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華作協專欄】池元蓮:過去歐洲人對中國的印象

201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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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華作協專欄】池元蓮:過去歐洲人對中國的印象

       回顧過去的數百年,中華文化與歐洲文化曾經有過三次歷史性的接觸;三次都是歐洲人主動前來叩門。訪者返國後,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 向歐洲人介紹中國,使得歐洲人對中國產生了三種截然不同的時代觀念: 仰慕、崇拜與輕視。

 

仰慕

      第一個向歐洲介紹中國的歐洲人是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他是13世紀的人,時逢蒙古帝國時代,版圖伸延到中東,蒙古人在絲路上設立驛站,派兵防守,絲路上的交通變得比以前安全;於是,歐洲商人開始東來經商。

      馬可波羅出身於義大利威尼斯商人世家,於1271年隨同父親和伯父經由陸路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燕京 (燕京是北京的前身,馬可波羅稱該城為Cambaluc)。年紀輕輕的馬可波羅長得聰明伶俐,學會了好幾種中東語言,對事物的觀察力強,甚得元太祖的歡心,於是被派去管理鹽業,又到今日的雲南、福建等地去做考察。他替元太祖 服務了17年之後返回歐洲。

       那時,義大利的城邦國發生內戰。馬可波羅回到在義大利,就在北部的熱那亞(Genoa)港被捉去坐牢。他在監獄裡遇到一個名叫Rustichello的監犯,剛好是當年寫長篇小說的作家。於是馬可波羅把他在東方二十多年的經驗講給這個同監犯聽,後者把之抄錄成書。全書於1298年完成,原名是: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世界描述);«馬可波羅遊記» 是後人改的名字。此書一出版就成為歐洲的暢銷書,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後來,歌倫布出海找尋新大陸也隨身帶著一本。

      馬可波羅在遊記裡把中國稱作 Cathay,描寫得引人入勝,使得當年的歐洲人都知道,在那遙遠的東方,有一個名叫Cathay的國度,那裡有很多繁榮的城市,人口密集,市場充滿珠寶玉石。那裡的人穿著絲綢做的衣服,講究禮貌,尊敬父母,拜祖先,向死人燒紙錢,還使用一種黑色的石頭來燒火(即炭)。如此這般的神奇描寫,讓歐洲人聽得著了迷,仰慕之心油然而生。

      西方歷史學家認為,8世紀到13世紀 (即唐朝、宋朝、元朝 )期間,中國在文化,經濟,生活水準,技術等各方面都遠勝歐洲。怪不得,中世紀的歐洲人對馬可波羅筆下的Cathay仰慕不已。

     但,歐洲文化與中華文化的直接接觸要等到海上航線的出現才能實現。

 

崇拜

      從歐洲到東方的海上航線在16世紀出現了,是葡萄牙航海家達迦馬(Vasco de Gama 1469–1524)發現的。歐洲商人開始從海路向東方發展,先到達南洋群島,於1514年來到中國的南方海岸。最初是葡萄牙人占多數,然後西班牙人 、荷蘭人、英國人等都紛紛加入東來的行列。

       在商人的後面,傳教士接踵而至。

       17到18世紀中期來到中國的傳教士中有一批是天主教耶穌會教士 (The Jesuits)。他們被西方歷史學家稱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拓荒者.。

        他們一方面把西方科學知識傳入中國。 17世紀是歐洲的發現時代(The Age of Discovery)。數學、天文學、解剖學、牛頓的 «原則論»(Principia)、望遠鏡、顯微鏡等都是這個時代的產物。故此,耶穌會教士是一手拿著宗教,一手拿著科學而來的。在一百年之內,他們用中文出版了380餘冊有關天文、數學、地理、醫藥、倫理等各方面的科學性書籍。可是,這些科學著作對當年的中國有多大的影響,尚待後代學者的研究。

       另一方面,他們把中國文化介紹給歐洲,導致漢學在歐洲興起,又使得當年的歐洲學者對中國文化產生崇拜感。

       這批中西文化交流拓荒者到了中國,首先以身作則,接納中國文化。他們學會說流利的官話(今日的國語),還能寫能看中文,有的甚至對四書五經也有研究,可隨口引述。他們改穿中國學者長袍,或者是朝廷官服。更重要的是,他們向中國皇帝叩頭。

       這批博學多才的傳教士不斷地寫報告回歐洲,報導自己對中國 的第一手印象,以專題論文方式印刷出來,傳給歐洲學術界和重要私人團體閱讀。其中以義大利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為最有代表性者。

