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俄羅斯回望香港,從歷史省思未來。--《獨立路上--從前蘇聯省思香港未來》

201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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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俄羅斯回望香港,從歷史省思未來。--《獨立路上--從前蘇聯省思香港未來》

「獨立是為了什麼呢?獨立是一個手段,生活才是目的。
 是因為活不下去,才讓人不得不拋開一切,搞獨立。」

1988年的夏天,在塔林一場音樂會後,參與者自發地走到歌唱節的場地繼續唱,結果聚集了十萬人。一晚又一晚,自己來唱歌的人越來越多,而且唱的都是愛沙尼亞自己的歌:「我是愛沙尼亞人,未來也是,正如我本來就是。」(Eestlane olen ja eestlaseks jään, kui mind eestlaseks loodi.)他們從唱歌開始,漸漸變成唱自由,繼而變成講自由,唱歌活動演變為政治集會。就在這歌唱晚會中,一名青年在車上綁了愛沙尼亞被蘇聯吞併前的藍黑白舊國旗,駛進會場內繞圈。此後,大家都把過去數十年收藏的被禁旗幟拿出來,讓藍黑白三色在人群中飄揚,愛沙尼亞脫離蘇聯的「歌唱革命」,就此誕生。

這是愛沙尼亞的故事。

歷經文化入侵、移民湧入、人權敗壞以及政治操控,前蘇聯15國自1980年代起,激發出風起雲湧的獨立浪潮,至今獨立已逾二十五年。在這條漫長的路上,各國有各國的故事,愛沙尼亞從歌唱革命邁向自主、白俄羅斯獨立後卻迎來新的獨裁……,可見獨立並不是故事的終結,如何重新審視歷史、重構身分、鞏固民主,才是獨立之後人民能否真正自主的關鍵。香港評論員梁啟智親身走訪俄羅斯、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及摩爾多瓦7國,踏上這條時間與空間上的獨立之路,從現況對映歷史,重新省思香港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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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歌唱革命】

