面所發生的大山大尉被殺害事件，有更加擴大之勢！
西義顯到了大連，馬上就到滿鐵株式會社找到了東亞課長官本通治，將他有要事必須立刻面見松岡洋右總裁的意思，對宮本說了一遍。宮本課長告訴他：
「松岡總裁現在已經去了奉天，你要見他，我可以馬上陪你到奉天去。」
西義顯說：「如果你方便的話，請你今天晚上就和我一同搭特別快車啟程。」
依照滿鐵株式會社的慣例，凡是派在外方的各地單位主管人員，有事面見總裁時，必須由東亞課長陪同引見，方得會面。所以西義顯未見松岡洋右以前，必須先見宮本通治課長。
松岡洋右是日本方面一位出名的怪人，凡是部下對他有所請求，他一定要首先對你投下一枚否定的炸彈，以試驗你的信心。這種情形，只要和松氏經常接近的人，都十分了解。
松岡洋右的住宅，在奉天日租界一所很華貴的花園洋房裡，佔地面積很大。西義顯和宮本到了那裡，經過一番通報手續後，松岡洋右馬上召見他們。經過宮本課長略述來意後，遂由西義顯把他最近為中日和平運動所做的工作，對松岡洋右作了一個詳詳細細的報告。
松岡洋右在西氏作報告的時候，很靜默的加以聆聽，面上並沒有顯出來任何不愉快的表情。可是，當西氏全部陳述完畢之後，卻對他大喝一聲說：
「西義顯君！你以為你在南京做的事對嗎？你以為近衛公在東京能夠聽憑你的幻想，來加以說服嗎？在時局這樣嚴重的情形之下，你認為你能有所作為嗎？你這樣天真的想法，你乾脆不要做日本人好了！你明天應該趕快回南京去，在會社沒有特別指示以前，要牢牢的守住你的崗位。」
晚宴過後松岡吐真情
松岡洋右一連串的責問，直把西義顯弄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只有嗒然若喪的偕同宮本通治告退出來。
西氏臨出門的時候，松岡又問他：「你什麼時候動身回去？」
西義顯廢然的答：「明天。」
松岡洋右說：「那麼，好了，今天晚間七點鐘，在我家裡便飯，算是我給你餞行。」
西義顯雖然了解松岡的脾氣，但他這個釘子碰得太大，在心理方面，依然覺得萬分懊喪！到了晚間六點五十分左右，他一個人無精打彩地到了松岡洋右公舘。
不料，松岡這次接見他時，是穿的日本式家常便服，和他的夫人一同出來招待他，態度方面顯得格外親切。
飯畢，松岡夫人有事退了席，小客廳裡面就剩下西義顯和松岡兩人。松岡才以非常誠懇的家長身份，告訴西氏說：「西義顯君！本會社內部的組織情形，你不是不明白。今天早晨，當著宮本的面，你怎麼可以向我報告那樣重大的問題！」
西義顯聽松岡洋右這麼一說，他心裡未免覺得微微一震！仔細一想：果然是自己太疏忽了，他和松岡所談的這件事，若在一般日本人看來，似乎有出賣國家利益的嫌疑，不應當著第三者面前提出的。此時西義顯只有低頭認錯的說：「是！這是我一時大意，以後一定痛改，請總裁放心。」
松岡卻安慰他說：「好在我們的談話紀錄上，沒有記載上去，你以後多加小心好了。」
緩了一緩，松岡又對西氏說：「西義顯君！你早晨告訴我的話，我非常同意。既然蔣先生和汪先生也同意這樣做，這是中日兩國之福，我一定盡我的最大努力，來完成你的志願。」
又停了一停，松岡再用非常堅決的口吻問西氏：「這件工作，非常重大，必須有人專心一志的來推動，才能有成功的希望，但也有失敗的可能，不知道你有沒有這個決心？如果沒有就作罷論，假如有的話，我再把我的意思告訴你。」
