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華作協專欄】謝盛友:破解希特勒

2017/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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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華作協專欄】謝盛友:破解希特勒

首頁圖來源:維基百科,由德國聯邦檔案館(Bundesarchiv, Bild 137-004055 / CC-BY-SA 3.0, CC BY-SA 3.0 de)上傳

2017年8月5日,兩名中國遊客因在柏林國會大廈前行納粹禮相互拍照,被德國警方逮捕處罰。德國電信網9日報道稱,目前警方已向德國司法當局移交該案,這兩人將面臨刑事訴訟。

按照德國法律,行納粹禮是觸犯刑法行為的,而且這種法規不僅限於德國。

1998年修訂的《德國刑法典》第86條第一款規定,傳播或為用於傳播而制作、儲存、進出口以及公開或在集會中使用德國憲法法院認定的違憲政黨或組織標誌可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款。這些宣傳品包括旗幟、徽章、制服、標語口號、問候禮等等。第86條第一款第4項還規定,可用於復辟前國家社會主義組織的標誌也屬於該條款適用範圍。

有的人崇拜希特勒,是因為崇拜他從平民到元首的傳奇般的經歷。

為什麽希特勒能夠使整個德國跟著他瘋狂,整個世界圍著他旋轉,千百萬人由於他而喪生?是什麽歷史條件促成一個大寫的希特勒?是什麽讓德國民眾對他一次次發出整齊劃一的歡呼?是什麽使他令人戰慄?為什麽他執政十二年中,前六年直線上升,而後六年直線下降?同是征服者,他和拿破崙又有何不同?他的失敗是否必然?他和德國到底是一種什麽關系?

哈夫納的《破解希特勒》[1] 成功地接受了這一挑戰,使人讀後耳目一新。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1907年12月27日-1999年1月2日)的原名是萊蒙特•普雷策(Raimund Pretzel),他是德國以為著名記者及作家,主要從事近代德國歷史的寫作。哈夫納出生於柏林,父親為普魯士公務員。他曾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後來動盪不安的魏瑪共和國時代。1938年,他為了逃避納粹政權的統治,便與其猶太人未婚妻一同移居至英國倫敦,並於倫敦一家報館《觀察家報》任職記者。此時他開始以賽巴斯提安•哈夫納這個筆名從事寫作,並在1954年回到德國(前西德)。哈夫納先後於1954年及1975年為德國《世界報》及《明星》週刊撰稿,而成為德國的知名人士。哈夫納於1999年離世。

《破解希特勒》一書分為生平、成就、勝利、謬論、錯誤、罪行、背叛七個方面,每一章都提出了發人深省的問題。縱然我們不能完全同意他的觀點,也不能不贊賞他強有力的思辨。

生平
Leben enthält einen kurzen biografischen Abriss und stellt der ereignisreichen politischen Karriere das ärmliche Privatleben Hitlers gegenüber – ohne Bildung, Beruf, Liebe und Freundschaft, Ehe, Vaterschaft.

首先,作者三言兩語地交代了希特勒的生平:希特勒幾乎沒有私生活,他是個單向度的人。一般西方政客把政治視為職業,而對希特勒來說,政治是他的生命。他是一個為信念而活著的人,對物質生活和個人生死完全可以置之度外。他的政治目標早年便已確定,而且堪稱忠貞不貳,這主要是因為他一意孤行,缺乏反思能力。他的目標清楚明了:一是建立大德意志帝國;二是消滅猶太人。他首次政治行動是在一次大戰爆發後離開奧地利投奔德軍,因而希特勒是由選擇而成為德國公民。他作戰勇敢,榮獲鐵十字獎章。一次大戰使他耿耿於懷的是德國的投降——希特勒認定戰爭是過早地結束了,一旦他掌權,絕不能讓歷史重演:“德國絕不能也絕不會再有一個1918年11月。”這點,和他的其他可怕的諾言一樣,希特勒無疑是做到了。

