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您撩揭中共從創立到建政不為人知的秘史細節。--《紅色生活史─革命歲月那些事(1921-1949)》

2014/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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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您撩揭中共從創立到建政不為人知的秘史細節。--《紅色生活史─革命歲月那些事(1921-1949)》

毛澤東曾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沒錢吃飯,既沒力氣談戀愛,更沒力氣搞革命。《紅色生活史──革命歲月那些事兒(1921~1949)》為您撩揭中共從創立到建政不為人知的秘史細節:盧布建黨、「打土豪」籌款,陳喬年的「一杯水主義」、毛澤東與江青的「戀曲1938」……

裴毅然教授細緻整理史料,清晰攤晾紅史細節於陽光。本書證明,中共打敗國民黨、赤化神州,所依所賴並非天意與「歷史必然」,而是一面烏托邦紅旗與伏屍千萬的「紅色烈士」。

 

內容試閱

一樁是是非非的延安生意

1942年9月,延安自然科學院(北京工業學院前身)因種種原委未組織夏季燒炭。中秋將臨,隆冬已近,學院無錢買炭,於是發動群眾,動員全校師生停課一周外出「搞生產」―搞錢以購越冬木炭。
學校教員大多為來自國統區的青年知識分子,大學部與預科二十歲左右的學員總共六七十人,補習班學員占大多數,年齡14歲上下,且多為女生。除了組織一批學員上被服廠打工,生產搞錢的門路並不多。
醫訓班學生、緬甸歸僑馬興惠(1916~ )1938年底赴延,最初服務於百里外的甘谷驛第二兵站醫院,決定上那兒想想辦法。臨行前,向校總務科借了一條扁擔、兩隻草編籠子,再向新巿場貿易公司借了六萬法幣(此時延安物價亦隨全國一起上漲),加上自己的兩萬元,離開延安南門外杜甫川學校,上路了。途經鹽站,突然決定買上鹽帶去,或許能賺點錢。他用八萬元法幣買了一百斤鹽。百步無輕擔,何況百斤之擔,走出不遠就大汗淋漓,接著疲勞饑餓,最後簡直邁不動步,走一小段就得卸擔歇息。日出走到黃昏,好不容易到達甘谷驛兵站醫院。
老熟人熱情接待,可馬興惠關心的是鹽價,得到的卻是一盆從頭淋到腳的涼水:「這裡的鹽比延安還賤,你要賣給誰去?」不僅一天的拼搏付之東流,還要蝕本!醫院裡的人議論紛紛,非常同情,最後總算以原價留給醫院,保住老本。醫院上下,從首長、醫生到護士、炊事員七嘴八舌勸他休息幾天,回延安另想辦法「搞收入」,只有個別人建議他再往前趕一站,上延川縣軋軋苗頭。馬興惠不甘心空手而回,接受了這一建議。
次日清晨,大睡通宵的馬興惠醒來後,四肢疼痛,掙扎爬起,吃過早飯後沒精打埰地向延川走去。沒多遠,一中年男子挑著重擔走來,樣子比自己昨天還狼狽。兩人交會,漢子停擔,喘著粗氣哭著央求:「同志,你在幹什麼?能不能幫我把這擔鮮葡萄賣給醫院?」馬興惠回答:「八路軍的醫院,誰能有錢吃得起葡萄啊?!」但此人像抓住稻草,讓馬興惠坐下,傾訴其苦。