近衛首相支持西義顯
西義顯那時年紀輕，有一股衝動的勁兒！聽松岡這樣一問，馬上用堅決的口吻說：「為了中日和平運動，我是粉身碎骨，在所不辭！」
松岡聽西氏表示得這樣堅決，不由得噗哧一聲笑了笑說：「事態還沒有這麼嚴重！不過，進行的人必須有小小犧牲，這是在所不免的！」
西義顯答：「我個人情願接受犧牲！」
松岡說：「那麼好了！我現在告訴你，第一、你馬上便須放棄你現在擔任的職務，你願意嗎？」西義顯答：「願意。」
「第二、你從此必須不擔任任何公職，以平民的身份，從事此項運動，你願意嗎？」
西義顯再答：「願意。」
松岡說：「好了！關於政治方面和金錢方面，我完全支持你。不管你用了多少錢，都向我報銷好了，我現在就撥給你日幣××萬元，做為活動費之用。」
在那個年頭，日幣尚未貶值，一圓日幣（我們把它叫老頭票，也叫金票）合中國銀圓八角，××萬日元，實在是一個驚人的數字，由此可見，松岡洋右其人魄力之大。
松岡洋右和西義顯經過這一番懇談，從此以後，便決定了西義顯的悲劇命運！松岡和西氏商量的結果，是由松岡洋右給近衛文麿首相寫了一封非常懇切的信，負責介紹西氏面謁首相一談。為了晉見便利，松岡還另外給當時的內閣風見書記官長寫了一封信。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西義顯到了東京，馬上就拿著松岡洋右的信件，去見風見書記官長。經過風見書記官長的引見，西氏立刻的見到了近衛首相。
西氏見了近衛後，把他要說的話，毫不保留的都對近衛首相說了。近衛對西氏的和平運動非常誠懇的表示同意。
西義顯獲得了這樣一個圓滿結果，立刻就搭船回到了上海，把他自己原任滿鐵的職務作了一個交代，又於九月下旬再回到日本大磯，在那裡等候中國同志們和他見面。
德使陶德曼調停經過
十一月下旬，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曾奉希特勒之命，向中國送來了日本議和基本條件七項，大體是這樣：
第一、內蒙自治。
第二、華北不駐兵區域必須擴大，但華北行政權仍全部屬於中央，惟希望將來勿派仇日之人物為華北最高首領。
第三、上海停戰區域須擴大，但上海行政權仍舊。
第四、對於排日問題，此點希望按去年張群和川越所表示的態度做去，詳細辦法係技術問題。
第五、防共問題，日本希望對此問題有相當辦法。
第六、關稅改善問題。
第七、中國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國的權利。
我國政府那時已遷至武漢辦公，蔣先生則在鄭州前線部署軍事。我方於接到陶德曼大使送來的日方議和條件後，遂於十二月六日在漢口的中國銀行，召集了一次國防最高會議的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由孔祥熙氏擔任主席。會議中的決定是：認為日方提出之條件可以接受，並公推孔氏即向蔣先生請示，以作最後決定。
孔氏在電話中把這件事向蔣先生作了一個報告，匆匆通話中大家都忽略了日方所定的最後答覆的期限，是只能延期到一九三八年的一月十日，電話便告了一個段落。
漢口方面與蔣先生通話後，立派專人把有關陶德曼調停的重要文件送呈蔣先生。專人到達鄭州時，蔣先生已去了洛陽，再趕到洛陽，在時間上已經來不及了！
