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描繪了平民百姓在社會變遷年代裹挾中的日常生態。--《向前走,別回頭—陸幸生報告文學選》

2015/1/13  
  
本站分類:創作

真實描繪了平民百姓在社會變遷年代裹挾中的日常生態。--《向前走,別回頭—陸幸生報告文學選》

本書收集的文本,均為作者三十多年記者工作中,對重大事件及相關人物的採訪實錄。從身處大變革時代的資深新聞記者角度出發,站在現實觀察者和親歷者的地位,深入、客觀、平穩地記錄了約三十餘年來,在大陸或與之相應地區發生著的巨大社會形態變革,勾勒傑出時政人物、文化著名人士、經濟領域等重大事件的因果始末,同時真實描繪了平民百姓在社會變遷年代裹挾中的日常生態。
所有文本都由寫作者與被採訪者本人,進行了面對面的訪談,事實清楚,過程詳盡;都經過了受訪者本人,以及相關審核,均為公開發表物;有些被紙質媒體或網路予以了廣泛轉載。

 

內容試閱

採訪天安門

天安門管理委員會的負責人說,我們有很嚴格的採訪紀律
北方褐黃的土地沐浴在陽光裡,與起飛時刻籠罩在濛濛細雨中的江南田野,形成強烈的視覺對比。1997年12月29日下午,出得首都機場,上了計程車,我對司機說:去天安門。
採訪天安門,是我許久的願望。我翻閱了1988年1月2日的各大報紙,都在第一版顯著位置,登載了天安門城樓元旦那天向著普通公眾開放、遊覽的消息,還刊登了國內群眾以及外國朋友登上天安門「第一人」的大幅照片。我將採訪時間定在了1997年年末,也就是天安門城樓開放十周年紀念日。
計程車司機問我:到天安門「哪裡?」我回答:到「管理部門」。
天安門城樓前及西端很長的地段內不能停車。司機告訴我,繞道走護城河那邊,可以直接送到故宮的午門前面。車子從天安門城樓前經過的時候,我抬頭望去,城樓上燈火通明,有參觀的人影為閃動。這時已經是下午4點多了。
我來到城樓西側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門地區管理委員會辦公室」。辦公室北面牆上,貼著巨大的天安門地區俯瞰照片。一位女工作人員正向各有關處室打電話,通知明天天晨8點半處長開會,「討論明年元旦廣場升旗的事情」。
辦公室負責同志藺炳奎接待了我。我向他表明採訪動機與大致想法。他說:我們有很嚴格的採訪紀律,必須請示有關領導。我懇切地對他說,我剛下飛機,就立即趕到這裡,就為今天能夠聯絡上,明天正式開始採訪;並請他現在就給聯繫。他考慮後說道:你等著。他進了裡屋。一會兒,他出來對我說:聯繫過了,同意你進行採訪的要求;你到對面的城樓管理處去,具體要求跟他們說。對面,就是城樓東側。待到我與城樓處將採訪的有關事宜聯繫妥當,已經是暮色朦朧,過了下班的時間。我與他們握別,感謝城樓處的大力幫助;被指定明天具體接待我上天安門城樓的工作人員林維加說道:要經過「請示同意」,那是因為「天安門前無小事」。
出得天安門,正逢廣場上進行降旗儀式。我站在金水橋上,看著一列雄壯的隊伍向著天安門整步走來,廣場上和金水橋邊人頭攢動,四處頻頻亮起相機的閃光燈。我身邊年輕的警衛戰士,著綠色呢子上衣,立正姿勢,神情莊嚴。
天安門城樓神聖依舊,但它也有著「現代遺憾」
30日上午,我來到城樓處,工作人員林維加帶領我登上天安門。
林維加在1985年復員後被分配來天安門管理處。他說起他第一次登上天安門城樓的感覺,「那真叫神聖,開國大典在這裡舉行,勞動節、國慶日,國家領導人在這裡進行盛大的慶典與集會。鄧小平曾在這裡舉行隆重的閱兵儀式。再往前數,這是當年皇宮的大門,中國兩個朝代的統治者就住在這裡面,老百姓別說上這個樓了,這個門都不能進,在橋那邊就被趕得遠遠的了。」
