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實控訴「赤潮禍華」 。--《紅色史褶裡的真相(一):初期紅事·延安紅史》

20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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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實控訴「赤潮禍華」 。--《紅色史褶裡的真相(一):初期紅事·延安紅史》

叢書(六册)集結作者二十年發表的「紅色」主題,縱向展示中共歪扭針腳,具體剖析紅色謬根。叢書史料經歷時間檢驗,滴珠折光,具備多項參考價值。
第一冊從上海時期到蘇區時期再到延安時期,從盧布財源,二七罷工真相、紅軍代總長之叛、南陽事件、長征被遮蔽的「鏡頭」,到延安生意、紅色婚戀、紅士生活……最後一篇白頭赤翁「懺紅」——得到的不是我們想要的!
麵包、情戀、革命、內訌、死亡、冤屈……斑斑紅跡,紅事墜繫紅根,紅冤栓連紅謬,紅色醜陋真正「少年不宜」。

 

內容試閱

俞家三代一滴淚―祖迎、子死、孫冤

祖迎馬列
俞頌華(1893~1947),明將俞大猷之後。1920年,得梁啟超等支持,俞頌華以北京《晨報》、上海《時事新報》特派記者赴俄,瞿秋白同行,但僅為俞頌華所雇跟班譯員。俞頌華採訪列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赤俄領導人,連續發回採訪報導,與瞿秋白一起將馬列主義「販運」回華。其後,俞頌華任上海《申報》總編。1937年4月,俞頌華赴延安採訪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申報》刊載長篇報導。1928~1949年,俞家經常為瞿秋白、范長江等中共黨員提供幫助。其學生有范長江、石西民、方漢奇、沈昌煥(國府外長)。
俞頌華無論如何想不到,自己不遠萬里販運回華並積極推行的這個「主義」,非但沒有澤被後人、長宜子孫,反而肇禍連連,其子其孫竟成為直接受害者。俞家三代一滴淚,一滴那麼滯墜的國淚!

子死「五七」
其子俞彪文(1926~1957),上海滬江大學經濟系畢業生,1949年拒赴台灣,參加中共開國大典,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辦公廳副主任(14級),得財長李先念好評。只因對保險工作提出改進意見,1957年劃「右」。7月19日,「偉大反右」高潮中跳樓自殺,年僅31歲。
俞彪文「與人民對抗到底」,上海外灘中國銀行業務骨幹的俞母(1949年參與接管),被迫提前退休,工資減半(37元),直至1986年去世。俞妻(重慶大學經濟系畢業生、馬寅初學生)下放農村勞動改造。
1979年7月,中國人民保險總公司人事處長上俞家宣佈「改正」――你的父親過去犯了錯誤,現在寬大為懷就不算了。
民政局按1957年標準發放撫恤金360元(1979年標準應為1500元),這就是所謂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2003年,俞妻臨終前告訴兩個兒子:1957年她也想投河自盡,一了百了,多次徘徊故宮護城河邊,實在不忍拋下兩位幼兒(長子4歲、幼子1歲),才堅強活下來,「中年喪夫,老年時兩個兒子分別得精神病與蒙冤入獄。我這輩子活得太苦太累太艱難。」

孫陷冤困
第三代,長孫俞梅蓀(1953~ )、幼孫俞頌蓀(1956~ ),從小生活在「狗崽子」的屈辱中。頌蓀中學時就三次自殺,精神深度抑鬱,如今已11年喘息於精神病院。
俞梅蓀1979年入黨(中共),1984年畢業於北大法律系,入國務院辦公廳,歷任經濟法規研究中心綜合秘書組長、中國經濟法研究會研究部主任、《經濟法制》編輯部主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顧明秘書,中南海辦公十年(主要從事立法),著有〈建立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十多家報刊轉載,獲中國社科院優秀論文獎)。1988年晉升「正處」,1991年獲副研究員職稱,1993年北大法律系兼職副教授。1992年,出於純良動機,為上海《文匯報》提供宣傳便利,依慣例向《文匯報》駐京辦主任出示尚在保密期的〈十四大徵求意見稿〉。一時疏忽,致使文件被《文匯報》人員盜印,捅到香港報刊上,再牽扯到一筆與本案無關的兩千元資料費,被控犯罪,1994年1月底被捕。
儘管洩密並未造成實際後果,反而產生正面良效,且由江平(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親任律師,無罪辯護,顧明也伸手相援,最終仍輕誤重判,以洩密罪判刑三年。俞梅蓀一生就此被毀。
入獄後,俞梅蓀表現良好,本可減刑一年,因拒不認罪,蹲滿三年。1997年1月出獄,也因不認罪,街道片警「依法」不讓申請低保,且各方推諉,不解決其生計。應聘求職,屢因「刑釋」遭拒。如今歲垂六旬,生存無著,老婆離去。為照顧弟弟,俞梅蓀長年流浪於滬,備嘗艱辛。「偌大上海灘,已無我兄弟倆棲身之地。」
兄長入獄,弟弟受驚,精神病復發,入上海精神病院三年,多次自殺,電擊休克治療使其喪失記憶。2008年後,曾參與立法的俞梅蓀,竟也淪為求告無門的訪民,落難江湖,深陷困境。
出獄後的俞梅蓀一直致力底層維權,發表法治文章數十篇,替失地農民維權、出席「右派」聚會,成為警方「重點保護對象」,家門口一度探頭伺候(探架猶在)。每年「敏感日期」(如「六四」、國慶),警察全天「伺候」。大冬天,俞梅蓀見警察在傳達室瑟索挨凍,迎入家中食宿,方便人家「執行公務」,儘管有時雙方對抗激烈,但整體上「相互理解」。2009年,警方以「六十大慶」維穩為由,將俞梅蓀「限居」在家近一月。
將一位黨員高知「培養」成苦大仇深的流浪漢,一位本可為國盡力的棟梁之材淪為求告無門的弱勢訪民,一次次領受唾面自乾的羞辱,甚至常因活不下去產生楊佳式衝動―同歸於盡。俞梅蓀現在特別理解雪夜睡在最高法院信訪辦大鐵門外的訪民――個個艱苦卓絕,比我艱難困苦得多。我淪為訪民後,才真正理解他們的苦大仇深和萬般無奈。
俞家三代「一滴淚」,證明赤潮入華後的「績效」。直率地說,一個至今仍奉專政為圭臬的國家,當然不會允許法律的「干擾」。沒有意識形態的正位,現代化人文理念均無法具體落實。從這一意義上,俞家三代為國家提供了一份十分獨特且極其珍貴的人文標本。
中國大陸現狀,可是直接來自「光芒萬丈」的馬列主義。改革開放三十年,每艱難挪走一步,最強大的阻力均來自意識形態,真正思想「長」一寸,生產才能挪一步。所謂改革開放,還不都是挪改中共推立的紅色制度?還不都是中共強縛於國的一條條馬列赤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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