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局如何影響香港的學風?--《北學南移--港台文史哲溯源(文化卷)》

201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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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局如何影響香港的學風?--《北學南移--港台文史哲溯源(文化卷)》

1949年前後,許多學者相繼自內地遷往香港,自清末、民初,中國出現的新文化、新學術、新史學和新思潮,也隨學人南下,與傳統文化一起流播香港、澳門、臺灣及東南亞等地。這些學人執教港、台等地高等院校,「北學南移」遂為一時代精神的重要特色。其中,新儒家經典大師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如何在海外弘揚儒學精神?錢穆及香港新亞書院如何在香港締造中國史研究的重鎮?歷經英國殖民、回歸中國及本土化浪潮,時局如何影響香港的學風?本系列書分三卷,本卷為「文化卷」,收錄學者呂芳上、李瑞全、廖伯源、陳學然、劉建平、趙雨樂、許振興、姚繼斌、鄭永常、范棋崴、區志堅、李元皓、侯勵英的深刻析論。

 

內容試閱

【林仰山匯聚的南來學者】(本段節錄自本書第七章〈北學南移與香港大學〉,許振興著)
  建校三十年的香港大學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因日本侵華軍隊攻佔香港島而被迫全面停課。不少師生或在抵禦日軍侵略時捐軀,或在日本侵佔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間喪命。倖存的教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願意重返香港執教者實在為數不多。這使一九四六至一九五○年間逐步復課的香港大學在入學人數迅速回復戰前水平的壓力下,除了急需尋求經費修復慘遭日本侵略軍大肆破壞的校內建築物外,還得設法新建教學大樓與大量招聘教職員,以解決師資嚴重短缺的難題。香港大學自創校以來一直以英語為法定的教學語言,而「《香港大學條例》第十三則,規定文科須注重教授中國語言文學」一項,卻使中文系得以成為當時唯一獲校方批准以漢語、漢文授課的學系。這便為南來學者提供了難得的駐足契機。
  戰後復校的香港大學中文系,實可溯源於清遺老賴際熙(1865-1937)在一九二七年致力籌款創立的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當時開設的課程,包括「經學」(Classics)、史學(History)、文詞學(Literature)與「翻譯學」(Translation)四大類,並有「特設正音班(Mandarin Class),以便學生不嫻粵語者聽受,功課與正班同。」許地山(1893-1941)在一九三五年出任中文學院教授(Reader)後,除正式確定沿用至今的「中國哲學」(Chinese Philosophy)、「中國文學」(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中國歷史」(Chinese History)與「翻譯」(Translation)四科並立的課程體制外,還將學院的名稱改為「中國文史學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他履新後迅速舉薦原任教燕京大學的同事馬鑑(1883-1959)來港擔任中國文學講師(Lecturer in Chinese Literature)。馬鑑獲聘後乘坐「格蘭總統」號輪船於一九三六年三月二日抵達香港履任。由於許地山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猝然逝世,他便被校方委任接掌學系的行政工作。日本侵華軍隊攻佔香港後,他在一九四二年六月舉家遷赴成都,任教於成都的燕京大學。日本戰敗投降後,他在一九四六年七月重返香港大學履行尚未完成的僱用合約,領導學系面對戰後的新挑戰。當時系內教師尚有戰時一直守護馮平山圖書館藏書的原翻譯講師兼導師(Lecturer and Tutor in Translation)陳君葆(1898-1982)。
