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說，我的初戀這個題目，還輪不到像我這樣的無名小輩來寫。只是人人都有自己的初戀，當我赤著雙腳，淌過了這樣一段一腳在火裡，一腳又在冰裡的人生河流之後，坐在逐步接近彼岸的島礁之上，再回頭遠遠地去回望時，我覺得趁著還能夠寫的時候，將之寫下，也不是一件不該做的事。
和大多數豆蔻年華的女孩一樣，我的初戀，開始於十六歲的花季。現在是知道人的一生，到了該懷春的時候，自然便會情竇初開。還記得當初的我，面對鏡子摸著一左一右兩條小辮，眼前卻呈現出一個男孩的臉龐的光景。男孩有著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滿月般的臉龐上是兩片薄薄而微憋的嘴唇。可以說，很有點像80年代所拍的電影《紅樓夢》裡的那個賈寶玉。所不同的只是穿著不是古代的、華麗的，而是七十年代中每個上海男孩都會有的那種被稱之為兩用衫的衣服。顏色或是淡咖啡色的，或是綠色的。至今也不能明白，為什麼那種很普通的，不中不西的款式，會被稱做是兩用衫，也不知道那兩用到底是用在哪裡？是襯衫和罩衫可以兩用混穿呢？還是居家和出客可以兩用混穿？總之，男孩常穿的就是那種樣式。頭上也沒有帽子，那時候，我們把喜歡歪戴軍帽的男孩，都統一歸成是流裡流氣的男孩。而這個男孩，是不戴帽子的。任一頭濃密的黑髮，或軟軟地蓋在頭頂（冬天），或板刷式地豎立在額頭（夏天）。
男孩住在我們家大樓的對面。中間隔著一條馬路，21路電車常常根據不同的調度，在我們兩棟樓的中間掉頭。發出吱吱呀呀的聲音。我住在英國式的猶太人大樓的鋼窗後，而他卻住在對面中式弄堂的老虎窗下。我們家的衛浴是英國式的。有和洗燥缸相通卻由一扇門隔開的獨立的抽水馬桶間，而他們家衛浴是中國式的，因為所有住在那個弄堂裡面的人家，早晨都在門口放一個刷洗過的木制的馬桶。這些在當時的上海，也是司空見慣的。當然，他家的馬桶我是從來沒有真正看見過的，當然也更談不上用過了。現在想來，但凡如果看見過或者甚至用過，那麼我的初戀肯定也就不是現在的這個樣子了。時隔四十年後，留在他嘴裡的總是一句很後悔的話，叫：“我們那個時候真傻啊！”
其實情竇初開的霎那，本身就是傻傻的。我們兩個在學校也不在一個班裡，放學之後，也各結各的伴回家。學校裡面的好男孩很多，按理說，是不會有互相看入眼的機會的。然而，某一天下午我從家裡出來，沿著寬大的柚木樓梯從四樓下到兩樓之間的半樓，再拐彎繼續往通向三樓的樓梯下去，就在這一刻，他站在三樓的我們樓下鄰居的門前。手裡握著一根閃閃發光的長笛，（我們樓下住著一位元當時著名的上海音樂學院的首席長笛手）。他是到他家去上長笛課的。也許是聽見了腳步聲，他本能地停在門口，抬臉往通向四樓的樓梯上望去，而我此時此刻，就正好站在那樓梯上，一身連衣裙，一雙穿了尼龍襪的腳上是兩隻被擦得鋥亮的皮鞋。半樓上的視窗裡射進來午後明亮的光線，從我的背後將他的臉照亮。我記得他那有點驚愕，又有點高興的眼神。我不知道自己被他看見的時的樣子是什麼，只記得，我們也沒有說話，只是矜持地彼此對望了一眼，當然，似乎還彼此微笑了一下，算是禮貌地打了聲招呼。
——哦！原來你會吹長笛？
——哦！原來你就住這在這裡的樓上？
嚓嚓，彼此腦海裡的兩道電閃無聲地在空中交匯。之後，我繼續下樓遠去，他呢，應該就是門開了，然後他就進去了吧。從此之後，我於晨昏之際，再聽從樓下傳上來的長笛聲，那一個個音符，便都變成了男孩的臉。
很快，我們進入高中，兩個人還是不在一個班裡。不過我成了全年級英語最好的英語課代表，而他成了全年紀語文最好的語文課代表。到了高三進入高考準備的時候，突然和我同桌的那個女孩子來約我說，有人想和我們兩個女孩一起複習功課。原來，是這個男孩約了另一個數學全年級最好的數學課代表要我們這兩個女孩一起組成一個高考複習互幫互學小組。那一年高考的錄取率是100比4。文革結束剛三年，老師、教材和學習輔助手段都很不到位。所以大家的壓力很大。學得很辛苦。這樣互相幫助之後，等於是強強聯手，還有不通過高考的理由？不過坐到一起以後才知，男孩的英語不夠好——至少是沒有我好。我就拿出一把尺子，以背不出單詞就打手的架勢來逼他。
