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周作人的學生,堅持透過文學作品,奪回在文化場域的發聲權。--《洪炎秋的東亞流動與文化軌跡》

2016/6/20  
  
本站分類:創作

胡適、周作人的學生,堅持透過文學作品,奪回在文化場域的發聲權。--《洪炎秋的東亞流動與文化軌跡》

洪炎秋(1899-1980)的一生,橫亙了幾個臺灣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轉捩點。他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度過了童年,在帝國首都東京接受中學教育,在文化母國北京接觸五四新文化運動,繼承了五四知識分子啟蒙救國的使命。他當過胡適、周作人的學生,擔任過《少年臺灣》的編輯,努力地向中國人介紹臺灣;他走過抗戰時的淪陷區,透過日語教學與出版來傳達其懷念鄉土與反抗日治的情懷。戰後身為半山的他,也經歷了臺灣的戒嚴統治,他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肅殺年代,擔任《國語日報》的社長,在推行國語教學之餘出版了評論時政的《閑人閑話》與《廢人廢話》。在不同政治意識型態所主導的文學場域下,數十年來他都不曾噤聲隱退。他筆耕不輟,他關懷臺灣,他是洪炎秋。本書藉由洪炎秋留下來的文本與史料,一窺近代臺灣文人在變動的東亞局勢中,如何透過筆桿來表達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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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洪炎秋(1899-1980)是一個文學著作、文化活動皆豐富的文化人,在82年的人生中,在文學、文化、教育、政治上都有深厚貢獻。依照他的東亞流動經驗可將其生平依照空間分期,他自臺灣出生,後來二進二出臺灣,因此在臺灣的時間分別為:1899年-1918年、1919年-1922年、1946年-1980年,在日本的時間為1918年-1919年,在中國的時間則為1922年-1946年。

洪炎秋於1899年出生於彰化縣鹿港鎮,1903年5歲開始接受父親洪棄生(1866-1928)的漢學教育,到12歲時已讀完四書五經等經史著作,也學畫學棋,接受傳統文人的教養。父親因抗日思想而不讓他接受日本新式教育,於1912年14歲時私讀父親的中國新學書籍,開啟他的中國文化視野。另一方面,此時他也開始偷學日文,想透過日文接觸新學,1913年15歲時,自修讀完日本小學六年的課程,也開始自修中學課程,透過結識的友人閱讀日本書籍,萌發前往日本留學的欲望。在1918年20歲時,參加《臺灣新聞》的徵文比賽獲小說第一名,以所得獎金與偷領父親存款前往日本就學,先在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及預備學校補習三個月,後插班進荏原中學三年級就讀。但讀到中學四年級就用完盤纏,被迫於1919年21歲時輟學回臺。因在日本接觸中國五四運動的新文化思潮,想到中國留學,便跟曾至中國的表弟丁瑞魚學習注音符號,開始自修國語。

1922年24歲時陪父親前往中國遊歷,於1923年經父親同意留在北京,補習準備北京大學的預科入學考試,而父親獨自返臺。7月考上,也開始向報刊雜誌投稿,展開寫作生涯。1924年加入了國民黨,閱讀三民主義且深受影響。1925年27歲時升入北京大學教育系,國文為輔科,接受多位名士如胡適(1891-1962)、周作人(1885-1967)的教導,接受五四新文化的洗禮。1927年與宋斐如(1903-1947)、張我軍(1902-1955)經營《少年臺灣》月刊,媒介中國與臺灣的文化交流。於1928年30歲時完成畢業論文《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教育》,畢業之後任河北省教育廳科員,再於各校任教,包括北平大學附屬高中、北平大學農學院,及中國、民國、華北、郁文等私立大學,講授教育學、日文及國文。後於1933年35歲時自行籌資創辦人人書店,此時與臺灣文化人多有聚會,互相提攜。