  馬鑑重掌學系差不多四年後,便在一九五○年二月退休。這期間,只有曾任教金陵大學的賀光中(Ho Kuang-chung)獲校方全職聘用。陳君葆嘗記:「(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早上到圖書館未幾,賀一中(當作「賀光中」)教授來訪,他現在已經成了流亡學者都要暫時留在香港找生活,由西門(西門華德教授)介紹他當了大學方言班的教習,大概教普通話之類。他是研究佛學的,那一套現在恐不能退藏於密了。」
  馬鑑當時年紀已不小,校方一直計劃為學系另聘新教授,並乘時改組學系,是以他向校方建議的改進學系計劃始終未能獲得文學院管理層的支持。校方幾經籌謀,終於決定聘請澳大利亞(Australia)雪梨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東方研究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講座教授(Chair Professor)賴歐(或譯名為:賴歐特、萊德敖,J.K. Rideout)擔任學系的教授(Professor)。陳君葆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嘗記:「關於中文教授事,馬先生為言Rideout有信來,說要十二月底始來,是否因為局勢而存觀望則甚可疑,但舍固定的職位而就動搖的琉璃世界似屬甚不智之舉,惟賴氏之來,實不關副監督(Vice-Chancellor,即校長),或為西門氏之推薦也。英國人好些時候想在港大以外國人為中文教授了,一向對胡適(1891-1962),對陳壽(受)頤(1899-1977),對許地山,只不過是敷衍,今日的處置並非意外。記起郭沫若(1892-1978)的話:「不是說研究中國的學問應該要由中國人一手包辦,事實上,中國史料,中國文字,中國人的傳統生活,是只有中國人自己才能更貼切的接近。」
  局內人對校方鍾情以外國人擔任中文系教授、領導中文系發展的現實深感無奈。校方乘時委任倫敦大學教授愛德華來港考察中文系的情況,以便新任教授能配合相關的改組建議。愛德華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到訪中文系,並在次年五月再赴文學院報告已提交校方的改組建議書。改組建議書大力批評中文系的「圖書館分類目錄和馬先生(馬鑑)所用的課本是中學程度的,是學生認為足恥的」。校方費煞苦心的安排,本志在為新任教授革故立新、大展鴻圖,甚或多聘一、二洋人來系任教製造理據。當賴歐在一九五○年一月十七日抵港履新後,校方便深信計劃已可水到渠成。可惜,賴歐抵港不久,竟於同年二月十五日中文學會歡送馬鑑榮休的次日(二月十六日)無故失蹤。當時馬鑑退休已成事實,校方遂匆匆委任賀光中為代理主任,領導系務。
  賀光中在任期間,非但未有將擔任兼職講師、只是計時論酬的原中央大學史學系教授、中國法學史專家楊鴻烈(1903-1977)成功轉任為全職講師,還在次年九月聘請羅香林擔任兼職講師,替代楊鴻烈講授中國歷史。這期間,校方因賀光中已決定移席澳大利亞,遂於一九五二年夏天聘請原任教山東齊魯大學的林仰山在離開山東返回英國時來港出任學系的講座教授兼系主任。他在一九五二至一九六四年間擔任中文系系主任時積極網羅各方人才,從而奠定了日後學系進一步發展的穩固基礎。羅香林嘗扼要概述個中的要項:「林教授於那年(一九五二年)的六月,來到港大。那時我已先於上年九月受聘為兼任講師,對系裏的情況,也稍稍明瞭,所以林教授一接事就對我說,他已與校長商量,要改聘我為專任講師。並說:賀先生交代的時候,曾推薦劉百閔先生和饒宗頤先生為專任講師與副講師,問我對二先生認識與否?我說:二位都是我的好友,劉先生長於國學,饒先生長於詩詞和甲骨文研究,都是很難得的人選。林教授就和賴廉士校長(Sir Lindsay Tasman Ride,1898-1977,1949-1964擔任香港大學校長)商量聘請二位先生。到了九月,二先生和我一同到校,分授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林教授則於中國歷史課程內每週加授一小時的中國考古與發現,另一位很早就任副講師的陳君葆先生,則講授一年級的翻譯。同時聘請吳椿先生為中文系的秘書。一九五三年九月復增聘唐君毅先生為兼任講師,講授中國哲學。一九五六年八月劉百閔先生升任為高級講師,饒宗頤先生升任為講師,又以陳君葆先生申請退休,乃改聘劉若愚先生為副講師,接授一年級的翻譯,復將中國歷史課程分出中國考古的部分,另設一種「中國美術考古與地理發現」的課程,由林教授與兼任講師陶美女士(Miss Mary Tregear, 1924-2010)共同講授。一九五八年九月,以劉若愚(1926-1986)先生辭職,乃改聘楊維楨先生為副講師,接授翻譯。又以全系學生日益增加,復於同年九月增聘余秉權先生為專任講師,亦講授中國歷史。一九六○年九月以唐君毅先生辭去兼職,乃改聘牟宗三先生為專任講師,接授中國哲學,復增聘美人金薩靜博士(Dr. G. E. Sargent)為副教授(Reader),負責策劃指導研究的工作,增聘羅錦堂博士為副講師,亦講授中國文學,而港大中文系的組織,在林教授的引導下,乃達到了完備的階段。」
