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大時代刻劃出起伏跌宕的人生軌跡。--《有一種記憶:我在紅色十年》

2017/10/13  
  
本站分類:創作

在文革大時代刻劃出起伏跌宕的人生軌跡。--《有一種記憶:我在紅色十年》

「西元一九六六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不加引號,嫌煩)由下而上(這是官方說法,實際是由上而下),在中國的神州大地上拉開大幕。我的家鄉揚州市,江蘇中部的一個小城,距北京一千多公里,也以慢半拍的節奏與「祖國的心臟」共振。那年,我十二歲。」

文革是什麼?誰來革命?革誰的命?
當時好像誰都知道,現在看來誰也不知道。

本書是王宣的回憶錄,曾任解放軍南京軍區秘書的他,走筆寫下這本回憶十年文革的歷史。在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的這段時間,從少年到成年、從革命小闖將到解放軍幹部,他親歷了破四舊、立四新、批鬥抄家、造反武鬥、知青下鄉、一打三反、批林批孔的事件現場。以充滿情感卻不偏頗的文字,將個人所見所聞、所思所感,逐一記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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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貳 亂世】(節錄)
揚州這座城市,是在南北文化碰撞、融合的漫長歷史進程中,一次次荒蕪,又一次次重建的。那些個興衰榮辱、那些個大起大落,幾乎都是外來打工者的作品;就連有關揚州的詩詞歌賦,十之八九也出之旅遊者的筆下。江湖上將揚州的土著稱作「虛子」,詮注為虛榮、虛誇、虛張、虛偽有點尖刻(揚州人不罵揚州人),形容為好誇張、好做秀大概是不會錯的。
時至亂世,揚州虛子們終於找到了最能表現自我的大舞臺。


黑字兵沒有風光幾天,就被封為保皇派,由黃字兵(袖章紅底黃字)漸而代之。關於保皇派(後稱保守派)的定義,我至今找不到貼切的注解。當年還沒有黨政分開這一說,黨領導一切是上了黨章進了憲法的。所以,如果把中國比喻成一個公司,法人代表和董事長理所當然是中共主席。國家主席在黨內排行老二,也就是個副董事長或總經理的角色。這個「皇」字與老大無關,卻讓老二受用了,有點亂。
還有更亂的,揚州的黃字兵弄了個「擒皇進京說理控訴代表團」,裹挾揚州地委副書記、地委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張利群到了北京。張利群如能稱之為「皇」,那揚州地委書記胡宏稱什麼(皇兄)?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稱什麼(太上皇)?所謂最大的赫魯雪夫又稱什麼呢(祖皇帝)?也就是這個代表團,在北京受到了中央領導的接見和支持,從此,揚州山河開始變「黃」了起來。
黃字兵們從小到大,由弱變強,在全國各大院校「五湖四海赴揚州革命串連隊」數萬大學生的援助下,對揚州地委以及揚州市委(縣級市)發起了暴風驟雨般的進攻。以揚州地委書記胡宏為首的大小當權派,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批判和遊鬥;胡宏的夫人閔華生被責令每天掃大街,成了市民們議論的熱門話題;各級政權組織基本癱瘓,連揚州行政公署和地委的大牌子,也被砸成了三四截,扔在馬路上任人踐踏。
黨和政府的招牌被砸了,有人開心,有人無所謂,也有人感到痛心疾首。那天下午,地委門口來了三位穿著舊軍裝的中年人,聽說是揚州的五類軍人紅衛兵(老紅軍、殘廢軍人、復員軍人、退伍軍人、轉業軍人的組織)。他們像自家的祖宗牌位被砸了似的,一邊放聲的哭著,一邊用衣袖擦拭著碎牌子上的腳印和污穢。