工作人員指著那金碧輝煌的屋簷與山牆介紹說,1970年重修天安門城樓的時候,請來許多專家,其中一位就指著「屋子」激動地這麼說道「這就是國家」!工作人員解釋道,在「國家」後面他省略了「象徵」這兩個字,可老百姓多少年也就是這麼認為的呀,咱們用的錢上都印著國徽,國徽圖案中央就是這天安門。
站在城樓上,氣勢恢宏的天安門廣場鋪展在我的眼前。臨城牆寬寬的過道是隔離區,用繩索隔離著,工作人員告訴我,天安門城樓4000多平方米面積,其中有近2000平方米屬隔離區,遊客免進。
工作人員指著城樓中間的那塊地方說,毛澤東當年就是在這個地方,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現在參觀者就喜歡站在這個位置上留影,有的還照著樣子揮手喊上兩聲呢」。這話說得我們兩個都笑了起來。
工作人員指著那窗戶上金色的裝飾花紋跟我說,這不是塗的漆,都是貼的金鉑。他又說起他剛到天安門那會兒;這漢白玉欄杆真叫白啊,被精心保養得一塵不雜。今天的欄杆,因為參觀者喜歡用手去撫摸,向上的部分已經變成了灰色。
進到城樓裡面,偌大空間,豎立著數十根「頂天立地」的紅色圓柱。工作人員介紹說,來參觀的許多人都不相信,這麼粗大的柱子真是木頭的。1970年的重建,為的就是建有500多年歷史的天安門,經專家鑒定有幾根木柱「不行了」,要換。現在使用的木頭,是進口的,外面再結結實實地包上了麻,再用金屬箍把它「捆緊」。經指點,在休息廳後排的柱子上,我看到了一道道金屬圓箍凸出的痕跡。
城樓裡分有五個廳,中央那個,就是毛澤東當年休息的地方。現在廳內朝南擺放著繪有青松紅梅的巨幅國畫,正中放有四張雕龍的寬大紅木椅子,兩邊各有三張。兩側的廳裡,格局相似,規模則小些,正中擺著三張紅木椅子。再兩邊的廳裡,擺有長條桌與靠背水椅;廳內還擺放著落地大鐘。
當年這裡擺放的是沙發,現在的擺設風格,主要是為了與這古建築相呼應。
我來到西邊的樓梯處。為避免因眾多參觀者來往的過度磨損,過去的大塊青磚被拆除,改換成了現在的長條石階。在電影《開國大典》裡,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鏡頭,是在後面端門的青磚梯上拍的。工作人員指著那兩重屋簷說道:你看到那些金黃色的「瓦當」了嗎,原來這上面的圖案都是「龍頭」,而1970年重建的時候,正值「文革」,改換上去的是「葵花」。我仔細一看,果然。
這是一個遺憾。天安門三百年才重建一次,要換下這些現代「葵花」,恢復天安門城樓古建築的真正原樣,還得多少年?
在城樓管理處的辦公室裡,處長鄧少焊接受了我的採訪。
處長說,天安門是中華文明悠久歷史的象徵,也是目睹了以往封建王朝興衰更迭的見證人;如今它是共和國的標誌,我們的國門。在30多年的時間裡,天安門城樓是黨和國家進行重要政治活動的場所。能夠在那樣的時刻登上天安門城樓的「一般群眾」,都是對國家做出過重大貢獻的勞動模範和各界傑出人士。「凝固」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政治性因素是不言而喻的。
將天安門城樓作為北京的、以至是中國的文物景點,向國內外群眾開放,從一個側面表明了我們國家堅持改革的決心和開放程度。天安門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然而,從政治到旅遊,從集會到休閒,現在「九‧九」重陽節老人登高,就有組織到天安門「這個高層建築」來的,這些都標誌天安門城樓在改革開放後發生著的重大變化。「可以這麼說,天安門依舊神聖,但是它已經不再神祕。」