  羅香林、劉百閔、饒宗頤、唐君毅、劉若愚、陶美、楊維楨、余秉權、牟宗三、金薩靜與羅錦堂等學者相繼受聘,使學系得以在林仰山領導下為學生提供「中國文學」、「中國歷史」、「中國哲學」、「翻譯」、「中國美術考古與地理發現」五大領域相互配合而別具特色的學習課程。
  林仰山履新不久,即獲國際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協會(The 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香港分會的財政支持,在取得校方同意後,於一九五二年正式成立東方文化研究院(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由於研究院成立的主要目的在提供研究設施供東西方學者從事有關中國與東方的研究,是以它除了設立語言學校(Language School),為英國派駐香港與遠東的人員提供國、粵兩語的訓練外,還成立馮平山博物館(Fung Ping Shan Museum),邀請出生於武昌的英國人陶美擔任館長(Curator),以配合與協助研究員工作。研究院的研究工作除得力於錢穆、唐君毅、G. Bertuccioli、A. C. Graham、R. P. Kramers、G. Morechand、A. C. Scott、Holmes H. Welch等名譽研究員外,還倚重簡又文、衛聚賢(1898-1990)、徐慶譽、張瑄、楊宗翰、董作賓(1895-1963)等專任研究員。中文系諸教員亦同時肩負重要的研究腳色。研究成果主要利用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ching Institute)與亞洲協會(The Asia Foundation)香港分會的贊助,由香港大學出版部印刷專書出版;單篇的學術論文則大多刊載於林仰山在一九五三年創辦、並親自擔任主編的學術刊物《東方文化》(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這遂使東方文化研究院成為中文系的學術研究基地,而眾多南來的學者則成為學術研究的推動者。
  自山東南來的林仰山,在香港大學任職十二年間,先後為中文系延攬了羅香林、劉百閔、饒宗頤、唐君毅、劉若愚、楊維楨、牟宗三、余秉權、金薩靜、羅錦堂等十位學者。各人入職前,劉若愚任教於英國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余秉權新畢業於新亞研究所、金薩靜任職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羅錦堂自臺灣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來港任教於新亞書院,四位均非南來學者。其餘羅香林、饒宗頤來港前均任教於中山大學、唐君毅任教於中央大學、牟宗三任教臺灣東海大學前曾於中央大學、金陵大學、浙江大學等擔任教席,劉百閔曾任教於中央大學、復旦大學等,五位都屬南來學者。楊維楨畢業於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在香港大學任教十九年。他入職前在國內的經歷,知者不多,卻應是南來者無疑,所以歸為南來學者亦屬得宜。余秉權雖非南來學者,卻是南來學者錢穆所創辦的新亞研究所第一屆碩士畢業生,師從南來學者牟潤孫(1908-1988),是南來學者的第一代傳人。林仰山為東方文化研究院延攬的錢穆、唐君毅、簡又文、衛聚賢、徐慶譽、張瑄、楊宗翰、董作賓等眾人來港前早已是學術界的翹楚,自亦是南來學者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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