這兩塊牌牌,在從戰爭年代走過來的幾位老戰士心目中,是自己的熱血,是戰友的生命。他們對自己拎著腦袋打下來的政權抱有極其深厚的感情,而這種感情恰恰又是紅衛兵們必須在精神層面認同的。喧囂的鬧市在哭聲中漸漸沉寂了,圍觀的人群默默地看著他們抬起了碎牌子,默默地讓出一條通道,默默地目送他們離去。
紅小兵也分黑與黃。我們小學最先成立的黃字兵,叫做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野火革命造反戰鬥大隊(取「野火燒不盡」詩意)。頭頭是個硬梆梆的紅五類子女,父母從事民間物流業(拖板車)。他長著狼一樣嚴峻的臉龐(眼珠偏黃色,有點像《水滸》上的金眼豹施恩),穿著一套肥大的舊軍裝,手中拖著一根大木棒,身上掛著一個裝四節電池的大電筒,在校園裡一呼百應,很神氣。我曾想像,這個孩子王如果出生在萬惡的舊社會,必定是打土豪鬥地主的高手,或許還能當上光榮的紅軍戰士或游擊隊員什麼的。
也有企圖奪取正統造反派地位的同學,組成了新的戰鬥大隊(人頭屈指可數)與之分庭抗禮。那年頭成立組織既不用社團登記,也不用工商註冊,名稱和大小也是隨心所欲。針對「野火」,起名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春風革命造反戰鬥大隊(取「春風吹又生」詩意)。
小學生的兩大黃色革命兵團,各自佔據了一幢教學樓開展造反活動,除了打口水仗以外,還發生了一兩次小規模武鬥(我曾被後樓飛下的一個硯臺擊中小腹,痛了好多天)。雖然沒死人甚至也沒人光榮負傷,但引起了絕大多數家長們的高度警覺,不再允許孩子們到學校去。革命隊伍的嚴重缺員使造反難以為繼,不久均作鳥獸散了。
我們小學還出了一個新聞人物(高我一屆,已是揚州中學初一的學生),郭姓,時年十三歲。郭同學在小學時是個公認的品學皆優的好學生,她領銜主演的童話歌舞《三隻蝴蝶》,曾給兒時的我留下美好記憶,也為我們學校贏得了多方讚譽。
郭同學的父親是揚州市委監察委員,歷次政治運動培養出的敏銳,讓他認為文革初期的種種導向,類似反右事件中的「引蛇出洞」。無論是出於感情還是理智,他對女兒的造反言行保持著高度警惕,絕不充許自己的孩子上當受騙,「充當了右派的急先鋒」。
面對中國傳統的家長式管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郭同學自以為真理在胸,正義在手,一直昂著頭與父親辯論,堅決不承認造反就是反黨。我的一位小學同學與她家鄰里而居,提及此事仍記憶猶新:「我們兩家都住在銀行的宿舍,她參加黃字兵造反,被爸爸打了,乾脆吃住都在學校裡,不回家。媽媽到學校把她拉回來,關在小二樓上不准外出。揚州中學的紅衛兵找來了,接應她從樓上跳窗戶逃了,後來去了北京。」
我曾看過郭同學在東方紅路糧食局附近牆上(她的家門口)貼的一張大字報,大造父母的反,宣布與不革命的家庭決裂。這件事轟動了揚州城,她的父母也跟著揚了名,冠以「壓制革命小將造反的劊子手」「封建禮教的衛道士」。
郭同學成了揚州紅衛兵的領軍人物,到哪裡都是前呼後擁,還配了一位兼職女秘書,江姓。江秘書(揚州中學的紅衛兵)是個從小沒穿過鞋子的苦孩子,也是位公認的高才生。她的秘書工作重點,是幫助郭同學寫寫改改大字報、發言稿什麼的,順便教她學游泳。
一九六六年的國慶觀禮,郭同學登上了天安門,幸福地見到了心中的紅太陽。幾天後(十月六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造反總司令部(紅三司)主持召開了有十萬人參加的「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郭同學被安排上臺發言,對父母作了控訴和批判:「他們用脫離父女關係威脅我,用沒吃沒穿嚇唬我,用人情母愛軟化我,並強行把我關在家裡三天」「什麼『脫離關係』,什麼『永遠不要回來』,什麼爹娘,什麼人情,都攔不住我!爹親娘親沒有毛主席親!沒有黨,沒有毛主席,哪有勞動人民的今天!」
手邊有一份揚州東方紅農業大學革命委員會政治部編印的《東方紅戰報》(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頭版以醒目的標題,報導了郭同學的這次大會演講,還特別提到在場的中央領導給予了肯定和鼓勵。最有個性的語言是江青,當得知郭同學的父親是一九四三年參加革命的游擊隊員後,當即擺著手說:「不要怕,游擊隊員怕什麼!」