及至我國把蔣先生表示願與日方談和的文件送到陶德曼手上時，已經超過了日方所定的最後期限。但陶氏仍把這項答覆轉達給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
狄克遜接到此項答覆，立即拜訪日本的近衛首相，希望對期限的延遲，有所解釋。但當他到達首相官邸之後，才知道近衛正在參加一項重要的會議，無法即刻見面。
秀威與抗戰相關的專區
抗戰70周年特別報導
汪精衛終在抗戰勝利的前年，死在日本東京帝國醫院。時已傳播中外。他究竟是怎樣死的？實不能令人無疑。如外國人對希特勒這惡魔之死，就閙過很多奇奇怪怪的傳說。同樣的，國人之神經過敏者，亦覺汪精衛之死，有些離奇古怪，也就產生了若干揣度的傳說。
重拾兩段過去紀錄
在沒有說到國人對汪精衛之死，諸多揣測傳說以前，先要重拾二年前拙作〈陳璧君的末路〉舊文中的兩段，以明我過去對汪氏去世所知道的一點大概略。
1.汪有自知、陳漸醒覺：汪精衛是在日本投降之前死的。他在民國三十二年去參加日本舉行所謂的「大東亞各國會議」時，適其脊背原被刺時未曾取出之子彈，疼痛難忍。這子彈是二十四年秋他在南京中央黨部開會拍照時，被刺客孫鳳鳴狙擊，射了三槍，刺客雖被張學良制服，而汪背脊之子彈終未取出。現時舊創復發，乃返南京就醫，經過手術一月之後，痛反加劇。三十三年，因復赴日本治療，偽府則由偽立法院長陳公博代主席。通常醫院一般重病患者總是躺臥在床上的；但汪則躺不下來，日夜正襟危坐於特製的椅子上。由頸項至腰腹部，且都用石膏綁縛，終日不能轉動，動則痛苦難當。加以他原有糖尿病，由於子彈作祟，打針服藥，亦不見效。汪自知病將不起，乃預留遺囑，安排後事。他此時似已完全清白，覺今是而昨非，對其前途，亦料到必無善果，故其遺囑四點：一、不鋪張。二、不國葬。三、墓碑只寫汪○○墓。四、時局稍定，歸葬廣州廖仲愷墓旁。
越半年餘，民國三十三年秋，汪終病死於日本東京醫院，屍體用專機運回南京大殮。時偽府顯要多主修改汪的遺囑，按國民政府元首崩逝禮儀舉行國葬。獨陳璧君堅持不可。「應遵照其遺囑，不能改變」。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汪似已有「自知之明」，且已預見到前途。而陳璧君此時似亦醒覺過來了，覺得非分之舉，反足以自取其辱。結果並未完全依照汪之遺囑，將汪卜葬於南京梅花山孫（中山）陵附近，譚故行政院長延闓墓之間，而未安葬於廣州廖墓之旁。不過事頗稀奇，抗戰勝利後，忽被發覺汪墓不知何時被炸掘開，屍骨亦不明去向。時陳璧君已被捕下獄，子女風流雲散，汪家班亦樹倒猢猻散，也無人出面追究查問了。汪死而有知，當深悔不以「楚囚」死，空負「少年」時頭顱矣。
2.三次歷險，終於遺臭：汪精衛病死日本，世人始終將信將疑。外傳為體內遺彈舊創復發所致。果爾，照常理而言，亦不至喪命。據日本醫生說，汪所患的實為「粉骨病」。過去舉世罹患此症者，不過三人。病症如何？外行自不得知。惟汪以一個昂藏七尺之軀的美丈夫，病中身體逐漸縮小，判若兩人，有人即疑是被日人謀害，像吳佩孚之死於日醫不明不白的牙痛病一樣；有人則謂，事實上日人似無此必要。開始走霉運的人，自然也不會有人仗義執言去追究它，和其屍體被盜後的情形是一樣。也有人說：「汪臨終之際大呼『東條誤我』……。」不過汪在病重時，東條的確曾赴醫院探過病，知已無救。究竟是東條誤了汪，還是汪誤了東條？這筆帳現在也無法算清了。
