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數十位知識分子的真實生活經歷。--《沙底拾貝：還原真實的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

「英國史家托馬斯•卡萊爾曾說：『生於謊言是我們的不幸，死於謊言是我們的恥辱，結束謊言是我們的責任。』沉默就是承認謊言，沉默就是維護謊言，沉默就是製造謊言。或許你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罪行，但是你對謊言保持沉默，你就是謊言製造者的同謀，你就是真實歷史的屠殺者。」──沈寧

本書作者係蔣介石文膽陶希聖的外孫，亦是中國全國人大副委員沈鈞儒的堂侄。自幼受淵源家學之熏陶，使他得以親聞、親見、親歷許多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名人掌故，無論是家族前輩們的故事，還是世交師友們的故事，皆知之甚詳、如數家珍。
作者拒絕隨意刪除或節選歷史，更反對強權意圖消滅歷史記憶的行徑。透過本書，作者回憶了其所認知的于右任、王雲五、沈雁冰、周予同、金仲華、胡風、胡適、馬寅初、陳布雷、陳立夫、陳獨秀、陳麟瑞、曾昭掄、葉企孫、董寅初、趙敏恆、蔡元培、蔣百里、蔣夢麟、豐子愷等數十位知識分子的真實生活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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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陳布雷的安眠藥】
略知中國現代歷史的人，都曉得陳布雷先生是蔣介石的高參。其實陳布雷先生是先獲文名，而後從政。他幾乎是中國第一代報人中的詨詨者，民國之前已名揚天下。聽母親說：陳布雷先生瘦高體弱，文質彬彬，不苟言笑。
我的舅舅講，抗戰時期在重慶，外祖父和陳布雷先生同在委員長侍從室任職。舅舅們到上清寺侍從室找外祖父，曾與陳布雷先生一起吃飯，發現陳布雷先生腸胃很壞，每餐飯只能吃烤焦的麵包。陳先生平時講話很少，卻為人甚為熱心，幫人辦事極嚴肅認真。
外祖父講陳布雷，則稱布雷先生是個老失眠家，每夜就寢必須吃安眠藥三片，然後也才能得到三四個小時睡眠。他的小藥箱裡，裝滿各式各樣的安眠藥，用外祖父的話說，琳琅滿目。外祖父多年寫作為生，自然也失眠，但經過香港逃難，有一陣子可以倒地便睡。到了重慶，進委員長侍從室，主持《中央日報》，每日寫文章，舊病復發，又開始失眠，需安眠藥睡覺。但他失眠，遠沒有布雷先生那麼嚴重，桌子的抽屜裡只放一種安眠藥，需要時吃半片一片，就能夠睡了。每次外祖父自己存的安眠藥吃完了，就跑到布雷先生的小藥箱裡去挑選，領取一些，補充自己的抽屜。
安眠藥不能治癒外祖父的失眠症，他找侍從室周綸醫生看了幾次，服藥打針。周醫生警告外祖父：如果不好好休息一段時間，患上腦貧血，就有致命危險。但抗戰緊張，外祖父哪能休息。實在沒有辦法，他便只好請假一兩天。可是他經常花兩三個鐘頭，從重慶過江回到南岸家裡，還沒睡下，就又有電話打來，或招去《中央日報》，或招去侍從室，最無法推託的是受招去委員長官邸。
有一天外祖父實在頭疼得沒有辦法，晉見委員長的時候，當面直陳自己惡性失眠，輕度腦貧血，請求允許休息一段時間。蔣介石自己身體強壯，從來沒有得過什麼病，更從來沒有失過眠，完全體會不到失眠的痛苦。他對外祖父說：你睡不著覺，休息幾天就好了，我叫他們給你買藥。那個時間，重慶有藥廠，可以造維他命B1，但肝精卻只有進口貨。隔了一日，便有委員長官邸醫務室的護士，每天過江到家裡來，給外祖父注射維他命B1和肝精。
一九四二年，蔣介石看到抗日戰爭已經能夠進入戰略反攻階段，決定親自寫一本書，提升民族尊嚴意識，鼓舞中國軍民士氣，凝聚抗戰勝利意志。他同布雷先生商議，準備將寫作任務交給布雷先生完成。可布雷先生因為長期嚴重失眠，腦力體力均不濟，便推薦外祖父代勞。外祖父明知替天子立傳，是吃力不討好的差事，但見布雷先生那種身體情況，也只得接受。那可真是同病象憐，拔刀相助。
