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惺惺相惜到反目成仇──作家胡風與舒蕪的筆尖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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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1950年代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使中國文藝界興起一股改造文藝思想的風潮，在這股風潮中，胡風和舒蕪這一對文壇好友踏上了完全相反的兩條道路：胡風堅持自己的思想，不向當局妥協，而舒蕪不但接受改造，還行文批判胡風，導致兩人反目成仇。兩人化有為敵的經過，可以說就是當年文革批鬥的縮影。】

不論是在解放前，還是在解放後，胡風和舒蕪本質上是兩股道上跑的人，他們兩人氣質差別實在太大了。就性格而言，胡風如魯迅所說孤傲、偏執，這與胡風一生的坎坷經歷有關，早年就漂泊四方，閱盡人世；舒蕪則謙和、優容，大戶人家出生，家學淵源。他們兩人一剛強一陰柔，似乎沒有什麼共通之處，但都愛辯論，加上胡風對有才之人非常厚愛，所以兩人在理論探討上還是比較契合的。就年齡而 言，胡風比舒蕪大20歲，1949年解放的時候，胡風47歲，舒蕪那一年 僅僅27歲。雖然從年齡上看，他們兩人是兩代人，但舒蕪早年曾經追 隨胡風，對胡風自覺繼承五四傳統和魯迅精神，舒蕪是非常仰慕的，從這個角度看，他們在精神上是有相通和一致之處的，在解放前他們的關係可以說是亦師亦友。

胡風，原名張光人，胡風是他的筆名。他於1902年出生在湖北蘄春鄉下的一個普通農家，和那個時代的農民家庭一樣，他家也是孩子很多，他有兩個哥哥，一個弟弟，還有一個姐姐。在他10歲那年，他家和本鄉方姓人家發生一場官司，而張家上下老少都不識字，在打官司的時候被人嘲笑，很是尷尬。胡風的父親為了不讓孩子再吃不識字的苦，下決心要送自己的兒子去讀書。幾個孩子中，胡風天資最好，他父親決定送他到鄰近的四村廟私塾開蒙。那一年，胡風11歲，雖然讀書晚了一點，但自此胡風開始了自己的文字生涯。

胡風讀書用功，亦有天分，一入學就顯示出了與眾不同的記憶能力和理解能力，是一塊讀書的料。輾轉了幾個學校後，後來在大伯的資助下，從私塾進入到蘄春官立高等小學學習，後來又考入武昌啟黃中學，1923年改進南京東南大學附屬中學，報考大學時，因為嚮往 「五四」的發源地北京大學，進了北京大學預科，因理想的追求得不到滿足，第二年又轉到了清華大學，在清華大學讀了幾個月以後，1926年肄業於清華大學，回鄉參加革命工作。順便說一句，比胡風小10歲的胡喬木在四年後也進入了清華大學學習，在清華讀了兩年後就 離開了清華回家鄉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27年，胡風因故接受了老師穆濟波之邀，在江西剿共第九軍政治部宣傳科待過28天。1929年胡風到日本留學，在日本的慶應大學英文科學習。在日本期間，胡風加入了日共，因為日語說得好，所以經常參加當地組織的文藝社團活動，還結識了不少日本革命文學作家，如小林多喜二等左翼作家朋友，學習了革命文學理論，對革命文學有自己的理解。當時的胡風，看人看事目光就已經非常犀利，也善於掌握談話的核心，並且能寫一手精彩的理論辯論文章，在日本留學生中很有影響。1933年6月，胡風因為 從事左翼文學活動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6月15日，胡風一行人回到了上海，上岸後胡風就起草了一篇〈反日宣言〉，以「留日歸國華僑代表團」名義發表，強烈聲討日本政府的野蠻行徑。

胡風自日本回國後，開始在上海從事革命文學工作，先後擔任左聯宣傳部長、左聯書記。後來，因為和周揚發生衝突，胡風辭去了左聯的工作，開始了專業賣文的生活，這個時候，他結識了魯迅，並且受到魯迅的器重。胡風尊重魯迅，並一生都自覺追隨魯迅，魯迅因母親姓魯所以用了魯迅這個筆名行世，胡風也因母親姓胡所以著文時署 上了胡風這兩個字。自日本回國不久，胡風結識了左聯盟員19歲的屠玘華（梅志），後來他們結為伴侶，開始了一生的相互扶持，不離不棄。胡風在賣文的同時，開始創辦刊物，後因上海的淪陷，胡風來到了武漢、重慶，在重慶，他收到一封投稿信，那是路翎寫給他的，因此他認識了路翎，後來路翎介紹了自己的好友舒蕪給胡風，從此胡風認識了舒蕪。