根據上述兩段文字的記載，與國人許多傳說，綜合觀之，汪精衛去世的情形，除了舊創復發、遺囑、粉骨病、日人謀害、謀害原因等，幾點可疑之謎以外，其他還稱情理正常。茲僅就幾點可疑之謎，分別言之。
遺彈舊創復發致死
汪精衛之死，據日方宣佈，表面的主要原因，是肋骨間的遺彈，起了化學作用。根據日醫診斷，非動手術難治。但經過手術開刀之後，實際發生的結果，便成了半身不遂，癱瘓於牀，醫治數月，突然病重而死。當汪氏於二十四年被刺時，曾由某德醫診治，認為子彈留在肋骨間無礙，不必取除。至三十三年時，遺彈已經過了九年，並無怪異，是否會突生化學作用？三十二年，他赴日本開會時，脊背忽疼痛難忍，是否即為遺彈作祟或另有緣故？如確認為遺彈作祟，是否必須開刀？
手術開刀後發生半身不遂，成了癱瘓，是否早已預料，或料到而未防治？癱瘓期間，病者神智清楚，還預立了遺囑（原文未見，所謂「遺囑四點」，或係口頭之囑），而且又經時半年，何以會突然病重而死？凡此疑點，事後日方除正面的公開露佈者外，亦未見有任何其他的說明，自不怪國人有謎難釋了。因此之故，另一疑問，接著發生了。倘汪精衛在臨終之際，果有遺囑公佈，那上述問題，可能答解一部分或全部。於是汪氏究竟有無遺囑？不免又成了可疑之謎。
遺囑有無與其內容
汪精衛在南京，雖以傀儡僭稱偽國民政府的主席；但他自視，絕不認為是僭竊，必妄以一國的元首自居。通常一國元首──即令是偽元首──之死，除了災難急死者外，多數是有遺囑的。汪精衛不但深明遺囑的意義，且曾為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記錄過遺囑。同時，他雖在癱瘓之中，神智卻很清醒，又自知病將不起，對其個人身後之事，尚且交代了遺囑四點（見〈陳璧君的末路〉一文），難道他對於親手所創造的偽組織和國家的前途，會毫無動於衷，除一己之私以外，而無一點大事交代嗎？這在情理上，是很說不通的。所以汪精衛生前留下遺囑（不論代錄或口頭），決定是有的。
但其內容如何？大家猜測，合理的猜測：其中必有很大秘密；必有不可以告世人之處；必有不利於日本的指責。關於這些，吾人由汪氏臨終時，大呼「東條誤我」（見前引陳文）之言，便可明白證明。遺囑既有不可告世人與對日本不利之處，日本當然不會允許公佈，甚或早已把它銷燬了。
由於遺囑內容之不能揭露；亦以汪已無剩餘價值可以利用了；於是置汪於死地以滅口的計畫，恐事久生變，便謀之急矣，故汪氏之死，自然就要引起了大家的懷疑。至於汪氏親屬及偽組織中的次號漢奸，縱有悉其內容者，為自保計，亦祇好作三緘其口的金人。否則，可能與汪氏要同歸於盡。
重演謀害玉帥故事
國人對汪精衛之死得奇離古怪，直言之，即是懷疑日本人施了一貫的陰謀手段──謀害。自日本軍閥的鐵蹄，踏進中華國土之後，日本特務人員在土肥原領導之下，對我國人上下所做的傷天害理、喪心病狂的奴役、壓迫、謀害、毒殺的勾當，直是擢髮難數。手段之毒辣，亦無所不用其極。茲僅列舉謀害吳佩孚（玉帥）一例為代表言之。
