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晚清到民初,中國現代小說中隱藏的國族想像。--《中國現代小說的國族書寫--以身體隱喻為觀察核心》

2015/2/4  
  
本站分類:創作

揭開晚清到民初,中國現代小說中隱藏的國族想像。--《中國現代小說的國族書寫--以身體隱喻為觀察核心》

本書以「身體的國族敘事」探討梁啟超、魯迅、郁達夫、洪靈菲、老舍、巴金、路翎等人的小說文本,揭開晚清到民初,中國現代小說中隱藏的國族想像。從魯迅觀看砍頭和喊出「吃人」的第一聲開始,中國現代小說家便懷有一種知識份子內在的巨大焦慮感,不斷通過各種擬實的書寫(國民性批判、鄉土、革命等等),曲折的指認出前方一個更大的主體──國族,將身體置之於感時憂國、血與淚的幻思之中,去想像、甚至隱性的去建構一個現代化的烏托邦:一個富強的「中國」。

 

內容試閱

本書經由「身體」做為一種方法,探入中國現代小說的敘事,並企圖從小說文本中所呈現的「身體」符號,去探析國族意識如何在小說家的筆下,展演成一個具有政治性的國族主體建構。而「身體」的被召喚與被想像,常常與國體存在著緊密的關係,特別在現代性的進程上,不但承載著敘事者內心對國族危亡的焦慮感,也投射出了民族性內部延伸向世界尋找富強的一種渴求。因此,中國現代小說的身體敘事,述說的不只是「身體」本身的故事,而是一種想像中國的方式,讓中國以「身體」再現(representation)為民族國家的欲念,為未來歷史的前景,尋找光明的夢望。
  而從晚清梁啟超等維新派在戊戌政變失敗之後,將視角從政體的典章制度改良,轉向了身體的重塑,以「少年中國」的範體想像,形構「新民」群體的理想體格開始,就已注定了「身體」在這樣的歷史框架之下,必然將成為國族主義者凝視的焦點。「新小說」在此刻的被提倡,亦是被引向了這樣的一個意識形態傳播上來,即以身體改革為開端,變革政體,並為建構國體而做準備。這樣的身體論述、想像和敘事,無疑影響了「五四」知識份子對身體的認知,並更進一步的,以「救精神」的精神治療法―啟蒙,企圖去展開一場拯救靈魂的運動。這也開啟了中國現代小說做為身體敘事的起源。如魯迅的〈狂人日記〉,以身體的被吃和被吃的身體,做為現代小說的先聲,釋放了當時新青年所迫切尋求國族解放的生命衝動。他後來小說中的一系列身體敘事,不論是砍頭、斷髮、革命、醜怪、瘋狂等等,無不展示了中國身體在進化論的視域下,所必須面對傳統與現代的斷裂與割離。「國民性批判」,更是在這樣「斷體殘肢」和「瘋癲狂病」的血腥和暴力中上演。
  究其實,這樣的身體敘事背後,是隱藏著一分歷史創傷記憶,或一段中國近代史的侵略、殺戳、衰敗、恥辱和災難的故事(如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傳統文化的衰微、清王朝的滅亡、新興共和體的無能、軍閥割據、西方帝國主義的侵迫等等)。這些創傷由外而內,巨大而深刻的被壓抑成了一個集體的潛意識,魔幻重複的不斷化為身體的各種形態,被展示於現代小說的敘事裡。尤其是每當中國遭遇到國族危亡的威脅時刻,身體常會被小說家所捕捉,並化為民族、國體隱喻的敘事與想像,以期由此建立國族的秩序與主體尊嚴。因此,歷史的創傷記憶,無疑是逼迫著中國加速跨往現代性的驅力,然而,卻也在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中,造成古典時間的中斷、文化價值系統的崩解、自我認同的危機與存在焦慮等等。故有學者稱謂中國的現代性,是一種創傷的現代性(modernity trauma),是必須通過自戳或砍頭(或常常表現為傳統身體的死亡)後,才能進入現代化的世界。而自魯迅始,中國現代小說,即在這樣的創傷中產生,並以身體敘事的敘事身體,展演了「國民性批判」的戲碼,或革除封建傳統的舊疾,將一群象徵古老靈魂的「活死屍」,如孔乙己、陳士成、祥林嫂、阿Q等,送回封建歷史之中去。
  因此,在進化歷史的線性時間觀,和從西方借來的啟蒙價值目光下,傳統身體被視為落伍、醜怪、麻木、愚昧、衰頹的存在,必須置之於歷史的判結之中,處之以死亡,始能在傳統的死亡中,重建新生。在此,啟蒙主義的理性,個體、自由等,形成了與傳統完全絕裂的對立姿態,使得國民性身體的改造,在現代性的激進衝擊中,更顯得影響深遠。尤其是對中國鄉土的凝視,目光所及,盡是野蠻、迷信、原始、蒙昧、黑暗的圖景,是沒落帝國的縮影。而所有身體,也都被禁錮在這樣一個死寂的鐵屋內,被編碼為奴性、無知、愚昧、渾噩的符號。這樣的身體/鄉土空間,呈現著一種荒原的景象,一個歷史廢墟的場所。鄉土再無復於古代田園式的烏托邦,而是械鬥、典妻賣妻、冥婚、水葬等文化意符四處飄浮的魅域,一個等待被啟蒙理性除魅的地方。在此,五四知識份子,通過了歷史進步的視角,揭示鄉土身體古老而病態的靈魂,並企圖以小說,進行喚醒、治療與改造國民性的可能。而這種驅魅的書寫咒術,無疑是被設定在國家進步的歷史觀下進行的。