截至12月29日,1997年登上城樓參觀的人數是2833655人次。10年來大抵有近兩千萬參觀者登上天安門城樓。在國慶等重大節日,人們排隊等著購票、等著參觀,處長幽默地說:「人那個擠啊,都想在城樓上單獨照個相,而實際上拍下來的都是與不相識的人的集體照。」
我問起有關票價的問題,他說,1988年就定為國內遊客10元,外國旅遊者30元;當時參觀故宮的票價才五角。定下這個當時國內「領先」的價位,是經過了慎重考慮的。首先是因為天安門擁有的特殊地位,「物有所值」。其次就是為了讓這個票價「降低一點人數」,有利於減輕環境壓力,保護文物。1997年的8月4日,經上級批准,國內與國外參觀者的票價「並軌」,一律15元。
我說,在商品經濟前提下,利用市場價位來調節參觀人數與環境可能等等矛盾,這對天安門而言,真是歷史性的巨大變遷。
高希武老人說:原本我不是第一個
30日下午,我的任務,是找到當年第一個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高希武老人。
1988年元旦登上天安門的時候,高希武已經77歲,今年該是87歲高齡了。管理處的同志告訴我,五周年的時候,他們與高希武還有聯絡,近況就不太清楚了。根據資料,我來到東四隆福寺街的人民市場,這裡正在翻建高層商廈。在留守的經理辦公室,幾位中年人也已全然不知高希武是誰。當我說到登天安門的「第一人」時,終於有位女同志幡然「醒悟」:有這麼個人,原先在這裡賣體育用品的。
又是電話又是呼機,忙乎了好一陣子,我得到了老人的地址。女同志說,退休20多年,低一輩的人不太知道他了。
我來到東四七條胡同,敲開一扇窄窄的木門,一位鬚髮花白的老人站立在我的面前。與記憶中的相片比較,年近九十的老人真是老了。當我表明來意,老人滿是皺紋的臉上,頓時笑開了。
在典型的北方小平房裡,高希武老人對我講道:其實,原本我不是登上天安門的第一人,我也根本沒想要做「第一」。那些天,我看到報紙上說,天安門要開放,老百姓也可以去看看,我就尋思著要上去。元旦那天,我早早起床,遛達著走到廣場,到售票處才6點多鐘。我前面還排著5、6個外地年輕人。8點售票,票價10元,這在當時是很貴的,外地年輕人一商量,就沒買,散了。我想,再貴我也得上去呀。當我把10元錢遞進售票窗口,四周的人就把我圍起來了。
老人還保存著當年「包圍」他的人們的名片,有北京市政府和旅遊局的,還有新華通訊社和好幾家報社記者的。作為同行,我知道,這就是我看到的當年報紙上那些消息的「製作者」。那天,待問清老人的大致情況,人們便簇擁著他登樓;同時,管理處又馬上跟老人的原單位東四人民市場聯繫,「你們單位的人上天安門了」,而經理們還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
老人現在跟小兒子一起過日子,兩間房,兒子夫婦住一間,老人與15歲的小孫子住一間。小孫子睡沙發。在老人床頭,擺著一個很大的棕色景泰藍花瓶。高希武告訴我,那天元旦參觀完了,旅遊局的同志專門請他到北京飯店吃飯,並且贈送了這個大瓶子。當時,服務員小姐說,這人好運氣。老人說,我想上天安門,可沒想著有這個的呀。
旅遊局用專車把老人送回了家。
小屋牆上,滿滿騰騰的鏡框裡,排列著老人當年在天安門城樓上的16張照片,這也是旅局後來特地送來的。鏡框左側,掛著毛澤東主席在城樓揮手的畫像,右側是毛主席與劉少奇、周總理、朱德委員長等人在城樓上的畫像。
老人跟我講,現在年紀大,耳旁有點背了;每天還上街「遛個彎」,身體挺好。