時隔一個多月,康生率團出訪阿爾巴尼亞,歸途在烏魯木齊又提到郭同學:「她講得好,她跟她父親母親鬥爭。我就問她你兄弟姐妹幾個?她說四個。我問:你是老幾?她說老二。我說你父親是不是只喜歡老大、老四,不喜歡你?她說不是,我們觀點不同」「她父親是揚州市的監委。她反對地委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她父親壓制她革命,她對她父親說,你過去革命我就贊成你,你不革命,我就反對。十三歲的孩子懂得這個道理,她說我們觀點不同。我說,好!她把毛主席紀念章給我戴上了,我就戴著去阿爾巴尼亞串連。」
一個未成年的小女孩瞎折騰,可以看作是少不更事,或者是逆反心態。而擁有強大影響力的爺爺奶奶伯伯阿姨輩的那些人,在全國性公眾集會以及公開場所對其言行讚賞有加,縱然有一萬個理由也有誤導之嫌,顯得做人不是太厚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直到一九九一年九月,才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委實是晚了點。
後來,郭同學作為揚州造反派的好派代表之一,在北京參加了兩派造反組織關於大聯合的談判,在不少協定上留下了帶有稚氣的簽名。揚州的各級革命委員會成立不久,她很快被邊緣化,下放到興化縣的水鄉當知青,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緊接著,被人揭發是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受到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一同下放的江秘書也跟著遭了罪,清查時審訊連軸轉,幾天幾夜不准躺下、不讓休息,她居然練就了站著睡覺的絕技。
平反後,郭同學就地安排在興化縣的婦聯工作。還沒安生兩年,在清查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中,又被舉報曾受到過江青的單獨接見、擁抱並笑呵呵地合過影(當年拍照片屬高檔消費,哪有不笑之理,求全責備了)。於是,讓不少人大代表(主要是領導)聯想起她小時候的故事,從而罷免了她的江蘇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資格。再後來,她調到了南京的一個單位工作,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郭同學造反的成本委實高了去。


當時,揚州地區所轄的四個劇團(揚劇團、京劇一團、二團、歌舞團)是最先造反的單位。我父親是揚劇團團長兼黨支部書記,理所應當地受到衝擊,被關進了牛棚。主要任務是寫檢查,接受批判以及被掛牌遊街示眾,還有必不可少的懲罰性體力勞動。突擊性工作是不分晝夜的,主要是幫造反派抄寫和張貼大字報。
大字報是標誌性景觀,熱點位置集中在市區的鬧市和主要街道。沿街牆面不夠用,還用毛竹、蘆席搭了若干低成本的大字報欄。大字報的來源是無窮無盡的,亂哄哄你方貼罷我登場,貼了蓋,蓋了貼,寫上「至少保留×天」也沒用。
揚州富春茶社東側的一個小巷盡頭,兩牆之間搭了間只能放張床的窩棚,住著一位蓬頭垢面的老嫗。老嫗每天必去茶社吃早點,或乾絲、或湯麵、或什錦包子,這等消費水準在揚州城裡絕無僅有。人們在好奇之餘產生了種種猜疑和聯想,有保持革命警惕性者跟蹤偵察,揭開了謎底。
原來老嫗每天深夜上街撕大字報,此時撕下的都是一片片紙板,很打秤,直接堆放在甘泉路上(位於當時的市中心)的一個廢品收購店門口;然後,換條街道再接著撕。收購店上班時她總是第一賣家,二分錢一斤,每天都有塊把錢的廢紙收入。老嫗無兒無女無老伴,自己掙錢自己花,吃點早茶也就是幾小毛的事,多大的事啊。
有次,全家同去富春茶社就餐。途經小巷時,又想起當年那窩棚、那老嫗。母親告訴我,文革後期,老嫗再無大字報可撕,斷了主要經濟來源,不久就死了,聽說患的是癌症。
