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西方科學中譯的重要推手。--《李善蘭:改變近代中國的科學家》

2017/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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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西方科學中譯的重要推手。--《李善蘭:改變近代中國的科學家》

他是15歲即熟讀《幾何原本》的天才科學家,他鑽研科學、熟稔詩文書法,還當過曾國藩的幕僚,更透過翻譯將近代西方的數學、物理學、植物學、天文學引入中文世界,他就是李善蘭。

李善蘭是晚清著名數學家,然而他一生的事蹟與成就卻不僅止於數學。他鑽研科學、熟稔詩文書法,還當過曾國藩的幕僚,更透過翻譯將近代西方的數學、物理學、植物學、天文學引入中文世界,改變了近代中國對西方科學的認識。
本書從歷史的視角來考察,將李善蘭的一生放在晚清「西學東漸」的時代背景中,對其事蹟考察、精神世界、思想境界與學術貢獻進行檢視,同時亦回顧了李善蘭在數學之外的生平,包括詩文創作、哲學思想、各本譯介西方科學的譯作、朋友交往等,試圖向大眾描繪出一個更立體的李善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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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第四章 墨海譯事】

▌西譯中述之模式
李善蘭到了墨海書館後,其在數學上的精深造詣得到了麥都思、偉烈亞力等人的讚賞,偉烈亞力就邀請他一起譯書。譯書的工作十分緊張,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是「朝譯《幾何》,暮譯《重學》」。從1852年到1859年,李善蘭與短短幾年時間裡,分別與偉烈亞力、艾約瑟、韋廉臣、傅蘭雅等合譯了《幾何原本》後九卷、《代數學》13卷、《代微積拾級》18卷、《談天》18 卷、《重學》20卷附《圓錐曲線說》3卷、《植物學》8卷、《奈端數理》4冊、《照相學》(未完成)等,成果極為豐碩。
翻譯外國的科技書籍,早在明代的西學東漸第一次潮流中, 就有人進行過這方面的工作了。最著名的,是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前六卷,但總體上來說,明代翻譯外國科技圖書的種類還很少,並未形成潮流。並且從那時到晚清西學東漸的第二次高潮,中間隔了200多年,不少翻譯過來的外國科學技術圖書,也沒有得到完好的保存。在十九世紀初,傳教士在南洋、廣州、寧波等地所出版的西書中,間或也有一些涉及到自然科學,如1849年合信在廣州出版的《天文略論》,同年哈巴安德在寧波出版的《天文問答》,雖沒有署上中國「筆受」者的名字, 應該有中國文人參與其中。但這些零星的翻譯還不足於形成氣候,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李善蘭是晚清西學東漸史上,致力於西方自然科學著作翻譯的第一個中國學者,同時,也完全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比較全面、系統地翻譯和刊印、傳播外國科技知識,是由李善蘭肇其始的。
在李善蘭從小接受的是中國的傳統教育,沒有也不可能學習英語。一個對外語一竅不通的人竟來翻譯科技著作,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事,在那個時候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或者說,翻譯的事本來就是這樣的。在晚清的大部分時間裡,「西譯中述」是西書中譯的基本模式。
所謂「西譯中述」的模式,其程序大致是這樣的。先是西方學者把所要翻譯的書細細研讀一遍,對於書的主要內容、基本原理大致瞭解清楚,然後就可以與中國學者共同翻譯了。翻譯的時候,西方學者把書裡的話,一句句用中文口譯出來,中國學者則把它筆錄下來。西方學者如果覺得某個地方用中文無法表達的, 就停下來,把意思詳細解釋一番,與中國學者斟酌怎樣表達才簡明而到位。如果中國學者聽不明白西方學者所說,則又停下來, 由西方學者把書中的意思反復講清楚。全書翻譯完畢後,中國學者再把書稿通讀一遍,改正潤色,去掉硬譯的痕跡,使之合乎中國人的閱讀習慣。
這樣的翻譯,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卻不容易。外國語與漢語各有固有的表達方式,有時很難恰如其分地對譯,即使是精通英語如嚴復者,也要「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更何況不諳外語者。晚清時另一位西書翻譯名家華蘅芳在記述他與瑪高溫合作翻譯時感慨地說:

惟余於西國文字未能通曉,瑪君於中土之學又不甚周知, 而書中名目之繁、頭緒之多,其所記之事蹟每離奇恍惚, 迥出於尋常意計之外,而文理辭句又顛倒重複而不易明, 往往觀其面色、視其手勢,而欲以筆墨達之,豈不難哉!