不過相比於外祖父較為激進的性格，布雷先生更加謹慎穩重，那是確實的。一九四六年國民政府決定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籌備時期，國民黨吳鐵城秘書長請外祖父去上海，外祖父外祖母同行，在上海狄斯威路的房子裡住，那是當時我的父母親的家。外祖母做了幾個菜，外祖父請吳秘書長及上海各界的朋友，聚集家裡便餐，商討政治協商會議遺留下來的一些具體問題。此後，那就成了外祖父的日常工作，往來滬寧之間，與各界會商。每有什麼結果，便通過上海市政府機要室，向吳秘書長報告，或者直接報告蔣介石。
七月初外祖父接電報，馬上趕往廬山牯嶺，晉見蔣介石。然後會見布雷先生，陳述他在上海同各界商討籌備國民大會的情況。事情之多，兩個人會面了兩次，談了四個多小時。結果是布雷先生大為驚駭，對外祖父說：原來國民政府要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的決定，是根據你的報告，你的責任也就太大了。從這番話可以想見，如果換了布雷先生，他就絕對不會像外祖父那麼去做了。而且外祖父彙報過在滬寧的協商工作之後，接到命令，留在廬山辦《中央日報》廬山分版，不必再下山了，不知那與布雷先生對外祖父的關心有沒有關係。
布雷先生跟外祖父同事以前很多年，就已經相識了。早在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發生後，外祖父根據英國法律，撰文抨擊英國巡捕在上海槍殺中國工人的非法行為，發表在鄭振鐸先生的《公理報》上，一石擊起千重浪，甚至招致英國領事對商務印書館提出訴訟，當時外祖父在商務做編輯。因此外祖父一夜之間，成為上海名人。上海學術界十個人聯署發表宣言，抗議南京路殘案，外祖父乃其中一人。上海《商報》立刻發表社論，對那一宣言發出聲援。這個社論，是布雷先生的親筆。
北伐戰爭之後，在上海南京兩地，外祖父和陳布雷二人，同時從事教育工作。民國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上海復旦大學校慶，外祖父和布雷先生同時應邀出席。布雷先生講話只幾句，外祖父講了一個多鐘頭，到吃飯還停不下來，此事給布雷先生留下很深的印象。
後來外祖父在南京中央大學做教授，布雷先生在國民政府教育部做政務次長。外祖父寫文章犯忌，上海警察局出動搜查新生命書局，密報外祖父言論違紀。外祖父聞訊，寫信給中大校長朱家驊先生，辭職謝罪。朱校長便去找布雷先生和中宣部長劉盧隱先生疏通。劉先生說他不認識陶希聖，布雷先生說：我在上海復旦大學遇見這個人，他的毛病是鋒芒太露。此次風波，最後是中組部長陳果夫先生給外祖父寫信，教訓一頓，算做解決。
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香港。當時外祖父一家都居住香港，僅母親一人在昆明就讀西南聯大，兩個月完全得不到家人消息，焦急萬端。因為高陶事件，日軍對外祖父恨之入骨，曾幾次派特務到香港，企圖謀殺外祖父及家人，均因杜月笙先生的嚴密保護而未得手。現在日軍佔領香港，他們馬上開始大規模搜捕外祖父，各地報紙經常發消息：日軍在某菜園捉到陶希聖；日軍將陶希聖剝皮抽筋；等等。母親在昆明經常讀到這些標題，不知真偽，驚恐萬分，日日以淚洗面。
忽然一天，西南聯大校長蔣夢麟先生把母親叫到自己的辦公室，說是重慶陳布雷先生給他發來一封電報，請他轉給學生陶琴薰，通知母親，外祖父已經逃離香港，回到國土，正在往重慶的路上，叫母親不要太心焦了。同時母親接到外祖父從廣東韶關寄來的匯款，證實了他的安全。母親後來對我說，她原來在家裡聽外祖父講過陳布雷那個人，並無印象，接到這封電報，使她感到布雷先生的親切，她曾馬上寫過一封信，感謝布雷先生，並且詢問外祖母及弟弟們的消息，那信也是請蔣夢麟校長轉寄重慶的。
母親轉學到重慶後，才知道布雷先生給蔣夢麟校長的那封電報，並非外祖父囑託他發的，而是他接獲外祖父安全逃到內地之後，了解到母親的心情，自己主動發給蔣夢麟校長的，足見布雷先生感情之細膩。為此母親在重慶期間，曾專門當面向布雷先生道過幾次謝。
事實是，外祖父化妝從香港逃出日軍魔掌，到達廣東脫險之後，做的頭一件事，是找到一家郵局，給重慶布雷先生發個電報，然後給西南聯大的母親匯了一筆款。
外祖父輾轉回到重慶，因外祖母一家還在桂林逗留，他獨自一人便先借住重慶上清寺美專校街一號，布雷先生公館的另一小院內小樓之上。從此外祖父與布雷先生一起在委員長侍從室任職，布雷先生是外祖父的頂頭上司。後來外祖母一家也到了重慶，母親也從昆明西南聯大轉學到重慶中央大學，全家團聚。那時期內，母親和舅舅們常有機會見到布雷先生，還在一起吃飯和跑空襲警報。戰後父母結婚，也是布雷先生的弟弟《申報》社長陳訓悆先生做母親的介紹人。布雷先生去世後，其職便由外祖父接任。