人在牛棚,就要像牛一樣幹活。我父親雖然正值壯年,但從多年的爬格子(稿紙)一下子改為當長工,一時較難適應,經常疲憊不堪。讓他感到寬慰的是,嚴肅的政治運動中也有戲劇性的情節,人心和人性時不時閃爍著亮點和溫馨。
有天傍晚,劇團到郊區演出,大件樂器、服裝、道具、燈光和佈景都是走資派以及「牛鬼蛇神」們用板車來回運送。我父親拖起板車剛要起步,老藝人陳玉坤(也加入了造反派)遞過一塊燒餅:「帶著,回來的路上吃。」我父親後來多次說起,那天的演出結束很晚,當夜饑腸轆轆,如果沒有那塊燒餅,那一大車東西很難拉回來。
我父親還有一個每天都要完成的硬指標:挑滿食堂裡的三大缸水。這不是他的強項,挑著挑著就氣喘吁吁、汗水淋漓。有說話算數的造反派悄悄指點:「不要呆,說歸說,你少挑一點沒有關係。」
劇團的一位老炊事員怕我父親想不開,經常引用戲文對他進行思想政治教育:「仙家(揚州方言,此處泛指神仙)自有仙家做,哪有凡人當仙家。運動走了,坐轎子的還是坐轎子,抬轎子的還是抬轎子(這句話可看作工農兵學哲學的範例)」。
我父親的主要罪狀是參與了揚劇和電影《奪印》的創作。一九六七年六月,《揚州紅衛兵報》先後登載了批《奪印》戰鬥隊撰寫的,《〈奪印〉的要害是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大毒草〈奪印〉出籠的前前後後》兩篇大批判文章。前一篇洋洋灑灑近萬字,在「前言」寫道:「《奪印》公然貶低毛澤東思想,把矛頭指向毛主席;嚴重歪曲貧下中農形象,極力暴露和誇大人民公社的『陰暗面』,惡毒攻擊三面紅旗;為被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鳴冤叫屈,鼓勵牛鬼蛇神翻天,是《奪印》最惡毒之處。」這樣的高度,在過去可不是說的玩的,搞不好會要人命的。即使輕點被打成反革命,活罪難熬,跟槍斃也差不了多少。
擔憂並非空穴來風,身邊事讓人觸目驚心。
與我家相隔十多戶人家,有位王姓鄰居,是揚州某化工廠的工人。他既沒造反,也沒保皇,是所謂的逍遙派(有別於造反派、保皇派的又一流派)。但目睹種種現象,他從不理解到不滿直至產生激憤。此人愛好創作,將所見所聞編成了一百多行的打油詩,很認真地謄抄在一個筆記本上。
據老人們回憶,最犯嫌的是這麼幾段:「時屆一九○六六,天皇有旨五一六。霎時平地起風雷,天昏地暗鬼神哭」;「副帥長相有點絕,禿頂粗眉鷹鉤鼻。寶書緊緊握掌心,歪嘴和尚在念經」。詩裡還寫到揚州發生的一些事情,「那天陳超被遊街,三尺高帽頭壓歪。一直拖到衙門口,造反健兒不鬆手」;「揚州有個郭××,造反不認親爹娘,萬人會上來演講,口號喊得震天響」等等。
某日,他兒子無意間將那個筆記本帶到了學校,被校方發現後立即報告了有關部門。當天晚上,王鄰居在家中被捕並被抄家,不到三個月就被判處了死刑,罪名是「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因言獲罪,為詩送命,現在想來真是件非常恐怖的事。
正當我們全家憂心忡忡時,又冒出一個江蘇高郵縣《奪印》調查團和高郵縣龍王大隊文化革命委員會炮製(借用造反派慣用詞)的一份《揭開影片〈奪印〉的黑幕》。我父親參與創作的電影《奪印》是部故事片,不是紀錄片,不是紀實文學,而這份小字報卻將影片中的人物與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完全對號入座。影片中的何文進是龍王大隊黨支部書記,「是一個害死十五條貧下中農生命的劊子手」,積極分子胡素芳是小耿家的一個「大破鞋」,陳廣玉是「二流子」,大隊長陳廣清是「漏劃富農」。而影片中的幾個對立面人物,也被對號入座,有的是「深受貧下中農尊敬的老革命」,有的是「解放前好名也取不上的受苦人」。
高郵來人不僅到處散發和張貼小字報,在揚州大街小巷的牆壁上、電線杆上、甚至連我家附近的公共廁所裡都能見到。他們還找到專區揚劇團的造反派,要求將我父親揪到高郵去批倒批臭。遺憾的是,他們的革命要求沒能得到滿足。理由很簡單,走資派無論大小,當時仍屬稀缺資源,你拖去鬥了,我鬥誰?