我請老人穿上大衣,抱上景泰藍瓶子,在自家胡同門口照個像。當年的高希武老人就是從這兒出來,在10年前元旦的早晨,悄然走向天安門城樓,成為中國第一個登上皇宮正門的普通老百姓。
在有關天安門城樓的文字記載上,有如此這般的寥寥數筆,就是由這位老人在不經意中書寫的。
十年前第一位參觀者是老人,十年後最末一位參觀者是小孩
12月31日下午,參觀天安門城樓售票處貼出告示,這天3點半停止參觀,3點15分停止售票。3點,我與城樓管理處處長一起來到售票處,共同迎候開放十年來最後那位遊客的光臨。這個人究竟是誰,我們無法預測。
從3點10分開始,我就將每一位購票的遊客攝入自己的相機鏡頭。儘管遊客還在不斷走來,但這時的每個人又都可能因為「後無來者」,而成為「最後一個」。面對即將揭開的謎底,售票處裡面已是人頭濟濟,興奮的表情洋溢在工作人員的臉上。
處長和我站在一起。當一對年輕夫妻,推著嬰兒車來到售票處前面,處長說,規定的停止售票時間到了。待那個年輕妻子把買票的20元錢遞進視窗,處長通過報話機告訴「裡面」正在售票的人:這是十年的最後兩張票,售完就「關窗戶」。
我走到這對夫婦的面前,簡略地說明情況,他們臉上的表情,從開初的驚諤慢慢地變成了喜悅,最後那妻子笑出了聲:這是真的?太幸運了!
這位年輕的女性,叫鍾淑嫻,出生在台灣台北市,1974年在13歲時去了丹麥,現在她開設在丹麥的餐館,名字就叫「台灣飯店」。她這是第一次到北京來,丈夫叫傅書偉,原北京市人,是兆龍飯店廚師,幾年前去丹麥。兩年前結婚,此刻嬰兒車裡睡著的是他們的兒子,才14個月。小孩子的英文名字是「Mads」,漢語名字叫「又陸」。我問起這漢語名字的由來,妻子看了眼丈夫,說道:「又到大陸嘛!」
我攝下了城樓處領導與他們的合影。處長指著他們手中的票說,這是十年最後的兩張票,明天就換另一種樣式的票了。我和這對夫婦與他們的孩子一起上天安門,處長則用報話機跟城樓上的工作人員聯繫:立即準備一張登樓證書,注明登樓時間,這是十年來的最後遊客。
孩子還在睡著,夫婦兩人抬著嬰兒車登樓。
身著紅色呢子大衣的女服務員在樓梯口等候著我們。傅書偉和鍾淑嫻夫婦推著嬰兒車,信步走在城樓上。鍾淑嫻告訴我,10來天前經過9個小時的飛機,他們從丹麥抵達北京,還準備待3個星期。「我們剛才在故宮參觀,正巧碰上一個丹麥來的旅遊團,他們計畫待一周,我跟他們說,這麼多景點太美了,一個星期能夠看完嗎?」
3點半到了,工作人員開始清場。經過特許,我讓年輕的夫婦站在城樓裡中央休息廳的前面留影。傅書偉彎下身來,把兒子紅紅的小臉從裹著的被子裡露出來,鍾淑嫻手上握著的,是剛剛發給他們的紅封面登樓證書。
下得樓來,在天安門城樓管理處辦公室裡,城樓處領導說,天安門開放10年,東南亞臨近各國的遊客多,像丹麥這樣北歐一帶的遊人就相對要少一些。鍾淑嫻說出了自己在北京10餘天的感想,她真不知道北京是這樣的美麗,「應該加強宣傳呀!」我們交談時,他們才14個月的兒子,穿著小小的棉衣褲,在辦公室裡忙碌地跑來奔去。
處長說:「十年前,天安門城樓的第一個參觀者是個老人,這十年後的最後一個遊客,是個孩子,這就叫作『圓滿』。」
暮色中,傅書偉夫婦給我寫下了丹麥的地址,要求我把刊登文章的報紙給他們寄去。
我再次感謝天安門城樓管理委員會和城樓處對我這次採訪的安排。我說,我這就飛回上海去了。城樓處領導對我說,他們的工作人員還不能下班,因為今天是1997年的最後一天,北京電視台的記者們要到天安門城樓上來,拍攝廣場上的辭舊迎新的夜景。

1997年12月31日~1998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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