原來,他是離此三十里延長縣的農民,家在延河邊,院中有兩株葡萄樹,沒捨得上當地集巿,想等中秋節挑到延安賣個好價錢。今天八月十四,夫婦清晨即起,小心翼翼剪下葡萄,就在夫妻倆抬著馱筐往驢背上放時,不小心碰著驢屁股,驢子受驚跑了,夫婦放下馱筐追驢,不見驢影。於是,由老婆央鄰尋驢,由他揣幾個饃饃挑擔上路,生怕葡萄爛掉。他說這挑擔子足有一百二十多斤,自己從未挑過這麼重的東西走長路,看看太陽,估摸已走了四小時,才走了三十里,已是苦不堪言,可距離延安還有百里之遙,實在挑不動了,也惦著驢子跑丟,又擔心這擔葡萄賣不出去爛掉,苦苦哀求眼前的八路替他想想辦法。最後說:「不行,我情願不要葡萄了,也得回去找驢子。你能不能把這些葡萄買下?」
馬興惠:「八路軍沒錢,買不起這麼多。」
農民說:「這也沒過秤,集上沒貨也沒個價,你到醫院裡去看看,借著多少錢都行。」
馬興惠:「借不著的,我昨晚送了一擔鹽來,醫院裡許多人費了好大勁才湊給我八萬塊。都給了你,我今兒一天的飯錢也沒有了。」
農民一聽他有八萬元,高興了,追著說:「好同志,多少就八萬元吧!我還有幾個幹饃,你帶去路上吃。」
馬興惠:「這東西值多少錢我也不懂,看你急成這個樣子,我就幫個忙,要下試試吧。」
於是,兩人換了筐擔,「八路」馬興惠再次負擔上路,當然是回頭向延安。為了趕中秋市場,也怕葡萄爛,他沒進兵站醫院,直接趕路。這挑葡萄加上筐,足有一百三十斤,比昨天的百斤鹽擔重得多。也是一開始還行,越走越重,及至中午,太陽當頭,大汗淋漓,實在走不動了。幸運在延河邊,找個陰涼處,睡了一大覺。醒來就延河水啃完那幾個幹饃,檢查一下葡萄筐,捨不得吃整串葡萄,只吃了碰掉的幾粒,哇!真甜!咬牙挑起擔再上路。
上午走了四十里,下午體力更差,每約走二里就得歇擔大喘一陣,走十里則要「大休」一陣。「大休」之時,他趴在路邊,給自己「充電」―掏出隨身日記本掙扎著寫一段,用得最多的詞兒是「堅持」、「拼搏」之類,最起作用也是最後一句:「堅決完成學校任務!」
終於,馬興惠頑強到達杜甫川,肚子餓癟、汗已出盡、力已衰竭、渾身發抖。此時,天已烏黑,窯洞燈光多數已滅。幸好一位同學外出歸校,替他挑擔上山回宿舍。不過一里多山路,這位同學歇擔數次,馬興惠:「而我實在沒有本事再客氣地說一聲『讓我挑吧』!」
學校晚飯時間早過,馬興惠只得空著肚皮一頭倒下,立即昏睡過去。第二天醒來已是上午,宿舍空空蕩蕩,同學們都外出了,早飯已過。馬興惠餓著肚子咬牙忍痛挑擔上街,勉強挨到新市場溝口,喘息未定,一位穿著地方制服的中年男子走過來:「你這葡萄是賣的嗎?」馬興惠點頭。「多少錢一斤?」馬興惠:「沒價,多少錢都它,獨一份!」來人親切地說:「好好說,我都要了!」馬興惠:「你看值多少?這是我從兩百里外的延川縣擔來的。」他悄悄多說了一些里程。
中年男子:「這東西確實沒價,延安多年都沒見過了。我是邊區交際處的,來了外面客人(可能國民黨方面客人),咱們商量作個價,好不?」
馬興惠也老實交底:「好吧!我是杜甫川自然科學院的學生,幹這事是領導動員搞生產,為買過冬木炭的。」
對方:「時下一斤豬肉2.7萬元,這一斤算兩斤肉錢,怎麼樣?」
這麼高的價,大大出於預料,馬興惠有點懵了,卻故作鎮靜:「太少,幾百里路擔來,你雇個毛驢,也得給來回四天的運費!」
對方:「那就一斤給你六萬元,再貴我也不敢買了。」
馬興惠見好就收:「你是給公家買的,我是給公家賣的,我們是給公家辦的事,同意你說的了。」
