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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鴻:汪精衛被刺目擊記

首頁圖來源:維基百科,由Zhxy 519上傳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中央舉行六中全會,這天九點多鐘,中央委員陸續到來,新聞記者席則在樓上。在主席台左面的第三排位子上坐著居覺老(正)一人,未幾,汪精衛入場,也向左面行去,經過居覺老座次,和覺老打了個招呼,覺老站起身來和他握手,見汪印堂發暗。問道:「汪先生是否身體不舒服?」汪道:「我很好,我沒有病。」說罷,就坐在第一排位子上。這時已近十點,快到開會的時候了,可是今天會場的情形比較亂。這時,蔣委員長早已蒞臨,在樓上的辦公室休息,他得知秩序欠佳,正責問負責籌備的人員。而這時的禮堂內外的走道上,似乎有許多人走進走出,也有人到樓上靠近台口處俯視,這些人不知是辦事人員?是各大員的隨員?還是閒雜人等?也沒人留意。十時,蔣委員長下樓,步入會場,兩旁有便衣衛士擁護,登上主席台,大會隨即開幕,蔣公致詞時,各大報社和通訊社記者均坐於主席台對面樓上規定的座位,忙著記錄。大大概委員長以秩序不佳,極感不快,於短短的致詞後,亦無人繼續上台致詞,六中全會的開幕儀式遂草草結束。散會後,蔣公步下主席台出會場時,走道上愈形雜亂擁擠,蔣公在便衣衛士護衛下始擠出會場,仍然登樓休息。


這次六中全會中,有兩位委員尚係首次參加,一位是東北的張漢卿(學良),一是山西的閻百川(錫山)。大會散會後,全體中委齊集中央黨部廣場拍攝團體照片,大家站成半圓形,由照相舘用搖頭鏡連拍兩次。有些新聞記者也趁機上前拍照。汪精衛最喜歡記者們為他拍照,從不拒絕,攝影時,必將領帶整理一下,以免領結歪斜,再把西裝上衣用手抖一抖,然後將鈕扣扣上,以免縐摺。因為汪最愛漂亮,銳意修飾,頭髮梳得亮亮的,鬍鬚刮得光光的,衣服穿得畢挺,皮鞋擦得亮晶晶的,雖然他已是五十開外的人了,看去只是四十許人。這時有幾位記者拍照完了,汪氏也準備離開這廣場,忽然有另一記者,手持方盒形的大照相機,走來向汪行禮,請求再拍一幀,汪氏立即回身站定,這人拿著鏡箱一再對光之後,突在鏡箱裡抽出一枝白朗林小手槍,將鏡箱一扔,握槍向汪射擊,汪已中彈,他趕緊回身向右便跑,刺客跟著就追,連射數槍,汪仍未倒地,續向前逃命。


當時全體中委攝影所站的位置,都是自由排列,並沒有規定位次,這時汪氏居中,左側為張靜江(人傑)先生,張氏腿不能動,平日行動由兩名副官用圍椅抬上抬下,不論上下汽車,上下樓梯,都是如此,這次照相也是由禮堂抬出,仍坐於圍椅上。汪氏右側第四人為張溥泉(繼)先生,第六人為張漢卿(學良),汪氏跑過張溥老的位置,兇手跟著追來,溥老從後將兇手攔腰抱住。兇手個子雖小,力氣卻大,仍然前衝。這位北方大個子的張溥老,幾乎抱他不住,僅能減低他前衝的速度。這時,兇手已衝到張少帥(學良)身側,少帥到底是將門之子,他欺身上前,左手一抬,把兇手握槍的手抬向天,以極快的動作,兩絕招同時並發,一拳搗向兇手心窩,一腳踹向兇手的膝上,既準且狠,兇手受創倒地,溥老一鬆手,緊抓著兇手握槍的手,張少帥正打算予以致命打擊,不料宋子文的兩名衛士跑來,不問三七二十一,用駁売槍連擊數發,兇手才不能動彈了。這兩個冒失鬼,不知將兇手綁縛,遽爾開槍,為中央帶來許多麻煩,為汪派的人增加許多誤解。


這時汪精衛和兇手都臥倒血泊中,汪氏雖中了幾槍,但都不甚嚴重,尤其那時求生之念在支持他,所以他中槍之後還能逃命,及至兇手被擊倒,汪氏精神立刻鬆弛下來,而不支倒地。蔣委員長在樓上聽到槍聲,趕緊下樓,就有黨部人員向他報告情形,他來到現場,兇殺事件剛告結束。蔣公親至汪氏前,見汪雖受傷,但神志尚清,忙與禇民誼將汪氏用雙手托著上樓,立囑劉瑞恆(中委兼衛生署長)急召中央醫院的外科名醫沈革非診視,沈請立將汪移中央醫院。蔣公嚴囑劉沈二人儘一切力量和方法醫癒汪氏之傷。並令人將兇手速送醫急救,以當活口,俾偵詢行兇原因及主使人,使案情能大白於天下。


中央黨部的廣場上,自刺客槍聲響後,全場擾攘,嚇得亂跑,有的委員爬伏在汽車下,有的蹲在牆角邊,有的躲進廁所裡,有的向外跑,有的跑進黨部裡面。閻百川先生初來南京,一切茫然,他嚇得向丁家橋跑,可是他身軀肥碩,跑上兩三百步就跑不動了,靠著電桿在喘大氣,被中央黨部職員自外返部,看到一位穿上將軍服的人靠在電桿邊,認出是閻先生,忙扶著他回中央黨部,送到樓上休息;羅家倫先生爬在汽車下,有人看到,對他說:羅先生,這裡並不安全,你還是進裡面去比較好。這位學者那見過這等兇險,只嚇得慌不擇路!最可憐的是張靜江先生了,他看到刺客開槍,已是嚇得面色蒼白,再看到全場的人都跑光了,留著他一人孤伶伶的好不淒涼,好在刺客所找的對象不是他,否則,真不堪設想!他的副官不知去了何處,也沒有人照料,他睜著眼看到這幕慘劇的開始和結束,才有人把他抬進室內。


兇手名叫孫鳳鳴,是一家新設立的通訊社記者,這家通訊社(忘其名)在新街口的建鄴路口,它的招牌掛上沒幾天,他們僅是藉通訊社的招牌,好請領記者證到中央黨部採訪新聞為由,以實行他們的陰謀,他們也和新聞界同業莫有來往,同業也沒有人認識他。後來治安人員去搜查這家通訊社,一無所獲,連油印機都沒有,所用桌椅牀舖都是傢具店租來的,也沒有爐灶厨具,職員都是到外面吃客飯,所以他們是有計劃的安排,不留絲毫痕跡,使治安人員無從著手。而孫鳳鳴以新聞記者的身份,混入會場謀刺中央大員,可把當時幾十位在中央黨部探訪的記者整慘了,因為這些正牌新聞記者為免嫌疑以示清白,都自動留在中央黨部,聽候治安人員的調查,大家都集中在大禮堂,一律不能外出走動,上廁所也有人照顧。由上午九時許直到下午七點多鐘,才獲准離開中央黨部,並沒有分別和每人談話,白白的坐了十小時的冷板凳,挨了一天的餓,這罪可真受夠了!後來只有一位民族通訊社的女記者王立文,因為她在樓上曾幾度走向台口俯視,已被便衣治安人員汪意,因而被扣留偵訊。