一次大戰殘局難收,國聯徒有空名,並無實際鉗制德國的能力。倡議成立國聯的美國竟由於本國國會的反對而未能成為其會員。戰後各國出現短暫繁榮,可惜好景不長,20年代末大蕭條便襲擊全球。德國作為戰敗國負債累累,經濟衰退,大批失業,人心浮動,局勢尤為嚴重。國難當頭,正是出現鐵腕人物的大好時機,但是為什麽獨裁者在德國出現而不在美國出現呢?作者認為這是因為德國具備出現獨裁者的社會基礎,尤其是民眾政治心理條件。德國王權解體不久,魏瑪政府的德國堪稱一個沒有共和黨人的共和國,始終未能進入真正的民主政治。大部分德國人有意無意地還在等待著“一個人”的出現,似乎他的降臨便能解救德國於倒懸。人類對救世主的企盼真可謂百折不撓!於是希特勒不負眾望,粉墨登場了。

盡管耍盡無賴,希特勒的上臺卻是合法的。他最初唯一的資本便是“群眾演說”,直接訴諸人民。他的演講能夠把聽眾帶入癡迷狀態,但作者並不認為這是由於希特勒的雄辯,而是一種君臨一切的意志力使他的演說具有大眾催眠術的效應。但是即便如此,直到1933年,大部分德國人仍然投票反對這個突然發跡的無名小卒,有的甚至認為希特勒“並不真的存在,不過發出些噪聲罷了”。當代德國青年常常望著自己的長輩,對他們竟然會盲從希特勒而百思不解;老人們也深感無地自容,愧對晚輩。但是脫離歷史條件來談任何問題都是不科學的,並非德國人民都是受人擺布的白癡,而是希特勒迫使他們把對他的懷疑轉化為對自己的懷疑——不過他使用的不是強力,而是成就,令人信服的成就。

成就
Leistungen macht anhand politischer und militärischer Leistungen, die aber durchweg nicht auf Bestand gerichtet waren, deutlich, warum viele Hitler bis in den Untergang folgten.

不談希特勒的成就,就無法解釋千百萬德國人對他的狂熱崇拜和絕對服從。希特勒上臺後的成就使全世界對他刮目相看:從1933年到1936年的短短三年中,在沒有引起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他主持的納粹政府解決了德國六百萬工人的就業問題,實現了經濟起飛。在外交上,他公然無視凡爾賽和約,重新武裝德國,而無人敢說一個“不”字。到1938年,德國已擁有歐洲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在政治上,他大權獨攬,徹底瓦解了德國政府,使全國統一於他這位至高無上、只對自己負責的元首。他毫無誇張地宣稱,“帝國的命運決定於我一人”。當整個西方世界沈淪於尼采所詛咒的那種令人沮喪的文明的墮落中,德國卻精神煥發地站起來了。全世界都低估了希特勒。

由於希特勒的絕對權威是他以後一切倒行逆施的基礎,作者認為有必要把他如何悄悄地瓦解掉德國政府的過程加以說明。首先,希特勒憑著獨裁者共有的直覺,徹底擺脫了憲制的約束。他絕不當什麽“公僕”,而是元首,“絕對的主人”。希特勒上臺前,威瑪憲法早已名存實亡,希特勒從未提出任何新的能夠實施的憲法去取代它。1934年以後,德國便成了沒有憲法的國家,政府對人民的權力便不再受到限制。其次,希特勒一貫善於創建各種新的可稱為國中之國的權力機構,並全面直接地控制它們,諸如納粹總部、衝鋒隊、黨衛軍等等,都只向他個人負責,通過它們制造他所需要的恐怖氣氛。

希特勒改組後的政府中各部門職權不清,甚至相互對抗,絕對不可能彼此聯合成力量來制約他或反對他。政府的混亂統一於他個人,只有他一個人在進行控制協調。這種局面的產生不是由於他對國家機器的無知,而恰恰是他精心的創造。他把自己變得無法取代,而且徹底堵截了任何可能以正常方式罷免他,或者產生新領袖的途徑。作者設想,如果希特勒在1938年死了,一定會被認為是德國的救星,但是人們也馬上會發現他的死亡所暴露的權力真空,而這正是一個國家最不穩定的因素。至高無上,不可取代,不受憲法約束,不向任何人負責——這些便是一切大獨裁者為自己橫行霸道所創造的基本條件。