●胡風和妻子梅志。圖片來源：維基百科，由安眠3上傳

而舒蕪，與胡風相比，他的一生相對來說比較簡單。

舒蕪，原名方管，1922年出生在安徽桐城方家，方家在當地是名門大戶，家學淵源。他的曾祖父方宗誠，字存之，號柏堂，是姚門四弟子之一的方東樹族弟兼弟子，亦即姚鼐的再傳弟子，作為程朱派理學家，成就很大。他的祖父方守東寫得一手好字，是一位有名的書法家，詩也寫得很好。舒蕪的父親方孝岳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1919年也就是他22歲時就在北大教國文預科，他與舒蕪母親是自幼訂親，舒蕪在老家桐城出生後，兩歲的時候他母親帶他到北京和剛從日本東京大學進修回來的父親團聚，可就在這之後不久，他父母就正式分居，後來舒蕪的母親帶著幼小的舒蕪回到了老家桐城，從此舒蕪和在大城市當教授的父親幾乎沒有來往，母子相依為命。舒蕪的母親馬君宛出生在大戶人家，知書達理，並且好寫得一手好字，外祖父馬通伯清末民初的名人，文章學問都很好，舒蕪小時候有一段時間生活在北京，和外祖父家來往很多，也應受到很多薰陶。與此同時，他們兄弟幼承祖父之教，讀了很多桐城派的理學書和「學案」之類。除了家學很好以外，據說方家也非常有錢，牛漢在他的口述自傳《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裡說：「他（指舒蕪―引者注）沒有上過大學。他們家有大房小房之分，舒蕪出自小房。他祖父方守東字寫得很好，在河北當過縣太爺。他離任走時雇書童挑書，一擔書，怎麼會這麼沉？原來書頁中夾了一片片金葉子。（這個桐城流傳的故事是我老伴吳平說的，他們方家的孩子在吳家的私塾寄讀。）」傳說屬實與否，我們不清楚，但我們知道了舒蕪是一個大戶人家出生的孩子，雖然生活在一個單親家庭，但祖父做過縣太爺，父親每月會郵寄生活費給他們母子倆，所以家境比一般人家好不少，他從小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直到1940年舒蕪認識徐嗣興（路翎），經他介紹到了重慶的建華中學任教，在這之前，舒蕪一直是邊和家人逃難邊求職，當然，舒蕪是一位好學上進的青年，在逃難路上他還是念念不忘讀書，到處去尋書讀，同時也開始了寫作、投稿。1938年，他的第一篇散文〈我留廢墟在後面〉發表在《廣西日報》副刊上，署名為舒吳，「舒吳」用桐城方言讀是「虛無」諧音，在第二篇文章上，舒蕪把「舒吳」改成了「舒蕪」，從此開始以這個筆名行世。後來，他經路翎介紹認識了胡風，通過在《希望》【編按：胡風在1941年創辦的雜誌】上發表文章，舒蕪逐漸成為一名年輕的理論家。

新中國的建立，胡風是欣喜的，因為他一直認為自己在為黨的文藝做工作，他是左聯時期的文藝骨幹，是在魯迅身邊待過甚至和魯迅並肩戰鬥過的戰士，還是國統區的進步文藝的負責人，他培養了很多新生文藝力量，為黨的文藝事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解放後，胡風多次在會上或文章中斥責朱光潛、沈從文等，也間接說明胡風覺得自己和那些作家是不一樣的，他是革命作家，而朱光潛、沈從文等人是資產階級的作家。