汪氏之傷並不嚴重,身所中彈,都非致命之處,因為槍小力弱之故。至於兇手則傷重死於醫院,究竟是誰的主使,當時無法追查。這時陳璧君跑來竟大發雌威,對著中央人員咆哮的說:「你們作的好事,你看汪先生被人殺死了!」有某要員走向兇手前想看清兇手的面貌,陳璧君竟吼叫道:「你們想消滅人證嗎?」這個肥婆開口「你們」,閉口「你們」,竟一口咬定為內部政治鬥爭的因素。後來偵知為李濟深命汪亞樵收買的刺客,其目的初不在汪,因無從下手,遂求其次,後汪及其友人才疑慮冰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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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雲:抗戰前後中日和談內幕

由抗戰期間到現在,我在心中一直的是存在著有如下的幾個疑問:


第一個疑問是:以汪精衛那樣具有革命歷史的人,何以會一旦之間和日本人合作起來做了漢奸?有人說他是為了權力慾望;也有人說他是為了和蔣先生的意氣之爭。但我覺得這些都似乎不像是真正的原因所在。


第二個疑問是:據我所知道的情況,周佛海在未投汪以前,是蔣先生左右最親信的人員之一,蔣先生的好多文件,都出於周氏之手。如果講到關係,可以說周同蔣的結合是遠在和汪的往來之上。何以一旦之間,周氏居然參加了汪精衛的陣營?有人說周氏因為對抗戰的前途有了悲觀的看法(在武漢時代有人把周佛海那一撮人,叫做低調俱樂部),所以才走上了做漢奸的途徑。我覺得這種說法,對周佛海來說,也似乎是不大公平。


第三個疑問是:除了周佛海以外,像陳公博、陶希聖、高宗武那些人,都是學問修養有素的人。他們何以也會忽然間跟著汪氏到了上海?有人說陳公博是感恩知己,我因為對他的情形不甚清楚,也祇好如此相信。但對於陶高二公,我則確信他們不會有做漢奸的動機。可是,在事實上,他們兩個人也曾一度跟隨汪氏到了上海,且曾參加了對日本軍閥們的談判。甚麼原因使他們這樣做?又是甚麼原因,使他們終於由上海出走,重新返回了抗戰的陣營?把這一切的一切連繫到一起,我認為這些人的結合和行動,一定是有一個共同一致的動機?我想不但我個人有此疑問,就是千千萬萬的中國同胞,也會同樣的有此疑問。


如果要揭穿這些謎底,決不能憑著某一個人的理想,可以妄作預測;更不能憑著某一個人的直覺作用,可以輕下斷語。必須尋找確切的證據,才能夠對歷史有所交代。


汪精衛等人究為漢奸乎?抑為和平救國乎?並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但我於前年訪問日本東京之際,郤在無意中遇見了一位終身致力於「中日和平運動」的日本朋友西義顯先生。西氏是中國抗戰期間有名的「日本親華派」,對汪精衛政權的出現,和後來對重慶方面幕後和談中,他和近衛文麿、影佐禎昭、石井成一、田尻愛義、兒玉季雄、犬養健、松本重治、伊藤芳男等人(這些人的事蹟,本文都有詳細的記載),都是有力的穿針引線人。而尤以西氏,曾以一身而經歷了兩個階段的和平運動──第一個階段是對南京的汪精衛政權;另一個階段是對重慶的國民政府──由始至終,都有西氏的奔走呼籲於其間。


我發現了這個線索之後,實在覺得萬分興奮!馬上要求我的朋友日本亞大田之炫教授,陪著我和西義顯先生作了一連串的交換意見。


我從西氏口中,知道在那個時期,中日兩大民族的有識之士,早已著眼到了日本軍閥在「極權主義」之下,勢將嫁禍於中國的問題。他們認為:沒有中國民族主義的成功,等於是沒有了日本;日本沒有了,也就等於是沒有了整個亞洲。根據這些人的看法,如果想要求取亞洲中日兩大民族的長治久安,首先必須使中日兩個民族能夠和平相處;在軍事方面遏制日本的軍事冒險主義;在經濟方面替日本尋找出路。他們認為:如果中日兩大民族發生了軍事上的衝突,固然是中日兩國的不幸,同時也是整個亞洲的不幸。在中日未進入軍事狀態以前,這些人固然是奔走呼籲,為防止中日戰爭的發生,而作最大的努力;就是中日戰爭發生以後,他們仍然是為了終止中日戰爭,而奔走不遺餘力。據西氏表示:在日本國內,除了極少數的軍閥以外,大多數的朝野人士,無不渴望和平,中國方面的情形,亦復如是。除了極少數的野心家,希望混水摸魚,假藉抗戰的名義擴充自己的實力外,可以說大多數的中國人,也同日本人的心理一樣,大都希望中日戰爭早日宣告結束。西氏認為,中日事變發生之後,在中日雙方愛好和平人士斡旋之下,本來有好幾次可以促成和談的機會。到了後來,終致演成中日雙方面的八年作戰,是基於左列幾種因素:


第一、是中國負責當局,不相信日本方面有談和的誠意(主要的受了日本軍閥的破壞)。


第二、是日本軍閥不肯履行諾言實行撤兵,使日本當局的談和誠意,無法表現。


第三、在中國方面,由於汪組織內部的少數人士,對重慶方面的意氣用事,遂使事變擴大到無法收拾的地步。


西義顯對我表示:中日事變發生以後,在中日兩國內部,立即發生兩種和平運動的浪潮:一為汪精衛氏所倡導的和平救國運動;一為松岡洋右所提倡的和平外交政策。但由於外間資料的缺乏,所以直到今天為止,還沒有人能夠揭開這個謎底。西義顯說:


「有關汪精衛進行和平運動的始末,雖然在貴國方面有過許多報導。但我認為,那都是屬於片斷性的一種介紹,並未觸及汪氏和平運動的中心。至於松岡洋右的和平外交,由於他簽署了德義日三國軍事同盟,遂使世人更加深了對他的誤解,以為他是屬於擴大中日事變派。」


西義顯先生不僅是當年始終奔走中日和平運動的主要一員,而且他對當時中日間若干重要人物的思想與行動,更具有深刻的瞭解與認識。他一直以為汪精衛那時所標榜的「和平救國運動」,是代表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對於世界史以及歷史哲學的構想。他之參加和平運動,也是受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特異世界觀及特異世界歷史哲學」的影響。


因此,西義顯的一個結論是:「汪精衛受了事實上的支配,以救國始,以漢奸終。這固然是汪氏個人的悲劇,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更是中日兩大民族間的共同悲劇!」


中國知識分子的想法


西義顯接著指出:從他個人當年和中國知識分子的接觸中──如吳震修、唐有壬、高宗武、董道寧、汪精衛、周佛海、盛沛東、沈恆、錢新之、張競立等──使他深切的感覺到:中國當時的知識分子,多數對時局抱有如下的一種想法:


他們認為當時亞洲方面一觸即發的危機,端在於日本軍閥的對外侵略思想。為了補救歷史哲學上的偏差,多主張中日兩大民族必須徹底合作。所以在汪精衛與蔣先生合作期間,汪曾以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部長身份,高唱對日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號,力主對日本採取緩和的外交政策。


彼時任外交次長的,是汪氏手下的大將唐有壬,由於唐在日本軍閥謀我日亟的日子裡,猶高唱「親日的外交政策」,被人疑為是出賣國家民族利益,於一九三五年末,在上海私寓門前被人刺殺。這是汪手下大將第一個犧牲於和平運動的人。