由於希特勒一手復興了德國,反對他、懷疑他的人便失去了依據、喪失了自信。他們在困惑、驚羨、感激的同時,進而放棄了自己觀察和思考的權利。不是說不敢公開懷疑他,而是從內心深處不能再懷疑他:難道你不希望德國興旺嗎?難道你要對一個復興德國的人吹毛求疵嗎?終於,善良的人們為經濟起飛而接受了集中營。希特勒逐漸成為絕對真理的化身、德國的化身。元首的意誌便是德國唯一的意志,並將成為世界唯一的意志。也許只有超出一般人理解的狂妄才能對一般人產生足夠的威懾力。盡管也有不順眼的事發生,人們現在只是埋怨:“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想一想,這一切竟然發生在崇尚獨立思考的新教誕生地——德國,可見人的自信是何等輕易地被摧毀。希特勒成功的秘訣之一就是他深諳群眾心理,屢屢試探,步步為營,盡量不公開做群眾不能接受的事情。在1933年4月1日排猶運動前,他早就制造輿論,似乎要把猶太人斬盡殺絕的樣子,一旦人們發現事實還沒有壞到那種地步,反倒容易接受現實了。希特勒的統治手段是相當詭詐的,他懂得如何恰如其分地掌握恫嚇的分寸,使人們既害怕又不至鋌而走險。

勝利
Erfolge beleuchtet Hitlers innen- und außenpolitische Erfolgsperiode zwischen 1930 und 1941, wobei deutlich herausgearbeitet wird, dass Erfolge fast immer nur dort eintraten, wo der Widerstand gering war: „Immer stürzte er nur das Fallende, tötete er nur das schon Sterbende“ – mit „der Witterung des Geiers“.

可是復興德國並非希特勒的最終目的,國家對他來說,“不過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他從來對建立一種作為持久秩序的國家不感興趣。他選中德國是要它成為征服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工具。現在德國已經羽毛豐滿,希特勒開始把魔爪伸向歐洲的其他部分。從1936年到1938年,他取得了令人目眩的輝煌勝利:吞並奧地利、波希米亞、摩拉維亞,直至慕尼黑協定瓜分捷克,他不費一兵一卒,全憑外交途徑。為什麽希特勒的領土擴張如此順利呢?作者認為,與其說是德國的強大,不如說是對手的懦弱。英國只想安撫住德國,寧可退出東歐,過些太平日子。法國則軟弱得眼看德國猖獗而無能為力,只好違背民族利益去順從英國的綏靖政策。英法的綏靖政策使希特勒得寸進尺,但是又使他失去宣戰的口實。但是戰爭是非打不可的,原因有二:首先,希特勒堅信人類歷史就是種族競爭史,戰爭是常態,和平不過是戰爭之間的間歇,一旦條件成熟,就必須發動新的戰爭。其次,希特勒是根據自己的年齡來計劃他的政治行為的,他要在有生之年實現稱霸歐洲的目的。人生的短暫使發動戰爭變得刻不容緩,希特勒一再抱怨戰爭應該在1938年而不是在1939年開始。“我現在50歲”,他在1939年對來賓說,“我寧可現在打仗而不要等到55歲或者60歲”。