胡風是快樂的，但在胡風快樂的天空裡，常常會有不快的雲翳飄過。讓胡風不快的事情有不少，而這幾件事情給敏感的胡風打擊最大。

第一件事情是由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過渡到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過程，胡風覺得自己沒有得到尊重。建國在即，在石家莊，胡風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囑咐他和周揚、丁玲一道研究一下組織新文協的事，可是在他到達北平前一天，報紙上就宣布了舊文協移到了北平的決定，而這邊的胡風還在等人和他一起商量怎麼組建新文協，這讓胡風非常的受打擊。一是周恩來說了有人會和他研究新文協的組建工作，而事實上這些人並沒有和他研究就組建了，他感到自己不被信任；其次，新舊文協交接的事情沒有人來和他商談。1938年春，在漢口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1945年10月14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重慶召開理監事聯席會，決定將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改為中華全國文藝協會；抗戰勝利後，1946年6月這個協會遷移到上海。這個協會老舍是總務股主任（等於總負責人），胡風是4個常委之一，並兼任研究股負責人。 解放前，胡風一直以文協為陣地從事文學革命工作，特別是文協遷到上海後，胡風對文協的事務工作出力最多，而舊文協解散新文協建立 的時候竟然沒有人來叫他去做交接。

第二件事情是起草文代會報告的時候，因為茅盾的一句話他耍了性子，堅決不再參加起草小組的工作。

康濯在〈《文藝報》與胡風冤案〉一文中曾經回憶起這次起草的經過：

1949年春天籌備全國第一次文代會時我是文件起草委員會秘書，國統區報告由茅盾同志作，並成立了個起草小組，胡風是成員之一。然而第一次起草小組會上胡風就生了氣，會後向我表示再也不參加小組了。我莫名其妙，根據黨的指示幾次去北京飯店他的住址拜訪，請他一定繼續參加。有一次還碰見黨的老一代文藝家、胡風的老友馮乃超同志也去動員胡風繼續參加報告起草的討論，但他始終不同意。不過馮乃超同志在場時我總算搞清楚了胡風一怒而堅決拒絕再與會的理由所在，是由於第一次會上茅盾同志發言中講過一句，說是可惜邵荃麟、林默涵等同志還在香港而沒到北京，不然這個報告的起草當會更順利一些這樣的話。這個話我記得，但卻不懂，馮乃超同志向我解釋，說因為邵、林等同志在香港批評過胡風，所以胡風一聽茅公提到此話，就以為是指如果邵、林來了，報告中就能更順利地批評他胡風了。後來我曾委婉地向茅公轉述胡風意見和顧慮，茅公說他不是那個意思，而主要是說邵、林對國統區桂林和重慶時代的文藝情況還熟悉，並說只要胡風來參加起草小組會，他可解釋說明。然而胡風的態度始終不變……

胡風不參與合作起草這個報告，給人以解放了胡風依然是不肯和人合作的印象。

第三件事情是文代會報告的內容，竟然有幾處是批評他的文藝思想的，這讓一直處於論爭旋渦中的胡風，感覺到了解放後自己的戰鬥並沒有結束。1949年7月4日，茅盾在文代會上做了題為「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的報告，非常奇怪的是，茅盾說國民黨統治區中文藝存在的問題，絕大部分都和胡風有關。特別是關於國統區的錯誤文藝思想問題，竟然差不多都是不點名地批評胡風的文藝思想。

胡風本來是文代會的報告起草人之一，可他僅僅參加了一次會議就一直「逃會」，茅盾所作的關於國統區文藝的報告，胡繩、黃藥眠等參與了起草。胡風不參加，那麼這個報告就由當年在《大眾文藝叢刊》上批判胡風和他朋友的那些人作為主要作者來起草，對他文藝思想的看法當然延續了1948年批判的腔調。文代會上的報告是對國統區文藝的總結，胡風很後悔這次意氣用事，他沒有認識到這個總結的重要性，導致了後來一直都很被動。當然這僅僅是一個後悔，1948年初在香港對他的密集批評，其實代表的也是黨的文藝對非黨文藝的一次解放前總結和清算，胡風在解放前沒有承認錯誤，把錯誤帶進了新中國，即使文代會上的報告不指出來，解放後依然在劫難逃。

