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全面性記錄周作人研究歷史之專著。--《周作人研究九十年》

20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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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全面性記錄周作人研究歷史之專著。--《周作人研究九十年》

周作人是毀譽參半、褒貶不一的焦點人物,身為一個對中國現代文學有著深刻影響的作家,周作人和魯迅一樣,都是新文學運動的發起者和倡導者。只是因為他曾出任汪精衛政權職務,有了「附逆」的負面名聲,使得他的歷史地位受到了影響。然而,研究者不應該以政治的標準代替一切,因人廢言,而應該還歷史以本來的面目,實事求是地去評價周作人的功過是非。

本書是第一本全面性回顧中國大陸周作人研究歷史與進程的專著。全書共分六章,將周作人研究以四個時期分別考察:前四章從專書、思想與人生道路研究、文學思想研究、文學創作研究等方面評述;第五、第六章則評述周作人文集的校訂出版與史料工作的建設。本書之研究,結合了歷史評述與理論探討,注重史料之考核,並對研究文獻的歷史語境與研究者個人思想及學術語境,分別做了縝密的分析。

 

內容試閱

第一章 周作人研究的開始期(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
據我的不完全統計,一九四九年前關於周作人的各類專篇文章在二百篇左右,其中論文約占三分之二。在論文中,絕大多數是一般性的評論,真正能達到學術研究層次的極少。本書取材的標準較寬,不僅專篇文章,別的文章和著作中有關周作人的有價值或有代表性的觀點也在評述之列。一九四九年以前三十年的周作人研究又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九年,這是周作人研究的開始階段;二是從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為周作人研究的豐收階段;第三個階段從一九三七年八月到一九四九年,由於周作人的附敵行為,研究工作出現了變化,不妨把這一階段稱為轉折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從五○年代到七○年代是沒有周作人研究的,但在五○年代和六○年代周作人還是被談論著,當時人們對待周作人的態度也是我所感興趣的,故在本章後面還附有對這一情況的介紹。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周作人最早是作為翻譯家出現的,他在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上發表了翻譯論文《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說》,第一次在新文化運動這一主要陣地上登場。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事件。
專門評論周作人的第一篇文章要算趙景深發表於一九二三年初的《周作人的詩》,該文記下了他讀周作人幾首新詩後的一些清淺的感受。不過,關於周作人的零散評論可以上溯到一九一九年幾個新文化運動主要參加者的論文,他們從自己的親身感受出發,高度評價了周作人在新文學運動之初的赫赫功績。傅斯年在《白話文學與心理改革》中充分肯定了周作人《思想革命》一文,他還說:「近來看見《新青年》五卷一號裏一篇文章,叫做《人的文學》,我真佩服得極點了。我所謂白話文學內心,就以他所說的人道主義為本。」又云:「據我看來胡適之先生的《易卜生主義》、周啟孟先生的《人的文學》和《文學革命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同是文學革命的宣言書。」傅文的基本思路和觀點都深受周作人的啟發,由此可見周的文章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深刻影響。周作人的新詩創作體現了胡適所要求的文學形式變革的實績,他的《小河》很得胡適的賞識:「這首詩是新詩中的第一首傑作,但是那樣細密的觀察,那樣曲折的理想,絕不是那舊式的詩體詞調所能達得出的。」