  儘管我們往往追求革命的純潔,革命的現實總是混亂的。愛沙尼亞要重寫過去數十到數百年的歷史已經這麼困難,那麼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這段反抗蘇聯的抗爭史,又該如何書寫呢?我此行的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考察前蘇聯各國的獨立運動何以成功。而在眾多例子當中,又以愛沙尼亞的過程流血最少,重新立國後的發展最為穩健。我既然來到這兒,得到歷史現場去看。於是我從市中心坐巴士到城外的塔林歌唱節的場地去。
  塔林歌唱節的場地建在一個小山坡上,下面是一個大形天幕,而另一面則是向上傾斜的大片草地,看起來和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個足球場加起來差不多大小。朋友知道我去塔林,就提醒我一定要去塔林歌唱節的場地,因為那兒是愛沙尼亞的革命之源。顧名思義,這個地方是用來搞演唱會的。但這兒的演唱會卻和愛沙尼亞的身分認同不可分割。
  說到唱歌和抗爭,香港人曾經很善於借用流行音樂來為抗爭打氣,《海闊天空》原為公認的抗爭歌曲。然而到了今天的香港,在集會中唱歌已常常被批為「卡拉OK社運」,很多人會覺得唱歌不是真正的抗爭,首句歌詞「今天我……」也變成了貶義詞。我猜想,如果我和愛沙尼亞人討論香港的這個轉變,他們大概會覺得不可思議,因為他們脫離蘇聯獨立的抗爭運動,正正就是叫作「歌唱革命」。對,唱歌也有意義,唱歌更可以是革命。
  這兒得從十九世紀末的愛沙尼亞民族覺醒運動開始說起。十九世紀歐洲各地興起民族主義,而這思潮也傳到當時由帝俄統治的愛沙尼亞。帝俄在十九世紀末推行俄羅斯化,但哪裡有打壓哪裡就有抗爭,當地人開始意識到他們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文化,而且不去主動維護的話就會被宗主國所同化,促使了民族覺醒運動的興起。一八六九年舉辦的第一屆愛沙尼亞歌唱節成為民族覺醒的載體,道理和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可以由許冠傑和黃霑的廣東歌開始說起差不多。這第一次的民族覺醒運動,促成了愛沙尼亞在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獨立。
  雖然後來愛沙尼亞被蘇聯吞併,但是歌唱節還是每隔幾年一直辦下去,每次都有數以萬計的人參加。蘇聯也知道文化自主的可怕,於是規定歌唱節不可以唱愛沙尼亞語而要唱俄語歌曲,而且要以歌誦偉大共產革命之類的內容為主。但人們歌唱的熱情是不能禁絕的,其中最著名的歌曲“Mu isamaa on minu arm"(我的祖國是我的愛),在一九四七年的歌唱節繞過審查公開演出,成為愛沙尼亞的非正式國歌。可想像,這首歌之後被打成禁歌。到了一九六九年,也就是歌唱節一百週年,程序表雖然沒有這首歌,活動本來要終結了,萬名參加者卻自發在台下清唱,唱完一次又一次。在禁無可禁之下,當局讓歌曲作者上台指揮,把這首歌唱完。歌曲也成為每次歌唱節的最後一首歌,不唱大家就不肯散場。愛沙尼亞的身分,如是者被保留下來。
  時間來到一九八○年代,戈爾巴喬夫領導下的蘇共推行改革開放,挽救之前一直停滯不前的經濟發展。改革的其中一個重點正是言論鬆綁,而愛沙尼亞立即抓住了這個機會,重新審視他們的歷史,包括之前說過導致愛沙尼亞首次獨立終結的德蘇密約。蘇聯的官方立場從來是不承認密約存在,愛沙尼亞是自願加入蘇聯的。對密約的重新發現,成為第二次愛沙尼亞民族覺醒的起點。一九八八年的夏天,在塔林一次歌誦愛沙尼亞認同的音樂會後,參與者自發走到歌唱節的場地繼續自己唱,結果聚集了十萬人。一晚又一晚,自己來這兒唱歌的人越來越多,而且唱的都是愛沙尼亞自己的歌:「我是愛沙尼亞人,未來也是,正如我本來就是」(Eestlane olen ja eestlaseks jään, kui mind eestlaseks loodi)。他們從唱歌開始,漸漸變成唱自由,然後再變成講自由,唱歌活動演變成政治集會。就在這歌唱晚會中,一名青年人開著鐵騎,車上綁上了愛沙尼亞被蘇聯吞併前的藍黑白舊國旗,駛進會場內繞圈。如是者,大家都把過去數十年收藏起來的被禁旗幟拿出來,讓藍黑白三色在人群中飄揚,「歌唱革命」也就開始了。
