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述胡適與蔣介石及國民黨之間,既對抗又合作的複雜關係。--《胡適評議 卷三:胡適與蔣介石之憲政博弈》

20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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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胡適與蔣介石及國民黨之間,既對抗又合作的複雜關係。--《胡適評議 卷三:胡適與蔣介石之憲政博弈》

▍胡適一生最大盲點是沒有意識到蔣介石的內心深處,一直視他為眼中釘、肉中刺般的心腹大患。

《胡適評議》分為三卷,卷一:胡適與《新青年》,卷二:胡適與新舊文化,卷三:胡適與蔣介石之憲政博弈。三卷總計四十二萬餘字,是關於胡適的一部真實全面且立體生動的評傳,其側重點在於展現胡適以及同時代各色人等的思想誤區和歷史侷限。涉及到民國時期政學兩界各色人等數百名,包括老一輩的人物蔡元培、梁啟超、嚴復、林紓、吳稚暉、張元濟、鄭孝胥、夏敬觀;與胡適同時代的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李大釗、馬敘倫、沈尹默、魯迅、周作人、高一涵、丁文江、王雲五、朱經農、張君勱、馬君武、王敬芳、章士釗、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蔣廷黼、雷震、王世杰、陳誠、張群、楊杏佛、吳國楨、錢穆;以及更加年輕的傅斯年、毛子水、楊亮功、陶希聖、林語堂、殷海光、夏道平、蔣經國、周德偉、蔣碩傑、徐復觀、胡秋原、徐高阮、李敖、林毓生等等。全書力求在相關人物的碰撞比對過程中,立體展現各個人物的精神樣貌和歷史罪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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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第一章 胡適與蔣介石的國難之交】

  胡適大多數時間是站在公共立場上兼顧私人道義的。蔣介石作為國民黨政權的最高掌權者,始終是站在蔣家王朝家天下的私人權位立場上,標榜惟我獨尊、為我所用的所謂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傳統文化本位主義以及基督教信仰的。在蔣介石的心目之中,他個人專制獨裁的家天下、私天下的絕對權力,是第一位的;與此相關聯的國民黨的一黨訓政,是第二位的;國家、民族的大局利益只能是第三位的。但是,蔣介石從來不敢光明磊落地公開承認這樣子的價值排序;他在公開表述時一直口是心非、自欺欺人地把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傳統文化本位主義以及基督教信仰,當作擋箭的招牌高高舉起。與蔣介石這種口是心非的價值錯位高度吻合的,是前文明的中國社會以所謂天道天理及家國天下為本體本位,一方面在剛性的政權架構之制度設計層面獨尊君權、一方面在柔性的文化思想之意識形態層面獨尊儒術的政教合謀之神聖道統;以及由此而來的在公天下、打天下、坐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怪圈魔咒和思想牢籠之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貌似全能全知卻從來分不清楚公私群己之權利邊界的人生價值觀。與這樣一種本體論和價值觀相配套的,還有天地君親師、仁義禮智信、忠孝貞節廉恥之類神道設教、君權神授、奉天承運、天命流轉、替天行道、弔民伐罪、天下為公、天誅地滅、改朝換代、一統江山、「存天理,去人欲」的禮教綱常和道德規範。