通訊《老賀到了小耿家》作者之一、也是揚劇《奪印》作者之一的談宣卻吃了大苦。他被造反派揪到高郵以後,遭到輪番批鬥。有個被當地人稱作「攪神」(攪屎棍子的攪)的造反分子,多次在背後用木棒猛擊談宣的腰間,打得他疼痛難忍,尿血多時。談宣晚年患腎癌,臨終前對子女們痛訴:「這個病,根子是文革時在高郵落下的!」
中國的老百姓真的很善良、很健忘。這件事如果發生在以色列,那個「攪神」即便是隱姓埋名、整容換貌、亡命天涯,也會被猶太人終身緝拿,最終受到法律的嚴懲。
當時同我父親關在一起的,還有揚州地委書記胡宏。兩個牛棚相距很近,只隔了一個小天井。那一年的夏天很熱,胡宏被關押在室內,行動沒有自由,喝的水、洗澡水也沒人過問。經向造反派求情,我父親每天可以給胡宏代打一瓶開水。上街為造反派刷標語、貼大字報時,也會乘機買一些小報,在送開水時偷偷帶去,讓他瞭解一些外面的資訊。胡宏總是粗略翻看一下就退還,擔心被造反派發覺給我父親帶來麻煩。後來聽父親憶舊,總感覺不像現在的事,有點像電影中的地下黨。
「主持炮製大毒草《奪印》」,也是胡宏的重要罪行之一。在批鬥大會上,造反派責問有沒有說過劇本的時代背景,「可以寫困難時期」「小陳莊可以是生產搞得不好」。他思索了一下,用肯定的語氣回答「說過」。造反派又追問,「你講這樣的話是什麼用心?」他很乾脆地反駁,「如果不寫困難時期,不寫小陳莊落後,就不需要派何文進去當大隊書記了」。
若干年後,我父親對此仍心懷感恩:「關於劇本時代背景的那些話,是我們幾個作者在討論劇本修改時說的,純屬是就戲說戲。但在當時上升到政治高度,就有可能構成一大罪行。胡宏同志在身陷囹圄、輪番批鬥、前程未卜的境地裡,依然勇於承擔責任,竭力為我們開脫,這是何等的膽魄,何等的胸襟啊!」
不久,來揚串連的北京大學生中有人提出,《奪印》是得到周總理肯定的(先後看了三個不同劇種的演出),不能批。揚州的造反派中也有人對批判這個戲持不同看法。更重要的是,造反派們移情別戀,興趣轉向了奪取真正印把子的新目標,批判《奪印》的熱潮慢慢冷了下來。
我在擔任南京軍區原司令員聶鳳智的秘書工作期間,曾隨首長去廈門參加中顧委華東組的集會。途經福州時,時任福建省委書記、省顧問委員會主任胡宏設宴招待。席間,聶司令員因身體欠佳,要我代為敬酒。我代表首長向胡宏敬酒後,說再代表我父親敬一杯酒。見他有點詫異,連忙說家父是當年參加寫《奪印》的王鴻。胡宏聽後笑著說:「哦,我和你爸爸是難友。」接著,他向出席宴會的其他領導介紹說,「我老家(指多年工作的地方)的孩子來了!」
顯然,他還沒有忘記和我父親同遭劫難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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