第四件事情是國統區作家的遭遇讓他不是很開心。文代會上，雖然說是文藝大會師的大會，但是解放區作家就是比國統區作家更加揚眉吐氣，而來自國統區的作家，甚至有矮人三分的感覺，巴金在會上就說，他是來當小學生的，而胡風一直認為自己是站在時代革命作家陣沿，為了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不認為自己比誰矮三分，可是大會報告如此評價國統區的作家，實際自己的境遇也說明確實比人矮三分―這次會師讓他並不是非常開心。此刻，坐在台下面的胡風，心頭湧起的感覺是複雜的，看到昔日平起平坐的那些人，現在的地位不同了，很多人都坐在了主席臺上，不說文代會主席郭沫若，就說副主席茅盾和周揚，早年都是胡風左聯時期的戰友，特別是周揚，早年和胡風一起在左聯工作時，甚至還被魯迅譏為「四條漢子」之一，後來他去了延安，成了解放區文藝的領導，現在解放了，他高高地坐在主席臺上，準備領導全國的文藝。胡風和周揚是有矛盾的，這個矛盾不僅表現在文藝思想上他們曾經論爭過幾次，還表現在他們私人之間也存在隔閡。還有，在胡風從香港輾轉到北京來的時候，也就是在解放前夕，香港的地下黨竟然在1948年初集中力量在《大眾文藝叢刊》上對他和路翎進行了密集批評，而這些批評者現在都是響噹噹的文藝界領導了。

還有一件事，那就是關於他的工作安排。1949年4月19日的會議 上，茅盾宣布由他、廠民以及胡風三人共同負責主編全國性的文藝理論刊物《文藝報》，胡風覺得在這之前沒有和他好好談談，他就辭去了這個「和別人一起」主編《文藝報》的工作。胡風辭去這個工作的理由很多，原因也很複雜，他自己認為，既然大家都覺得他的文藝思想有問題，那麼他怎麼和別人共事？而其他人不是這樣認為的，胡風辭去《文藝報》三人合作主編的工作，讓他又得到了一個不願意接受安排的「罪名」，同時也讓人感覺到胡風似乎在要脅別人，感覺是不接受我的理論我就不接受工作。胡風其實對這一安排是不開心的，不論是組織程序還是職務價值，都讓胡風不開心。

解放後的舒蕪，到他1953年5月離開南寧去北京之前，雖然不是黨員，但他當時一直在南寧高級中學擔任校長，同時還負責廣西省委和南寧市委的其他一些工作，他有很多社會兼職，正如他自己所說，他差不多成了南寧的「民主人士」。不論舒蕪有多少兼職，但他還是從舊社會走過來的，並且是國民黨統治區來的文藝幹部，他也依然要接受思想學習和改造。

舒蕪知道，胡風和他還是不一樣，胡風身上雖然也可能有舊的東西，但胡風畢竟是國統區進步文學的代表之一，胡風是以一個勝利者的姿態走入新社會的，而他舒蕪卻有沉重的思想包袱，他越來越感到孤單，這個孤單不是因為朋友都在大城市只有他還在遙遠的南方，而是通過解放後自己的工作和學習，他發現自己以前是百無一是，他覺得自己只有深刻檢討自己，才能對得起這個時代，對得起黨的信任。

解放後的胡風和舒蕪，不僅僅在空間距離上遠了，一個在上海一個在南寧，他們之間的心理距離也開始漸漸地遠了。因為空間上的原因、因為新生政權有效的思想改造運動的原因，胡風對舒蕪的向心力漸漸地小了，甚至逐漸沒有了，取代胡風當年的向心力的，是解放後執政黨的指導思想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有句俗話說「屁股決定腦袋」，話俗理不俗，解放後的舒蕪已經坐到了改造者的凳子上，所以他思考的行動的都是根據當時的政策和政權需要，而解放後的胡風，除了早期在參加文代會和政治協商會時充滿了當家做主的感覺外，後來黨竟然沒有分配給他一個他所期望和相應的工作崗位，到了後來遲遲不說分配他工作的事情，相反，他還經常受到批判，於是他坐在了被改造的位置上，他和舒蕪思考問題的方式以及由之決定的行動方式，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狀態下，胡風和舒蕪註定了會在理論上分手。最為重要的是，舒蕪是一個有自己想法的人，並不是一個堅定的胡風文藝思想追隨者，所以其他人空間距離遠了，但依然堅定地追隨，而舒蕪卻不能，因為他是一個接受新東西非常快的人，當和新的理論擁抱時，就和以前那些他認為不對了的東西拜拜了。對於舒蕪的這個特點，胡風好友綠原後來在《我與胡風》中就曾經說過：「人都有缺點，舒蕪兄也不例外，他的缺點就是政治上的自我表現欲，每逢什麼運動初起，他都表現出驚人的敏感，不論是批判別人還是檢討自己，都跑到了別人前頭，似乎總是勝人一籌；然而，結果往往超過了實際需要的限度，難免還傷害了別人。但是，要說他存心害人，倒也未必是他的本意。」

