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華作協專欄】朱文輝:語境交互切換下的書寫與創作

2017/6/21  
  
本站分類:創作

【歐華作協專欄】朱文輝:語境交互切換下的書寫與創作

  • 前言

這兒我無意談論翻譯技巧的問題,而是,提出個人多年來處於中文及德文兩種語境之下文字書寫和文學創作的《覺知感應》與《心理反射》是個什麼樣的體驗。 

  • 《語境》中《語性》和《語感》的掌握

我們知道,所謂的《語境》就是語言環境的簡稱——某種語言或文字在人類某個生存或活動空間裡,用之於溝通、表述或傳達思維占了最主要角色與份量的,這便是由某種語言所主導的語境。例如,中國及德國各代表一個生存及活動空間,華文之於中國,德文之於德國,便各是一種語境。 

入境隨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在什麼語境裡便要說那個語境裡的話,始會引起共鳴,才不致雞同鴨講,各說各話。欲引起人家對你說話或文字表達的內容認同與肯定,就必須在你所使用的語言及文字裡具有某種特定的《語感》,也就是不但要講對方聽得懂的話語,還要讓對方聽得習慣、聽得順耳入心,產生認同之感。 

我的個人經驗告訴我,《語感》是根據《語性》而生成的。那麼,《語性》又是怎麼回事?我觀察歸納出來的看法是:就如同我們人類每人都有自己的個性一樣,每種語言也都有它們自己的特性。 

拿漢語來說,它的語言性格一般比較纖柔、溫潤,有時在謙和中卻又帶有一股堅持的韌性;它能伸能屈,可以隱晦,也可以彰顯,語言和文字可以隨著意念而變幻出心靈各種不同的情境,望文而生義,隨語而造景,讀在華人的眼裡有時會在不能立刻言傳的朦朧狀態中,卻也能叫人意領神會,彼此之間《心有靈犀一點通》。 

這跟德文的語言性格便大相逕庭了。德文的語言性格是一板一眼,不折不扣,主觀與客觀涇渭分明,一清二楚,不容混淆,字面上以及組合而成的文意必須符合物理現象的邏輯性,尤其時態及虛擬狀態的表達特別重要,由中文翻譯成德文的字句,一定要做到《入境隨俗》,容不得絲毫的含糊,否則解讀譯文的德語閱聽人可能會誤解其意乃至一頭霧水,不知所云。 

掌握了語性,語感便對門路了。與你進行溝通及對話的閱聽人一旦對你的語感產生了認同,你便深獲他心。現在言歸正傳,回過頭來談談《語境》。 

處在不同語境中的信息傳遞,會給閱聽人不同的語感。即連處在同文同種的華文語境,也是如此,例如我們讀莫言的作品,他的語言很山東,很北方,與我們讀慣了的華東或華南不太一樣;在我們歐華作協裡,我讀老木和麗娜等文友們的作品,也讓我接觸到很不一樣的語感。再拿台灣作家筆下的文字和大陸一般寫作朋友的文字相對照,不時會在感覺上讓兩岸的朋友強烈體會到和自己所處那主觀熟悉的語境不太一樣,這乃是對解讀、書寫、語法及筆調的感應(Leseart)有異之故,也是我一向認為語感能凸顯作品之獨特性的道理。 

中文有自己中文語性而釀成的語感,洋文有他們洋文語性而孕生的語感。中文語境裡的駢文,講究四六對仗,語韻工整,所以聲聲入耳,感覺美妙,但是將文句翻譯成德文乃至其他西洋文字時,往往會讓人在翻譯的過程中不自覺地犯下重複堆疊而出現贅語的毛病,讓處於一板一眼、言簡意賅語境中的老外覺得多餘,這是因為語性有別而造成的語感差異。例如我在前述所用的《一板一眼,不折不扣》以及《涇渭分明,一清二楚》,在漢語裡是上下對襯,讀起來口潤舌滑,有舒服之語感,但是翻譯成德文,便是重複的贅語。再如2000年我將自己的中文長篇推理小說《命案的版本》翻譯成德文後,一位瑞士導演好友幫我修潤,我們面對面討論的過程中便遇到過如此的情況——我筆下有這麼一段文字: 

她亢奮的時候,還是保持慣有的冷靜雅淡,像隻慢慢蠕動的蠶蟲,藉著含渾不清的嗯嗯啊啊把舒爽的歡情灌入他耳膜中》 

經我逐句翻成德文後,便被他大刀闊斧刪飾了一番──句子裡的《慢慢》不見了,理由是蠶蟲《蠕動》這個動詞,已經叫讀者知道是慢慢的,犯不著刻意再添個副詞去說明;即連最後一句也無必要逐字全譯,應該保持全文的暢順易讀,讓讀者一目了然,所以建議將譯文簡化為《只發出幾不可聞的喘吟(stoehnen),因為,《喘吟》兩字已可表示舒爽的歡情,《幾不可聞》也意味著對方耳朵業已接聽。 