哈夫納一再強調,希特勒不是一個政治家,因為他並不關心他已經控制的領土範圍內的治理建設。1938年夏,他統治了東歐,1940年夏,他又把版圖擴大到俄國以西的歐洲大陸,可是他好像不知道自己已經獲得了想要獲得和可能獲得的地盤,一而再地錯過鞏固成果的機會,卻一味地進攻再進攻。希特勒也不是一般務實的政客,註重現實的功利和妥協。希特勒是一個自己所標榜的“綱領制定者”,他有一整套自己的世界觀、政治目標和實施綱領。作為一個領袖,他不是根據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去推波助瀾,而是把自己的主觀意志強加於現實世界,以他的臆想去改造世界。所以哈夫納認為,希特勒是一個理想型的領袖。理想型的領袖不乏事業心和意志力,怕只怕理想本身謬誤,那麽必然全盤大錯。而希特勒正是這種情況,所以盡管他有相當的才能和超人的意志,他由成功走向毀滅的道路是註定的。由此也可以說,正是他親手“制定了自己的失敗”。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書中早就直言不諱地闡明了他的“綱領”。他的世界觀是以種族理論為中心的,他認為人類歷史不是階級或國家的歷史,而是民族和種族的歷史:“世界歷史的一切事件都不過是種族自我保存沖動的表現。”政治就是戰爭或戰爭的準備階段,戰爭的目的是爭奪生存空間和世界霸權,戰爭的結果是弱肉強食,最優秀的種族將成為世界的主人。他的兩個政治目標——稱霸歐洲乃至全球和消滅猶太人——都是以他的種族理論為依據的:一是生存空間的競爭;二是反猶主義。希特勒認為人類的生存空間是有限的,因而爭奪生存空間的鬥爭將是永恒的,其結果必然是戰爭、兼並、征服。哈夫納認為,希特勒的這一理論只是表明了他缺乏現代意識,因為工業革命和現代科技的發展已經使人均所需土地大大減少,國家的富強已經不完全依賴於疆域的寬廣。希特勒把種族分成不同優劣等次, 雅利安人最高貴,迄今的文明都是他們創造的,所以統治世界的使命應該當仁不讓。歐洲國家中他認為俄國是征服和奴役的最大目標,而猶太人則是人類公敵,必須滅絕。他聳人聽聞地編制了一個猶太人正在暗中顛覆全世界的陰謀,於是“擊敗猶太人就是為上帝而戰”,為反猶披上一層聖戰的色彩。

謬論
Irrtümer behandelt das „krude, realitätsfremde und in sich widersprüchliche Programm“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mit seinen völkischen und antisemitischen Elementen.

希特勒的所謂理論在我們今天看來簡直荒誕得無法認真對待,而且窮兇極惡得令人難以置信。但可悲的是,僅僅半個多世紀以前,人們覺得還是可以接受的。原因很簡單:基於歷史的經驗,雖則是部分經驗。人類有史以來,國與國的武力沖突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而且在出現一個高於國家的機構之前也許永遠不會停止。歷史上的和平往往是通過征服吞並達到的,而亞歷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侖這些征服者總是以英雄的面貌出現。一個民族的稱霸確實只是到了當代,也就是產生了國際法之後,才有可能被認為是違法的行為。至於反猶意識,也並非希特勒的獨創。作者認為,希特勒只是接受了當時存在於東歐的一種欲置猶太人於死地的特殊品種的反猶思潮,並以他極端的思維方式將它發展到喪心病狂的地步。

錯誤
Fehler geht auf die sich aus den starren Ansichten ergebenden Fehleinschätzungen Hitlers politischer, militärischer und geostrategischer Art ein, die seine widersprüchlichen Ziele – „die Herrschaft Deutschlands über Europa und die Ausrottung der Juden“ – untermauern.

但是希特勒始終沒有說清楚他這兩個理論和目標之間的內在聯系和先後次序,這就導致他在犯了綱領性錯誤的情況下,又犯了同時追逐兩個不同目標的戰略性錯誤。反猶不僅從道義上暴露了希特勒的猙獰面目,招來國際輿論的一致譴責,從軍事上說也是極為不利的。反猶一方面把忠於德國的猶太人逼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另一方面極大地牽制了原本可以用在戰場上的兵力物力,是違反他征服歐洲的利益的。兩者同時進行的唯一便利之處是能夠以戰爭的非常狀態為掩護來進行大屠殺。

罪行
Verbrechen beschäftigt sich mit den von Hitler besonders ab 1941 veranlassten Massenmorden an Kranken, Zigeunern, Polen, Russen und Juden und dem Unterschied zu klassischen Kriegsverbrechen.