舒蕪在真誠地檢討自己，從〈學習方法和思想方法〉到〈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舒蕪開始了對自己的救贖。

此時在南寧的舒蕪，儼然已經是一位領導者了，解放以來他經常帶領大家開展解放初期的各種運動；他的那些兼職，雖是虛銜，但有些是要經過層層政審才把這個帽子給你戴上的，給了他說明組織對他很信任。解放後，他和胡風的通信中，還是說到了〈論主觀〉【編按：舒蕪的成名作，強調個人在《希望》雜誌上發表，後來被扣上「披著馬列主義外衣宣揚主觀唯心主義」的帽子】，胡風已經說是一樁公案，作為〈論主觀〉的作者，作為南寧高中校長、市文聯領導（實際主持工作的文聯副主席），舒蕪覺得遲早應該把自己的這個問題解決。自從他成為南寧師範學院3個進步教授之一留下 來接收解放後的南寧文化單位以來，他就開始陸續地撰寫自己的思想檢討文章，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他的檢討都是真誠的自我檢討，應該說這話不假，士為知己者死，這個時候舒蕪的知己是黨。1950年暑假期間，中共南寧市委舉辦南寧市青年學園，舒蕪任副主任，他寫了篇〈學習方法和思想方法〉，專門談自己的思想改造心得，這篇文章發表在南寧青年學園的園刊上。後來舒蕪去北京參加中蘇友協會議期間，還拿出來給路翎等人共賞，與大家分享自己的思想改造心得。

1950年9月舒蕪去北京參加友好協會全國工作會議，是作為廣西地方唯一的一位代表去參加的，其當時在當地受到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其對新生政權的知遇之恩也由此可見，其欲徹底改造自己的決心也由此可見。

胡風假路翎之手給舒蕪列出了幾個罪名來反擊舒蕪的「叛變」，並且假路翎之手把這些揭露材料提供給中宣部，一是使用了舒蕪寫給胡風的信件，二是這次揭發舒蕪的信件最少提交到了中宣部，否則中宣部不會委託林默涵來找胡風談話【編按：胡風揭發舒蕪的行動引起中央注意，因此在1952年9月25日，時任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的林默涵約了胡風到中山公園相談。】。

舒蕪被胡風所指控的這些罪名最後查證得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從林默涵的談話中，好像是說舒蕪政治上沒有問題，但別的錯誤還是有的。現在，我們可以心平氣和地來分析一下當時「同門師兄弟」路翎所揭露的這些「罪名」了。

第一個罪名是想當教授，意思是說舒蕪在現在的行政崗位上工作不踏實。這個罪名有舒蕪的書信作為證據，因為解放後舒蕪多次在信裡向胡風表達了要到大城市到高校去當教授的想法。

第二個罪名是說劉鄧大軍【編按：即劉伯承、鄧小平所領導的中原野戰軍】來時不參加。這個罪名有點殺傷力，舒蕪在應該參加革命且有機會參加革命的時候不參加，不積極革命，在解放初期，這個罪名對於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的舒蕪來說，是有一定打擊的。

第三個罪名是說因為舒蕪想出名，所以想到大城市，不願意在小地方。這個在舒蕪致胡風的信中也多次提到，說他想到大城市工作。

不過，當時想到大城市工作的知識分子還是很多的。特別是當時的文化人，都想湧到北京去，胡風的那些朋友，在新中國成立之初， 也就是1949年至1955年期間，想方設法調進北京的人，實在也不是少數。胡風、阿壠、綠原、路翎等人，當時都極想調進北京的。這個指責有點不切求全責備，對舒蕪要求有點太高。

最後一個罪名是舒蕪有過自首。當時對待自首比對待反革命還殘酷，如果真能查實，將會得到嚴厲的處置。比如丁玲解放後歷盡坎坷，沉沉浮浮，主要原因就是說她關在南京時有自首嫌疑，儘管在延安時就已經給她做了結論，但以後每次運動，她都要為這個「罪名」吃些苦頭。不過在當時，即使是前三個罪名，如果查實，也是不安分、不好好工作的表現，因為這關係到個人的政治表現和思想品質。