又如《哪像妳朵麗絲,洋人洋手腳,做頓飯燒道菜,鍋盤刀具撇了一廚房都是,宛若兩軍剛剛結束撕殺的古戰場,遺了一地的器械盔甲,有什麼好神氣的?》一段,以他歐洲人兼身為電影導演的思考邏輯而言,認為只需保留Schlachtfeld (殺戮戰場)一個德文字便夠,因為這個字已足以讓人聯想到《兩軍剛剛結束撕殺》與《遺了一地器械盔甲》的場景。此外,我把《鍋盤刀具》譯成《一應廚房用具》(alle Kuechengeräte),他覺得《用具》即可,因為讀者可以理解此情此景是在廚房發生,《用具》所指,不言自明是《廚具》。 

現在進入主題,談談所謂的雙語境書寫與創作。說直白了,這就是兩種不同語文互換的問題,也正是翻譯的問題。經常盤旋於我心中讓我在意的是,翻譯目地語由非母語的翻譯者來翻譯時,如何始能捕捉外語中的那股《母語感》?換個說法,就是用心去揣摩老外怎麼表達他們的話語?我們漢語作者如何跳脫華文語境的表達方式以與對方相融共存? 

在我以華文和德文創作推理小說的過程中,便經常出現這種現象,處理得不當,情節結構裡的線索邏輯性便會受到解讀上的影響而大打折扣,所以,時態、虛擬假設語氣均須兼顧,前後呼應,面面俱到。舉個例子來看: 

中文裡的《收件人》一詞,從字面上看不出究竟是男或是女性,但是代名詞《》及《》,卻可以從字面上一眼看出指的是男性或是女性。反觀德文裡則有《男收件人》(Empfaenger)和《女收件人》(Empfaengerin)兩種寫法,所指是男是女,一目了然;而《》(Du)或《》(Sie)字,就看不出來所指的對方是男性或是女性了。又如我們漢語裡說《爺爺/奶奶》及《外公/外婆》,聽者及讀者立刻明白指的是丈夫或妻子的父母,在洋文裡則一律統稱祖父母,讓我們華人分不出來究竟指的是哪一方面的爸媽。 

以上的語性在我使用德文寫作推理偵探小說描寫嫌疑犯的時候很重要,必須小心處理,不能於真相尚未大白的偵推過程中,在字裡行間隨便洩露兇嫌究竟是男是女的任何信息。也就是說,讀者尚未充分掌握作者藉著伏筆給予足夠的破案線索之前,應避免在第三人稱代名詞上顯現出性別來,不可在描寫嫌疑人物時直接以《》或《》稱之,以免過早暴露作案者的身分,這是有違推理偵探小說的寫作鐵規——《公平遊戲原則》。我在中文語境裡處理這個技術性的問題,是攏統地用《兇嫌》二字來描寫;在德文的語境便用《Taeterschaft》(作案者)這個統稱的字眼,而不用《Taeter》(男作案者)或《Taeterin》(女作案者)。 

散文、詩歌、小說、書信、公文,在我看來也算是一種雙語境的書寫,因為這些文類的語境和我們日常生活所處的語境是不一樣的;而漢語的古文(文言文)和現在我們通用的白話文,也可視為兩種不同的語境。由文言的古文翻譯成今天的白話文時,就得留意其間的《語感差異性》和《時空距離感》。此外,與自己本國同胞作語言交流時,也有雙語境溝通的問題,例如和各個省份地區操方言的人士的互動溝通。目前我在寫《尋鄉記》這部長篇驚悚推理小說,時空設定於1950年代初年的韓戰、1980年代的中國和瑞士,以及2000年代的海峽兩岸與瑞士,小說中的語性掌握極為重要,必須使之在讀者眼裡產生與之認同的語感,所以抗美援朝中國志願軍或台灣在韓向中國被俘志願軍搞策反任務的國民黨軍幹等人物,他們的對白就得符合當時語言的語性。 

我和瑞士公家機關或民間私人機構行文打交道時,使用的是書信的語言文字,也就是一般的應用文體,力求語感獲得對方的認同,這時,我腦子裡是用德文來思考,筆下的文字便較能直接融入對方的語感裡。若先以中文思考,寫出來的德文字句便不具德語人士的語感。畢竟,華文下筆是在感性寫意西方語言則在理性寫實。 

