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時代,也正是民族主義的時代。--《民族主義與當代社會--民族主義研究論文集》

201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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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時代,也正是民族主義的時代。--《民族主義與當代社會--民族主義研究論文集》

▍當代國際紛爭不斷,究其原因,與「民族主義」有極大關係。

  在二十世紀以前,大部分的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斯主義者都只當民族主義是「不經意出現的詞語」,尚未形成專業的理論,不值得進行思想上的論辯。到了1920-30年代,隨著海耶思、孔恩、史奈德和卡爾的出現,民族主義開始受到學院派的青睞,逐漸變成史學研究的顯學。1980年代則是民族主義研究的另一個轉捩點,各種民族主義理論如雨後春筍紛紛出現,這些學者來自不同的學術領域,各自從自己的學術背景來詮釋民族主義,所建構的理論五花八門,反倒令一般的讀者看得眼花撩亂,無所適從。

  作者長年研究民族主義,深知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是支配當代社會,不論是國內政治或國際關係,極其重要的一股力量。為讓知識能走出學院的高牆,作者綜合多年教學經驗與對當今世界的觀察,將歷年研究的十篇精華集結成著。書中探討民族主義理論、族群認同理論、後現代理論、影視史學分析,議題觸及各國歷史與時事,包括:蘇格蘭公投、台灣保釣運動、辛亥革命、納粹屠殺等,論述層面具有學理深度,書寫筆觸卻通俗易懂,相信可為讀者開啟一條通往民族主義研究的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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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歷史電影與民族主義】

  戲劇的結果我們已經知道,情人肯定會分離,但電影的結局卻不是悲劇,當然也不是喜劇。如果傳記電影涉及國家民族,或是對偉人的評價,乃至意識型態、民族主義等原本就具有爭議性的議題,除了歷史學家有意見外,一般國民也會抗議。梅爾吉勃遜(Mel Gibson)的《英雄本色》剛上映立即引來歷史迷的批評,影片中呈現的威廉華勒士(William Wallace)是個勇敢的英雄,是個好男人;但是在歷史迷的認知中,蘇格蘭人的華勒士跟英國人一樣殘忍,一樣手下不留情。電影中的華勒士已經不是單純的歷史人物,即便合於史實,但在民族主義的催情下,依舊充滿爭議。
  電影承載民族主義最佳的例子是《聖雄甘地》,這部榮獲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著劇本、最佳男主角、最佳攝影、最佳美術設計、最佳服裝設計、最佳剪輯八項大獎的電影,竟然是英國人主動拍攝的「反英」電影,而且更將印度國父―甘地神格化,塑造成一個聖人。導演在片子一開頭就說:「一部只有三個小時的電影,是不可能展現甘地的一生,影片所能做到的,就是盡其可能忠實表現他的精神。」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歷史電影同樣有其潛藏的動機。
  以最近剛上映的《孔子:決戰春秋》(Confucius, 2010)為例,對國人來,就好像一本立體化的教科書,以前讀《論語》,幾乎都是背書默寫、枯燥乏味到上課打瞌睡。電影卻能以影像來呈現,孔子一身教育理念、《論語》內文的意義、當時的歷史事件,讓人印象深刻,也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受。然而卻有一些網民認為,《孔子》並非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史詩影片,而是借孔子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立場,馴服國民。如果拍攝者真的有這種動機,歷史電影顯然淪落成政治的工具。
  電影在十九世紀末發明之初,承襲了照像技術「寫真」的特性。人們對於一張照片的特有認知,即是照片中所呈現的事物是在某一特定時間和空間,正在發生或曾經發生的事,簡單的說,它是「真實的」(real)。至於電影這個藉由連續拍攝的攝影機(motion picture camera),透過特定放映機器,程序相反的投射於銀幕的畫面而言,它是「合理的」,但真實度會受到質疑。電影剛發明時,其拍製手法僅止於如同照像技術一般,停留在反映和顯現外在世界真實的可能。然而,幾乎就在電影發明的同時,電影製作就出現了實錄紀事和陳述故事的兩個傳統。不管是那一種傳統,一旦遷涉到國家與民族的敘事時,就會出現史觀的問題。