那人轉身向商店借來一杆大秤,果然一百三十餘斤,兩個筐算十斤,按一百二十斤成交,馬興惠挑到交際處。開收據時,那人說:「你太辛苦了,又給送到門上,條子就寫七百三十萬元(即多給十萬)吧!」然後,領出七八捆嶄新法幣付給馬興惠。
這一趟買賣淨賺九十一倍還多,短短一天,八萬成了七百三十萬!出了交際處大門,馬興惠高興得忘乎所以,臨近中午,兩頓沒吃了,路過新市場,決定好好犒勞一下自己,買了一斤粘糕、一大碗羊雜碎湯(公家人一般都吃不起這兩大件),美餐一頓。回到學校,放心鬆體納頭再睡,又是一晝夜!醒來時,同學們又都外出了。馬興惠獨自在鋪上思量,雖說大大超額完成任務,但還有五天時間,似乎還可「發展成果」。四下無人,只能大主意自己拿,擔上筐又上路了。
畢竟二十來歲的青年,兩頓飽飯加上勝利喜悅,渾身是勁。肩腿還有點疼,已不在話下,行走如飛,當天就過了甘谷驛、翻過雁門關山,趕到石頭河時,已是農村入睡時刻。他叫開騾馬店投宿,次日黎明上路,下半晌趕到延川縣拐昴村趙老二家,1939年他收傷兵時住過。老房東說你上次給老侯家閨女治過病,如今她招了個綏德養老女婿,開了油坊,榨磨香油、做些綠豆粉絲。那閨女總說忘不了你的救命之恩咧,明早我就去叫她來看你。
第二天上午,老侯一家男女老少五口人來了,一陣親熱後,打問這次來意,馬興惠實話相告「搞生產」,老侯便說那拿些咱家的油和粉絲。四十斤小磨香油、四十斤打好捆的綠豆粉絲,說這些是他們家感謝馬醫生的救命之恩。馬興惠說八路軍有紀律,再說送這麼大的禮也不敢收,至少得給成本價,這都已是極大支持了。最後,硬塞給八十萬,老侯勉強收下。
他挑著八十斤擔子上路,比前兩次的擔子輕鬆多了。兩百里路,不到兩天就到了。進延安時,太陽還在西山頂上。他挑擔徑直走進邊區交際處,找到那位買葡萄的同志:「我是個醫生,兩年前救活了這家病得快死的獨生女,這是他家為感恩而送我的『搞生產』,我象徵性地硬丟下八十萬原料錢,你看看作個價留下吧。」
此人是交際處專搞物品的大內行,一看便說:「這兩樣東西都是延安的高檔缺貨,多年都見不到了,且品質特別好。邊區乾旱,不種芝麻,芝麻都是從河東運來,香油貴賤買不到哩!這樣吧,油每斤給你按四斤肉錢算,粉絲作油的半價,斤量就你說的數算帳。我不能拿公款送禮,但也不能虧坑什麼人,尤其像你這樣好的大學生。」如此這般,馬興惠又捧著650萬元出門。
650萬+730萬=1380萬!扣除本錢、伙食費、路上所丟同學的鋼筆(賠款十萬),馬興惠上繳1300萬元―五頭大肥豬之價,據說這次全校「搞生產」總收入亦未達此數。
然而,好心沒好報。正當馬興惠慶倖斬獲時,校內傳出閒言碎語,說他的錢來路不正!怎麼就他一人能耐?短短一周能搞這麼多錢?馬興惠便在正式上交錢款時給院長徐特立寫了「情況彙報」,簡述自己「搞生產」過程,信和錢款一併由黨支部轉呈。
馬興惠所在支委正式開會討論馬興惠「搞了大錢」的問題,有人認為「方向」不對。支委在上繳錢款與馬興惠給徐老的信時,附上支委的這一討論意見。學校領導層也有議論,馬興惠的班主任與總務科長將他叫到辦公室核實情況,「我自然感到壓力,勝利的喜悅被一掃而光。」
這邊正「核實情況」,那邊徐特立捏著馬興惠的信來了,班主任還未彙報完畢,徐老就搖手打斷他:
我派去邊區交際處的同志回來了,情況和這信上寫的完全一致,人家十分誇讚學校和這個學生,感謝給他們解決了招待貴賓的困難。而我們自己有些人則說長道短,全校學工人員,在這次生產中,誰曾爬山走過幾百里路?誰曾出過那麼大的力,流過那多麼大的汗?誰曾上交這麼多的錢?這是為公還是為私?是好事還是壞事?難道還不清楚嗎?!古人都主張「是是非非」,我們共產黨人更要是非分明,要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觀察和處理問題。
馬興惠站在一旁,感動得熱淚直流,徐老用衣袖替他擦拭。「我趕緊躲過,並且深深一鞠躬之後離開了。」
這則資料出自馬興惠五十多年後的回憶〈徐老斷是非〉,當事人在乎的還是五十年前的「是非」。筆者感慨甚烈,分述如下:
一、 當年延安自然科學院之所以會發生這場「方向」之爭,根柢還是對商業對資產階級的鄙視,對「暴利」難以接受。質疑者看來,這不是「投機倒把」麼?「搞買賣」能等於「搞生產」麼?不靠自身生產得來的「利潤」,除了剝削,豈有它哉?!可見,當時延安思想界已對商業有了本質上的謬見。「方向」之爭實為此後全國禁商之先徵。徐特立能斷一事之是非,卻無力阻止「方向」之是非。
二、 農民賤賣葡萄、老鄉低送油粉、交際處感謝購得稀罕貨,掙了大錢的馬興惠除了大苦大累,也是瞎貓碰死耗,撞大運撞出來的「利潤」。於鄉農於學校於交際處,三方各得其利,皆大歡喜,何以會有「方向」問題?「方向」哪來的?根據何在?符合誰人利益?還不是根據教條、根據那些來自書本上的名詞―「剝削」、「投機倒把」?2009年8月24日,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從法典中摘去「投機倒把」。 六十七年才從集體認識上邁出這一小步,不易呵!
三、 就算馬興惠「搞生產」手段有問題,但他將利潤全部上繳,按說也能證明「無私」,不說撈好得表揚,至少不應受懷疑吃批評吧?吃了大苦、賺了大錢,竟要流大淚,好人傷身又傷心,說明延安邏輯已出了問題,只是當時延安人難以發現。而且,五十年後的馬興惠,憶文中也不明白悖謬何在。這些都說明赤左思潮嚴重擰歪了人們的判斷力,連常識都弄不清楚了。徐老為小馬的辯護,僅僅根據「無私」,而非認識到「手段」本身其實也沒問題。這是後來會出現「投機倒把」一詞的價值基礎。
四、 延安當時物流極其不暢,生意太好做了,百里之遙,商利至少五倍。一個學生,手持八萬,不過六天,來往兩趟,獲利162.5倍,今日商人羡慕煞!自然再次證明:要想富,走商路。只要趕上了,真正空手套白狼。後來,全國無商,無商不活,鄉農倒是不被剝削,但他們栽種出來的農副產品也無法變現,不能上市場去賣,割資本主義尾巴呵!日子越過越窮,權衡利弊,當然寧可「受剝削」也要賣出去。這不是最簡單的道理麼?要求商人不計個人利益不計成本,幾個人受得了?更不用說長年堅持了?何況運輸銷售都要成本,虧本生意誰做得起?要求商人無利,不也是對商人的剝削麼?而沒了商人,各地之間如何互通有無?如何物流其暢?
馬興惠好心無好報的這則延安故事,凝聚了十分典型的延安風味,可咂出許多來自革命源頭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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