1937年39歲時北京淪陷,他奉命留守,任北平大學農學院留平財產保管委員,迫於經濟因素在北大和師大任教。人人書店於1940年結束營業,他在張深切(1904-1965)主編的《中國文藝》發表十篇雜文。1945年47歲時日本投降,任北平臺灣同鄉會會長,協助在中國的臺灣人渡船返臺,1946年5月48歲時回臺,因其半山身分而順利地獲得職位,經介紹至臺灣師範學院任教,後調任臺中師範學校校長。1947年49歲時二二八事變受牽連,被撤職,不久洗刷冤屈,任「國語推行委員會」副主委。1948年50歲時擔任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及國語日報社社長,積極推行國語運動。1969年71歲時經友人慫恿參選立法委員並當選,任內積極關切教育,並卸任臺大中文系教授與國語日報社長職位,1980年82歲時腦溢血過世。

洪炎秋一生不論在淪陷區、戰後臺灣或是戒嚴臺灣,他都能找到可賴以維生,且具社會地位的行業,也能在報刊找到發言空間,甚至出版作品,進行各種文化活動。就算在言論空間受侷限的時代也能直抒胸臆,「看到一些閒事,竟又故態復萌,總是沉不住氣,老想閒言幾句,纔覺開心」,這樣一個同時代其他臺灣作家皆因政治因素噤若寒蟬的時刻,他卻如入無人之境從容寫作,引起了筆者對他的研究興趣。

在華北淪陷區的北京,日本透過出版統制政策與檢查法令,控制文化與壓制抗日思想,有效達成淪陷區出版業荒涼萎縮的結果。張深切便在《中國文藝》的編後記寫出他對當時1939年北京文壇的觀察:「在這一切搖動不定的時代……,關閉在這氛圍裡的作家們,好像都失去了創作慾,似乎四肢無力的連筆管也拿不動,而讀者也為著失望與悲觀,不但對精神食糧沒覺興味,就是對形而上的事情,也很無精打采的」。這時候的洪炎秋低調教書糊口,卻難以壓制身為中國文人的民族情感與寫作慾望,「可是文人無聊,靜極思動」,在張深切編輯的十二期《中國文藝》上發表了十篇文章,在這本接受日本軍方資助的官辦雜誌上曲折地寫出對故鄉臺灣的情感和對日本的抗拒。後來張深切因雜誌被質疑有反動內容,被日方傳訊除職,工作生活都遇到困難。寫的十篇文章可能有「反動」思想的他卻只是「卸去了寫作文章的擔負」,反而表現得輕鬆自在。

到了戰後初期的臺灣,雖然是臺灣人,在文化與政治場域變動劇烈的戰後初期卻沒有被束縛在「被詛咒的文學」中,儘管同樣被壓覆在複雜的寫作難題之下,「遠遠超過文學自身的範疇,而必須面對文學以外的因素所加諸作家的限制」,洪炎秋卻能在出版界沉寂、臺灣作家還在語言轉換的黑暗中摸索跨越的時刻,在1948年出版《閑人閑話》,且初版達兩千冊,「然而環境讓我做閑人,時代要我說閑話,情形如此,可奈他何?」。在二二八事件後肅殺的社會氣氛中,他還能放言「閑談」,談官員貪污、談許壽裳(1883-1948)被暗殺所體現的無秩序、無人性社會,皆暗藏批判政府的譏刺。雖然後來這本書遭官方關切而銷毀,但比起其他急切逃返大陸或日本、遭到殘忍殺害、喑啞失語,或是苦悶轉職的作家們,他擁有更寬廣的空間迂迴地展現他的微言大義。

