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理論與實務的關係

201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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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理論與實務的關係

一般社會大眾,甚至譯者心裡或多或少都會質疑:「翻譯理論對於翻譯實務工作有什麼用呢?」很多譯者根本不懂理論,或者翻譯過程中沒有時間去思考理論,卻仍翻譯得很好;相對地,懂了理論後就會翻譯了嗎?沒有實際操作經驗的話恐怕還差得遠呢。這就像只會把游泳姿勢和原理講得頭頭是道的人,一旦下水可能很快就滅頂了。劉靖之教授根據他個人的觀察和理解說道:「翻譯理論家擅長於理論,大多數不是出色的譯者。」他還舉例如傅雷、霍克斯(David Hawkes)、閔福德(John Minford)、朱生豪、梁實秋等翻譯大師都只鍾情於翻譯,而不太理會理論。加上很多專業譯者從來沒有學過任何翻譯理論,仍然可以在市場上生存活躍,所以翻譯理論對翻譯工作者有何價值呢?這個問題一直是翻譯實務工作者與翻譯理論學者之間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甚至是彼此誤解乃至於相輕的根源。

 

翻譯理論與實務之間的關係是個重要議題,Chesterman與Wagner (2002)曾合著一本書Can Theory Help Translator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Ivory Tower and the Wordface嘗試釐清這個問題。其中Chesterman當時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University of Helsinki, Finland)的翻譯理論教授,而Wagner則是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的譯事行政主管兼譯者。這本書就是兩位作者分別以翻譯理論學者和實務工作者的立場所展開的對話錄。

 

書中Wagner以譯者角色不斷質疑翻譯理論的用處,她以實務工作角度來看,覺得這些理論大多「在理論上很有意思,但少有實用價值(theoretically interesting, but would be of little practical use)」、或「又是只能適用在文學翻譯上(and again applicable only to literary translation)」,顯得不以為然。相對地,Chesterman以翻譯學者身份一直為Wagner解惑釋疑,Chesterman的回應是先質疑「翻譯理論應該幫助譯者」的預設(assumption)是否正確。如同文學理論是幫助我們理解文學的藝術型式,並非只為了創作更好的文學作品;翻譯理論也是為釐清翻譯現象、增加對翻譯本質的了解,而不只是提供翻譯實務上的應用,或對譯者提出規範性的指導。她以採礦為比喻,傳統看法認為譯者有如礦工,在地底下等待高高在上的理論學者指示他們要如何翻譯。但Chesterman認為現代的翻譯學者反而應該是待在底層研究上層的譯者如何翻譯,才能對翻譯活動提出真實的描述、解釋和認識。而這樣的觀點也可鼓勵大學翻譯教授放下身段,自行從事翻譯或平等地與譯者一起研究翻譯,才能對翻譯有更全面實質的體察,值得鼓勵。

 

Chesterman還認為翻譯理論並不是為了指導實務而存在,翻譯理論也有必要描述、解釋、預測和評估翻譯的過程和成品。以色列翻譯學者Toury甚至主張翻譯實務是屬於譯者和翻譯教師探討的事,翻譯理論學者沒有為其理論找出實際用途的義務。譯者對於翻譯理論不宜只有指導「如何翻譯」的期待和要求,因為翻譯理論還要處理「翻譯是什麼」和「為何需要翻譯」等問題,以及翻譯對於語言、心理、社會、歷史和文化等各層面的影響,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議題。換言之,指導翻譯實踐只是翻譯理論的部份目的,不是全部、也不一定是最重要之目的。

 

但是不可否認,許多學者精心建構出來的翻譯理論並未受到譯者歡迎,Wagner就相當排斥文學和後現代的翻譯理論,稱這些學者所關切的議題非常「費解(esoteric)」。有些翻譯隱喻及其背後的翻譯思維與Wagner在歐盟的實務工作格格不入。例如美國學者Venuti主張要抗拒流暢的譯文,譯者才會被看見(visible);食人主義(cannibalism)翻譯論認為譯者必須取代已死的作者,可因宗教或政治目的改變原文;而解構主義學者Derrida則認為意義是不穩定而且不斷轉移和延異。Wagner都回應說這些理論「不太實際 (somewhat unrealistic)」。她認為身為譯者要基於文本意義的客觀性並決定其意圖(intention),以接近對等的型式表現出來,才能從事歐盟各國官方文書的翻譯並達到溝通效果。以文學和後現代的翻譯理論而言,譯者若未習得大量術語以進入這些理論系統的脈絡內,就難以理解其抽象論述。而且術語概念脫離日常意義愈遠,似乎就顯得理論愈純粹,最後導致只限於學者在象牙塔內孤芳自賞,自絕與外在翻譯市場現實對話,理論就會和實務脫鉤。這就難怪會引起職業譯者的不滿,因為這些論述自始從未把譯者工作上的需求考慮在內。

 

不過並不是所有的翻譯理論都脫離實務,也有理論是從語言溝通功能或文本分析比較的角度來檢視翻譯活動和策略使用,是種以實務為導向的理論,理論與實務的關係就十分緊密。例如德國翻譯功能理論學派Vermeer所提出的目的論、Nord提倡功能加忠誠原則等皆是從實務經驗中反省提煉出來,具有高度指導翻譯實踐的意涵,值得翻譯工作者參考應用。簡言之,不是所有翻譯理論都與實際譯事無涉,部份理論仍是與實務息息相關,雙方可相互印證闡發而互惠。

 

目前國內的學者和譯者常一廂情願地認為對方應該多了解自己的立場,而較少嘗試去了解對方的問題。不過有趣的是,就是因為學者拋開翻譯技術的考量,提出脫離實務需求的抽象理論,反而翻譯才能被學術界接受肯定,形成一個新興的學門,在大學成立系所乃至於博士班,也直接推升了翻譯工作者的專業地位和社會形象,形成理論與實務之間分合愛憎的弔詭關係。總結而言,學術象牙塔內的翻譯學者,不妨也將翻譯實務作為立論的基礎或驗證的對象。相對地,實務譯者也應理解理論學者的責任並非只在指導實務工作。翻譯理論旨在深入了解翻譯活動的本質,推進翻譯研究領域的發展,直接或間接也有助於實務的譯事。如此一來即可增進彼此了解,消弭誤解輕視,進而相互尊重合作,方為譯界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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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    
路西
其實不只翻譯,不少行業都有學術與實務脫鉤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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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柏森    
廖柏森
是的,所以更需釐清理論與實務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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