  要進一步認識「歌唱革命」,我來到塔林舊城旁邊的佔領博物館和人民陣線博物館。這兩個博物館都是為了紀念愛沙尼亞被蘇聯佔領的歲月,以及「歌唱革命」的歷史而建立的。佔領博物館位於舊城附近,是一座獨立建築,四邊都是落地玻璃,寓意歷史要看得見陽光。走進佔領博物館,聲音導賞一開始便說「這不是一個完美的博物館」,例如他們本來想放一架火車車架進來,去展示愛沙尼亞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歷史。但更重要的,是他們承認這個故事不容易說清,因為在蘇聯的管治下人人為了掙扎求存,都學會了雙重思想。而且當你不欺壓別人就會被人欺壓的時候,也不易說清到底誰才是欺壓者。而在尋求獨立的過程裡誰是英雄、誰是叛徒,在歷史洪流當中也沒有簡單直接的答案。所以博物館選擇盡可能以一個中立的角度去策展,拒絕煽情的表達,盡量提供不同的角度,還原歷史的全貌。
  愛沙尼亞的獨立運動是由相對溫和的文化和環境保育運動開始的。藉著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開放,愛沙尼亞人開始勇於質疑政府,例如在一九八七年組織了反對開採磷礦的抗爭,當中保護環境的追求成為保護國土意識的啟蒙。比香港人的反高鐵(註1)、反三跑(註2)和反新界東北(註3)幸運,他們成功迫停了蘇聯當局的開礦計劃。也正如香港近年的本土運動可追溯到保護利東街和天星與皇后碼頭的抗爭,愛沙尼亞人同樣在一九八七年成立了「歷史傳承學會」,以討論本地文化為掩護,質疑蘇聯管治對當地文化承傳的威脅。而在這段時間,也越來越多人走出來要求蘇聯承認德蘇密約,和要求蘇聯就史太林年代流放愛沙尼亞人到西伯利亞的暴行道歉等。
  來到一九八八年,事情開始起實質的變化。社會學者Edgar Savisaar在一個直播電視節目中提議成立「愛沙尼亞支持改造人民陣線」(Rahvarinne Perestroika Toetuseks),表面上是要支持蘇聯的改革開放,實際上則是要聯合各萌芽中的反對力量,為愛沙尼亞尋求出路。人民陣線博物館對這段過程談得比較多。博物館位於獨立廣場前,相當顯眼,不過地方不大,以文字和圖片介紹為主。
  初時人民陣線的策略是十分小心謹慎的,一方面主張愛沙尼亞的主權,同時又願意和蘇聯維持鬆散的邦聯關係。他們的一些早期活動,在今天的香港抗爭者看來肯定是嚴重地「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例如當時在建的國立圖書館要鋪設一條二千五百米的電纜,工程遲遲未能完成,於是人民陣線就號召了數以千計的民眾來到工地齊齊掘地,一晚之內把工程完成了。這看起來好像和爭取自主不太相關,但「自己電纜自己鋪」對於很多希望親力親為表達本土情感的人來說,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我想起二○一二年夏天數以千計的香港市民走到海灘清潔因為颱風而散入海中再沖上岸的膠粒,這後面不可能只是一場環保活動,對參與者來說也肯定是一次對土地情感的表達。
  人民陣線在往後的一年花了不少時間搞「商討日」和選舉組織代表,以確定他們代表大多數人的地位。我得說明當時除了人民陣線之外還有不同的勢力在活動。一方面,有俄裔組織呼籲要團結,家和萬事興,攻擊抗爭者是賣國賊。另一方面,也有抗爭者不滿人民陣線不夠激進,另行成立「愛沙尼亞民族獨立黨」,直接以「愛獨」作為政綱。在一場反抗運動當中,總會有人走得比較前,有人走得比較後,全世界都一樣。
  人民陣線的代表作,是在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舉行的「波羅的海之路」(Baltic Way)。波羅的海三國的抗爭者藉德俄密約簽署五十週年的日子,發動三國人民手牽手人鏈衛國的壯舉。二百萬人的人鏈從愛沙尼亞的首都塔林開始,經過拉脫維亞的首都里加,一直延伸到立陶宛的首都維爾紐斯,全長六百多公里,場面極為震撼。這完全是一場和平示威,二百萬人的人鏈完成後便和平散去,沒有衝擊什麼政府設施,「影完張大合照便散水」(註4),卻是整場獨立運動最標誌性的一幕。人民陣線博物館內放置了一台當時接送參與者的小客車,看樣子竟然有點像大眾車廠的「嬉皮士車」。車內放了一台電視播放紀念該活動的音樂錄影帶,歌曲的名字叫《醒覺吧波羅的海》,分別由愛沙尼亞語、拉脫維亞語和立陶宛語唱出,旋律十分易記,我發現自己往後整個月都無緣無故哼著這歌。
  與此同時,獨立黨和其他激進組織繞過體制上的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開展其重新建國行動,成立「愛沙尼亞公民委員會」,登記「愛沙尼亞國民」。短短數個月之間,在百多萬的人口當中,有八十萬人登記成為「國民」,再自行選舉其「愛沙尼亞國會」。在「佔領博物館」可找到很多當時由不同團體印刷的革命刊物,很有時代洪流浩浩蕩蕩的感覺。