作為朋友，布雷先生對外祖父相當地了解，知道他寫文章用語有時比較激烈。作為上級，布雷先生也對外祖父相當地保護，化解他因文字而惹起的麻煩。一九四七年初，外祖父看到國共已無和談可能，戰爭勢在必然，便連續在《中央日報》上發表社論，籲請各界睜開眼睛，保持清醒。他甚至用了東晉時期的淝水之戰的故事，預言國共難免在淮河流域再打一場新淝水之戰，決定國家存亡。
這篇社論被當時在南京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邵立子和雷震先生看到，便找到布雷先生告狀，說那都是反共言論，妨礙政治協商和軍事調處，已經引起中共代表周恩來的抗議。然後邵力子又對布雷先生說：雷儆寰認定，《中央日報》現在是CC系辦的了。布雷先生聽了大怒，立刻派人找來雷震，痛加申斥。當時雷震任政治協商會議副秘書長，負責協商各民主黨派意見，比較接近共產黨。
斥責過邵立子和雷震之後，布雷先生找到外祖父，轉告了兩位左翼民主人士的意見，外祖父堅持說：新淝水之戰就在眼前，我們不能不大聲疾呼，警告國人。後來的事實，不幸被外祖父言中，不到兩年，就發生淮海大戰，就是當年發生淝水之戰的故地。
布雷先生是浙江人，與我的父親同鄉。布雷先生的兩位女公子陳琇和陳璉，與我父親在杭州師範同學。後來父親自上海暨南大學轉到重慶中央大學，又跟陳璉同學兩年。因為夫人生育陳璉而逝，布雷先生十分悲痛，從此未續娶，並把陳璉小名叫做漣漣，以示如淚，足見其感情之深之重。
在杭州師範讀書時，父親是跟陳琇同班，但他同陳琇的妹妹陳璉卻有過一段初戀。後來雖然兩人就讀不同學校，卻似乎仍然在心裡保持著感情。據說陳璉在昆明西南聯大讀書時，她的箱底一直存著父親寫給她的信。直到後來陳璉接觸到中共學生領袖袁永熙，而後做了袁永熙的戀人，才斷絕了同父親的繼續來往。
我的母親先是昆明西南聯大的學生，那時陳璉也在西南聯大讀書，兩人同學，也是朋友。後來她們又先後轉入重慶中央大學，繼續同學。也是這時，我的父親也轉到中央大學，但此時他與陳璉已經是兩條鐵軌上跑的火車，永遠也走不到一起了。
因為兩個父親同一辦公室，身世相近，兩個女兒自然也來往密切。每逢周末，母親總迫不及待從沙坪壩趕到重慶，到上清寺委員長侍從室找外祖父，幾次相約，陳璉從不同行，似乎與其父布雷先生不大和睦。此事讓母親覺得很奇怪，她當時並不知道，陳璉那時已由袁永熙發展為中共黨員，要跟她的父親劃清階級界限。不過我想，布雷先生那麼智慧的人，一定早已覺出女兒的政治背叛，只是愛女之情篤篤，不肯點破而已。
人性遭到政治的侵蝕，便一定釀造悲劇。雖然陳璉極力躲避父親布雷先生，但中共卻要盡可能地利用她這層父女關係，從事政治軍事等等活動。抗戰勝利之後，陳璉大學畢業，到北平教書，然後與袁永熙結婚，在北平舉行盛大婚禮，利用布雷先生的地位，聯絡大批國民黨政要，開展地下工作。
很快事發，陳璉和袁永熙夫婦被國民政府逮捕，轉移到南京監獄關押。儘管政治立場不同，畢竟父女情深，布雷先生徵得蔣介石許可，親自出面，將女兒保釋出獄。之後陳璉曾回老家慈溪，隱居一段時間。袁永熙出獄後，中共安排他在南京臥底，於是陳璉又回到南京，利用陳布雷的關係，夫婦兩人繼續從事地下工作。父親告訴我，期間陳璉多次開動陳布雷的座駕，為中共輸送機密情報，因為是陳布雷的車子，軍警不敢阻擋。布雷先生自殺之後，陳璉失去利用價值了，陳璉夫婦便被許可離開南京，轉移蘇北中共根據地。
父親回憶，陳璉被捕，他和母親都聽說了，十分吃驚。這個時候，父親才終於明白，當初陳璉為什麼跟他斷了戀情，而母親也才知道陳璉居然是共產黨。北伐戰爭的時候，母親六歲，見識過湖北農民運動殺人放火的兇殘，也有過農會到家裡來逮捕外祖父的親身經歷，知道革命的味道。父親和母親都無論如何不能相信，溫文爾雅的陳璉竟然會是青面獠牙的共黨。對於母親而言，陳璉還是陳璉。所以陳璉途徑上海的時候，母親仍舊招待她在狄斯威路自己家裡，小住幾日。但是從陳璉離開之後，兩人就再也沒有見過一次面。
時局驟轉，國民政府兵敗如山倒，外祖父跟著南撤臺灣，中共隨即建政。陳璉進了北京城，任團中央少兒部長，其夫袁永熙做了清華大學黨務書記，都是中共高官。也是這時候，父親才澈底明白，當初在重慶中央大學，為什麼陳璉同他堅決地斷絕了往來。因為她是共產黨員，她的上級就是她的丈夫。