試想,通過觀察西方學者的臉部表情,看他打的手勢,來理解、判斷離奇恍惚、出於尋常想像之外的東西,再用文字把它準確地表達出來,真正是「豈不難哉」!
至於翻譯數學、力學、天文學等科學著作,其難度更大。華蘅芳對此深有感觸:

翻譯算學比翻譯尋常文理之書較難,因西書文法與中華文法不同,其字句之間每有倒轉者,惟尋常文字譯時可任意改正之,而算學則不能也。因文理中有算式在,若顛倒之,則算式之先後亂其次序,無從與西書核對矣,所以口譯筆述之時,須以文理語氣遷就之,務使算式之次序無一凌亂為要。

這種「西譯中述」的模式,在今天看來是極為可笑也很不科學的。一個絲毫不懂外文的人,即使有外國人「口述」,把大致意思講出來,但如何能保證他有無「口述」錯誤?如何能保證自己不理解錯誤?這些都很成問題。更何況,在晚清這樣一個科學十分落後的國度,西方先進科學技術中的大多數術語,在現有的漢語中根本就找不到對應的詞,也很難用現有的語言來表述。而且,西方科學體系中的思想、原理,不是讀「四書」「五經」的士大夫所能理解的。用「夏蟲不可以語冰」來比擬或許有點絕對,但晚清普通民眾甚至知識分子對西方科學的隔膜確是十分的嚴重。在這種情形下,翻譯著作的粗糙甚至詞不達意就是一件無法避免的事。事實上,晚清學者就對當時的翻譯提出了批評。《馬氏文通》的作者、精通法文的馬建忠說:「今之譯者,大抵於外國之語言,或稍涉其藩籬,而其文字之微辭奧旨,與夫各國之古文詞者,率茫然而未識其名稱;或僅通外國文字語言,而漢文則粗陋鄙俚,未窺門徑;使之從事翻譯,閱者履卷未終,俗惡之氣,觸人欲嘔。又或轉請西人之稍通華語者為之口述,而旁聽者乃為彷彿摹寫其詞中所欲表達之意,其未能達者,則又參己意而武斷其間。蓋通洋文者不達漢文,通漢文者又不達洋文,亦何怪夫所譯之書皆駁雜迂訛,為天下識者所鄙夷而訕笑也」。
應該說,馬建忠的批評,並不算太過分,在很大程度是當時翻譯界的實情。但同時也要看到,中國的科技翻譯畢竟要經歷這麼一個過程,這時期的「粗製濫造」正是「後出轉精」的前提和基礎。而李善蘭的翻譯,卻是這個「粗製濫造」時期的極為少見的精品,這就是李善蘭的貢獻所在,這也是李善蘭譯作數量不多但影響極大的原因所在。
李善蘭之所以在不懂外語的情況下翻譯得如此精當,顯然跟他及其合作者的科學素養有著很大的關係。李善蘭的合作者,偉烈亞力、艾約瑟、韋廉臣本身就在某一方面術業有專工,可說是半個科學家。這就保證他們能準確地理解和把握原著。而李善蘭更是當時第一流的的數學家、曆算家,這就使得他從合作者半生不熟的漢語口譯中,迅速找到對方所要真正表達的意思,對術語的理解也極為到位、準確。
美魏茶(Milne, William Charles)回憶墨海書館當時譯書的情景說:

我們的日常工作是:開始是讀一段《聖經》,然後祈禱, 從上午十點到下午兩點半。翻譯程式……是逐句逐字推敲,使每人都有機會提出他認為最滿意的辭句以供選擇。代表中一些成員都有自己的當地教師陪同……提供了最有價值的幫助。

偉烈亞力在談到他與李善蘭合譯續《幾何原本》時說:

余愧譾陋,雖生長泰西,而此術未深,不敢妄為勘定。會海寧李君秋紉,來遊滬壘,君固精於算學,於幾何之術, 心領神悟,能言其故。於是相與翻譯,余口之,君筆之, 刪蕪正偽,反復詳審,使其無有疵病,則李君之力居多, 余得以藉手告成而已。