【影視史學與歷史詮釋權】
  「影視史學」看似新鮮的舶來品,其實講的就是電影、電視所演出的歷史故事,及其想傳遞的歷史意識。這幾年,東亞的幾個國家都在拍攝歷史大劇,行銷海外,藉此形塑該國的「民族符碼」。由於台灣的歷史地位有點瞹眛,以致經常被「吃豆腐」,歷史被人不當詮釋,導致人民逐漸懷疑自己的歷史,連帶的也忘了由歷史意識所建構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日本NHK電視台向來愛拍以「大人物」為主的「大河劇」,自1963年以來每年拍一部,至今已有49部作品問世,先前所播出的是以幕末志士坂本龍馬為主角的《龍馬傳》。
  這種以歷史人物或是一個時代為主題(即所謂的時代劇)的連續劇,屬於考證較嚴謹的戲劇。韓國的「影視史學」現象始於90年代中期以後,「韓劇」有兩大主軸,一是愛情偶像劇,一是歷史劇,特別是後者,著眼的不僅是商機,更是新歷史意識的展示。由於韓國千百年來始終夾在中日兩大強權陰影下求生,所以一旦經貿實力獲得世人肯定,必然要透過歷史耙梳和翻案,讓它的不少行徑合理化。例如《明成皇后》與《大長今》,前者要告訴世人的是韓國抗拒日本的強力決心,後者則順勢推銷了韓國文化,這些「影視史學」都有重喚韓國民族情緒的深刻用心。中國的「影視史學」直到九○年代中期才開始嶄露頭角。《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朝隆王朝》、《走向共和》等,因為都是清代戲碼,常讓人誤以為中國的歷史劇就是清宮劇。之後才開始有對於漢唐盛世的描摹,例如《大漢天子》、《漢武大帝》、《貞觀之治》等,都屬氣魄雄渾之作。倒是描寫明思宗敗亡的《江山萬里情》,似乎有弦外之音,像是1949年前後的國民黨政權,又像今日深陷藍綠惡鬥的台灣政壇,許多政論節目的名嘴特別愛藉此發揮。
  相較於中日韓三國的「影視史學」方興未艾,台灣的電影市場似乎還陷在偶像劇的泥淖中。在電視看三台及中影全盛時期,台灣也推出不少歷史大劇及愛國影片,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對激勵人心、鼓舞士氣,貢獻很大。到九0年代以後,中國意象沒了,台灣的定位也浮現不出來。當中國以其大一統史觀製作《施琅大將軍》時,明白的告訴世人,台灣是「中國的」,尤其是《建國大業》的發行,擺明的就是要屈台灣之心。大陸所拍的歷史電影,政治意圖都相當明確,宣傳的價值恒大於歷史知識的傳遞。
  2011年台灣終於有一部「台灣史詩」電影。在拍完《海角七號》後,魏德聖終於完成必須分成上下兩集放映的劇情長片《賽德克•巴萊》。電影描述1930年代日治時期,因殖民統治當局對台灣原住民壓迫式的理蕃措施,迫使賽德克族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率領族人群起反抗,因而引發霧社事件的始末經過。擔任該片監製的國際知名導演吳宇森盛讚:「《賽德克•巴萊》喚起了我們曾經遺忘的、忽略的這段發生在台灣土地上的歷史,是台灣第一部真正史詩般的電影,也是全人類或全世界都會感動的故事!」
  是否真的感動,當然是見仁見智,電影是否符合史實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見,即便導演也不認為這是他要承擔的責任,作為一種藝術表達方式的電影,美學的價值更勝於史學。無論如何,這部電影透露,台灣若繼續在影視史學上保持沉默,等同於放棄自己的歷史詮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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