等到後來汪氏由重慶出走,到了河內高朗街廿七號定居以後,在那所住宅裡面,除了汪氏夫婦和曾仲鳴夫婦以外,僅有朱執信的女公子和汪的秘書陳國琦等數人。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午夜,在刺客謀殺汪氏時,又誤中副車曾仲鳴。這便是汪手下大將第二個被犧牲於和平運動的人。


一九三六年的春季,日本政壇上掀起了「二二六」事件,近衛師團的第三聯隊佔領了東京的中心區,內閣兩名大臣被殺,首相岡田啟介僅以身免。日本少壯軍人氣燄萬丈,結果由廣田弘毅出而組閣,收拾一切。


西義顯這時恰好由中國的南京因公返日述職,得在東京恭逢其盛,他認為「二二六」事件不但是日本歷史變化的一個轉捩點,而且是整個亞洲民族走向崩潰的階梯。


暴風雨前的小康局面

一九三五年春季,是醞釀已久的中日決定性大悲劇的前夕,在暴風雨行將到來之前,照例要出現一段小康的局面。


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國最高領袖蔣先生,曾約請日本駐華公使舘武官林木美通中將,正式舉行會談。同時,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汪精衛,也約請有吉公使,在中國外交部舉行正式協商,以圖解決中日兩國的各項懸案。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為了表示對日本友好的誠意,曾經片面的發表「對日親善論」,而表示中日兩國前途有日漸走向妥協友好的跡象。


同年二月十日,中國正式發表停止「排斥日貨」的命令。五月,中日兩國談判甚久的交換大使懸案,也告正式實現。六月,兩國同時發表「敦睦邦交論」。從任何方面看,中日兩國邦交,都好像有進入正常化的希望。


這個時期,日本內閣的閣揆是岡田啟介海軍大將,他與陸軍的主張,恰好站在相反的立場。不過,在內閣之中仍有廣田外相,在主持著對華的親善政策。


在中國,這時正是蔣先生和汪精衛合作時期。在對日政策方面,仍高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口號。在時局的錯綜複雜中,南京的街頭上,仍舊是表現著一種空前繁榮的景象。中國政府中的要人,如蔣先生、汪精衛、何應欽、陳誠、陳果夫、陳立夫、宋子文、孔祥熙、張群、張嘉璈、吳鐵城等,都居住在南京城內,而主持著對日的親善外交工作。


汪氏出國唐有壬被刺

早在一九三五年的七八月之交,那位標榜執行「緩和對日政策」的汪精衛內閣,在全國輿論指斥之下,已無法執行其對日的緩和政策了。汪氏本人,遂不得不掛冠引去,到青島去實行休養。翌年,國民黨召開四次六中全會,在團結黨內同志、共同對外的口號下,汪氏正準備復職之際,不料在中央黨部受到了暴徒的狙擊。以傷勢甚重,經急救後迫得出國治療。


汪氏出國養傷後,外交部次長唐有壬亦因患慢性心臟病,於是年十二月九日呈請辭職。但不料於返抵上海三日後──十二月十二日──即在滬寓門外被刺身死。


據西義顯的回憶:當一九三五年五月,在南京「滿鐵公館」的某一次宴會中,來賓方面有唐有壬、高宗武、吳震修、董道寧等。時間已經到了,高、吳、董等均依時到來,惟唐有壬一人未到。在外交慣例上,國際宴會除了事前聲明有事不能出席,向主人表示謝意外,甚少有答應了出席而臨時遲到的情事。此時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卻向主方表示歉意說:


「唐次長有臨時緊急的事待辦,要我代為表示歉意!事情辦完了,他馬上會趕來的。時間到了,不必等他。」


一直等到宴會將近告畢之際,唐氏才匆匆趕來,一見西義顯的面就說:「對不起!我因為處理兩封急電,來遲了,請你原諒!」


搞中日親善笑罵由人

西氏看到唐有壬神色慌張,面容蒼白,他預感到此時的唐,一定是在職務上遭遇了難以解決的問題。遂悄悄的問唐:「發生了什麼事嗎?」


唐答:「我方才收到了兩封電報,一封電報是孫永欽事件;另一封電報是親日滿新聞社社長被暗殺事件。」


唐又說:「我隨後又收到貴國天津駐屯軍酒井隆參謀長的強硬抗議書。」


後來,西義顯才知道:唐當時所最感憂慮的一件事,是直到那時為止,日本軍人們的真正意圖究竟如何?他還無法了解。請想想:一個主持外交行政的當局,他連對方的真正意圖都無法了解,你叫他如何去確定外交的對策?唐此時情緒的緊張,是可以理解的。


唐氏是清末名人唐才常之子,湖南瀏陽人,在性格上多少具有一些湖南人的辣椒脾氣。唐的父親唐才常,於一九○○年因發動中國革命,與日本同志在上海一同被捕。按照中國當時的法律,被判處了死刑。


兩江總督張之洞,因為這件案件牽涉有外國人在內,故下令把唐才常問斬,對於日本人則另案辦理。偏偏那名日本同志是死心眼,一定要求由他陪斬。張之洞看到日本人的義氣,深深受了感動,也下令免了唐的死刑。


唐才常於虎口餘生之後,時常對他的家人講述這件事,叫他們永遠不要忘記日本人對唐家的好處。等到唐有壬長大懂事,他的母親也不斷的對他講述這段故事。據說,唐後來把自己生命投擲在「中日親善」上面,即或有人罵他是漢奸,是賣國賊,亦在所不計的原因,就是受了這件事的心理影響!


近衛首相被蒙在鼓裡


當時,外面不明真象的人,由於宋哲元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是在特殊環境之下產生出來的,是以盛傳宋哲元將軍與日本軍閥勾結,賣國求榮!而事實上,宋氏所擔任的是項艱鉅任務,完全是得到中央方面的同意。那就是,在中央的策略方面,為了爭取和平,至少也是為了爭取準備抗戰的時間,不能不與日本方面虛與委蛇。而且也因為日本內部的情況極不一致,更希望以我們的讓步,以增加日本內部持重派人物的發言力量,以圖使得日本軍閥的行動能懸崖勒馬。所以宋哲元的做法,也就是中央的做法。


臨到事變前夕,李世軍的奔走於北平南京之間,就是希望能多替國家做一些緩和的工作。不過,此時日本軍人的飛揚拔扈,已到了不可遏止的程度,所以蘆溝橋事變,終究無法避免!據近衛文麿手記這件事的始末,當時不僅日本內閣不知道此事,連日本軍部事先都不知道。由此可見,日本軍閥的輕視國運,是到了如何瘋狂的地步!近衛文麿手記上說:
 

「余拜命組閣時,陸軍自滿洲事變以來所為之諸種策動,已相繼成熟,在中國大戰似有一觸即發之勢。當時中國問題,已到了非武力解決不可的程度,余全然不知。故組閣不足一月,蘆溝橋事變即告爆發,竟至擴大為中國事變。當時各種事件的發生,政府中人,固無所聞,即陸軍省亦無所知,完全出自當地軍人的策動。」



發動這樣的一個戰爭,卒致成為世界大戰,而主持國運的內閣,竟無所知,即陸軍省亦無所知。這豈不是天大的一個笑話!由此看來,歷史的寫成趨向雖是必然的,而機器的開動則是偶然的。侵略主義既經形成,國際戰爭即無法避免,可以說是千古一例。


