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介紹胡適與教育文化界人物。--《胡適評議 卷二:胡適與新舊文化》

2018/7/9  
  
本站分類:創作

本卷介紹胡適與教育文化界人物。--《胡適評議 卷二:胡適與新舊文化》

▍胡適是中國白話傳記的開拓先驅,其著作記錄了中國學者看世界的思想探索和精神困惑。

《胡適評議》分為三卷,卷一:胡適與《新青年》,卷二:胡適與新舊文化,卷三:胡適與蔣介石之憲政博弈。三卷總計四十二萬餘字,是關於胡適的一部真實全面且立體生動的評傳,其側重點在於展現胡適以及同時代各色人等的思想誤區和歷史侷限。涉及到民國時期政學兩界各色人等數百名,包括老一輩的人物蔡元培、梁啟超、嚴復、林紓、吳稚暉、張元濟、鄭孝胥、夏敬觀;與胡適同時代的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李大釗、馬敘倫、沈尹默、魯迅、周作人、高一涵、丁文江、王雲五、朱經農、張君勱、馬君武、王敬芳、章士釗、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蔣廷黼、雷震、王世杰、陳誠、張群、楊杏佛、吳國楨、錢穆;以及更加年輕的傅斯年、毛子水、楊亮功、陶希聖、林語堂、殷海光、夏道平、蔣經國、周德偉、蔣碩傑、徐復觀、胡秋原、徐高阮、李敖、林毓生等等。全書力求在相關人物的碰撞比對過程中,立體展現各個人物的精神樣貌和歷史罪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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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第一章 胡適與周作人的進退之爭】

  五四運動前後,周作人於第一時間率先關注發生在東鄰日本的「新村」實驗,並且在北京家中成立新村支部。此舉既得到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人的積極回應,也遭到胡適、魯迅當頭棒喝式的公開批評。完全不具備創新價值的「新村運動」的大起大落,直接導致周作人先自我膨脹後意志消沉,隨後就發生了他在《語絲》週刊時代針對胡適、王世杰、周鯁生、高仁山、高一涵、陳源、凌叔華、徐志摩、唐有壬、李四光等英美派人士的黨同伐異,以及日本侵華期間半推半就的攀附投靠。

  第一節 晚年周作人的造謠說謊
  
  1917年3月27日,周作人告別故鄉從紹興乘船至曹娥,從曹娥上岸後轉乘火車到寧波,從寧波乘船到上海,然後在上海北站乘車沿滬寧路到南京下關,再渡船過江從浦口沿津浦線到天津,最後改乘京奉鐵路於4月1日晚上抵達北京。周作人出站後乘人力車來到魯迅居住的南半截胡同紹興縣館,兄弟二人一起寄住在綠蔭滿院的槐樹書屋,並且先後加盟《新青年》同人團隊,很快崛起為中國文壇尤其是新文化運動中的著名人物。
  1917年4月5日,周作人在日記中寫道:「上午蔡先生來訪,功課殊無著,下午睡良久……」
  4月10日,周作人又在日記中寫道:「午至益昌同大哥午飯,下午乘車至大學謁蔡先生辭國文事,又告南行,見陳獨秀、沈君默二君,又回教育部一談……」
  蔡元培應紹興同鄉、教育部僉事魯迅的請求,聘請在日本留學期間一直沒有接受正規系統的現代化高等教育的周作人到北大任教,難免有假公濟私的嫌疑。沒有接受過正規高等教育的周作人,在北京大學一直找不到安身立命的立足點,只好長期處於被動打雜的劣勢地位;但是,他不肯從自己身上尋找原因,反而長期怨恨前輩同鄉蔡元培沒有提拔重用。蔡元培逝世後,周作人在《記蔡孑民先生的事》中回憶說:

當初他叫我擔任希臘羅馬及歐洲文學史、古英文,但見面之後說只有美學需人,別的功課中途不能開設,此外教點預科國文吧,這些都非我所能勝任,本想回家,卻又不好意思,當時國史館剛由北京大學接收,改為國史編篡處,蔡先生就派我為編纂員之一,與沈兼士先生二人分管英日文的資料,這樣我算進了北京大學了。

  在《知堂回想錄》中,晚年周作人專門辟出「東方文學系」一節,介紹自己在北大所遭受的職業挫折:

我到北京大學裡來,到底也不知道是幹什麼來的?最初是講歐洲文學史,不過這件事並不是我所能擔任的,所以不久隨即放下了。一九二二年至燕京大學擔任現代文學組的主任,一九二五年答應沈尹默去教孔德學校中學十年級的國文,即是初來北京時所堅決不肯擔任的國文功課,想起來覺得十分可笑的。隨後還在北大染指於國文系的功課,講明清散文稱曰「近代散文」,至一九三六年則添一門曰「六朝散文」……但是在那個中間,有一個時期卻很致力於東方文學系的開設,這時間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大約有十年的光景。……經過好些商議和等待之後,在顧孟餘任教務長的時代,乃叫我做籌備主任,於一九二五年成立東方文學系,從預科辦起。那時我們預備在這系裡教書的共有三人,即是張鳳舉,徐耀辰和我……