  愛沙尼亞的幸運之處,在於建制本身的快速轉向。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政策本意是要對抗官僚系統對改革的抗拒,卻成為波羅的海各國推動獨立的契機。在上述各個組織的壓力之下,當時的立法機構最高蘇維埃和蘇聯當局越走越遠,通過各種「挑戰中央底線」的決議,包括經濟獨立、重訂愛沙尼亞語為官方語言、蘇聯法令需經愛沙尼亞最高蘇維埃通過方得於當地實施、確立愛沙尼亞的「主權」、廢除「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國號,以及重用舊國號、國旗和國徽。
  身為一個香港人,我對這段歷史是感到很難理解的。在我的想像中,一個地方政權,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傀儡政權,怎可能做出和中央對著幹的各種決議呢?在人民陣線博物館,我向當值的職員提出了我的疑問。他大約三、四十歲,一頭電曲了的紅髮,帶著個圓形膠框眼鏡,一看就是書呆子的那種人,我猜他可以幫我解答這問題。他會一點英語,但卻好像無法明白我的問題。在他眼中,建制的讓步似是理所當然的。他從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說起,然後以「時代巨輪」來總結。同樣的問題,我在佔領博物館也問了一次。當值的是一個年輕的小伙子,百分百的陽光男孩,獨立時他還未出生。他也不完全明白我的問題,雖然他的英文說得很好,我更覺得他不覺得我的問題是一個問題。他給我的答案是:「我不覺得那些議員真的全都支持愛沙尼亞的主權,只是歷史的進程開始了,誰也擋不住」。
  我無法否定他倆的說法,但我總覺得世事應該有多一點的解釋的。我唯有坐在佔領博物館的最後一個展覽廳,慢慢看完有關「歌唱革命」的介紹影片,從博物館的官方說法找答案。影片最後一段找來了一位當地的歷史學者作總結,他的說法和書呆子與陽光男孩的說法都不一樣。他說,愛沙尼亞成功獨立的原因可歸納為二字:「幸運」。我的天啊,我飛了差不多八千公里來到這兒,滿懷希望的想把波羅的海的經驗帶回香港分享,好讓無論對獨立採取何種立場的朋友也可以有充實一點的討論理據。誰知道愛沙尼亞佔領博物館給我的答案,既非讚頌抗爭人民的不屈不撓,也非崇拜領袖的智勇雙全,也沒有把愛沙尼亞的獨立視之為「歷史和正義的必然選擇」,而是以「幸運」二字總結之,是否有點反高潮呢?這個「經驗」,我怎麼拿回香港分享呢?
  從佔領博物館走來,我慢慢走到原最高蘇維埃的所在地,也就是現在的愛沙尼亞議會(Riigikogu)。議會大樓設在塔林舊城的上城區,主教座堂的對面。兩者中間的廣場有很多遊客,不過他們都是在和主教座堂拍照,只有我一個人反過來為議會大樓拍照。我在門外逛了一圈,發現這兒並不開放參觀,不過有個小小的議會大樓紀念品店在旁邊。我進去找到一本議會出版的獨立過程紀錄,並附各主要議案和投票紀錄,立即買來看看他們的說法。
  我特別留意到選舉的影響。愛沙尼亞在一九八九和一九九○年經歷了兩場選舉,分別是蘇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愛沙尼亞最高蘇維埃的選舉。這兩場選舉的奇幻之處,在於它們是當時蘇聯實驗民主化的產物,候選人不設篩選,選舉過程公平公開公正。如是者,人民陣線的代表在兩場選舉中都獲得勝利,為建制帶來沉重的壓力,接下來就不得不跟著民意走。試想想,如果港區全國人大由普選產生,泛民取得多數議席,再在全國人大「不按本子辦事」地提出各種令中央政府難堪的提案,會帶來怎麼樣的一連串後果?愛沙尼亞和其他波羅的海新當選的代表,就成功迫使蘇聯在一九八九年底承認了德俄密約的存在,為獨立運動加一把火。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切都是在東歐巨變的前提下發生的。波蘭的團結工會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進行的首次民主選舉中大獲全勝,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等東歐各國紛紛走向民主。象徵共產鐵幕的德國柏林圍牆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倒下,一年後東西德統一。蘇聯在這過程中未能維持對東歐的控制,一方面為蘇聯內部的抗爭行動打了強心針,同時也改變了世界各地對冷戰格局的理解。