對於舒蕪的背叛，胡風憤怒了，利用了舒蕪在他的信中所暴露的思想問題來羅列舒蕪的罪名。胡風的這次反擊是假路翎之手進行的，反擊中也用了置人於死地的手段。他以為當時的政權統治者會相信他，然後就馬上把舒蕪收拾了，其實，這個想法實在幼稚，當時的舒蕪積極要求進步，這一點胡喬木【編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毛澤東的秘書】對他是贊許的，胡風和路翎的做法只能讓文藝界領導認為他們在憎恨和報復舒蕪。

●胡喬木。圖片來源：維基百科，由Gabhksw上傳

退一步說，就算胡風所指能夠坐實，其實對他自己也沒有好處，就如舒蕪在胡風被打成反革命集團以後，變成了一個反革命集團中起義者的角色，那早年「歷史」也不光彩。如果舒蕪自首情節查實了，那麼胡風當年和舒蕪的交往、在刊物上發表舒蕪的文章，將會讓他得到一個叛徒同黨的罪名。

1955年於胡風來說，是一個命運多舛的一年。胡風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的發言【編注：此發言主要是針對共產黨對文藝思想箝制發出不滿，並對當時的文藝「領導」發出批判，和當時共產黨的方針相左】在《文藝報》上發表後，報刊和雜誌上到處是要嚴正批評胡風在聯席會上的發言的籲請。1955年元旦，一年之始的時候，《人民日報》就發表了周姬昌〈胡風先生的立場是什麼―讀胡風先生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的發言〉，這篇文章首先說先後兩次在擴大聯席會上發言的胡風，他所持的立場是不正確的，駁斥胡風把《文藝報》的錯誤誇大為「戰線上的失敗」的錯誤，其次斥責胡風向已經公開檢討的同志潑冷水的不良居心，然後在文中指出了胡風這兩次發言的別有用心，是在轉移戰線，最後作者說：「最後，我籲請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迅速採取必要的措施，根據胡風先生錯誤的言論進行嚴正的批判，並對這次運動作出正確的評價，以廓清因胡風先生的是非不分、顛倒黑白、只看到『文藝報』錯誤的發生、不看到錯誤得到糾正而散佈悲觀氣氛的本末倒置的主觀唯心論的庸俗的看法而引起的有害的影響，並批判胡風先生企圖模糊群眾的視線、轉移鬥爭胡風與舒蕪：中共五〇年代文藝界的批判運動 218的方向、實質上是給我們解除馬克思主義武裝的惡劣的挑釁式的作風。」

根據周揚〈我們必須戰鬥〉的論調，根據各地報刊的籲請，中宣部開始部署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活動。

1955年1月20日，中宣部將〈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呈送中共中央，在〈報告〉中具體指出了胡風文藝思想和胡風思想存在的問題，最後將胡風文藝思想定論為「資產階級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

與此同時，中宣部對如何開展批判活動做了部署和要求：1、將胡風給中央的報告中關於思想和組織領導兩部分印成專冊，由作家協會主席團加上按語，隨《文藝報》一九五五年第一、二期合刊附發，同時也附發林默涵、何其芳過去批評胡風的文章，以便展開討論和批判。2、繼續在《人民日報》，《文藝報》及其他報刊上發表批評胡風的文章，廣泛地吸收黨外作家和青年作家參加這個思想鬥爭。3、 作家協會及各地分會和其他文藝團體應適當地組織各種討論會座談會來討論和批判胡風的文藝思想。4、各省市委應召集黨員作家、有關機關和學校中黨的負責幹部開會，說明胡風的錯誤思想以及對這種錯誤的資產階級思想進行鬥爭的重要意義。對同情胡風思想或接近胡風小集團的黨員作家，應向他們明白指出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反黨反人民的，是與黨的總路線、黨的文藝思想不相容的，凡是黨員，都應該同 這種錯誤思想劃清界限，並積極參加對胡風錯誤思想的鬥爭。5、各地黨委宣傳部應積極領導當地文藝界對胡風思想進行批判。6、對胡風小集團中較好的分子應耐心說服爭取，對其中可能隱藏的壞分子，應加以注意和考察。等等。

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國批發了中央宣傳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中宣部部署的批判胡風思想的活動開始了。

4月11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展開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一場全國性的批判運動迅速地達到了高潮。據不完全統計，自1955年1月起，至5月12日止，全國和省級報紙所發表的批判胡風的文章計269篇，雜誌發表177篇，總計446篇。