不管怎麼說，我們四個人，兩男兩女，幾乎每天或者每週兩三次地在晚上聚在一盞昏暗的燈下，四周都是黑漆漆地。本身就充滿了神秘和浪漫。至今我已經忘記他的家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但是我記得那盞吊在桌子上面的燈，和桌子上的玻璃板，記得他們家那中式的長長的木條框的窗戶和一張鋪著格子床單的床。桌子靠著床。也就是說，有一個人要坐在床上，其他三個人坐在凳子上。有一次，不知何故，是我坐在了床上，複習到一半的時候，他那睡在床上的弟弟突然醒了，我本能地回過身去伸出一條胳膊，像哄嬰孩那樣，去拍蓋在他弟弟身上的被子。嘴裡自然還發出了類似呵護寶寶的聲音，引來大家的哄堂大笑。那種笑我像個小媽媽的樣子，笑我流露出母性的樣子，笑我像是有了自己的孩子的樣子——這一切的聯想後面就是對男女之間性的聯想和暗示——害得我的臉一下子紅了。後來在他的家裡，就有點拘束的樣子，再也不敢隨性地亂說亂動了。
這樣的互助小組，是瞞著老師和學校的，自然也就是滿著所有同學的。我們一是不想張揚，二是想成績考得好點，可以一鳴驚人。然而，這種隱秘的感覺，更拉近了我和男孩之間的距離，由於我和女孩以及數學課代表都在同一個班，所以這個不在一個班的男孩的身影會引起我的特別關注和暗自的心跳。至此為止，應該說這種初戀還是在暗戀的階段。然而，就在臨近高考的幾周前，學校裡面傳出了，有一個女孩和一個男孩在教室裡面以複習功課為由不回家，但是卻被人看見他們在接吻。告到老師那裡後，老師便在全年級進行了資產階級思想大消毒。這件事情讓我像看見同夥觸電死亡般，不寒而慄。將想那男孩的心給克制了下去。四個人再在一起複習時，就除了功課，似乎什麼念頭也沒有了。
期間我們四個人也常常到我家裡約會。因為我自己有個小房間，所以更增添了一點溫馨感。40年後，那男孩在向我說出：“我們那個時候真傻啊！”的感歎時，還後悔地加了一句：“當時在你那小房間裡，我們真該做點什麼，可我就是連你的手都不敢碰。”
我們兩個人聯手都不敢碰。可是就在複習全部結束，高考的前一夜的晚上，男孩突然來找我了。我至今還能夠清楚地記得，有人來我家敲門，女傭去開口後，對了家裡叫：“小妹妹，是你的同學！”我來到門口，看見是他站在門外，又驚又喜，這一次不是四個人一起相見，而是我們單獨相見。他說：“你出來下，我有話要說。” 於是我回頭對了家裡叫到：“媽！我到樓下去一下，馬上回來。”說著我便帶上了門，和他一起來到樓下。
在我們的英國式猶太人大樓的底層，有一個大大的門廳。門廳裡面有窄窄的隔牆，有樓梯下停放了自行車的三角地。門廳前還有兩扇大而厚的木門。很多談戀愛的人會在晚上或躲到門的背後，或靠在門廳的牆上，相愛著黏糊著。而我們當時是把這一切都叫成是搞流氓活動的。而他和我，我們都清楚是絕對不會搞流氓活動的，所以我跟了他下樓，只是為了可以避開家長說點學校裡的話，學校裡不是剛剛出了在教室裡面接吻的事嘛。
我們在門廳的黑暗裡面對面地站著，門廳裡面沒有燈。因為公共的電都是要分攤到各家的頭上的，所以燈泡總是裝上去第二天就被人“偷”走。久而久之，門廳裡就沒有燈，而只有從馬路上面反射進來的那一點點路燈的光亮了。我們就在這點點光亮裡，彼此面對面對站著。我心裡又高興又緊張，而他的眼神也是興奮的。像是終於跑出來偷偷約會成功了一樣。事後想來，在這高考的前夜，他不能靜心複習或者安心睡覺，非要決定從家裡跑出來一次——還偏偏是跑到我這裡——這個過程得有多長時間的猶豫、掂量、自我折磨和思忖啊？他是不再見我一面心裡就無法踏實。那他是不是也和我一樣，早就常常在心裡和眼裡看著我和關注著我了？找四個人一起複習功課也是個藉口，是可以讓我們有更多時間在一起的理由吧？可惜在當時，我根本沒有那麼豐富的人生經驗，懵懵懂懂地也根本不會去分析這一切。這個時刻，在40年後，在他的嘴裡被說成是：“那天晚上，如果我能夠喝上一口老酒，我一定就會向你表白了。”
然而，事實是，高考前夜的學生，家長怎麼會允許他喝一口老酒呢？所以我們兩個人在進入決定命運的一拼死活的衝刺前，在黑暗裡面面相覷，卻相對無言。最後，我跑了四層樓梯到下面，只聽見他對我說了一句：“好好睡覺，什麼也別亂想。”我至今都能夠記得他在說這句話時的眼神，那種親切和關愛是我後來只有在愛人的眼裡才重又看見的。它像一道清流，灌入我的心田，成為我在彷徨的黑夜裡所發現的一盞溫暖的燈。他在說了那句話之後，就告別轉身走了。我捧著他的這句帶著溫暖的話，一步一步地上樓，在被窩裡將這句話端端正正地放在胸前。入睡。