一九五三年，父親被中央政府從上海調入北京，參與籌建外文出版社。為了表示對他的重視，社裡發給他一張觀禮票。十一那天，他到天安門觀禮臺，觀賞閱兵和遊行。也是命運捉弄人，在同一個觀禮臺上，父親與陳璉意外相遇。父親說，剛一見面，陳璉十分興奮，但是瞬間即逝，冷淡下來。他們兩人，一個是中共的高官，一個是被「控制使用」的舊知識分子，地位的懸殊已如天壤。兩個人簡單地寒暄幾句，父親事後還感嘆，當時就看得出來，陳璉是迫於一種無形的巨大壓力，努力拉開同過去和家庭的距離。
因為父親母親都同陳璉是好朋友，都對陳璉表示巨大的好感和同情，所以我很願意相信父親和母親的感覺，願意相信陳璉確是個好人，是個不幸被無情的政治鬥爭所利用了的善良青年。後來母親也隨著父親，從上海搬到首都，可作為國民黨大戰犯之女，始終不敢同陳璉聯絡。雖見不到，母親仍是一直很關心陳璉的情況。特別是母親在《人民日報》上讀到一篇陳璉的講話，並且因此受到鼓舞，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信，從而獲得特殊照顧，能夠在最黑暗的年代，保持同臺灣外祖父的通信聯繫。僅從此一點，我也必須對陳璉女士表示謝意。
那是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北京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大會，陳璉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在一次大會上發表講話。講話之後，周恩來頭一個站起來鼓掌，於是受到中央關注，並在幾天後全文刊在《人民日報》上。陳璉的講話是這樣的：

我想以自己的經驗，對於知識青年，特別是社會主義敵對陣營裡的兒女們的進步問題，說一些意見。也許在座的有的同志知道，我是陳布雷的女兒。十幾年前，我也是一個懷抱著熱情和苦悶的青年學生，為了尋求抗日救亡的途徑，我找到了共產黨。黨把我引導到革命的道路上來，使我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了社會解放的前途，我的苦悶消失了。我聽黨的話，工作著，學習著，前進著，我感到無比的溫暖和幸福。十幾年來，由於黨的教育，我獲得了一定的進步，我現在是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並擔任著青年團中央少年兒童部的副部長。
從我自己走過的道路，我深深地感覺到：正是因為黨是以國家和人民利益為依據的，因此，它對於一切有愛國熱情的人，不管他是什麼人，都是歡迎和愛護的。可是我聽說，目前還有一些出身剝削階級和反動家庭的青年，為自己的出身感到煩惱，說什麼恨只恨閻王爺把我投錯了胎，我認為這是完全不必要的。假如說在解放以前，一個出身剝削階級和反動家庭的青年還比較不容易認清黨的話，那麼在今天，黨就像太陽一樣，普照著大地，撫育著我們每一個人。我們沒有辦法選擇我們的出身之地，但是，我們完全能夠選擇自己要走的路，只要我們認對了方向，而且肯於努力，在我們每一個人的面前，都是有寬廣的道路和遠大的前途的。

話雖然說得好聽，掌雖然鼓得響亮，現實卻終究沒有這般美麗。
儘管陳璉和袁永熙夫婦，曾為中共建政出生入死，甚至背棄自己的親生父親，他們最終還是遭到中共內部的打擊和清洗。一九五七年袁永熙被劃為右派，撤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之職，鋃鐺入獄。陳璉因此離婚，我的母親聽說後，曾經極度難過，不肯相信。她知道陳璉很愛袁永熙，兩人從在西南聯大做學生時期開始，數十年生死與共，不可能一夜之間形同路人，他們的離婚，必是殘酷政治壓迫的結果。
後來陳璉調出北京，回到上海，消息越來越少。文革初期我借大串連之便，回上海訪故居。臨行前，母親特別囑咐我，設法打聽一下陳璉的消息。我在上海，曾到華東局去看過大字報，可惜沒有什麼收穫。後來從小道消息聽說，陳璉在上海屢遭批鬥，不堪屈辱，同其父布雷先生一樣，自殺絕世。
母親獲知那噩耗之後，許多天默默無語，神若有失，不可終日。我想母親一定想到她們各自的父親，她們兩人的同學生活，她們遭到政治污染的友情，她們共同的不幸。
那時父親自己關在牛棚裡，連這個消息也傳不進去，倒免了他傷心。
 
【陳立夫突然襲擊】