  第一節 「蔣介石給了我一個頭銜」

  1926年12月18日,留學巴黎的袁昌英給正在歐洲進行學術訪問的胡適寫信說:「我近來心目中只有兩個英雄(你曉得婦女的心目中總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適,武的也不待言是蔣介石。這兩個好漢是維持我們民族運命的棟梁!我的靜坐的時候頗不多,然而一得之則默祝兩個人的福壽與成功。」
  此時的學界領袖人物胡適和主導北伐戰爭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還沒有開始建構相互溝通的資訊通道。
  1927年4月12日,胡適從美國西雅圖乘船回國,上船時得到上海發生國民黨針對共產黨實施暴力「清黨」的消息。4月24日船到日本橫濱,胡適接受國內朋友丁文江、高夢旦、顧頡剛等人的建議,在日本停留了三個星期。他仔細閱讀相關報刊後得出結論:中國發生的一切「確有很重要的歷史意義」,以蔣介石為首的新政府能得到蔡元培、吳稚暉等「一般元老的支援,是站得住的」。
  1927年5月17日,胡適從神戶乘船回國,於20日抵達上海。
  胡適回國初期,在接見記者時明確表示「不談政治」。但是,像1917年第一次回國時表示「不談政治」一樣,他是不可能把現實政治置之度外的。
  1928年10月,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通過胡漢民等人提出的《訓政綱領》,開始建立一黨訓政的政治體制。
  1929年3月,國民黨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以奉行孫中山遺教為藉口,將孫中山的思想絕對神聖化,從而否定了在訓政時期制定「約法」的必要性。
  隨後,南京國民政府頒佈保障人權令。在「不談政治」的胡適看來,這個命令既沒有明確規定人權和自由的具體內容,又沒有對國民黨的政府和黨部的權力加以明確限制,沒有表現出尊重人權的真誠意願。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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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胡適與蔣介石的憲政博弈】

  胡適一生當中最大的盲區,是他基於孔學儒教之「性本善」眼光至死也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出於「公忠」而展開憲政博弈的目標對象蔣介石,內心深處一直把他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一般的心腹大患。在蔣介石日記沒有供研究者查勘閱讀之前,習慣於用孔學儒教之「性本善」眼光解讀各路偉人光輝事蹟的中國特色之專家學者,一直是以無限豔羨的腔調,熱情謳歌胡適貌似帝王之師的尊崇榮耀的。美籍華裔教授江勇振,在他新近出版的《舍我其誰:胡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中,儘管喪失了比較虛偽的「性本善」眼光,卻依然在用風馬牛不相及的「舍我其誰」之「國師策士」,來誣衊胡適之為人處世。

  第一節 胡適對蔣介石的當面糾錯

  1958年初,臺灣中央研究院開始在臺北南港為胡適建造住宅。4月8日,胡適回到臺北,副總統陳誠等人到機場迎接。
4月9日下午,胡適在總統府秘書長張群陪同下來到蔣介石的士林官邸。蔣介石以茶點款待,與胡適會談了一個小時。
  離開總統府,胡適在接見記者時介紹說,總統對於學術研究和發展自然科學很關切,今天談的都是學術問題。談到自己的打算時,胡適表示要有兩三年的安靜生活,當可將《中國思想史》寫完,然後再寫一部英文的《中國思想史》,接著再完成《白話文學史》的下冊。
  1958年4月10日上午9時,胡適在中央研究院考古館的樓上出席為他舉行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典禮。典禮的主要內容,是前後兩任院長朱家驊、胡適先後致辭。典禮結束之後是胡適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第三次院士會議,時間是10點。這時候,蔣介石在「副總統」陳誠等人陪同下來到現場,胡適便以主持人身份「請總統給我們訓話」。
  蔣介石的訓話稿是陶希聖提前代擬的。蔣介石先是稱讚胡適的能力和道德,說是大陸方面之所以批判胡適,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希望「中央研究院不但為全國學術之最高研究機構,且應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之艱巨任務」;要配合國民黨當局「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期望教育界、文化界與學術界人士,一致負起恢復並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之責任」;「要儘量發揚『明禮義,知廉恥』之道德力量」;只有這樣,「科學才能發揮其最好效能,民主才能真正成功,而獨立自由之現代國家,亦才能確實建立起來」。
  剛剛回國就任教育部長和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在講話中大致附和了蔣介石的訓話。
  胡適在講話中表示:「我要向各位來告罪。籍這個機會想稍微說幾句話。並不是要對總統的話,梅校長的話答辯,而是想表示道謝。同時表示我個人對中央研究院任務的看法。」
  接下來,胡適當場糾正蔣介石說,剛才總統對我個人的看法不免有點錯誤,至少,總統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我在大陸被清算,「並不是清算個人的所謂道德」,而是我在大陸許多年輕人頭腦裡留下了許多「毒素」,這些毒素便是五四那些新思想新文化新學問,尤其是我提倡一種「要拿出證據來」的科學思想,提倡把東西方科學方法的精髓結合起來的「真正科學的方法」。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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