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的角度認識元和詩變的特質! --《詩意的對話與影響:元和詩人交往詩論》

2017/8/3  
  
本站分類:創作

從新的角度認識元和詩變的特質! --《詩意的對話與影響:元和詩人交往詩論》

「交往詩」是以人事交游為前提,重複進行詩篇的往還交換,整個過程既是詩學的,也是社會的。
元和詩人的交往詩,不只涉及詩歌的交換,創作主體的對話,也是文學社會化的標誌,更是詩人意識得以獨立、詩人自覺愈形明確的表徵。
全書以元和詩人的交往詩為研究對象,探討詩歌交往行為中的對話特質與相互影響,以及在人我互動中所衍生、開拓的詩學新面貌!歸納成三種詮釋範型──「互為主體詮釋型」、「目的規範型」、「自我實現型」。
不僅僅針對唐詩史特定時段的研究,更著意於以特定角度及新視域說明元和時期的詩學語境!開闊出新角度的元和詩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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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元和詩人交往詩論

■提要

  本論文以元和詩人的交往詩為研究對象,探討詩歌交往行為中的對話特質與相互影響,以及在人我互動中所衍生、開拓的詩學新面貌。在唐代詩歌研究史中,不乏從詩風新變、語言創新、主題開拓等角度研究元和詩人的專著。而且元和詩人的交往互動行為,學界也早已有所注意,然多聚焦於唱和、贈答等形式中,沒有正視「交往」乃是獨特的「詩式社會文化行為」。故本論文適度參考西方社會學關於「交往」、「對話」、「關係」等界說的基礎上,以元和詩人作品為分析、詮釋的對象,在歷史情境與文學語境相互參照下展開論述。此一論題的探討不僅僅是對於唐詩史特定時段的研究,更著意於以特定角度及新視域說明元和時期的詩學語境。對此語境的詮釋分析,既有助於深刻理解當時詩歌創作的現象;同時也把詩文本回歸到它們之所以產生的社會文化情境中。因為,「交往詩」是以人事交游為前提,重複進行詩篇的往還交換行為,整個過程既是詩學的,也是社會的。其中所發生的藝術觀念交流、精神意識對話,性情主體的相互影響等等,都與「詩到元和體變新」的出現密切相關。再者,元和詩人的交往詩,不只涉及詩歌的交換,創作主體的對話,也是文學社會化的標誌,更是詩人意識得以獨立、詩人身分愈形明確的表徵。本文經由詩歌文本的分析、意義的詮釋,將元和詩人交往詩簡略分為顯性、隱性兩種主要模式。顯性交往指具體可考的唱和集編纂、交往詩數量的繁多等表現;而隱性交往則指詩人之間主要透過精神意識的相互影響、生命情境的對話等,是一般文學史較易忽略者。至於元和詩人的詩歌交往行為,亦可進一步歸納成三種詮釋範型,分別為「互為主體詮釋型」、「目的規範型」、「自我實現型」。「互為主體詮釋型」以白居易與元稹、劉禹錫與白居易為主要代表,他們以同理心看待對方,參與對方的生命歷程,開拓出政治對話、追憶主題等特質。「目的規範型」則以韓愈和孟郊、韓愈和張籍為主要代表,他們之間的詩歌交往,具有理想的追求、典範的形塑等特質。「自我實現型」則以姚合的交往詩為主要代表,在以詩人角色作為自我表述這一點,他深受元和詩人影響;在詩人意識與詩人形象的表現上,又具體實踐於與他同時代詩人的交往對話中。
  經過上述詩人交往詩的分析,詮釋與歸納,本論文的學術價值,約可概括為以下三點:一、不僅可從新的角度認識元和詩變的特質,也在既有流派、唱和詩研究的基礎上,掌握元和交往詩的社會性特質與詩性特徵。二、初步擬構元和交往詩的兩種模式與三種範型,為後續群體研究、文學創作互動研究提供參考。三、揭顯「對話」與「影響」在詩人交往活動中的重要意義,及其中所具有的社會性質、詩學價值。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目前唐代文學研究已在「作家研究」取得豐碩的成果,重要文人的年譜、箋校、箋注等陸續出版。但此一研究多集中在譜主的個別交游、生平經歷、創作分期等,較少從整體的文學環境來對詩歌進行觀察和研究。另一方面,近年來,唐代研究的視野已從早期的宏觀研究,轉向多元視域的開展與特定主題的深入探索,如政治制度、宗教民俗等等,議題愈趨細密,然而詩歌史研究却仍有極豐富的拓展面向與闡釋空間。事實上,文學的研究除了告訴讀者這一歷史時期發生什麼事,還可以從創作活動與作家精神,詮釋出更為細微深刻的意義。觀察他們的文學觀念與寫作是如何產生細微的變化,並反映在作品當中。蔣寅針對此點指出:

   在唐代文學研究的現階段,我們認為「史」這一層次的研究相對作家研究來說更為急迫。這裡說的「史」既包括作家們生活、寫作、交往、影響的過程,也包括文學觀念、寫作範式、藝術手法的演變,因而其材料既是顯在的,又是隱在的。

所謂的「史」,非如一般文學史書寫模式:以時間為軸,羅列重點作家,描述文學發展。而應該是以某一範疇作為研究的主要材料和討論焦點,不僅要照顧到顯性特徵,也要發掘出隱藏其中的意義。綜觀目前多數唐代時段研究,在敘述個別作家與歷史發展時,往往有精闢深入的見解,提供了翔實的文學史材料。而一旦面對文學創作中群體與個人如何互涉、如何透過對話精進詩藝、如何相互影響等問題時,則仍有待更深入的闡發。上述問題尤其容易發生在作家林立、作品數量龐大、文學史意義複雜豐富的中唐時期。近代以來,與中唐相關的論文、專著蔚為熱潮,中唐文學的豐富性、多元性、變革性等特徵正獲得越來越多現代研究者的重視與投入。中國大陸唐代文學研究者為韓愈、柳宗元成立專門的研究會,其他大家如白居易、李賀等人的論文數量也是相當驚人。日本學者川合康三等人,也有類似中唐研究會的成立,推動日本學者對中唐文學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中唐文學的豐富性與複雜度受到更大範圍的開拓,如美國學者宇文所安結合中唐文化與文學,對於當時文人獨具的詮釋行為、觀念轉變等現象提出解釋;而日本學者川合康三在《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論集》書中,將韓愈、孟郊等文學表現與個人的自我意識聯繫在一起,深刻地闡述了中唐文人精神世界與藝術內涵。上述二人的研究,不但緊扣文學與文化之間的聯繫,也深入地探討當時文人的內心世界與思維特徵。此種闡述文化與文學之間的研究進路,更能夠突顯中唐文學的豐富特質。台灣學界也有《中唐士人文化反省研究》、《中唐文人社會意識之研究》等相關學位論文,但研究重點多非文學本身。以上這些研究成果顯示,中唐文學的複雜性、多變性遠超過盛唐,不同的詮釋角度可闡發出特質各異的精神面向和文學意義。如果善用前賢所建立的諸如個別作家、宏觀時段、流派詩派以及主題學式的研究成果等,勢必可對中唐文學有更為深刻的認識。
  中唐的代表性詩人,如孟郊(751-814)、韓愈(768-824)、元稹(779-831) 、李賀(790-816)、柳宗元(773-819)等,創作活動時間主要在西元825之前;劉禹錫(772-842)、白居易(772-846)、張籍(766-831)、王建(766-834)、賈島(780-843)、姚合(779-846)等,創作活動時間則延續至武宗會昌年間(840-846)。看似獨立的各個詩人,實際上透過唱和、聯句、集會等方式,形成複雜的文學活動;並且在風格表現、創作觀念、文體討論等方面互有交涉,形成複雜、豐富的文學交往網絡。研究中唐詩者,也多注意到詩人之間彼此交往關係的密切,以及對於流派意識、群體精神的促進作用,茲舉代表性三家:

   盛唐詩人的交往或者屬於「私誼」性的,是純粹朋友關係;或者「社交」性的,是因同為文人,在某種場合即有唱詠的可能…而元和文人的交往性質,除了私誼與社交之外,有時已類似現代所謂「文學活動」的性質。
中唐文壇的一個特殊現象,就是自覺結合的文人集團的出現。……雖然沒有後來的文學宗派或文人結社那樣固定的形式、明確的綱領和有組織的活動,但其成員由於在社會地位、政治觀點、文學傾向等方面的類似,結成了親密的關係,互相支持、互相影響,實際上成為一種不太固定、比較鬆散的文學群體。
以韓孟、元白為標誌,中唐開始出現了各種社交型與理論性兼具的文學流派,出現了不僅作品具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題材、體裁、審美情趣甚至創作風格)而且具有一定群體聚落的、社交型的、自覺的文人集團和文學流派。

從「類似現代所謂的文學活動」、「社交型與理論性兼具的文學流派」、「自覺結合的文人集團」這些用語中,不難發現,研究者都意識到中唐時期文學創作活動的獨特性。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當追溯中國文學流派、詩派意識時,莫不以中唐為肇始期。故二十世紀以來,韓孟詩派、元白詩派、新樂府詩派、險怪詩派等專著,陸續出現。然而,上述詩派研究與群體研究,多強調同一性,傾向宏觀論述,還未將重點放於詩人彼此之間的交往互動。事實上,從元和時期(806-820)開始,詩人之間的交往互動,不再如六朝那樣,是以帝王、公侯、貴族為中心;也非如初、盛唐時期的作家,彼此之間雖有文學交往,卻難以在有限的作品材料中,自覺到交往行為所帶來的文學創造性與時代精神。元和時期則不然,詩人已普遍自覺到,群己之間透過對話與相互影響,既溝通了情意,也交流了詩藝。舉最具代表性的白居易為例,他於元和十年(815)回顧自己與元稹詩歌交往歷程時,如此說道:「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從「相戒」「相勉」「相慰」「相娛」這些用語看來,白居易很清楚詩歌的價值與意義是透過人我的對話與交往所彰顯。這種表現已超越儒家「詩可以群」的認識,其人文內涵與文學特質,很值得進一步探討。此外,劉禹錫與白居易對文學交往行為帶給彼此的刺激作用,也是相當自覺。劉禹錫〈樂天寄洛下新詩兼喜微之欲到因以抒懷也〉:「松間風未起,萬葉不自吟。池上月未來,清輝同夕陰。宮徵不獨運,塤篪自相尋。一從別樂天,詩思日已沉。」而白居易〈與劉蘇州書〉:「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從劉禹錫「不獨運」、「自相尋」以及白居易「因彼唱此和中得知」等語,可知他們二人都深刻而自覺地闡明對方對於自己創作的重要性。即使是「餘事作詩人」的韓愈,其交往行為也呈現出鮮明的特徵,他與孟郊所留下的聯句創作,正是競爭意識之下的對話;而〈和侯協律詠筍〉:「侯生來慰我,詩句讀驚魂。屬和才將竭,呻吟至日暾。」也說明,韓愈對於創作的競爭性有著異乎尋常的執著。其他中唐詩人的表述,如張籍〈逢王建有贈〉:「新作句成相借問,閑求義盡共尋思」;〈喜王六同宿〉:「十八年來恨別離,唯同一宿詠新詩。更相借問詩中語,共說如今勝舊時」;賈島〈酬姚少府〉:「刊文非不朽,君子自相於」;項斯〈送蘇處士歸西山〉:「早晚重相見,論詩更及微。」等等,均可視為對以詩交往之行為的自覺省識。在此不禁令人好奇:這種以詩交往,形成人際互動的常態,在當時的社會意義,以及對於詩歌創作與詩學發展上的價值和作用為何?由此看來,中唐時期,特別是元和詩人的相互往來,除了可作為考證生平的史料文獻之外,其文學性與社會性的價值意涵還有待闡發。而從以詩交往的互動行為中,實可尋繹當時詩歌創作中豐富而複雜的內涵與面貌。其中的詩學價值與意義,更是文學史中常被忽略的問題。在相互影響與對話的過程中,各種新異的創作特質紛呈競現,這些問題與現象,值得深入的考究與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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