上個世紀中期的中國，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也不知始於何人，出於何意，據何事實，盛傳一說，謂之四大家族。那四大家族，就是蔣宋孔陳，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小學課本，寫得清清楚楚。蔣指蔣介石，當時蔣經國尚年幼，還不算人物。宋指宋家藹齡慶齡美齡姐妹三個，以及宋子文。孔指孔祥熙。陳指陳立夫，陳果夫兄弟。
據說四大家族相互勾結，雖然從來沒有公佈過任何確鑿的證據，但中國人云亦云幾十年，大家也便都相信了，不再存疑問。再說誰都曉得，蔣介石夫人是宋美齡，孔祥熙夫人是宋藹齡，宋子文則是宋藹齡和宋美齡的兄弟，他們當然會勾結在一起。唯獨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二人，與蔣宋孔三家均無任何親屬關係，不知何以被指控與之狼狽為奸。
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出身浙江世家，其叔父陳其美是孫中山先生的密友，一九○六年就在日本參加了孫中山的同盟會，曾領導過許多次反清起義和討伐袁世凱的戰爭，乃大名鼎鼎的民國革命先驅。陳氏兄弟受叔父影響，幼年便立志救國救民。哥哥陳果夫志在投軍反清，曾就讀浙江陸軍小學，年方二十便參加武昌辛亥起義，隨後又參加二次革命和討袁戰爭，為民國的建立和穩定做過不少貢獻。小八歲的弟弟陳立夫則志在實業救國，二十四歲畢業於北洋大學採礦系，赴美留學三年，獲美國匹茲堡大學採礦業碩士學位。隨即回國報效，時逢蔣介石領導廣州黃埔軍校，準備揮軍北伐，統一中國。陳立夫旋入黃埔軍校，任校長辦公廳機要秘書，開始隨侍蔣介石左右。
所謂四大家族傳言，始起於抗戰勝利之後，而在國共內戰時期最為興盛。當時蔣介石是國民大會選出的中華民國總統，宋子文受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則接替宋子文成為中國銀行董事長。因為蔣宋孔確實聯姻，所以有關宋子文執政，孔祥熙掌財，蔣介石領軍，壟斷中國的傳說，很容易被習慣於一人當道雞犬昇天觀念的中國大眾所接受，不問青紅皂白，到處傳說，深信不疑，乃至連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也有記者發表所謂揭發四大家族的報導。
而那個時期，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二人，受任執掌國民黨的黨務領導工作，所以就有人編出所謂蔣家軍，陳家黨的一說。對於陳氏兄弟而言，或者因為他們主理國民黨務，剛好與蔣宋孔合掌黨政軍經四大權力。或者因為他們權傾一時，難免成為各派政治敵人的攻擊目標。或者他們最堅決地站在反共的立場，被左派視為眼中釘，必拔之不可。總之是種種因素糾集一起，有人非將陳家兄弟同蔣宋孔三家綁在一起，做為萬眾反對的靶子。所以他們雖與蔣宋孔毫無親屬關係，卻被歸入四大家族。
關於四大家族，我的父親曾有過一點可笑的小經歷。
一九四八年，國共交戰，如火如荼。美國人不懂成王敗寇不共戴天的中國政治文化傳統，出於西方人道觀念和妥協求安的社會理想，頻頻派員赴華，奔波於國共兩黨之間，調停協商。國民黨實在並非敗給了共產黨和蘇俄，而是因為美國政府的誤判和誤為，協助共產黨，抑制國民黨，終使大陸江山易色，貽害至今。
在蔣介石眼裡，外祖父也十分同意，美軍顧問史迪威將軍，從抗戰時期開始，便成為中共的大力推手，導致中共借抗戰之機壯大自己的武裝，最終奪取政權，所以贏得中共後來幾十年一直的高度贊揚。國共內戰期間，美國特使馬歇爾臨危受命，到中國來，卻未能積極推動消滅共產黨的行動，反而迫使國民黨與共產黨和談，曾經五上廬山，勸說蔣介石。而這個所謂的和談，實際上是給予共產黨和蘇俄充分時間，得以擴大實力，調兵遣將，部署內戰。
每次馬歇爾登廬山，上海《新聞報》必派人同行採訪。當時父親是該報駐南京特派記者，負責國府政治要聞，所以也曾幾上廬山，採訪報導馬歇爾會見蔣介石的新聞。父親給我講，他第一次上廬山，剛好碰上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在廬山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父親接到請帖，欣然出席。當時他二十出頭，年輕氣盛，深信西方民主社會尊重新聞自由的風氣，認為新聞記者乃無冕之王，所以在蔣夫人講話後回答記者提問時，冒失地站起來發問：現在外面社會上盛傳四大家族的說法，請問夫人對此有什麼看法？