中文語境是講求詩情與畫意的,行文敘事總不脫中華語文的傳統散文風韻,朦朧美的意境,讓浸淫在這塊文化園地的人們,讀起來心領神會,知其然而不必一定要知其所以然;德文語境的文字陳述則嚴守物理邏輯規範,一字一句的結構講究格律分明,其行文一般都直截了當,不拐彎抹角,故而書寫敘述往往是直敘白描,力求一目了然,清楚易懂,不像中文充滿了散文的抒情意境乃至詩的韻味。因此,我若直接用德文構思與書寫,筆下文章的風格則顯得直白,失去經由中華漢語塑造出來整篇作品應具有的那種特有風韻。若是先以漢語的思維下筆,然後再將稿子轉換成德文,由於原作者及翻譯者是同一個人,所以便處於相同的心理情境,作者與譯者的語言世界是相通的,文字的履跡是一前一後緊密相隨的,在這種心靈與感觸處於同一個立足點上的情況而自行譯出來的德文字句,便能忠於原文,保留原汁原味;但其缺點則會讓德語讀者生有《寫法與我們大相逕庭的另類感覺》,也就是缺乏目的語對方的那種《母語感》。託請母語是德語的人士幫我修潤,就會碰上語感對不對位的問題。電影導演透過化約的《鏡頭語言》和專業編輯(或作家)所用的《文學語言》兩種不同視角來處理譯文修潤的問題,其結果是大異其趣的。然而,異中有同的一點是,他們要求文句中所展現的語感必須和德文的語境兩相契合。這便是德語專業人士所稱的《德文語境化》(eindeutschen)或《瑞士德文語境化》(einhelvetisieren),換言之,這乃是一種必要之惡、很無奈的《去中文語境化》(entsinieren)。 

目前我正在替瑞士的出版社編譯一本孝道文學的專書,徵集到手的中文稿件若是符合題旨的,先由我初步翻譯成德文,匯集之後交由總編潤飾與設計編排。我碰到最大的困擾往往是,中文模糊一筆帶過的字眼或句子,在化作我譯筆底下德語文字的的過程中,主詞或受詞指的是誰、以及描寫中的人與物是單數還是多數,會讓我(也是將來的德語讀者)搞不清楚。茲舉一例來說明,我譯中國大陸的一篇來稿,裡面有這樣的描述: 

《姜老太有六個子女,五男一女。都屬“四有人物”,既政治上有地位,經濟上有實力,專業上有造詣,社會上有影響的知名人士。因此,個個都是大忙人。這伺候母親的事就落到了女兒素芬身上。》 

這一段的描述,我剛一開始翻譯成德文時,就覺得前後有些不對勁,因為依照德文的邏輯來看,文意算是交代得有些模糊——既然《五男一女,都屬“四有人物”,(…)因此,個個都是大忙人。這伺候母親的事就落到了女兒素芬身上》,乍讀之下,讓我誤解為包括女兒在內的5個子女都是大忙人;後來我譯到素芬伺候母親時,才恍然大悟是4個兒子忙,沒包括女兒。要是一開始就寫成《五男一女…兒子們都屬“四有人物》…,那就合理易懂而好譯了。 

再舉一個我碰到的句子為例:《一段寧靜至極的時光喧囂聲漸漸隱匿午後的寧靜像海洋一般寬廣、深邃他一個人在客廳裡坐著泡上一杯濃濃的綠茶

中文是段很優美的描敘。但是在揮動譯筆時,便讓我踟躕而猶豫了起來。我問,這《在客廳裡坐著》跟《泡上一杯濃茶》之間,究竟是個甚麼樣的動作狀態?是《在客廳裡坐著同時動手泡茶》?還是《茶已先泡好,人始坐在客廳裡享用》?我審情度勢,覺得應該是後者的狀況較合乎常理(也就是伴以一杯濃茶)。這便是我前文所說德文語境講求一板一眼,容不得絲毫含糊的道理之所在。 

2010年瑞士蘇黎世的Limmat出版社策劃了一本專題書,是由幾名瑞士記者分別訪談旅居瑞士14位母語為外語、卻也在瑞士使用德文從事文學創作的外籍作家,讓她、他們表述箇中的心路歷程和體驗,我也是其中被採訪的外語作家之一。這本書的書名很有意思——《母親,語言在哪兒過夜?》(Mutter, wo uebernachtet die Sprache?),仔細玩味,發現真是寓意良深。它一語道出了《母親的語言》置身於異境如何自處以及如何與人相處的微妙心理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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