值得一提的是，已經和胡風沒有多少關係的舒蕪，在當年的4月13日，也在《大公報》上寫了〈胡風文藝思想反黨反人民的實質〉。 關於這篇文章，有人說這是批判胡風文章最有分量的文章之一，說舒蕪是在這裡再次「反戈一擊」。似乎就是因為有了這篇文章才導致了胡風被套上了「反黨反人民」的罪名似的，事實是這樣的嗎？

在全國上下如火如荼地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時候，舒蕪在積極參加批判另外一胡，即胡適。當時舒蕪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部，在古典文學界全面開展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思想的時候，舒蕪也積極投身於其中。在1954年底到1955年初，他都在批判《紅樓夢》和胡適的唯心論思想，1955年中共中央下發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以後，按照部署，各級黨委都要組織人員進行胡風思想的批判，特別是要組織非黨和青年作家對胡風思想進行批判，當時的舒蕪應該是屬於「特別是要組織」的對象，舒蕪也表態了。

舒蕪這篇文章發表在1955年4月13日天津版《大公報》第3版《文化生活》專刊第171期上，題目為〈胡風文藝思想反黨反人民的實質〉，全文一萬多字，很多人說什麼這篇文章一開始，就將胡風問題從學術文藝領域升級和擴展到思想路線領域，甚至說舒蕪在這篇文章裡給胡風定了罪。

如果孤立地、用今天的眼光去看這篇文章，這篇文章確實有些左，但如果把這篇文章放在全國性批判胡風的大潮中去看，不論是和胡風朋友的批判文章比，還是和其他的批判文章比，這篇文章都很平平，可以說沒有一點新意，它只是一般的例行表態。從《人民日報》、《文藝報》都沒有轉載這點來看，我們也知道這篇文章在觀點上沒有什麼新穎之處，在行文上也沒有什麼出彩的地方。只是後來有些人盯住了舒蕪的這篇文章，說是舒蕪的這篇文章將胡風問題從學術文藝領域升級和擴展到思想路線領域，其實這篇發表在1955年4月13日的文章已經趕不上當時的形勢發展，前面說了，就在這篇文章發表前10多天，郭沫若在1955年4月1日發表的批判胡風的文章就已經將胡風的問題從思想路線領域上升到了政治範疇。除了內容上沒有新意，發表這篇文章的刊物規格也很一般，它不是發表在北京的《人民日報》和《文藝報》，連《人民文學》、《光明日報》都沒有上，只是發表了天津的《大公報》上，應該說舒蕪的這篇文章在當時的影響力是非常有限的。《大公報》當時雖然是一張全國性報刊，但它在北京編輯天津出版，《大公報》的辦刊宗旨是十六個字：「報導國家經濟建設，宣揚保衛世界和平。」也就是主要偏重於經濟和財政報導，它在規格上、地位上和《人民日報》、《解放日報》等是無法相比的。

報刊上批判胡風思想的文章越來越多，可是，當一輪一輪「轟炸」以後，出現了新的情況，一是「庫存炸彈」開始不夠了，據說當時很多的批判文章都不能用，因為裡面充斥著辱罵和恐嚇，沒有很有分量的批判文章，很多文章都實在不適合登載，編輯們都在迫切地到處去組稿；其次是一般「炸彈」的威力已經引不起人們的注意了，為了要有新意，新的批判者只有發出驚人之語才能吸引人，於是對新的 批判文章的要求也就更高了；最後是這次批判已經持續了4個多月， 群眾漸漸地失去了耐心，他們已經不滿足於就這樣結束這場充滿硝煙的戰爭。劍拔弩張之時，處於優勢地位的對手在尋找著機會，時刻準備著使出封喉一劍。

【小結：胡風在1950年代時受到了全國性的批判，當時報紙甚至曾用全版篇幅發布批判胡風的文章、讀者來信或漫畫。後來胡風以反革命份子的罪名遭到逮捕，入獄十年後被判刑十四年，文革時更被加重判為無期徒刑，直到1979年才獲釋，在徹底平反前去世，此間牽連兩千多人。舒蕪或胡風的做法無謂對或錯，是當時社會氛圍所造成的隔閡，比起批判孰是孰非，更可為吾人不重蹈覆轍的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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