我以為父親當時是用英文提問，因為我們在大陸一直聽說，宋美齡從小在美國長大，完全不會講中國話，根本是個洋奴賣國賊，所以一直幫助美國，破壞中國。父親說：蔣夫人是中國人，而且是在中國人開的記者會上，他自己當然要用中國話提問題。父親又說，蔣夫人怎麼不會講中國話，她喜歡講上海話，也講得很好。我聽了才曉得，北京街頭巷尾的政治歷史流言，真是萬不可信，其中很多都是別有用心的編造。
話歸本題，那次廬山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父親提問之後，出乎意料，蔣夫人大發雷霆，提高聲音，指責父親不該問那樣的問題。蔣夫人並且一再重複，社會上所謂四大家族的說法，完全是無中生有，隨意捏造，用心險惡，意在挑撥是非，混亂民意，鼓動反對國民政府的風潮。
據父親講，蔣夫人當時面紅耳赤，一口氣講了許久。記者會上，所有人都低了頭，不聲不響。父親自然更加難堪，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渾身不自在。父親說，那是他做記者生涯中，最覺丟臉的一次。從此以後，他學乖了，懂得西方民主社會的那一套，在中國吃不開，講得再好聽，中國還是個帝王專制國家，新聞媒體並沒有任何自由權力。而且在官府的眼裡，記者報人不過只是些平常百姓，最好還是服服貼貼，不要惹事生非，自討沒趣。但也由此，父親堅決相信，四大家族肯定是確有其事，否則蔣夫人宋美齡沒有理由為那麼一個小問題，光火發脾氣，父親的問題必是戳到了蔣夫人的疼處。
因為外祖父從政數十年間，卻從未參與過財政經濟和金融事務，所以四大家族之中，跟孔祥熙先生聯繫不多。其他三家，則都跟外祖父有過很多來往。外祖父作為蔣介石先生的親信文膽，自與蔣介石先生聯繫密切，也會經常見到蔣夫人宋美齡。宋子文先生在擔任中央銀行董事長和中國銀行董事長期間，外祖父大概很少同他聯繫，但抗戰之後宋子文先生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想必外祖父就需要同他打交道，溝通總統府和行政院的關係。但是由於陳果夫陳立夫兩位先生，多年執掌國民黨黨務，幾乎可以說一直是外祖父的頂頭上司，所以外祖父跟陳家二人，特別是陳立夫先生，來往最密切。
不過要論起來，外祖父與陳氏兄弟的關係，早在外祖父從政之前，就已經開始了。
北伐戰爭之後，外祖父的革命熱情受到劇烈打擊，便悄悄脫離政治戰場，獨自返回上海，隱居三年，求學術，做文章。那段時間裡，他寫作的書籍文章，主要在海寧路上的新生命書局發表或出版。有段時間，外祖父一家甚至借住在新生命書局的樓上。該書局的經理名叫陳寶驊，他的哥哥是陳希曾，當時做上海警察局的局長。有一天，哥哥打電話給弟弟說：你們幹的什麼事？我現在奉命，要來檢查你們書局。原來書局出版了一本書，是朱其華所著，內有批評和諷刺三民主義的文句，被報了警局。
陳希曾局長帶員到海寧路來，把新生命書局裡外檢查一番，然後下令，將朱其華的書全部收繳，不准出售。這件事鬧得大了，上海市黨部便將新生命書局的出版情況，寫了報告上交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也因此，外祖父那些年的許多學術和政論文章書籍，都成了眾矢之的，被檢舉為多有非法違紀之論。
那是一九三○年初，外祖父剛剛接受南京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先生的聘請，到該校任法學院教授。為了不連累學校，外祖父馬上給朱家驊先生寫了封信，請求辭職。朱校長接信一看，連忙約訪教育部次長陳布雷先生和中央宣傳部長劉盧隱先生諸人會商，希望澄清事實，爭取留住外祖父教職。
經過多方協商，最後各自妥協，由當時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果夫先生出面，寫了一封信給外祖父，教訓一番，說是：我年輕時期，也和你一樣，喜歡批評和諷刺。後來年紀大了一點，才知道一個問題或一件事情，不是那樣簡單，我的批評和諷刺，並不是完全正確。你的年紀大一點，就會了解這個道理。