宮崎與秋山雙雙被捕

蘆溝橋事變既起,在中國方面最初還是希望就地解決,不願意演變成為一個可怕的中日全面戰爭,即在日本方面,也彷彿有類似的和平活動。近衛文麿首相曾於是年七月十一日正式聲明「不擴大,就地局部解決」的方針。


事實上,當宛平縣縣長王冷齋與日軍極力周旋,力謀局部解決之際。日軍方面的情況,正如日本大本營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答覆近衛文麿首相所述那樣:


「中日事變,全為表面贊成不擴大方針,而暗地卻在擴大的一般陽奉陰違之徒所破壞,良可慨也!」


所以近衛首相,雖然經過徵詢陸相杉山元大將的同意,派出宮崎龍介和秋山定輔二人來中國談判。可是,宮崎於登船來中國之前,在神戶被憲兵所捕,秋山也同時在東京被憲兵所捕,罪名均為有間諜嫌疑。於是,蘆溝橋事變將擴大至如何程度?連日本內閣,亦無法確知。


至八月初旬,日本大吉柘相,在閣議上詢問杉山元陸相:


「在華之軍事行動將至何地為止?」


杉山元陸相,默無一言,海相米內光政,覺得實在過意不去,淡然答道:


「大約預定至保定永定河線為止。」


杉山元面色突變,指斥米內說:


「此等場所,何以竟發是言?」


我國當局鑒於此等情形,當然感到事態萬分嚴重,所以廬山便成了決定國策的中心。


一向獻身於中日和平運動的吳震修氏,恰在這個時期,因患病入了醫院。在此重大瞬間,他希望高宗武能繼承唐有壬的遺志,獻身此一艱鉅的和平工作。


高宗武是日本九洲大學畢業的學生,由唐有壬介紹他入外交部工作。他是浙江人,為汪精衛的得力幕僚,在蔣先生面前,也素以大膽敢言見稱。


高宗武那個時候的年齡只有三十二歲,是一個充滿熱血的青年,在稚氣中多少帶有一點自負的樣子。高雖有志於中日和平運動,但他卻對與日本的經常交涉,不寄任何希望。


高宗武上廬山見蔣汪


七月十六日那天,高氏上了廬山,準備面見最高當局,有所陳述。


這個時候,蔣先生和汪精衛都住在廬山,正在召集全國各階層的代表,商討處理全國最後關頭的大計,全國中心人物,都聚集於此。


高到了廬山,首先見到了汪精衛,對於中日和戰問題,先向汪作了一個坦誠的陳述。汪希望由他安排一個時間,再由高氏對蔣先生作一個直接的報告。聽聽蔣先生的意見以後,再作打算。


七月三十一日,在汪的安排之下,蔣、汪、高三個人,有了一次單獨聚餐和會談的機會。高宗武抓住這個機會,曾對蔣先生大膽的說明如下各點意見:


第一、高宗武認為:中日兩國的事態,已到了非常嚴重的階段,如果一著棋子下錯,可能招致全亞洲民族的整個毀滅!


第二、他請求蔣先生,把對日本折衝之事,交給他全部負責。


第三、由他設法,聯合日本方面的有識之士,儘量設法去說服日本近衛文麿首相。


第四、然後以近衛首相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以制止日本軍閥的蠢動,劃定永定河為中日事件的最後緩衝區。


第五、要求日本軍隊由華北全面撤退。


第六、請求蔣先生和汪先生支持他的主張。


高宗武作了以上六點報告以後,汪精衛對於他的意見,首先表示贊同。蔣先生則陷於沉思之中,既未表示同意,亦未表示反對。


經過蔣、汪、高三人會談之後,第二天的下午高返抵南京即與吳震修見了面。他們兩個人協議的結果,一致認為:欲說服近衛文麿,非請那時的滿鐵總裁松岡洋右出面不可。


為了進行這件事,高宗武請西義顯應盡他個人最大的努力,向松岡洋右報告此項工作內幕;並請松岡洋右為了中日兩大民族的未來前途,參預此項工作。


西義顯初見松岡洋右

西義顯覺得此項工作,甚有意義,遂欣然接受了此項使命。回家之後,略事摒擋即乘日輪「奉天丸」去了大連。由七月下旬離南京,到了八月九日才抵達大連。這個時候,從蘆溝橋一角所燃起的戰火,已因上海方面所發生的大山大尉被殺害事件,有更加擴大之勢!


西義顯到了大連,馬上就到滿鐵株式會社找到了東亞課長官本通治,將他有要事必須立刻面見松岡洋右總裁的意思,對宮本說了一遍。宮本課長告訴他:


「松岡總裁現在已經去了奉天,你要見他,我可以馬上陪你到奉天去。」


西義顯說:「如果你方便的話,請你今天晚上就和我一同搭特別快車啟程。」


依照滿鐵株式會社的慣例,凡是派在外方的各地單位主管人員,有事面見總裁時,必須由東亞課長陪同引見,方得會面。所以西義顯未見松岡洋右以前,必須先見宮本通治課長。


松岡洋右是日本方面一位出名的怪人,凡是部下對他有所請求,他一定要首先對你投下一枚否定的炸彈,以試驗你的信心。這種情形,只要和松氏經常接近的人,都十分了解。


松岡洋右的住宅,在奉天日租界一所很華貴的花園洋房裡,佔地面積很大。西義顯和宮本到了那裡,經過一番通報手續後,松岡洋右馬上召見他們。經過宮本課長略述來意後,遂由西義顯把他最近為中日和平運動所做的工作,對松岡洋右作了一個詳詳細細的報告。


松岡洋右在西氏作報告的時候,很靜默的加以聆聽,面上並沒有顯出來任何不愉快的表情。可是,當西氏全部陳述完畢之後,卻對他大喝一聲說:


「西義顯君!你以為你在南京做的事對嗎?你以為近衛公在東京能夠聽憑你的幻想,來加以說服嗎?在時局這樣嚴重的情形之下,你認為你能有所作為嗎?你這樣天真的想法,你乾脆不要做日本人好了!你明天應該趕快回南京去,在會社沒有特別指示以前,要牢牢的守住你的崗位。」


晚宴過後松岡吐真情


松岡洋右一連串的責問,直把西義顯弄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只有嗒然若喪的偕同宮本通治告退出來。


西氏臨出門的時候,松岡又問他:「你什麼時候動身回去?」


西義顯廢然的答:「明天。」


松岡洋右說:「那麼,好了,今天晚間七點鐘,在我家裡便飯,算是我給你餞行。」


西義顯雖然了解松岡的脾氣,但他這個釘子碰得太大,在心理方面,依然覺得萬分懊喪!到了晚間六點五十分左右,他一個人無精打彩地到了松岡洋右公舘。


不料,松岡這次接見他時,是穿的日本式家常便服,和他的夫人一同出來招待他,態度方面顯得格外親切。


飯畢,松岡夫人有事退了席,小客廳裡面就剩下西義顯和松岡兩人。松岡才以非常誠懇的家長身份,告訴西氏說:「西義顯君!本會社內部的組織情形,你不是不明白。今天早晨,當著宮本的面,你怎麼可以向我報告那樣重大的問題!」