錢玄同的《關於新文學的三件要事》表揚了周的翻譯工作:「周啟明君翻譯外國小說,照原文直譯,不敢稍以己意變更。他既不願用那『達恉』的辦法,強外國人學中國人說話的調子;尤不屑像那『清室舉人』的辦法,叫外國文人都變成蒲松齡的不通徒弟。我以為他在中國近來的翻譯界中,都是開新紀元的。」羅家倫於一九二○年發表《近代中國思想的變遷》,在稱讚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對新文學的主張說得透徹後寫道:「後來周作人先生更明白提出『人的文學』的觀念來,把『思想革命』『文學革命』的意思,合在一起來講,是分外明晰的;因為這兩件東西,原來是分離不開。思想革命是文學革命的精神,文學革命是思想革命的工具:二者都是去滿足『人的生活』的。」這幾則評價正好涉及了周作人在新文化運動中三個主要方面的貢獻。
「五四」退潮後,作為小品文作家的周作人又走來。中國現代散文的最初發展經歷了從《新青年》上的論文、雜感到周作人首倡並實踐的小品文的轉變,小品文在散文成為中國現代文學裏一個獨立門類的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對此,胡適認識得很清楚:「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的作品的成功,就可澈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這段話後來被引用的頻率很高,原因就在於胡適相當準確地概括了中國現代散文最初的發展、嬗變,指出了周作人對現代散文史的一個重要貢獻。《自己的園地》是周作人的第一本散文集,湯鍾瑤在《讀了〈自己的園地〉》中說:「我讀了作人先生的《自己的園地》,覺得這本小品散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很有地位的東西。飄逸的語句,縝密的文思,很可開話體論文作家的先河。」郭沫若的文章《批評-欣賞-檢查》的主要內容是對周作人在《自己的園地》自序中所表明的文學批評觀提出商榷,不同意周作人的觀點:「把客觀的檢察完全剔出主觀的欣賞以外,並且說欣賞便是真的批評,檢察便是假的批評」;但也稱讚:「這些文字我們在報章上雖然早已見過,但是這麼搜集起來,便成了個整飭的花園。我們在此雖然看不見若何偉大的景物,但盡有優逸的草花,玲瓏的噴泉,和些精巧的接骨木,足以使我們娛目暢懷。」趙景深的《讀〈西山小品〉》以周作人同時期發表的作品為線索來探討《西山小品》,認為:「《西山小品》是表現作者情感與理智的衝突。」朱光潛在《〈雨天的書〉》中相當敏銳地指出了《雨天的書》的審美特質,尤其值得嘉許的是他已經注意到了其中的複雜性。他是這樣說的:「這書的特質,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簡潔。」「清」指的是清淡閒散,是對作品中反映出的作者的心情而言的,「冷」指的是文中可以依稀辨出的「師爺氣」,「簡潔」是從文字方面來說的,他肯定了在初期白話文存在較嚴重歐化的情況下周作人對古文的借鑑。冬芬的《讀〈談虎集〉》從深刻地發掘中國民族的病根的角度,肯定了《談虎集》的思想意義。鍾敬文曾是知堂散文藝術的學習者,在《試談小品文》中對周作人的人和文大加讚美:「他的文體是幽雋淡遠的,情思是明妙深刻的,在這類創作家中,他不但在現在是第一個,就過去兩三千年的才士群裏,似乎尚找不到相當的配侶呢。」
在五四時期和二○年代,周作人在現代文學史和文學史上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有些方面,如他對民俗學和兒童文學的提倡和卓有成績的工作就很少有人顧及,顯然時代的迫切需求制約了人們對周作人的接受。不過,知道真價的人並非沒有。梁永福的《〈談龍集〉》就肯定了周作人對民間歌謠和兒童文學的介紹和倡導。楊晉豪的《周作人先生》說得更明確:「中國對於民間文學,果然也曾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但我以為注意民間文學較為切心的人,周先生確要算其中的一個了。而格外他是一個很注意兒童文學的一個人。像《談龍集》中的《讀各省童謠集》、《讀童謠大觀》、《呂坤的演小兒語》、《談目連戲》、《猥褻的歌謠》及《江陰船歌序》、《潮州佘歌序》等中,他都很顯明地敘述出他對於民間文學和兒童文學理論的建設和意見;我以為他用忠誠的態度和虛心的觀察之對於它們的研究,其價值也不下於他的介紹外國文藝的偉功的。」這裏只能說是注意到,然而依據的材料還很有限,更不用說展開論述了。