在五○年代戒嚴管控與反共風潮下,出版制度又受到嚴密的管制,如克莉斯汀娜‧雷丹的分析:「1952年和1958年實施的出版法對文學出版有很大的影響,因為這時所有手稿都必須交官方審查。出版法確保了讓國家控制文學的重要條件。此外,以戒嚴法的名義在50年代期間還制定了很多指導出版事業的法律條款」。陳芳明(1947-)也指出此時國民黨建立的文化霸權已順利鋪展,「反共文學造成的霸權論述,有系統、有計畫使臺灣作家邊緣化,以致無聲無息」。在臺灣作家持續沉默的時代,洪炎秋於1964年出版了《廢人廢話》、1966年的《又來廢話》、1968年的《忙人閑話》。他完全不需為了出版作品而四處奔走籌資,資金、發行人、出版社都不請自來,左右逢源,就算自己沒有出書的欲望,還有人逼著他出,替他搶著出。《廢人廢話》的〈自序〉便寫出這本書出版的緣由,很能看出他在當時文壇的地位:

去年夏間,蕭孟能先生廣事蒐羅,大出「文星叢書」,要在臺灣這個文化沙漠,創出一塊綠洲,曾來徵稿,我無以應。他說:沒有新東西,炒炒冷飯也可以,就把「閑人閑話」讓他翻印一下,怎麼樣?我說:這本小書,雖然沒有接受過中央書局分文的稿費,可是中央書局曾經為它賠過錢,應該徵得他們的同意,纔合道理。沒有想到天下事就是那麼彆扭,不問還好,一問起來,竟然引起中央書局的動機,經理張耀錡同學,年輕氣壯,不懂得懲前毖後的意義,硬是不肯轉讓,主張自己要出,我在道義上只得接受張君的要求。

可見洪炎秋被視為文化沙漠中的泉源,文星書店和中央書局都搶著出版他的書籍,在出版管制的年代,他得到出版商這般隆寵的待遇,也看出他的特別之處。經過以上這些觀察,再閱讀了作品裡的犀利機鋒,更讓人想追尋他在這些年代裡的行走姿態,他是怎樣跨越不同時代站上受人崇仰的文化位置?

本書所關注的核心是洪炎秋在東亞流動的文化活動,觀察他在這些文化活動中所展現的文化身分與位置。他的流動經歷也使文化身分和文化位置產生了重疊變異的現象。他一生流轉無非是為了追索自己的文化根源和文化理想,從殖民地臺灣的好學少年、殖民宗主國日本吸取新學的青年,到文化祖國中國留學,成為傳承五四傳統的新知識份子。北京淪陷後,在日本的帝國主義下微弱發出抵抗之聲,戰後帶著重建中國文化的理想回到家鄉臺灣。在這些空間他帶著不同的文化身分,站在不同的文化位置進行許多文化活動,投稿雜誌、創立書店、創刊報刊雜誌、出版書籍、結成文學團體等等。因為參與多樣活動,也擁有多重的名銜職位:作家、媒體人、學者、政治人物等等。這其中的轉換與變動值得深究。

洪炎秋生平經歷豐富精采,從殖民臺灣、淪陷北京到戒嚴臺灣,走過了這麼多的高壓政治環境,卻不若其他作家消失在歷史轉銜的接縫中,也沒有被殖民主義或國家機器的巨獸吞噬失語,反而一再現身。儘管也曾受到打擊而低迷,卻可以默默運作,漸漸在文化場域復奪地位,令人好奇他的手段與用心。身為一個散文作家,從作品中可以觀察到他過去的生命經歷與文化涵養;也可以看到他對當下時事與社會風氣的觀察諷諫,以文化人身分對政治介入關懷。從這些作品裡可以深入分析他在不同的離散空間裡文化身分的轉變,觀察中國文化資本的累積過程;也可以分析他在不同的文化生產場域裡,怎樣累積資本,與權力場域如何互動,用怎樣的手段將一再喪失的文化位置奪回,並開展出不受支配的主體性。

觀察文學史對洪炎秋的書寫,不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或臺灣文學史中,他都處於邊緣,對他的描述不是片面簡略,就是少之又少,甚至付之闕如,以下列出筆者掌握到的幾條關於他的紀錄,觀察他在文學史中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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