西義顯聽松岡洋右這麼一說,他心裡未免覺得微微一震!仔細一想:果然是自己太疏忽了,他和松岡所談的這件事,若在一般日本人看來,似乎有出賣國家利益的嫌疑,不應當著第三者面前提出的。此時西義顯只有低頭認錯的說:「是!這是我一時大意,以後一定痛改,請總裁放心。」


松岡卻安慰他說:「好在我們的談話紀錄上,沒有記載上去,你以後多加小心好了。」


緩了一緩,松岡又對西氏說:「西義顯君!你早晨告訴我的話,我非常同意。既然蔣先生和汪先生也同意這樣做,這是中日兩國之福,我一定盡我的最大努力,來完成你的志願。」


又停了一停,松岡再用非常堅決的口吻問西氏:「這件工作,非常重大,必須有人專心一志的來推動,才能有成功的希望,但也有失敗的可能,不知道你有沒有這個決心?如果沒有就作罷論,假如有的話,我再把我的意思告訴你。」


近衛首相支持西義顯

西義顯那時年紀輕,有一股衝動的勁兒!聽松岡這樣一問,馬上用堅決的口吻說:「為了中日和平運動,我是粉身碎骨,在所不辭!」


松岡聽西氏表示得這樣堅決,不由得噗哧一聲笑了笑說:「事態還沒有這麼嚴重!不過,進行的人必須有小小犧牲,這是在所不免的!」


西義顯答:「我個人情願接受犧牲!」


松岡說:「那麼好了!我現在告訴你,第一、你馬上便須放棄你現在擔任的職務,你願意嗎?」西義顯答:「願意。」


「第二、你從此必須不擔任任何公職,以平民的身份,從事此項運動,你願意嗎?」


西義顯再答:「願意。」


松岡說:「好了!關於政治方面和金錢方面,我完全支持你。不管你用了多少錢,都向我報銷好了,我現在就撥給你日幣××萬元,做為活動費之用。」


在那個年頭,日幣尚未貶值,一圓日幣(我們把它叫老頭票,也叫金票)合中國銀圓八角,××萬日元,實在是一個驚人的數字,由此可見,松岡洋右其人魄力之大。


松岡洋右和西義顯經過這一番懇談,從此以後,便決定了西義顯的悲劇命運!松岡和西氏商量的結果,是由松岡洋右給近衛文麿首相寫了一封非常懇切的信,負責介紹西氏面謁首相一談。為了晉見便利,松岡還另外給當時的內閣風見書記官長寫了一封信。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西義顯到了東京,馬上就拿著松岡洋右的信件,去見風見書記官長。經過風見書記官長的引見,西氏立刻的見到了近衛首相。


西氏見了近衛後,把他要說的話,毫不保留的都對近衛首相說了。近衛對西氏的和平運動非常誠懇的表示同意。


西義顯獲得了這樣一個圓滿結果,立刻就搭船回到了上海,把他自己原任滿鐵的職務作了一個交代,又於九月下旬再回到日本大磯,在那裡等候中國同志們和他見面。


德使陶德曼調停經過


十一月下旬,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曾奉希特勒之命,向中國送來了日本議和基本條件七項,大體是這樣:


第一、內蒙自治。


第二、華北不駐兵區域必須擴大,但華北行政權仍全部屬於中央,惟希望將來勿派仇日之人物為華北最高首領。


第三、上海停戰區域須擴大,但上海行政權仍舊。


第四、對於排日問題,此點希望按去年張群和川越所表示的態度做去,詳細辦法係技術問題。


第五、防共問題,日本希望對此問題有相當辦法。


第六、關稅改善問題。


第七、中國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國的權利。


我國政府那時已遷至武漢辦公,蔣先生則在鄭州前線部署軍事。我方於接到陶德曼大使送來的日方議和條件後,遂於十二月六日在漢口的中國銀行,召集了一次國防最高會議的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由孔祥熙氏擔任主席。會議中的決定是:認為日方提出之條件可以接受,並公推孔氏即向蔣先生請示,以作最後決定。


孔氏在電話中把這件事向蔣先生作了一個報告,匆匆通話中大家都忽略了日方所定的最後答覆的期限,是只能延期到一九三八年的一月十日,電話便告了一個段落。


漢口方面與蔣先生通話後,立派專人把有關陶德曼調停的重要文件送呈蔣先生。專人到達鄭州時,蔣先生已去了洛陽,再趕到洛陽,在時間上已經來不及了!


及至我國把蔣先生表示願與日方談和的文件送到陶德曼手上時,已經超過了日方所定的最後期限。但陶氏仍把這項答覆轉達給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


狄克遜接到此項答覆,立即拜訪日本的近衛首相,希望對期限的延遲,有所解釋。但當他到達首相官邸之後,才知道近衛正在參加一項重要的會議,無法即刻見面。


秀威與抗戰相關的專區
抗戰70周年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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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覺源
:汪精衛死事之謎


汪精衛終在抗戰勝利的前年,死在日本東京帝國醫院。時已傳播中外。他究竟是怎樣死的?實不能令人無疑。如外國人對希特勒這惡魔之死,就閙過很多奇奇怪怪的傳說。同樣的,國人之神經過敏者,亦覺汪精衛之死,有些離奇古怪,也就產生了若干揣度的傳說。

重拾兩段過去紀錄


在沒有說到國人對汪精衛之死,諸多揣測傳說以前,先要重拾二年前拙作〈陳璧君的末路〉舊文中的兩段,以明我過去對汪氏去世所知道的一點大概略。


1.汪有自知、陳漸醒覺:汪精衛是在日本投降之前死的。他在民國三十二年去參加日本舉行所謂的「大東亞各國會議」時,適其脊背原被刺時未曾取出之子彈,疼痛難忍。這子彈是二十四年秋他在南京中央黨部開會拍照時,被刺客孫鳳鳴狙擊,射了三槍,刺客雖被張學良制服,而汪背脊之子彈終未取出。現時舊創復發,乃返南京就醫,經過手術一月之後,痛反加劇。三十三年,因復赴日本治療,偽府則由偽立法院長陳公博代主席。通常醫院一般重病患者總是躺臥在床上的;但汪則躺不下來,日夜正襟危坐於特製的椅子上。由頸項至腰腹部,且都用石膏綁縛,終日不能轉動,動則痛苦難當。加以他原有糖尿病,由於子彈作祟,打針服藥,亦不見效。汪自知病將不起,乃預留遺囑,安排後事。他此時似已完全清白,覺今是而昨非,對其前途,亦料到必無善果,故其遺囑四點:一、不鋪張。二、不國葬。三、墓碑只寫汪○○墓。四、時局稍定,歸葬廣州廖仲愷墓旁。


越半年餘,民國三十三年秋,汪終病死於日本東京醫院,屍體用專機運回南京大殮。時偽府顯要多主修改汪的遺囑,按國民政府元首崩逝禮儀舉行國葬。獨陳璧君堅持不可。「應遵照其遺囑,不能改變」。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汪似已有「自知之明」,且已預見到前途。而陳璧君此時似亦醒覺過來了,覺得非分之舉,反足以自取其辱。結果並未完全依照汪之遺囑,將汪卜葬於南京梅花山孫(中山)陵附近,譚故行政院長延闓墓之間,而未安葬於廣州廖墓之旁。不過事頗稀奇,抗戰勝利後,忽被發覺汪墓不知何時被炸掘開,屍骨亦不明去向。時陳璧君已被捕下獄,子女風流雲散,汪家班亦樹倒猢猻散,也無人出面追究查問了。汪死而有知,當深悔不以「楚囚」死,空負「少年」時頭顱矣。