開始階段的周作人研究雖然不乏真知灼見,但視線過於集中在某一方面或單篇作品、單個文集上,個別的結論尚未提升為普遍的理論突破,因此這一時期還沒有嚴格意義的學術研究。一九三○年代是階級鬥爭激烈和派別之爭紛繁的時期,革命文學勃興並取得了文壇上的領導地位,周作人日趨系統化的世界觀、文藝觀及其影響對革命文學構成了挑戰。因此,他是革命文學迴避不開的存在,必須對他的存在做出反應。這不可避免地會導致論爭。論爭一方面刺激了周作人研究的開展,引導人們以更宏闊的視野在更深層次上認識他,於是產生了眾多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帶來了局限,使評論和研究摻入了過於直接的功利成分和情緒因素。
進入三○年代的第一年,周作人就遭到了一次來自左翼青年的討伐。這次討伐發生在北平的《新晨報》副刊上,肇端於黎錦明發表於三月二十四日的《致周作人先生函》。黎文對革命文學的勢力迅速擴大表示不滿,並就這一問題向周作人請教。周作人的《半封回信‧致錦明》發表於四月七日的《新晨報》副刊上,他諷刺了革命文學,表明了自己對於文學的幾點意見,並說:「現今文學的墮落的危機,無論是革命的或非革命的,都在於它的營業化,這是落到資本主義的泥坑裏去了,再也爬不上來。」周作人的態度和觀點遭到了幾個革命青年的攻擊。從四月十日到五月三十一日在《新晨報》副刊上發表的有關文章有十七篇之多,其中有兩個作者的三篇文章是對周作人表示理解和替他辯護的,還有周作人自己的一篇文章。左翼青年們試圖以唯物史觀和革命文學理論來評價周作人,但只停留在一加一的水平上,並沒有深入下去,還夾雜了不少意氣成分。周作人對此表示了不屑,當有人誤解他《金魚》一文是為答覆批評而作時,他才寫了一篇只有百餘字的短文《寫〈金魚〉的月日》予以說明。
接下來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公案《五十自壽詩》事件。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林語堂主編的小品文半月刊《人間世》創刊,在創刊號上登載了周作人的自壽詩的手跡,並配以大幅照片。同時還發表了沈尹默、劉半農、林語堂的和詩。不久,蔡元培、沈兼士、胡適等人也紛紛唱和。周作人的詩引起如此強烈的共鳴,這一現象是頗耐人尋味的。錢理群在《周作人傳》第七章云:「周作人《五十自壽詩》引發出來的,是中國一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對於自我內心的一次審視:有無可奈何的自嘲,有故作閒適下的悲哀,不堪回首的歎息,拚命向前的掙扎……。」
埜容(廖沫沙)在四月十四日的《申報‧自由談》上發表《人間何世?》一文,率先對《人間世》和周作人的自壽詩發動攻擊,說周作人的十六寸的照片像遺像,手跡如同遺墨,並和了一首諷刺詩。《人間世》提倡小品文,在取材上標榜「宇宙之大,蒼蠅之微」,他說在創刊號中「只見『蒼蠅』,不見『宇宙』」。林語堂很快寫了《論以白眼看蒼蠅之輩》予以回擊。胡風《「過去的幽靈」》對周作人這個「當年為詩底解放而鬥爭過了的《小河》底作者」寫作落伍於時代的舊體詩表示失望,說:「現在在這裏『談狐說鬼』、『街頭終日聽談鬼』的作者,當年卻熱心地為我們翻譯了《過去的幽靈》(愛羅先珂的一篇講演―引者)。」他於是問道:「那麼,周先生現在自己所談的鬼,聽人家談的鬼,是不是當年他翻譯的時候叫我們防備的幽靈呢?……」胡風這裏顯然有一個誤會,把打油詩中的內容當成周作人的實際生活了。曹聚仁出來解圍,他說:「《人間世》刊載周作人先生《五十自壽詩》,引起了許多批評;詩是好的,批評也是對的。」指出周作人經歷了從「浮躁凌厲」到「思想消沉」的思想變遷,這條途徑可以名之為「從孔融到陶淵明的路」。不過,周作人並沒有「厭世冷觀」,「炎炎之火仍在冷灰底下燃燒著」。這時,林語堂又寫《周作人詩讀法》為周作人辯護,說他的詩「寄沉痛於幽閒」,又說:「吾素最反對清談亡晉之論……後之論史者,每謂清談誤國,不啻為逆閹洗煞,陋矣,且亦冤矣。」關於自壽詩事件,魯迅的意見較為公允。他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說:「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刺之意,然此種微辭,已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於是火上添油,遽成眾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他又在同年五月六日致楊霽雲的信中說過類似的話:「至於周作人之詩,其實還藏些對於現狀的不平的,但太隱晦,已為一般讀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過,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覺得討厭了。」遺憾的是,魯迅的意見並沒有能夠及時地發表。《五十自壽詩》事件的發生是有著深刻的文學鬥爭的背景的,這裏就不做詳細介紹了。
一九三五年初,周作人和胡風之間還有過一次論爭。周作人曾引戈爾特堡批評靄理斯所說的在他裏面有一個叛徒與一個隱士以自譬,胡風在《林語堂論》中指出:「靄理斯底時代已經過去了,末世的我們已經發現不出來逃避了現實而又對現實有積極作用的道路。」周作人作《靄理斯的時代》,嘲笑胡風不曾知道靄理斯有這麼一個他的時代,無所謂有也無所謂「過去」。胡風寫了《靄理斯的時代及其他》加以反駁,他說他的意思是「我們所處的塵世和戈爾特堡讚美靄理斯的時代不同。」文章有兩個要點:其一批評「靄理斯底根本態度」,「論到他底『以生物學人類學性學為基礎』而寫的『犯罪學的書』,『文化及文藝上的批評文章』,以及由『性心理學研究』『瞭解人生的態度』,如果真像知堂先生所說的,我以為那裏面決不會有在真實意義上的『叛徒』存在。不是性的關係規定了社會人生,相反地,每一種關於性的迷信或道德成見都是特定的社會制度底反映。所以,離開了社會的土臺,只是由『性心理研究』瞭解人生的態度,結果把人從社會的存在還原為自然的存在,那所謂人生態度到底是怎樣的東西就很難索解」。其二,認為所謂「明淨的對人生社會的觀照態度」,「骨子裏和歷史的命定論並不是兩個東西,雖說是公平地對於兩方面都沒有架打,但實際上卻是對於已成的強者有利的」。他詰問道:「我不懂,連生命都朝不保夕的中國大眾為了『求生』、為了『求勝』的『熱誠』為什麼反而是可嘲笑的東西?」他另有一篇《靄理斯‧法郎士‧時代》,對周作人所欣賞靄理斯的「明淨的對人生社會的觀照態度」進行諷刺。胡風這時的剖析就深入多了,接觸到了周作人思想上的一些根本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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