日本軍閥，在中國進行的傀儡組織，原來搞的是「南唐、北吳」。即在南方想利用唐紹儀（少川），北方想拉攏吳佩孚（子玉）。及唐少川在滬被刺，便向吳玉帥積極展開進攻。無奈吳佩孚大義凜然，拒不受遣。於是又轉方換向，傾力對汪精衛做工作。汪在最初，亦畏縮遲疑不敢進。日人一方仍挾吳以脅汪，迫汪讓步馴服；一方繼續迫吳，吳則始終倔強不肯就範。日人認為如不臨之以威，則吳汪兩人，恐一無所獲。日方殺雞儆猴之計決，則玉帥危矣。
二十八年十月，吳玉帥以牙疾，求治於日人伊東醫生。伊東在平行醫，已近三十年，亦素為玉帥所信賴者。治醫數日，尚未動手術，即由牙病轉為敗血症。未久，便一命嗚呼。中國民間相傳有句俗話：「牙痛不是病」，而吳玉帥竟以牙痛喪生。自不免引起國人一種傳說：在吳死之前約二月左右，有某女士名Y、C者，原是某局長的下堂妾，曾寄拜玉帥夫人二奶奶為義母。一日由津到了北平，特來拜見義母，並致送很多貴重禮物。自道其別後生活，且謂其夫在港，事業相當順利。吳二奶奶於歡迎之餘，接來家居。她便大展手腕，博得義父母皆極歡欣，視同親生。她且時為義父燉燕窩、煨參湯，親切得無以復加。約二月左右，在吳二爺毒性發作之前數日。忽謂其夫因病來電急召，要求返港一行。在勢不可留情形之下，乃與義父母殷殷揮淚而別。大約當她尚在滬港輪上時，吳即撒手人寰。後來傳聞：Y、C女士，雖功成身退；但經時未久，亦以身罹怪疾，醫藥罔效，追隨吳玉帥而去了。以此例彼，汪精衛之死，十有八九，也是遭到日本特務的毒手。還有一顯明的事實，更可資為佐證。即汪精衛有一個親信侍從周隆庠，老成精細，侍汪已有多年。汪氏赴日就醫，周亦常侍左右不離。當汪氏臨終前數日，日本醫生則假藉口實，不許周在病房侍奉。周縱不放心，亦無可奈何！重重疑雲，唯此更不易破。
以粉骨症惑人視聽
汪精衛之死，最初根據日本醫生云：為「體內遺彈，舊創復發」所致。繼謂：汪氏所患者，實為「粉骨症」。過去舉世罹此症者，不過三人（見前引陳文）。然大家所瞭解的事實：汪病由舊創復發（假定是）而動手術。手術以後，成為半身不遂，癱瘓不能動彈。結果，又成了奇怪的「粉骨症」。實使人如墮五里霧中，更加莫明其所以然。此種病症，在此以前，卻從未聽人說過。病情如何？是否與手術、打針、吃藥、綁縛有關？半身不遂、癱瘓不能動，是否為其必然現象？病中軀體逐漸縮小，是否為其必然結果？當時既有這種舉世罕見的奇症，繼日醫之說以後，何以未見舉世其他醫生有所反應？國人有詢之西醫及中醫者，亦皆說：醫書上找不出這種醫例。由此種種疑問來看，也實難逃出本文上述第五節中所指之推斷。如果不是醫生庸碌，誤診殺人；便是日醫明知固昧，播弄玄虛惑人視聽，以掩其謀害的把戲。使汪氏竟作吳玉帥第二。
「粉骨症」的病象，果是病中軀體逐漸縮小的話，近代文學家易君左先生，曾對作者閒話中，說過一種彷彿相似的病情，即他本人的父親易實甫先生（字順鼎，與樊樊山同為清末民初，國內的大文學家。），晚年，初無任何病象，僅身體疲軟乏力多時。繼之臥床數月。經中西醫診治，皆不明其為何病症？不但醫藥罔效，身軀亦逐漸縮小。到其死時，縮小得如同小兒童的軀體。這病情的發展，如即是所謂「粉骨症」，亦實與汪氏由舊創復發病，加上日醫人為病，曲折轉致的粉骨症，全不相屬。因憶述之於此，俾供研究者的參考。
因何謀害必致其死
根據上述種種道路風傳，相當可以肯定汪精衛之死，顯係被日人謀害的成份居多。但汪氏既作了日本傀儡，已被日人牽著鼻子走，日人自可任意來安排驅策。又何必要加害，非置之死地不可？國人亦有幾種傳說：