作者分析了希特勒從戰爭伊始一舉掃平波蘭、法國的神話式凱旋到同時分辟東西兩戰場的錯誤。1941年的德國達到了其光輝的頂點,是希特勒自己斷送了已到手的勝利。他得意忘形,在6月向蘇出兵時連冬季配備都免了,以為在冰雪到來之前便將一切就緒。莫斯科保衛戰成為希特勒由盛到衰的轉折點,他意識到“再也不會打勝仗了”。從此,他采取了一種近乎破罐子破摔的態度,作出了一系列不明智的決策,諸如毫無必要地向美宣戰等等。根據作者的分析,這是因為希特勒內心對實現第一個目標已經徹底失望,於是轉移方向,爭取時間去完成他的第二個工程。因為正是在這以後的1942年1月,他發出“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的命令。他調動大量兵力和運輸裝備去從事滅猶,把大屠殺的形式從集體槍斃發展到毒氣室、焚屍爐,從而把殺人技術從手工操作提高到傳送帶的水平。

作者批駁了一種認為滅絕營是黨衛軍頭子希姆萊的責任,希特勒對此不知情的說法。作者指出下令滅絕猶太人不僅符合希特勒的一貫思想,而且是有案可查的。在當時的德國,沒有希特勒的命令,這樣大規模的屠殺絕不可能發生。只是為了避人耳目,希特勒於1939年9月1日簽署處理德國殘疾人命令後,此類殺人指令便只限於口頭而不落痕跡了。作者認為希特勒後期對軍事勝利已不抱希望,甚至對部下取得的局部戰果也不感興趣,只是一心加緊對猶太人的“最終解決”。只有這樣解釋才能說明為什麽作為一個總指揮,在前線節節敗退的情況下,希特勒還能在司令部裏沾沾自喜,這完全是惡魔幹了壞事後的欣狂。

哈夫納對紐倫堡的審判很有保留意見。他認為僅僅以“戰爭罪”、“違反戰爭規章條款”宣判希特勒顯然未能擊中要害,因為戰爭一旦爆發,參戰各方便都有可能造成災難;而且既是罪行,也就談不上什麽規章條款了。希特勒的罪行恰恰不是戰爭罪行,而是赤裸裸的謀殺。他的批量屠殺無辜平民都不是迫於戰爭的需要,而這一切又正是他令人毛發悚然的根源:在他的命令下,除了眾所周知的數量在400到600萬之間的猶太人以外,還有大約10萬德國殘疾人、50萬吉普賽人遇害。為了使占領的波蘭和蘇聯徹底降為德國的原料和勞力供應地,希特勒極端惡毒地重點屠殺了這兩國200萬左右的精英分子。希特勒不僅是一個戰爭販子,更是一個貨真價實的超級殺人犯,大概也就是這一點使他難以和歷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征服者並列,難以使人敢於對他公開膜拜。

背叛
Verrat verdeutlicht, dass das deutsche Volk nur Machtmittel zum Vernichtungszweck Hitlers war und von ihm ab der 2. Jahreshälfte 1944 mit Hilfe verschiedener Maßnahmen (Endkampf statt Abbruch des Krieges, Ardennenoffensive und Anordnung zur totalen Zerstörung der Lebensgrundlagen) in den Untergang getrieben werden sollte.

哈夫納最後一個重要論點是關於希特勒和德國的關係。威廉·夏伊勒在其名著《第三帝國的興亡》中曾論證希特勒是繼承和表現了德國政治家傳統的,而哈夫納則認為希特勒不能代表德國政治家傳統,恰恰相反,他只是利用了德國,隨後又背棄了德國。盡管作者並未明說,但顯然認為希特勒是降臨到德國的災星。希特勒選中德國作為征服歐洲的基地當然不是沒有理由的,德國的實力使它有可能承擔這一重任,德國於是成了希特勒的選民。但是希特勒早就說過,“如果有一天德國民族不再足夠強大,或者不準備作出犧牲,以自己的鮮血為生存而戰,那麽就讓它毀滅吧,讓更強大的力量來消滅它吧……到那時我不會為德國民族灑一滴淚。”波蘭在希特勒的藍圖中也曾是個可聯合的盟國,但是由於波蘭不願接受希特勒給它指派的角色,便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作為懲罰。當戰爭由勝轉敗時,以人民領袖崛起的希特勒便暴露了他對德國人民的真實態度。他開始厭惡他們,越來越少公開露面,他最拿手的群眾演說也成了歷史。他幾乎存心把一切搞得不可收拾,一再拒絕保存實力,像一次大戰時德國所做的那樣。對他說來,一個沒有以他為中心的德國,一個不能為他服務的德國又有什麽用呢?人民在他心目中又算什麽呢?“我之後,讓洪水來吧。”德國必須與他同歸於盡。當德國人民越來越盼望戰爭結束,甚至向盟軍舉白旗投降時,希特勒也就對他們越發鄙視,背棄他們的信心也就更為堅定。在最後關鍵時刻,他下令毀掉德國人賴以生存的基本設置,懲罰德國。