  周作人最初在北京大學擔任的課程是每週三個學時的「歐洲文學史」和每週三個學時的「羅馬文學史」。一週六個小時的授課連同編寫講義,對於從來沒有到歐美各國專門研習過文學史的周作人來說,是十分繁難的一件事情。他把大部分財力精力花費在購置相關資料及編寫講義方面。一年之後,周作人把已經講授過的「希臘文學要略」、「羅馬文學」、「歐洲中古至18世紀文學」合成一本《歐洲文學史》,由商務印書館作為北京大學叢書之三出版發行。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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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梁啟超的藥方與胡適的感悟】

  梁啟超一生當中輪回反復、一變再變的癥結所在,是他固步自封於中國社會以所謂天道天理及家國天下為本體本位,一方面在剛性的政權架構之制度設計層面獨尊君權、一方面在柔性的文化思想之意識形態層面獨尊儒術的政教合謀之神聖道統;以及由此而來的在公天下、打天下、坐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怪圈魔咒和思想牢籠之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貌似全能全知卻從來分不清楚公私群己之權利邊界的價值譜系。他始終不肯也不能像胡適那樣,以「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個人主義」的開放眼光,認真學習並且虛心同化於人類共同體以人為本的個人自由、甲乙平等、法治民主、限權憲政、大同博愛、自然和諧的價值觀念和價值譜系。這一點在兩個人的歐美遊記當中,表現得最為集中也最為充分。

  第一節 《新大陸遊記》的價值混亂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出生於廣東新會茶坑村,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17歲的梁啟超少年得志,在廣州參加鄉試考中舉人,名列第八。主考官李端棻欣賞他的才華,把大他4歲的堂妹李蕙仙許配給他。
  1895年,梁啟超赴北京參加會試,跟隨導師康有為發動宣導變法維新的「公車上書」,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世人並稱之為「康梁」。
  1896年春,黃遵憲與汪康年在上海相遇,「談及創辦報社事,意見相同」。黃遵憲寫信把梁啟超請到上海,委任他擔任《時務報》主筆。梁啟超以《時務報》為陣地,積極鼓吹變法思想。第二年,梁啟超到長沙嶽麓書院擔任時務學堂總教習,參與推進湖南的變法維新。
  1898年戊戌政變之後,梁啟超跟隨康有為逃亡日本,初編《清議報》,繼編《新民叢報》,他按照自己對於日文報刊書籍之猜謎打卦、牽強附會、投機取巧、似是而非的粗糙理解,向中國人販賣西方社會的各種學說。然而,就是梁啟超這種猜謎打卦、牽強附會、投機取巧、似是而非的高調煽情文字,對于包括少年胡適在內的長期處於閉關鎖國狀態之中的清末知識界,產生了很大影響。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癸卯)農曆正月二十三日,31歲的梁啟超應美洲保皇會邀請從日本前往美洲,二月初六日淩晨抵達加拿大的溫哥華。隨行者有黃慧之、鮑熾二人。他們在加拿大居留兩月,四月初三日由溫哥華沿著橫貫美洲大陸的太平洋鐵路前往紐約。
  五月十四日,梁啟超來到美國首都華盛頓,對美國的民主制度及其總統選舉進行了考察。十六日,他登門拜訪了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十七日,他到白宮拜訪了美國總統希歐多爾‧羅斯福(又譯狄奧多‧羅斯福,人稱老羅斯福,是佛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遠房堂兄)。
  1903年農曆八月初五日,梁啟超一行抵達三藩市。十月二十三日,梁啟超從美洲回到日本橫濱,他隨後把這次美洲之行的經歷寫入《新大陸遊記》,在他自己主持編輯的《新民叢報》上加以連載。
  梁啟超在《新大陸遊記》中曆述美國的不同政黨在競選過程中表現出的種種弊端:「當其競爭劇烈之時,甲黨對於乙黨之候補者,攻擊亦不遺餘力。往往將其平生行誼,毛舉以相指摘。」
  接下來,梁啟超想當然地比較了他並沒有親眼看到過的英國君憲制度與他所親眼看到的美國共和制度:「英國但求黨員在議院中占多數耳,既占多數,則其黨魁自得為大宰相而莫與爭;……美國反是,勝敗之機,專在一著,夫安得不於此兢兢也。」
  於是,梁啟超極其輕率地得出結論說:「美國爭總統之弊,豈直此而已,其他種種黑暗情狀,不可枚舉。吾遊美國,而深歎共和政體,實不如君主立憲者之流弊少而運用靈也。」
  梁啟超在《新大陸遊記》當中,還重點介紹了他對於三藩市華人社區的調查研究:三藩市當時總人口三十四萬多,其中華人有二萬七八千人,是美國華人最為集中的一個城市,也是康有為、梁啟超一派的保皇會(又名維新會)成立分會最早、註冊會員最多(有上萬人之多)的一個城市。
  梁啟超認為,三藩市華人擁有這樣幾個優點:其一,愛鄉心甚盛;其二,不肯同化於外人;其三,義俠頗重;其四,冒險艱苦;其五,勤、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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