1.日本軍閥，盲目對美英作戰，一鼓作氣，再衰三竭。終致人、財、物力皆難支應，兵源尤為缺乏。日、韓、臺各地，所有壯丁，亦悉索蔽賦，驅之前線作戰，仍難以為繼。因迫令汪偽政府，徵送壯丁五百萬。藉口召開所謂東亞各國會議，誘汪氏赴日，簽立「壯丁供應協定」。汪氏倔強，推拒抗命。這不異是汪氏坐視日軍崩潰於不顧。自為日人所難忍受。便施個先發制人之謀。
2.汪偽政府，既作了所謂大東亞組織之一。實際祇負有義務，而無所謂權利。南京偽政府成立以後，除在形式上作了日本的伙伴，實際上也沒有盡到什麼義務和責任。不但早被日人目之為「和平的抗日份子」，尤恐變生肘腋，禍來不測。與其為防不勝防而傷神著慮；自己亦覺欺騙伎窮；妄認不如「殺彘教子」之為得計。
3.汪精衛之投降日本，初本畏縮不敢進。繼經日方面引誘、恩威並施，始得勉強就範。這在日人方面，卻是始終不敢放心的。欲移王克敏勢力南來以削汪；但王的資望地位，又不足以號召全局。或云：汪氏的「和平運動」，乃中國抗日的另一面，汪氏與重慶聯繫的秘室，已早被日本偵悉，（有人說：後來周佛海與戴笠將軍之勾搭上線，即緣於此。）騙汪赴日，藉口治病，實已早伏殺機。
4.汪精衛臨終，大呼「東條誤我」。這「誤我」的內容，外人固尠有知者，但經其一語道破，其中必大有文章，包藏著很多秘密。及大東亞組織，行將瓦解；日本已漸趨末運之際。汪氏既再無利用的價值。此一串絕大秘密，便不能讓之流播人間。汪氏不存，便一切死無對證了。所謂「東條誤我」，或謂：為太平洋戰爭的決定，係東條利用汪精衛說明天皇發動的。次日，汪偽跟著對英美宣戰。後來汪氏深悔上了大當。不知是否？
設汪未死種種假定
中國對日抗戰，勝利的來臨，實全出乎平常情況之外。來得太快，來得突然。以致弄得全國上下，一片混亂，一時措手不及。如對日受降接收；全國復員；偽軍安撫與改編；對付中共乘機擴大叛亂；美、蘇干擾與袒共；政府與中共互爭接收；舊軍閥與政客之混水攪亂、縱橫捭闔。總之，國事之千頭萬緒，紛繁複雜，亦莫甚於此時。所以有人說：汪精衛死得恰到好處，死得其時，算是一個幸運兒。因此，有好事者，便提一個相反的假定：設汪精衛此時未死，仍握有偽政府的大權。此時中國局面又如何？當此天下洶洶、激動不安之際。他還會作壁上觀，而不會如中共一樣，趁火打劫，為其偽組織或其個人構造一條出路嗎？這條出路又將怎樣？於是有人又提出種種假定。現在雖早已時移勢遷，這些固然是無聊的假定；但不全是無稽之談。亦不妨姑妄言之，當作遊戲可耳。
第一、有人說：抗戰勝利，漢奸們的末路，顯有幾種形態：1.如陳公博一樣，坐以待捕，安然入獄、挺身國法，從容就刑。或如梅思平、林柏生、殷汝耕之視死如歸。或如周佛海之死吃白賴，搖尾乞憐。或如殺人不眨眼的丁默村一聞臨刑消息，即魂飛魄散、失去知覺。2.如陳群之流，自知難逃國法之誅，安排後事之後，服毒自殺。3.如王揖唐之輩，不安於獄，裝瘋賣傻，臨刑猶如「大總統開恩！」4.如陳璧君之流，雖幸免一死，又不接受宋慶齡、何香凝的保釋，終於瘐斃獄中。汪精衛如果被捕下獄，究竟將會採那一形態，以了其殘生？很多人的答覆，為一問號。有人說：汪氏過去既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賣國求榮，組織傀儡、笑罵由人笑罵，主席（偽）自我為之。既已廉恥盡沒，當日本宣佈投降時，他可能走上第二假定。