  由人民陣線議員所主導的愛沙尼亞最高蘇維埃,通過了前文所述的各項議案,一步一步的把愛沙尼亞推向獨立。蘇聯不承認這些議案的效力,雙方一直僵持到一九九一年一月,親俄勢力在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發動政變要推翻他們同樣在搞獨立的最高蘇維埃,造成流血衝突。愛沙尼亞的情況相對幸運,蘇軍沒有再重複其餘兩國的武裝介入,避免了流血事件在此發生。最高蘇維埃通過在三月舉行全國獨立公投,八成三的投票率下有七成八支持獨立。以此為強烈基礎的獨立談判本來進度緩慢,但到了八月份時談判已不再重要。八月十九日,蘇聯的保守派發動政變意圖推翻戈爾巴喬夫;八月二十日,愛沙尼亞最高蘇維埃趁機會宣佈正式獨立;八月二十二日,冰島宣佈承認愛沙尼亞獨立。接下來,整個蘇聯在半年間急速瓦解,愛沙尼亞也恢復了國際社會的地位。
  這兒,我看到愛沙尼亞的抗爭運動並不止是一場在愛沙尼亞發生的運動,而是蘇聯自己面對的危機,以至整個歐洲甚至世界局勢突變的其中一環。在這過程中愛沙尼亞內外的不同力量如果做出了不同的選擇,歷史的走向或會改變。試想想,如果蘇聯的八月政變沒有發生,事情會完全不一樣。在這種意義下,所謂的「幸運」,不如說在歷史偶然性面前的一點謙卑。
  當然,愛沙尼亞自己的力量也十分重要,其中最高蘇維埃的轉向應是決定性的。作為法理上的立法機構,它的決定最有能力迫使蘇聯當局回應,也最有條件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反對派在立法機關過半,就是變天的開始。相對來說,自發成立的「愛沙尼亞國會」向蘇聯提出的要求則完全被無視。他們即使到了八月二十日晚上仍然堅持自己才是革命正宗,到了半夜才肯接受由最高蘇維埃負責宣佈獨立,決議要到晚上十一時零四分才通過。
  看到這點的人不只我一個。據說中共在蘇聯倒台後花了大量精力研究上面談到的眾多歷史事件。波羅的海各國的獨立促使了蘇共的全面倒台,而中共肯定不希望同樣的事情在中國上演。從這個脈絡去看,為什麼香港的立法會不可能做到一人一票,為什麼行政長官甚至現在連立法會候選人都要經過政治審查,一下子就變得相當清楚了。問題的核心不在香港,中南海沒有那麼多心思關心這個南方小島,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江山要坐得穩,他們要防微杜漸。香港的所有政權性機構的產生方法都被牢牢鎖住的原因,答案就在波羅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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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反高鐵」:二○○九年下旬,香港政府推動「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然而無論是財政支出、回收土地、車站選址與設計等面向,都引起社會爭議與衝突;之後其經費仍獲香港立法會通過,但進度多次延期,預算亦超支,反對者長期抗議,至今仍是爭議性議題。

(註2)
「反三跑」:「三跑」意指「第三條跑道」。香港機場管理局於二○一○年代發表《香港國際機場2030規劃大綱》,其中包含三跑道系統發展方案,意即建議為香港國際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及其他大量相關及配套設施。此方案於二○一五年獲香港行政會議通過,預計二○一六年動工,最快二○二三年竣工。但因其耗資極鉅,現有雙跑道是否已飽合、跑道計畫的內容是否周全,也引發社會廣泛爭議。

(註3)
「反新界東北」:二○一四年六月,香港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調動議程,提早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區的前期撥款申請」,反對者指控城市規劃委員會未完成審議新界東北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就開始前期工程,引發示威。示威者擔心撥款一旦通過,政府就會提早要求村民遷出,直接展開鑽探工程,屆時民眾將會喪失家園。抗爭事件導致政府出動防暴警察,多名示威領袖被捕。

(註4)
香港用語,意指拍完大合照後便解散了。「散水」,香港用語,指解散、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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