萬萬想不到的是，高考的結果出來之後，我們兩個人分開兩地。他去了北京。我留在了上海。當我知道他被北京的一家專門為國家培養特殊人才的學校錄取後，我就知道我這輩子和他是難成對了。一開始我們還是通信的。他一到北京就給我寫信。而我將他的信放在枕頭底下。雖然信裡也沒有說什麼私情私語，左不過是彙報學校裡的生活和學習。但是卻讓我反反復複地從信封到信尾讀個沒完。我都是馬上就給他寫回信的。然而，當有一次，他竟然在信裡給我糾正了一個錯別字之後，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想想自己這個考上了復旦大學中文系的人，竟然給他寫錯別字，而且給誰寫也不能給他寫呀。多丟人啊。我記得自己在看信看到這一段的時候，臉一下子就紅了。又羞又愧又惱又氣。後來好像從那以後我就沒有再回信了。而他的功課由於英語沒有別人好，有點跟不上，所以也無心再耗著和我寫信。我們兩個人的通信，在砰砰幾槍之後，就斷了。我以為他的生活之路將來有可能是要聽組織上的安排的。所以也就無可奈何地試著將他淡忘。
一年之後的暑假，他回到上海，第一個就跑到我家裡來看我，那一天，他穿著一雙舊的軍跑鞋，身上還是一身舊的以前看慣了的白襯衫。而我，則穿了一條美人魚式的姐姐專門給我設計的長睡裙，坐在籐椅上，手裡抱了只貓，一邊撫摸著貓的毛，一邊更加矜持而謹慎地回答著他的話。其實我是多麼想看見他，看見他後又是多麼的高興。可是我們兩個都在家裡，在父母和女傭的眾目睽睽之下，哪裡說得出任何真正想說的話來。我心裡對他的遠去北京是有些落寞的和無奈的。總覺得北京太遙遠了。我也還毫無離開父母去北京和誰生活的準備。所以對他的態度不冷不熱，陰陽怪氣的。而他呢，40年後，他對我是這樣說的：“我到了北京之後，知道自己回上海無望，若要把你從上海調到北京也是極難。因為自己的父母就是二十多年分居兩地，一直無法調到一起。從小看盡了母親因為父親不在身邊，獨自帶大兩個孩子的苦。不忍也讓你這樣。所以便不敢再有向你表白的膽子了。”
話是這樣說，我們兩個人在後來40年的時間裡卻一直在尋找和留意彼此的訊息。我1987年出國前到中學去和老師告別，老師告訴我說他去了英國。一年之後，他從英國回來休假，也到中學去看望老師，老師告訴他說我去了德國。他十分驚訝地問：“真的？為什麼會是去了德國？”在他的下意識裡，我的英文那麼好，我應該是去英國才對啊。也就是說，在他的下意識，他到了英國，就希望有一天我也會到英國。因為我的英語曾是那樣的出色。所以他一時無法接受我去了德國的現實。後來出了一件事，這件事促成我們的生命之船分別在另一個人的港灣裡拋錨，那就是1989年的夏天。那一季過後我答應和交往了兩年的先生結婚。留在德國。而他，在中了一槍之後，被介紹的女朋友一家收留照顧，私下取出子彈，活下一命。傷養好後便萬念俱灰，結婚辭職，雙雙出國遠走高飛。
我們初戀的故事原本應該到這裡就結束了。但是40年後，通過微信的同學群又發現了彼此。奇妙的是，我們發現彼此的語言通道還依然如故，也就是說我們之間的交流，依然保持了最熟悉的語氣和最純真心態，一如當年。只不過當我在說到自己後來所交往的幾個男朋友，包括最終和我結婚的丈夫，全部都是家中的老大，也全部都是處女座時，他說：“哇塞！也就是說全部都和我一樣嘍？我就是家中的老大，並且我就是處女座！” 這樣的恐怖效果，是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的，那時候，並不流行星座，我也不知道他的生日。直到一切塵埃落定，回首而望時，突然驚怵地被他一語點破，頓時毛骨悚然。
如果有一天，在上海的馬路上，出現兩個傻頭傻腦的人，手裡各自拿著一串有芝麻的冰糖葫蘆，一邊吃著，一邊在南京路上的每一個有冰櫃的店鋪前問：“紫雪糕有嗎？請問，有紫雪糕嗎？”那就只可能是我和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