第二、日本無條件的向盟國投降。我政府對於深仇大恨的敵人，仍本中國傳統的美德，宣佈「以德報怨」，以換取「化解國際仇恨，求得中日兩國的永久和平！」這種恢宏氣度的作風，不但深荷日人的感恩，亦盛傳譽於國際。此時汪設未死，或也會見風使舵。可能巧辯其本意：原在「救國」，與中央祇是「主和、主戰」意見與方式的不同而已。提出「極低條件」，向政府作「投誠」的試探。中央如感於當前國內外的惡劣環境，尤其是中共在國際支援下的全面叛亂。權衡利害輕重，或可能如寬恕日本一樣，而不追究其既往。網開一面，予以自新之路。後來周佛海死罪之被特赦，即可見之。當時果實現了這一假定──如周佛海所說「重演寧漢合作」故事的話，那今日大陸，可能又是另一局面。因之，有人更認：抗戰勝利，乃新中國建設，千載難逢的機會。正待團結全國力量，眾志成城之時，也絕不會有如無知婦人慈禧之「寧給外人、不給家奴」的卑劣意識。此路真的走不通的話，他又很可能走第三假定。
第三、江南是全國最繁榮的區域，也是南京汪偽政府的近畿。京、滬、杭江南三角洲的駐軍，全是偽陸軍第一方面軍任援道所轄的十幾個師。加上蘇北部隊，不下二十萬人。如再號召集合各地其他偽軍部隊，與所謂義軍和土匪，數量仍是可驚的。汪設未死，又能指揮控制的話。縱不敢說可以左右全局，卻確有舉足輕重之勢。對中央為利不足，為害則大有餘。日本投降，汪如在此時此地，獨樹一幟，待機而動，也不與中共結合。國軍強迫東進，江南靡爛與有利於中共，固屬必然。而對日接收，亦絕不會如後來之順利、圓滿。汪精衛這時，縱不能霸佔大江南北，即率所部遠竄西南，割據一地以自雄，也並非絕無可能。如當國軍接收武漢之前，湖北偽省主席兼偽綏靖公署主任葉蓬，曾專赴南京，與偽國府主席陳公博會商，即有勾結全國偽軍，另建局面的企圖。他若陳耀祖、李濟深、陳春圃都曾向陳公博作過類似的建議。無奈陳公博書生之見，而無撥亂反正之志。如易以汪精衛，相信決策必又不同。那時，與中央及中共形成三角鼎峙的局面，角逐中原，自然也是抗戰勝利的悲劇。汪如走上第四假定，那就更不易收拾了。
第四、抗戰勝利之際，中共仍勢孤力薄，又冒險展開全面叛亂的行動。需要外援，急如星火。因而乘機多方劫掠，侵佔地盤、偷襲國軍、收編土匪與義軍、搜刮物資，以充實其叛亂資本。抗戰時，中共能與日軍勾結，襲擊國軍。勝利後，與汪偽勾結合作，在他們的戰略戰術上，也是毫不足怪的。汪氏雖佔有全國最繁榮富足的江南地盤；復擁有二十餘萬軍隊的雄厚資本；如真要獨樹一幟，以抗強力的中央，力量自然是不夠。需要外援，與中共正同。在汪、毛互需聲援之時，狼狽為奸之勢，自可一拍即合。故汪誠無路可走，中共又能給以平等的合理的（自然是暫時性戰略性的）條件。犄角為奸，互相聲援，互圖發展，夾擊以抗中央。那中國大陸之全陷魔掌，或亦早於民國三十八年了；總之，汪精衛之死，當年誠是大快人心！亦若日本之吃到原子彈，同樣是令人鼓掌叫好的事。但汪氏死事的離奇，又是傳說不一。孰虛孰實？殊難究詰；但都不過如星相家之言，殊難置信。尤其沒有什麼星相家，會替死人看相算命的。一些為汪氏「未死」所作的種種假定，人云亦云，毫無事象可尋，更不異是替死人看相算命。信不信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