       利瑪竇去世前把他在中國28年所寫的日記編成一本書,取名為: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Expedition to China (意為基督徒遠征中國史)。書名雖然帶有濃厚的宗教意味,但書的真正價值在其內容。利瑪竇在書中有系統地描述他對中國的地理、產物、工藝品、風俗、倫理、教育系統、政府制度、宗教思想等各方面的看法。書的原文是意大利文,再翻譯成拉丁文,於1615年出版;其時利瑪竇已去世五年。該書跟四百年前的馬可波羅遊記一樣,一出版就成為熱銷書,法文版、德文版、英文版、西班牙版等相繼出現。

       因此,歐洲學者視利瑪竇為繼馬可波羅後,第二個報導中國的人;同時,他的著作證實了,馬可波羅的Cathay就是中國。

       耶穌教士對儒學的介紹也很得人心。他們解釋說: 儒家學說是一種智慧和倫理的制度,一種道德教條,與基督教根本沒有衝突;  中國人把孔子當做一位偉大的老師來崇拜,而且崇拜的儀式並不是宗教儀式。

       大量有關中國的資料傳入歐洲,使得當年的歐洲學者對中國產生興趣,開始研究中國的歷史、政府制度、考試制度、孔子學說等。於是,漢學興盛一時,而且還掀起了歐洲知識分子對中國的崇拜熱。就以18世紀啟蒙運動的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為例。

       伏爾泰是中國文化的崇拜者,在其名著«道德隨筆»(Essay on Morals)一書中如此稱讚中國: 「中國人的容忍是最大的美德;  整個中國是一個大家庭; 乾隆皇帝是一位哲學皇帝;  中國的官吏是人民的仁慈監護者,從事修路、築橋、疏通運河等替人民造福的公共工程......。」

    歐洲人對中國的崇拜熱在18世紀末期達到頂峰後,很快便消退。

 

輕視

      從18 世紀末期開始,歐洲人對中國的崇拜逐漸轉變為輕視。轉變的開端發生於1793年。 是年,英國皇帝派使者Macartney (馬凱爾尼)到北京,目的是要求在中國北方增開商埠通商。英國大使本是抱著滿懷尊敬而來的; 他領著90 多人的使團,帶了600大箱的華貴禮物,由200匹馬和3000名苦力托拉進城。可是,中西雙方的文化思想有天壤之別,事情演變成一場文化衝突。

       乾隆皇帝把英國使團帶來的禮物列為朝貢品,要求使者馬凱爾尼叩頭。馬凱爾尼拒絕,只願向乾隆皇帝行跪一只腿的西方朝廷禮,因他是英國皇帝的大臣,本著平等態度前來擴展商業的。乾隆皇帝對經商根本無興趣,揮手叫英國使團回家去,說:「中國地大物博,對蠻夷的一切無所需求,給了你們廣州做商埠已經是皇恩大賜。」

       馬凱爾尼帶著他對中國的新看法回國去,向英國皇帝稟告: 「中國帝國是一艘又老又瘋的一等戰船。她可能不會立刻沉沒,破舊的船身可能漂流一段時間,終於會被沖到岸上,粉身碎骨,永遠不能從舊殼重建。」這個對中國看不起的觀念形成了歐洲人日後對中國的輕視態度。

      過後的一百年,清朝與西方斷絕往來,中國文明處於靜止狀態,變也只是在傳統範圍之內變。但,歐洲文明卻往前跑了一大段路: 工業革命在這段期間發生;科學、航海技術、武器和戰船的製造突飛猛進。同時,一本對歐洲文明有極大影響的書在此時問世,那就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 )的 «富國論» (Wealth of Nations)。這是一本政治經濟的書,幫助了資本主義在歐洲的誕生。這樣,軍事主義和資本主義聯盟起來就是當年歐洲列強的帝國主義。 一場中西文明衝突已在醞釀中。

       讀過中國近代史的中國人,對不平等條約時代的割地、倍款 、開租界等國恥是心疼難忘的。今日,從事後回顧的角度來看當年所發生的一切,那是一場不可避免的中西文明衝突。中華文明是一座堅固的大山,西方文明則是一個波濤翻滾的大海。兩者相遇,當然會發生驚濤拍岸的情景。中華文明因此再度進入激烈變化的階段,這個階段延續到今天還沒有結束。

       世界對中國的看法隨著歷史時代而變。但中華文明跨越數千年而長存不亡,主要原因是它具有極強的文化同化力,能吸收外來的元素,把之同化為己有。因此,中華文化大地的土壤一直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繼續不斷地長出燦爛的花果。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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