外祖父對陳果夫先生的信，表示接受，於是他在中央大學的教職得以保留。過不幾日，中組部長陳果夫先生的弟弟，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的陳立夫先生，又專門到外祖父的南京住地來談話。陳立夫先生長外祖父一年，剛滿三十一歲，已經做了兩年中央黨部秘書長，可謂青年有為，很得外祖父尊敬。
據外祖父講，他在中央大學任教時期，三天南京教書，四天上海寫作，所以家人仍留居上海，他只在南京租了一間小屋，馬虎度日。那房子在南京大石橋街邊一個破院子裡，矮小殘破，四壁和窗戶都是用報紙糊的，土築地面到處是蜒蟲。除了一張床外，後壁立個木製春臺用做書架，前窗擺個木桌，沒有椅子，只一個木凳可坐。
陳立夫先生那次來訪，實屬突然，未經預約。他獨自一人步行，沿街找到大石橋，便進了那破院，又進了外祖父的破屋。不知那是否外祖父頭一次會見陳立夫先生，反正中央黨部秘書長到家來訪，總是讓外祖父大吃一驚。他請陳立夫先生坐在屋內唯一的木凳上，自己則坐在木床邊，就著兩杯白開水，兩人隨意談話。這一談，就談了兩個多小時，陳立夫先生方才告辭而去。
聽完那一節故事，我曾想，即使那不是外祖父頭一次結交陳立夫先生，此次談話也必是二人關係的重要一環。外祖父那般儒生，見到已屬位高權重的陳立夫先生，居然能到他一介書生的破屋來傾心相談，頗具劉玄德三顧茅廬的氣概，必定會有知遇之感。
據外祖父講，陳立夫先生這樣預先不打招呼，突然找上門來聊天，不止一次兩次。最有趣的一次，是在一九四六年夏，抗戰勝利之後，國府還都，外祖父剛回到南京的那天。本來外祖父可以拿到兩份搬家費，他是《中央日報》總主筆，《中央日報》發一份安置費。外祖父同時也是軍事委員長侍從室的長官，最高國防委員會也發了一份還都費。可外祖父只領了《中央日報》的那一份，卻把最高國防委員會發的那份退回。結果外祖父全家坐《中央日報》飛機回到南京，在田吉營找到房子安頓下來，便只剩兩袖清風，一文不名了，大家空坐屋內，四壁蕭然，不知所措。
正無奈間，突然陳立夫先生拍門而入，不是來送錢，而是來吃飯。這位中央大員剛在新街口一帶辦事，忙了半天，肚子餓了，正愁去處。有人告知，陶希聖家剛搬到附近田吉營，他便興沖沖地來了。
那天剛好是農曆端午節，街上菜市場週圍，停滿吉普車，雞鴨魚肉一提一提地買走，誰也想不到，堂堂《中央日報》總主筆家裡，會是如此地一派清淡和靜謐。陳立夫先生不宣而至，飢腸轆轆地走進來，外祖父外祖母如何招待得了。無奈之下，外祖父只好直言相告：家裡實在沒有任何飯菜可預備。那陳立夫先生貴為四大家族，傳說權勢和財富都顯赫非常，此時卻也毫不在乎，便同外祖父兩人，相對而坐，聊了一陣天，全無酒肉菜蔬，乾吃一碗蛋炒飯了事。
或許因為黨務工作所需，也因惺惺相惜的個人關係，外祖父同陳立夫先生來往密切，便有了外祖父乃CC系的傳說。一九四六年雷震先生還曾指控，《中央日報》是CC系辦的報紙。外祖父絕對否認，說那都是謠言。陳布雷先生也因此把雷震先生找來，臭罵一頓。
其實所謂CC系一說本身，先就很值得細考，尚不知是否真的存在過。用CC系這麼一個詞，聽起來就像是某個特務組織，半個多世紀以來，大多中國大陸媒體和史書，也都明確標注陳果夫和陳立夫掌握國民黨CC系特務組織。但究竟是先有陳氏兄弟，後有CC系一說，還是先有CC系，才有陳氏兄弟一說，或者CC系是否確是跟軍統一樣的特務組織等等，誰也搞不清楚，也沒有人想去認真搞清楚，或者有人不許別人搞清楚。我查閱過許多中國大陸史書，都把四大家族和CC系之類當作既成事實，講過來論過去，卻從無具體事實的證明，比如CC系怎樣結構、人員、活動等。有所謂謊言重複一千遍，就變成真理，久而久之，大家都不求甚解，以訛傳訛，信以為真。
中國大陸許多出版物都重複同一個註解，CC系是用陳果夫和陳立夫兩個姓的英文Chen開頭字母，所以叫做CC系。可是據曾任過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的陳果夫先生自己講，CC的簡稱確實存在過，原本來自中央俱樂部Central Club的兩字英文開頭字母C，跟陳姓拼音毫無關係。民國之前，國民黨在滿清統治下開展地下革命活動，不能公開使用國民黨的名義，各地國民黨同志便使用幫會式的不同名義，報經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備案，如華北有興中會、實踐社、大同盟等，長江一帶有AB團、學術研究會等。後來雖然民國建立，但國民黨在各系軍閥控制的地區，還是難以公開身分，所以保留了幫會式的名稱，繼續地下活動。