2.三次歷險,終於遺臭:汪精衛病死日本,世人始終將信將疑。外傳為體內遺彈舊創復發所致。果爾,照常理而言,亦不至喪命。據日本醫生說,汪所患的實為「粉骨病」。過去舉世罹患此症者,不過三人。病症如何?外行自不得知。惟汪以一個昂藏七尺之軀的美丈夫,病中身體逐漸縮小,判若兩人,有人即疑是被日人謀害,像吳佩孚之死於日醫不明不白的牙痛病一樣;有人則謂,事實上日人似無此必要。開始走霉運的人,自然也不會有人仗義執言去追究它,和其屍體被盜後的情形是一樣。也有人說:「汪臨終之際大呼『東條誤我』……。」不過汪在病重時,東條的確曾赴醫院探過病,知已無救。究竟是東條誤了汪,還是汪誤了東條?這筆帳現在也無法算清了。


根據上述兩段文字的記載,與國人許多傳說,綜合觀之,汪精衛去世的情形,除了舊創復發、遺囑、粉骨病、日人謀害、謀害原因等,幾點可疑之謎以外,其他還稱情理正常。茲僅就幾點可疑之謎,分別言之。


遺彈舊創復發致死


汪精衛之死,據日方宣佈,表面的主要原因,是肋骨間的遺彈,起了化學作用。根據日醫診斷,非動手術難治。但經過手術開刀之後,實際發生的結果,便成了半身不遂,癱瘓於牀,醫治數月,突然病重而死。當汪氏於二十四年被刺時,曾由某德醫診治,認為子彈留在肋骨間無礙,不必取除。至三十三年時,遺彈已經過了九年,並無怪異,是否會突生化學作用?三十二年,他赴日本開會時,脊背忽疼痛難忍,是否即為遺彈作祟或另有緣故?如確認為遺彈作祟,是否必須開刀?


手術開刀後發生半身不遂,成了癱瘓,是否早已預料,或料到而未防治?癱瘓期間,病者神智清楚,還預立了遺囑(原文未見,所謂「遺囑四點」,或係口頭之囑),而且又經時半年,何以會突然病重而死?凡此疑點,事後日方除正面的公開露佈者外,亦未見有任何其他的說明,自不怪國人有謎難釋了。因此之故,另一疑問,接著發生了。倘汪精衛在臨終之際,果有遺囑公佈,那上述問題,可能答解一部分或全部。於是汪氏究竟有無遺囑?不免又成了可疑之謎。


遺囑有無與其內容

汪精衛在南京,雖以傀儡僭稱偽國民政府的主席;但他自視,絕不認為是僭竊,必妄以一國的元首自居。通常一國元首──即令是偽元首──之死,除了災難急死者外,多數是有遺囑的。汪精衛不但深明遺囑的意義,且曾為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記錄過遺囑。同時,他雖在癱瘓之中,神智卻很清醒,又自知病將不起,對其個人身後之事,尚且交代了遺囑四點(見〈陳璧君的末路〉一文),難道他對於親手所創造的偽組織和國家的前途,會毫無動於衷,除一己之私以外,而無一點大事交代嗎?這在情理上,是很說不通的。所以汪精衛生前留下遺囑(不論代錄或口頭),決定是有的。


但其內容如何?大家猜測,合理的猜測:其中必有很大秘密;必有不可以告世人之處;必有不利於日本的指責。關於這些,吾人由汪氏臨終時,大呼「東條誤我」(見前引陳文)之言,便可明白證明。遺囑既有不可告世人與對日本不利之處,日本當然不會允許公佈,甚或早已把它銷燬了。


由於遺囑內容之不能揭露;亦以汪已無剩餘價值可以利用了;於是置汪於死地以滅口的計畫,恐事久生變,便謀之急矣,故汪氏之死,自然就要引起了大家的懷疑。至於汪氏親屬及偽組織中的次號漢奸,縱有悉其內容者,為自保計,亦祇好作三緘其口的金人。否則,可能與汪氏要同歸於盡。


重演謀害玉帥故事


國人對汪精衛之死得奇離古怪,直言之,即是懷疑日本人施了一貫的陰謀手段──謀害。自日本軍閥的鐵蹄,踏進中華國土之後,日本特務人員在土肥原領導之下,對我國人上下所做的傷天害理、喪心病狂的奴役、壓迫、謀害、毒殺的勾當,直是擢髮難數。手段之毒辣,亦無所不用其極。茲僅列舉謀害吳佩孚(玉帥)一例為代表言之。


日本軍閥,在中國進行的傀儡組織,原來搞的是「南唐、北吳」。即在南方想利用唐紹儀(少川),北方想拉攏吳佩孚(子玉)。及唐少川在滬被刺,便向吳玉帥積極展開進攻。無奈吳佩孚大義凜然,拒不受遣。於是又轉方換向,傾力對汪精衛做工作。汪在最初,亦畏縮遲疑不敢進。日人一方仍挾吳以脅汪,迫汪讓步馴服;一方繼續迫吳,吳則始終倔強不肯就範。日人認為如不臨之以威,則吳汪兩人,恐一無所獲。日方殺雞儆猴之計決,則玉帥危矣。


二十八年十月,吳玉帥以牙疾,求治於日人伊東醫生。伊東在平行醫,已近三十年,亦素為玉帥所信賴者。治醫數日,尚未動手術,即由牙病轉為敗血症。未久,便一命嗚呼。中國民間相傳有句俗話:「牙痛不是病」,而吳玉帥竟以牙痛喪生。自不免引起國人一種傳說:在吳死之前約二月左右,有某女士名Y、C者,原是某局長的下堂妾,曾寄拜玉帥夫人二奶奶為義母。一日由津到了北平,特來拜見義母,並致送很多貴重禮物。自道其別後生活,且謂其夫在港,事業相當順利。吳二奶奶於歡迎之餘,接來家居。她便大展手腕,博得義父母皆極歡欣,視同親生。她且時為義父燉燕窩、煨參湯,親切得無以復加。約二月左右,在吳二爺毒性發作之前數日。忽謂其夫因病來電急召,要求返港一行。在勢不可留情形之下,乃與義父母殷殷揮淚而別。大約當她尚在滬港輪上時,吳即撒手人寰。後來傳聞:Y、C女士,雖功成身退;但經時未久,亦以身罹怪疾,醫藥罔效,追隨吳玉帥而去了。以此例彼,汪精衛之死,十有八九,也是遭到日本特務的毒手。還有一顯明的事實,更可資為佐證。即汪精衛有一個親信侍從周隆庠,老成精細,侍汪已有多年。汪氏赴日就醫,周亦常侍左右不離。當汪氏臨終前數日,日本醫生則假藉口實,不許周在病房侍奉。周縱不放心,亦無可奈何!重重疑雲,唯此更不易破。