希特勒引發爭議

西格麗德·彼得斯(Sigrid Peters)在德國西南部一座千年歷史老教堂中擔任管風琴師,當她聽說教堂裏的一口鐘上刻有納粹徽章和銘文時,她感到非常震驚。這位退休音樂教師說,你怎麽能夠一邊給孩子做洗禮,一邊讓一口刻著“一切為了祖國”字樣的鐘來烘托氣氛呢?

教堂所在的村莊叫海科斯海姆(Herxheim),這裏風景如畫,盛產葡萄酒。幾十年來,村裏的婚喪嫁娶紅白喜事,都是在教堂鐘聲的伴隨下舉行的。這座刻有納粹標誌和銘文的大鐘是1934年安裝的。彼得斯抱怨說:“沒有人知道教堂的鑄鐘上有這些東西。”

現在教堂發現“納粹鐘”的消息已經家喻戶曉。有關如何處理海科斯海姆教堂這個納粹遺物的討論已經引起了德國境內外媒體的廣泛關註。

教堂的神父海爾穆特·梅哈特(Helmut Meinhardt)對當前的討論表示不可理解,他說:“就我個人而言,納粹思想已經成為歷史,這口鐘並不意味著對納粹的敬畏。”

市長羅納德·貝克(Ronald Becker)也同意這一觀點,並主張保留這座鑄鐘。他說:“這座鐘還運作正常,為什麽要換掉呢?”他擔心,如果磨掉鐘上的納粹標示和銘文,鐘的音響效果可能會受到影響。市長貝克表示,這是一座歷史性老鐘,海科斯海姆應當保護自己的歷史。

在德國,保留納粹遺物的並不只是海科斯海姆教堂。巴伐利亞州霍夫市的教堂建於1939年,教堂內的一幅壁畫上,耶穌身邊一個身著長袍腳蹬皮靴的人物,和希特勒非常相像。教堂方面決定保留這張壁畫。

如何處置第三帝國遺產,也是一個讓奧地利頭痛的問題。比如位於布魯瑙(Braunau)希特勒出生的老宅,這是一個歷史古跡呢?還是一個歷史汙點?截至2011年為止,奧地利政府在這座建築物中為殘疾人組織一些活動。但當政府為了方便殘疾人要對建築物進行一些改造時,房屋業主則表示堅決反對。奧地利議會於2016年通過一項法案,決定將這座建築充公。經過歷時數月的官司,奧地利憲法法院於2017年6月終於做出裁決,政府沒收這座房產是合法的。現在政府將對希特勒的老宅進行大刀闊斧的改建,以便它不再成為新納粹和極右分子們頂禮膜拜的朝聖之地。

作家和出版家加貝爾(Wieland Giebel)提出一些問題,比如,盡管中學歷史課會講到納粹歷史,電視臺也會經常播放有關納粹歷史的紀錄片,但很多德國人似乎開始淡忘這一段德國歷史,而年輕一代更是對這段歷史缺乏興趣。加貝爾認為,牢記歷史是非常重要的。人們應當牢記納粹歷史,就像人們應當牢記家族史一樣。如果可以回避這段黑暗的歷史,那麽有朝一日這段歷史重演時,就會變得更加可怕。 

[1] Anmerkungen zu Hitler, Kindler, München 4. Auflage 2003 (mit einem Vorwort von Guido Knopp), ISBN 3-463-40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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