北伐戰爭勝利以後，國家算是基本統一，國民黨可以揚眉吐氣。於是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的陳果夫先生，聯合幾個中央委員，提案取消小組織的幫會名稱，全部統一在國民黨名下。這個提案獲得通過，做出決議。各地組織都執行了該決議，唯華北興中會不肯痛快接受。中央黨部秘書長陳立夫先生前往調查，發現當地有人散布政治謠言，意在阻擾國民黨統一，說國民黨中央有個小組織，叫做中央俱樂部，英譯為Central Club，簡稱CC。既然CC能存在，興中會為什麼要取消。興中會的人聽說了，當然不肯自行解散。陳立夫先生向興中會解釋清楚那是謠言之後，興中會便立刻登報宣布解散。但由此CC之稱便留存了下來，不想後來又被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改編為陳姓簡稱，攻擊陳果夫陳立夫組織特務派系，以圖從內部分裂國民黨。
當時陳果夫先生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先生是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執掌著整個國民黨黨務，並沒有什麼必要在國民黨內再組織自己的派系。如果硬說陳氏兄弟有個CC系的話，那就是國民黨本身。雖然就歷史而言，很多謎團不容易澄清，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陳果夫先生為擺脫在黨內組織派系的責任，當然會如此解釋CC系的來龍去脈。但CC到底是源自Central Club，還是源自二Chen，實在很有必要澄清，而且只要尊重史實，也還是有可能澈底澄清的。我相信那些重要的歷史紀錄，比如當年的華北報紙等等，還是可以找得到，關鍵在於是否有人願意去尋找，也被允許去尋找。對於我個人而言，如果國民黨內的所謂CC系本不存在，那麼指責外祖父是CC系特務，就沒有道理，我會覺得輕鬆許多。
一九四八年，國共戰爭打到高潮，不可開交。美國向國民政府施加壓力，脅迫蔣介石下臺，以為那樣就能使國共和談。國民黨權力核心尚在密商這個建議之時，美國駐華人員便先私下向媒體暗示：蔣介石已經決定下野，正在起草文告，元旦發佈。美國人想以此將生米做成熟飯，不允蔣介石有退改之空間。那年年底，外祖父家裡，電話幾乎打爆，日夜不停。中外記者輪番追問：元旦文告的要旨是什麼？外祖父百問如一地回答：元旦文告與我無關，我不知道內容。記者們又問：誰寫的元旦文告？外祖父答：裡層內閣。記者再問：誰是裡層內閣？外祖父答：你連裡層內閣是誰都不知道，那就無話可說了。
其實蔣介石宣布下野的元旦文告，確實就是外祖父親手撰寫的。從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三十一日，十天之內，文告修改了許多次。外祖父每夜改稿，至早兩三點鐘不能眠。寫畢教隨從抄寫，同時自己吞安眠藥就寢片刻。第二日上午九時左右，外祖父帶了抄好的稿子，晉見蔣介石，商討修改，然後回辦公室，重複前一天日程至午夜。
二十七日中午外祖父忽然接電話，通知說陳立夫先生就要來家看望他。外祖父心裡馬上曉得是為何事，趕緊說：不敢當，再過十分鐘，我去拜望他。對方答：就是這十分鐘的問題，陳立夫先生馬上就到。不幾分鐘，陳立夫先生便已趕到外祖父家，進門直上樓，未及坐穩，便說：聽說元旦文告主張再開和談。現在徐蚌（中共稱淮海大戰）軍事失利，如果再開和談，軍心解體，國家就無可救了。你為什麼不提意見？外祖父說：我是打字機，我的意見沒有提出的餘地。我知道大勢所趨，是無可挽回的了。
最後元旦文告是公佈了，蔣介石也下野了，但國共和談終於沒有能夠開始，一切都無濟於事。陳果夫先生，陳立夫先生，外祖父，都跟著國民黨，去了臺灣。
陳果夫先生一九五○年任國民黨評議委員，一九五一年去世。陳立夫先生上世紀五十年代大權旁落，遠走美國，七十年代返臺，做些文化方面的事情，頤養天年，長壽到一百○三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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