以粉骨症惑人視聽


汪精衛之死,最初根據日本醫生云:為「體內遺彈,舊創復發」所致。繼謂:汪氏所患者,實為「粉骨症」。過去舉世罹此症者,不過三人(見前引陳文)。然大家所瞭解的事實:汪病由舊創復發(假定是)而動手術。手術以後,成為半身不遂,癱瘓不能動彈。結果,又成了奇怪的「粉骨症」。實使人如墮五里霧中,更加莫明其所以然。此種病症,在此以前,卻從未聽人說過。病情如何?是否與手術、打針、吃藥、綁縛有關?半身不遂、癱瘓不能動,是否為其必然現象?病中軀體逐漸縮小,是否為其必然結果?當時既有這種舉世罕見的奇症,繼日醫之說以後,何以未見舉世其他醫生有所反應?國人有詢之西醫及中醫者,亦皆說:醫書上找不出這種醫例。由此種種疑問來看,也實難逃出本文上述第五節中所指之推斷。如果不是醫生庸碌,誤診殺人;便是日醫明知固昧,播弄玄虛惑人視聽,以掩其謀害的把戲。使汪氏竟作吳玉帥第二。


「粉骨症」的病象,果是病中軀體逐漸縮小的話,近代文學家易君左先生,曾對作者閒話中,說過一種彷彿相似的病情,即他本人的父親易實甫先生(字順鼎,與樊樊山同為清末民初,國內的大文學家。),晚年,初無任何病象,僅身體疲軟乏力多時。繼之臥床數月。經中西醫診治,皆不明其為何病症?不但醫藥罔效,身軀亦逐漸縮小。到其死時,縮小得如同小兒童的軀體。這病情的發展,如即是所謂「粉骨症」,亦實與汪氏由舊創復發病,加上日醫人為病,曲折轉致的粉骨症,全不相屬。因憶述之於此,俾供研究者的參考。


因何謀害必致其死

根據上述種種道路風傳,相當可以肯定汪精衛之死,顯係被日人謀害的成份居多。但汪氏既作了日本傀儡,已被日人牽著鼻子走,日人自可任意來安排驅策。又何必要加害,非置之死地不可?國人亦有幾種傳說:


1.日本軍閥,盲目對美英作戰,一鼓作氣,再衰三竭。終致人、財、物力皆難支應,兵源尤為缺乏。日、韓、臺各地,所有壯丁,亦悉索蔽賦,驅之前線作戰,仍難以為繼。因迫令汪偽政府,徵送壯丁五百萬。藉口召開所謂東亞各國會議,誘汪氏赴日,簽立「壯丁供應協定」。汪氏倔強,推拒抗命。這不異是汪氏坐視日軍崩潰於不顧。自為日人所難忍受。便施個先發制人之謀。


2.汪偽政府,既作了所謂大東亞組織之一。實際祇負有義務,而無所謂權利。南京偽政府成立以後,除在形式上作了日本的伙伴,實際上也沒有盡到什麼義務和責任。不但早被日人目之為「和平的抗日份子」,尤恐變生肘腋,禍來不測。與其為防不勝防而傷神著慮;自己亦覺欺騙伎窮;妄認不如「殺彘教子」之為得計。


3.汪精衛之投降日本,初本畏縮不敢進。繼經日方面引誘、恩威並施,始得勉強就範。這在日人方面,卻是始終不敢放心的。欲移王克敏勢力南來以削汪;但王的資望地位,又不足以號召全局。或云:汪氏的「和平運動」,乃中國抗日的另一面,汪氏與重慶聯繫的秘室,已早被日本偵悉,(有人說:後來周佛海與戴笠將軍之勾搭上線,即緣於此。)騙汪赴日,藉口治病,實已早伏殺機。


4.汪精衛臨終,大呼「東條誤我」。這「誤我」的內容,外人固尠有知者,但經其一語道破,其中必大有文章,包藏著很多秘密。及大東亞組織,行將瓦解;日本已漸趨末運之際。汪氏既再無利用的價值。此一串絕大秘密,便不能讓之流播人間。汪氏不存,便一切死無對證了。所謂「東條誤我」,或謂:為太平洋戰爭的決定,係東條利用汪精衛說明天皇發動的。次日,汪偽跟著對英美宣戰。後來汪氏深悔上了大當。不知是否?


設汪未死種種假定


中國對日抗戰,勝利的來臨,實全出乎平常情況之外。來得太快,來得突然。以致弄得全國上下,一片混亂,一時措手不及。如對日受降接收;全國復員;偽軍安撫與改編;對付中共乘機擴大叛亂;美、蘇干擾與袒共;政府與中共互爭接收;舊軍閥與政客之混水攪亂、縱橫捭闔。總之,國事之千頭萬緒,紛繁複雜,亦莫甚於此時。所以有人說:汪精衛死得恰到好處,死得其時,算是一個幸運兒。因此,有好事者,便提一個相反的假定:設汪精衛此時未死,仍握有偽政府的大權。此時中國局面又如何?當此天下洶洶、激動不安之際。他還會作壁上觀,而不會如中共一樣,趁火打劫,為其偽組織或其個人構造一條出路嗎?這條出路又將怎樣?於是有人又提出種種假定。現在雖早已時移勢遷,這些固然是無聊的假定;但不全是無稽之談。亦不妨姑妄言之,當作遊戲可耳。


第一、有人說:抗戰勝利,漢奸們的末路,顯有幾種形態:1.如陳公博一樣,坐以待捕,安然入獄、挺身國法,從容就刑。或如梅思平、林柏生、殷汝耕之視死如歸。或如周佛海之死吃白賴,搖尾乞憐。或如殺人不眨眼的丁默村一聞臨刑消息,即魂飛魄散、失去知覺。2.如陳群之流,自知難逃國法之誅,安排後事之後,服毒自殺。3.如王揖唐之輩,不安於獄,裝瘋賣傻,臨刑猶如「大總統開恩!」4.如陳璧君之流,雖幸免一死,又不接受宋慶齡、何香凝的保釋,終於瘐斃獄中。汪精衛如果被捕下獄,究竟將會採那一形態,以了其殘生?很多人的答覆,為一問號。有人說:汪氏過去既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賣國求榮,組織傀儡、笑罵由人笑罵,主席(偽)自我為之。既已廉恥盡沒,當日本宣佈投降時,他可能走上第二假定。


第二、日本無條件的向盟國投降。我政府對於深仇大恨的敵人,仍本中國傳統的美德,宣佈「以德報怨」,以換取「化解國際仇恨,求得中日兩國的永久和平!」這種恢宏氣度的作風,不但深荷日人的感恩,亦盛傳譽於國際。此時汪設未死,或也會見風使舵。可能巧辯其本意:原在「救國」,與中央祇是「主和、主戰」意見與方式的不同而已。提出「極低條件」,向政府作「投誠」的試探。中央如感於當前國內外的惡劣環境,尤其是中共在國際支援下的全面叛亂。權衡利害輕重,或可能如寬恕日本一樣,而不追究其既往。網開一面,予以自新之路。後來周佛海死罪之被特赦,即可見之。當時果實現了這一假定──如周佛海所說「重演寧漢合作」故事的話,那今日大陸,可能又是另一局面。因之,有人更認:抗戰勝利,乃新中國建設,千載難逢的機會。正待團結全國力量,眾志成城之時,也絕不會有如無知婦人慈禧之「寧給外人、不給家奴」的卑劣意識。此路真的走不通的話,他又很可能走第三假定。