  所以,中國現代小說中的身體書寫,特別是啟蒙敘事中的「國民性批判」,展示了一個期待的意志,一個面向未來文明歷史的盼望。而鄉土身體精神的被審視,甚至審判,都是源自於某種選擇性,或以融入於自我內在的西方(異己)眼光,對自我國民劣根性(翻譯的國民性?)進行否定。這種對國民精神根性的「自戳」,是身體敘事中為鑄造新人而設定的,是現代國族建構計畫的一部份。從另一方面來說,這樣的身體啟蒙書寫,潛藏著一分不被現代世界接受的恐懼心理,這在民族成為自覺歷史主體上,所得到一個醒悟中的醒悟:只有重塑自我,才能成為自己真正的主人。
  此外,啟蒙敘事的另一面向,就是尋求自我的解放―身體的出走。從千年禮教的桎梏中―「家」,取回身體的自主權。這也開啟了一條叛逆之路:子與女形組反傳統與解放聯盟,以向父權抗戰。而解放,做為流動的現代性之一,讓身體有機會在移位間,從傳統的私領域過渡到現代的公領域,使個人能在社會中彰顯其存在的意義。因此,身體從「家」解放出來,是走向社會,最後走向了民族和國家。因此,個人的自由解放,是為國族的自由解放而準備的。這是個人主義旅行到中國來的一個弔詭意向,然而卻也是個體在國族存亡關鍵所形成的一個歷史意識―只有加入群體/國族,才能保全自我。這是當時小說家如巴金、路翎、洪靈菲等在尋求個人解放中的一個醒悟。然而,當社會與國家無法提供一個安然的場所時,從「家」的出走,自然會走向了革命,以身體祭獻暴力,去完成一個新興國體的建立。
  同樣的,為了組構一個新興國族,長久怡養於閨閣的女性也由男性啟蒙者召喚出來,以自由戀愛和婚姻解放自我,並從「舊家庭」轉向「新家庭」,這樣的身體移位,預設了男性空間的固若金湯,即使肩共革命,女性在被編入男性國族話語空間裡,依然還是沒有自己的聲音。因此,在以身體敘事的國族書寫中,不論女性身體被男性書寫,或女性書寫自我的身體,都是在男性的話語中進行,這預示了,從啟蒙到革命,女性的身體,永遠都被遮蔽於男性雄渾的身體想像之下,進不去由男性所構設的國族敘事文本裡。這如法國女性主義者伊瑞葛萊(Luce Irigaray)在性別裝扮的討論中指出:「使女人可以成為男人,則她先必須放棄女人的欲望。」換句話說,在國族主義的男性話語空間裡,女性必須抹掉自己的性別,模擬男性的話語,以男性的姿態出場,才能進入男性所組構而成的國族話語世界。這樣的書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於五○年代至七○年代之間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操作中,蔚為大宗。
  另一方面,在現代性的追求中,身體的流動有了一個更寬廣的跨越度。從家而鄉的出走,帶來了一個啟蒙性的變化―傳統身體轉向了現代身體的認證完成。離鄉、歸鄉到再離鄉的敘事模式,不但把鄉土的荒涼、愚昧和陋習呈現出來;另一方面,對故鄉的離棄,隱喻著一個時代的轉換,故從落後的世界走出來,只有往前走,走向光的所在―現代化,那才是現代國族未來的烏托邦。這幾乎是晚清以降所追求的一個夢。在此,現代化→國族富強,被連結成一線,牽著他們的夢不斷往前跑,奔跑到最後,將會跑往哪一個方向呢?
  出國,是夢想的其中一個方向。個人的解放,身體的跨國,所面對的已是國家、文化和種族性的問題。而身體的膚色、語言、衣飾等,均是國族銘文,成為一種可被指認的實體。故國家的強弱,幾乎決定著個人在域外身份地位的優劣尊卑。因此,這類身體敘事,所表述的往往是身在異國,身份認同與國族認知的危機。而身體隱喻了國體,在小說中,常常被西方他者的目光所捕捉,並被編寫入傳統、愚昧、落後的形象中。這是郁達夫等人小說中所建構的一種中國身體想像,唯這樣的身體敘事背後,卻幽隱的陳述著歷史創傷記憶揮之不去之痛―國族不強。就某方面而言,這樣的身體敘事,旨於激發讀者的國族意識,由此,也形成了一種另類的身體國族建構之書寫。
  總而言之,身體的國族敘事,始終貫穿了中國現代小說中的主題。這類書寫,是中國近代創傷史的產物;是國族處於存亡危機下一種意識凝結的產品;也是中國在現代性追求裡,尋找自我認同的敘事聲音。大抵上,中國現代小說是在這樣的身體敘事中開始,以一種擬實的書寫,將身體置之於感時憂國、血與淚的幻思之中,去想像,甚至隱性的去建構「中國」。這類書寫,其實是具有一個幻想的前景―現代化的烏托邦―富強的中國。因此,從魯迅觀看砍頭和喊出「吃人」的第一聲開始,身體的國族敘事,在中國現代小說中,是以一種知識份子內在的巨大焦慮感,不斷通過各種書寫(國民性批判、鄉土、革命等等)呈現,而曲折的由此去指認出前方一個更大的主體―國族,以期在這樣的書寫中,去確立自己生命主體的存在價值。
  類此以身體書寫國族的聲調,在中國開始走向富強的二十一世紀,或在中國已處在全球化語境的脈絡裡,中國想像的想像中國,是否就此長歌已歇,夢醒身退呢?這無疑是一個值得再繼續探討和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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