「精於算學,於幾何之術,心領神悟,能言其故」,這就是李善蘭比其他翻譯者高出一籌的地方,沒有這一點,就無法「刪蕪正偽,反復詳審,使其無有疵病」。同時,李善蘭多年吟詩作賦所訓練出來的嫺熟的漢語技巧,也使得所譯西書更能為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當時一起在墨海書館幫助麥都思從事文字工作的蔣敦復,曾為在上海交涉外事的清朝官員擬給英國公使威妥瑪的信中說:

若夫天教,明季始入中國。利瑪竇、南懷仁諸人,皆通天算輿地之學,材藝絕倫。其所著《七克》等書,切理饜心,頗近儒者,故當時士大夫樂與之遊。今之教士,其來者問有如利、南其人者乎?無有也。所論教事,荒謬淺陋,又不曉中國文義,不欲通人為之潤色。開堂講論,剌剌不休,如夢中囈。稍有知識者,聞之無不捧腹而笑。

顯然,並不是《聖經》的文學不好,教士的神學太差,只是當時的傳教士們,不與士大夫交遊,沒有得到李善蘭這樣的「通人」來為之潤色和疏解,中文表達欠佳,這才顯得「荒謬淺陋」。
李善蘭的翻譯工作具體是怎麼進行的?李善蘭在其譯書中序言中對此語焉不詳,但應該和上面引用的傅蘭雅、華蘅芳的做法大同小異。至於譯書一些具體的細節,我們可以從華蘅芳的一些記載瞭解。華蘅芳年輕時,曾專門到墨海書館拜訪過李善蘭, 親眼看到了李善蘭與偉烈亞力譯書的過程,並向他們請教了譯書之法。因而,華蘅芳譯書方法是跟李善蘭一脈相承的,從華蘅芳《論翻譯算學之書》一文中的譯書細節來推測李善蘭的譯法,「雖不中亦不遠矣」。
華蘅芳和傅蘭雅在譯書時,「翻譯之先,豫作一種工夫」, 那就是列一張字母、符號、術語的中、西文對照表:

將應譯之干支、列宿、天地、人物及算學中各種名目,如弧角、八線等名列為一表,左書西文,右用華字,則閱此表者可從西文檢得應用之華字。故筆述之時,凡遇圖及算式,可不必一一細譯其字,但於譯稿之上記明某圖某式, 至謄清之時,可自看西法,從表間得其字,以作圖上及算式中之字。所以必須如此者,因可比口中一一譯出者較為便捷,且不致錯誤也。

有了這張表,碰到一些口譯無法說得清楚的如算式、數表等,就好辦得多了。譯書過程中碰到數學算式,就先畫上一圈以作標記。口譯的西方學者看到算式,就在原著的算式上畫一圈,口裡說:「圈」。筆述的中國學者就口中應一聲「圈」,隨手在譯稿上畫上一個O。算式有大有小,有長有短,口譯者就相應地叫做大圈、小圈、長圈、短圈,筆述的也就畫上一個個長、短、大、小的O。如果遇到兩算式相乘得一算式,或兩算式相加得一算式,則口譯的西方學者就說,圈乘圈得圈,或圈加圈得圈, 筆述者就寫作O乘O得O,或O加O得O。至於一長串的數目字, 也是照此辦理,畫上一O。如有圖表,則口譯者說:「圖」或者「表」,筆述者就在譯稿上寫上一個「圖」字或「表」字。等到謄清時,細細按照原著對著中西文對照表把算式、數位、圖表等翻譯出來。
這樣的做法,在今天看來近乎兒戲,但細細一想,在當時這樣的情況下,這還真是一個多快好省的方法。
華蘅芳還特別強調了對原著的忠實,「務得原書之面目,使之惟妙惟肖」。他說:

筆述之時,務須將口譯之字一一寫出,不可少有脫漏,亦不可稍有增損改易也。至謄出清本之時,則須酌改其文理字句,然所致之字句必須與口譯之意極其切當,不可因欲求古雅致,致與西書之意不合也。所譯之書若能字字確切,則將華文再譯西文,仍可十得八九。所以譯書之人務得原書之面目,使之惟妙惟肖,而不可略參私意也。

那麼,如果在譯書過程中發現原著有錯誤,能不能直接改正呢?華蘅芳認為:「原書本有謬誤,自己確有見解,則可作小注以明之,不可改動正文。」
李善蘭在墨海書館裡的譯書,大抵就是這樣的一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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