第三、江南是全國最繁榮的區域,也是南京汪偽政府的近畿。京、滬、杭江南三角洲的駐軍,全是偽陸軍第一方面軍任援道所轄的十幾個師。加上蘇北部隊,不下二十萬人。如再號召集合各地其他偽軍部隊,與所謂義軍和土匪,數量仍是可驚的。汪設未死,又能指揮控制的話。縱不敢說可以左右全局,卻確有舉足輕重之勢。對中央為利不足,為害則大有餘。日本投降,汪如在此時此地,獨樹一幟,待機而動,也不與中共結合。國軍強迫東進,江南靡爛與有利於中共,固屬必然。而對日接收,亦絕不會如後來之順利、圓滿。汪精衛這時,縱不能霸佔大江南北,即率所部遠竄西南,割據一地以自雄,也並非絕無可能。如當國軍接收武漢之前,湖北偽省主席兼偽綏靖公署主任葉蓬,曾專赴南京,與偽國府主席陳公博會商,即有勾結全國偽軍,另建局面的企圖。他若陳耀祖、李濟深、陳春圃都曾向陳公博作過類似的建議。無奈陳公博書生之見,而無撥亂反正之志。如易以汪精衛,相信決策必又不同。那時,與中央及中共形成三角鼎峙的局面,角逐中原,自然也是抗戰勝利的悲劇。汪如走上第四假定,那就更不易收拾了。


第四、抗戰勝利之際,中共仍勢孤力薄,又冒險展開全面叛亂的行動。需要外援,急如星火。因而乘機多方劫掠,侵佔地盤、偷襲國軍、收編土匪與義軍、搜刮物資,以充實其叛亂資本。抗戰時,中共能與日軍勾結,襲擊國軍。勝利後,與汪偽勾結合作,在他們的戰略戰術上,也是毫不足怪的。汪氏雖佔有全國最繁榮富足的江南地盤;復擁有二十餘萬軍隊的雄厚資本;如真要獨樹一幟,以抗強力的中央,力量自然是不夠。需要外援,與中共正同。在汪、毛互需聲援之時,狼狽為奸之勢,自可一拍即合。故汪誠無路可走,中共又能給以平等的合理的(自然是暫時性戰略性的)條件。犄角為奸,互相聲援,互圖發展,夾擊以抗中央。那中國大陸之全陷魔掌,或亦早於民國三十八年了;總之,汪精衛之死,當年誠是大快人心!亦若日本之吃到原子彈,同樣是令人鼓掌叫好的事。但汪氏死事的離奇,又是傳說不一。孰虛孰實?殊難究詰;但都不過如星相家之言,殊難置信。尤其沒有什麼星相家,會替死人看相算命的。一些為汪氏「未死」所作的種種假定,人云亦云,毫無事象可尋,更不異是替死人看相算命。信不信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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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起:汪精衛死後遷棺瑣憶

梅花山炸墳,清涼山火化!


汪精衛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死於日本名古屋的,其妻陳璧君隨侍在側,將汪氏遺骸運回南京,葬於南京梅花山(明孝陵南面的一個小山,山上種植了許多梅樹)。一九四五年秋間,日本投降,重慶國府的大小官員,陸續回南京。在「最高當局」還沒有回京之前,便由陸軍總部主持下,由該部的工兵指揮官、南京市長、南京憲兵司令等,舉行秘密會議,分配工作,決定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廿一日晚上,炸毀汪墳,把棺材遷移,原地另行建築,免碍中外觀贍。


炸墳開棺屍體尚保完整

當時既已議定,決將汪墳炸毀,而其時執行實際工作的,是屬於第七十四軍五十一師的工兵營。經工兵技術員實地勘察後,估計要使用(T˙N˙T)烈性炸藥一百五十公斤,才能將墳穴全部炸開。未施工之前三天,中山陵與明孝陵之間,即行斷絕交通,禁止遊覽,無形中成了局部戒嚴。外間不知內幕的,還誤會是為了要查搜漢奸。某些曾在敵偽時期,幹過壞事的,惶恐逃避,到處躲藏。爆炸時,在現場監督的,有南京市府要員、七十四軍高級軍官、陸軍總部工兵指揮官等人。


汪墳的設計,表面上是仿照中山陵圖案,而所用的材料多不是普通品,初步預算是儲備券五千萬元。主要工程第一步完成不久,日寇即告投降,施工也停頓了。


因此,當時爆炸汪墳的工序,分為兩個步驟:第一炸開墓的外層鋼筋混凝土部分;第二炸開盛棺的內窖。當內窖炸開時,發現一具楠木棺材。揭開棺蓋,屍體上覆著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屍身穿的是中式藏青色長袍、馬褂,頭戴西式禮帽,腰佩大綬,即當年所謂文官禮服。屍的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點。由於入棺前使用過防腐劑,因之整個屍體,還能保持完整,沒有腐爛,也沒有什麼特殊異味。棺蓋揭後開,工兵指揮官即指使不必要的人員,暫時退離場地,而由南京市府要員某君親自進行棺內全部檢查,主要目的是尋找有什麼陪葬物品。結果,除了在死者的馬褂口袋裡,發現一張長約三寸的白紙條以外,別無其他東西。紙條上用毛筆寫著「魂兮歸來」四個字,下款署名「陳璧君」。據說這張字條,是陳璧君從日本接運汪屍回國時所寫,表示招魂的迷信意思。


半個小時全部化為灰燼


本來在南京黃埔路陸軍總部舉行秘密會議時,何總司令一再說是把汪棺遷移,而今呢,卻把棺蓋揭開,又沒有提出遷到何處去的計劃。當時參加工作的七十四軍高級軍官丘某,已覺得非常奇異。工兵指揮官跟著命工兵營營長把汪棺裝上卡車運走,說是今晚還要把墓地平掉,務使不留痕跡。當時丘某即對工兵營長說:「我們為了負責到底,你當隨同汽車護送一趟,以免途中發生意外,這裡的任務,交由副營長就行了。」營長聽了丘某的吩咐,自然照指示辦理。


第二天早晨,工兵營長回來向丘某滙報:昨晚隨同工兵指揮官把汪棺一直送到清涼山,將屍體交付火葬場,只費了半個小時,棺材屍體,全部焚化,並沒有留存什麼。這樣一來,說明了工兵指揮官是執行陸軍總部的秘密指示,按照預定計劃實施;而會議時所說將汪棺遷移,只是一種的門面話,甚至在參與炸墓者之前,也玩弄了這一手法。


過了半個月,梅花山原日的汪墳地區,完全變了樣,新建了一座小亭,可供遊人休憩。梅花山的南北兩面,也新築了兩條小路,路旁種植了許多花草。四週環境,修繕一新。成了一個郊區綠化地帶。


青年女子哭閙陸軍總部


有人發生這樣的疑問:當時的國府,想要毀炸汪墳,本來可以理直氣壯的公開處理,何必鬼鬼祟祟的秘密在黑夜中行事?在表面看來,實在是令人費解的事。


過了一些日子,有一個青年女子,到南京市政府,要求面見市長,詢問汪墳處理經過。市府當局知道不妙,拒不接見,派了一個姓張的秘書出來應付,說是市府只管市政,此事可去問陸軍總部。這個女子又到了陸軍總部,大吵大閙,又哭又罵,圍了許多人看熱閙。結果,陸軍總部的負責人派了武裝警衛員,命令該女子馬上離去,否則作為擾亂秩序處理。至此,這女子見來勢不對,才含淚而去。據當時傳說,這女子是汪精衛的女兒。


最後附說一下,當時陸軍總部的總司令是何應欽,陸軍總部工兵指揮官是馬崇六,南京憲兵司令是張鎮,南京市長是馬超俊,七十四軍五十一師高級軍官是丘維達,七十四軍五十一師工兵營營長是李東陽,還有陸軍總部參謀長蕭毅肅,都是直接參與此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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