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159所大學,五年後僅存100所?!--《大學倒了沒?--大學教育與教授的未來 》

2014/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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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159所大學,五年後僅存100所?!--《大學倒了沒?--大學教育與教授的未來 》

總統府資政 林澄枝 前教育部長 黃榮村 專文推薦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陳建仁
社團法人臺灣評鑑協會理事長 中華大學校長 劉維琪
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昭焚
國立政治大學校長 周行一
聯合推薦


台灣159所大學,五年後僅存100所?!

本書從大學教育的問題與挑戰談起,分析少子化與招生、學雜費調漲、大學與教師評鑑、大學退場等問題,接著談如何拯救大學,聚焦於人才培育、招收陸生僑外生及大學專業化等議題,最後則表達一位大學校長的內心話,包括陳校長的生涯點滴、志願服務歷程、非洲歷險記及其個人巧合的政治靈驗經驗談等,內容十分值得參考。──前教育部長 黃榮村


台灣大學教育走過數十年的歲月,其間的巨大變遷,若非局內人,實在很難以體會。近年隨著少子化的浪潮逼近,各大學莫不倍感壓力,身為掌舵手的校長尤其肩負使命,思考如何化危機為轉機,帶領學校走出一條不一樣的道路。──總統府資政 林澄枝


少子化的來臨可能造成高教的大海嘯,作者以大學校長的身分,對此問題特別有感觸,藉機會對高等教育的資源分配、評鑑制度、學雜費調整、大學退場機制等問題作全面性檢討,同時提出了包括擴招生源、解決人才問題、大學國際化等面向之因應之道,全書共分十四章,包含相關主題,同時也把作者的生平經歷融入其中,作者希望陳述個人看法,針砭高教現勢,並提供管見,為大學創造新的契機。

 

內容試閱

國日衰,民日弱 令人憂心
「國日衰,民日弱,不旋踵之間,國將無可用之人。」當時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管中閔套用清朝大臣林則徐描述鴉片問題的說法,表示台灣再不積極解決人才困境,不出三至五年,將淪為三流國家。
管中閔在科學技術發展諮議會以「如何面對台灣的人才危機」為題演講,指出台灣過去的確有人才優勢,但早已在「吃老本」。缺乏吸引人才的整體環境,使台灣人才「入不敷出」,加上民粹「為淵驅魚」,見到高薪者就當肥貓,等於把人才往外推。
他指出四大危機:人才供需落差、教育體制偏差僵化、人才培育不符需求及國際人才競逐失利;他表示台灣一年有近三十萬名大學、研究所畢業生,卻大都「高不成,低不就」,到業界不會操作機器,也無法做尖端研究。
此外,台灣「內憂外患」夾擊,人才流失、爭取不到國際優秀人才,內部則大學抱怨經費不足、限制太多,老師抱怨評鑑制度、學生抱怨找不到工作,產業抱怨大學訓練的學生不符所需,社會抱怨大學生的知識、能力及國際化程度不足。
「當社會上大家都在抱怨,當然須檢討。」管中閔說,教育體系多樣化、建構多元評鑑指標,讓各類型大學發展出特色;並強化一般型、技職型大學生的實用技能,「不適合的大學就退場」。
管中閔也提出中長期振興經濟藍圖,政府將從以往傾全國之力扶植少數明星產業模式,轉變為扶植更多掌握關鍵技術、核心中堅企業;參考德國、瑞士經驗,取代以往明星模式的規劃戰略,宣示「三年半內一定會見到成效」。「兩兆雙星成效如何大家心裡有數」管中閔說,台灣不能再走老路、把有限資源置於少數籃子。
解決人才供需落差問題:有無良方?
對於管中閔的隱憂,因為我平時接觸的面向,從學校到產業界,大家也都會討論這個問題,我自己把相關資料彙整後,提出解決建議方案,當時《經濟日報》曾以半版的篇幅報導。因為目前台灣經濟陷入困境,人才危機成為社會討論的焦點。大家都開始關心人才問題,依管中閔的觀點,他指出台灣有四大危機:人才供需有落差、教育體制有點僵化、國際人才培育不符需求、國際人才競逐失利等。
回應管中閔等人的憂心,教育部當時曾指出,人才問題根本在教育,為解決台灣人才問題,教育部制定國家人才培育白皮書,於二○一三年十二月公布。二十二位白皮書指導委員會委員針對四大主軸做深入研議:一、國民基本教育(K-12);二、大學教育;三、技職教育;四、國際交流及人才布局。當時蔣偉寧部長強調白皮書不只點出問題,同時也是行動計畫。
如何解決:多管齊下、找出問題
除了教育部的官方說法,我自己也提出解決建議方案如下:
一、拉高層級,由行政院領導跨部會做人才培育專案研究,並提出解決之道:包括教育部、科技部、經建會、移民署、勞動部等,就個別單位涉及的部分做跨部會研究與協商,可由教育部承辦此業務,編列足夠科研、教育、培訓經費,修改相關法規如科技基本法、移民法等以為因應。
二、重塑實用型教育,縮小學用落差:具體做法可包括延聘業師共同教學、教師赴公民營機構實習增加實務經驗、實施三明治教學、安排課程要求學生到業界實習給予學分及做實務專題、業界參訪等。教育部原規劃九十九學年度(二○一○年)起要編列二百億實施「技職再造方案」,後因經費未獲准而停擺,二○一三年教育預算高達二千零四億,此方案已在技職體系重新實施,其實它的落實學用合一之做法也值得普通大學推動,對縮小學用落差勢必有幫助。此外,由勞動部職訓中心或雇主提供必要的訓練,以彌補學用之不足,也是可行之道。
三、多管道主動做媒合:人才在哪裡、工作在哪裡、如何適才適所等問題,需要多管道努力一起進行媒合才可有效解決,包括業界雇主、畢業生(人才)、學校及勞動部、教育部等。
四、留才與攬才並進:用足夠的薪資與福利留住現有人才,並以彈性薪資方式延攬國際專才。
台灣的人才問題涉及整個經濟環境、國際與兩岸競合、產業結構、教育制度與評鑑、學校課程與教學、就業輔導等諸多環節,只要能做全面性的調整或改變,相信不久即會有所改善。
人才落差問題剖析
其實人才供需落差,跟人才培育不符需求息息相關,又跟台灣的產業結構變化有關,這幾十年來,台灣已由勞動密集產業轉為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服務業已占我國GDP的七成四,製造業出走到大陸、東南亞找尋廉價的勞工。台灣反而是服務業蓬勃發展,但還沒有像高科技那麼高的經濟價值,因此相對的薪資會降低,變成現在多數年輕人畢業後,不像以前勞力密集的時代或者以經貿為主的時代,人才需要的多,尤其是國際貿易、傳統產業等,需要的人手比較多,較容易找到工作。
以我自己為例,我從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後馬上到台北就有工作。我研究所畢業後選擇當老師,在二十六歲時當大學講師,我大部分的同學都選擇到企業界或當中學老師。那是一九七○年代,外文系畢業生可是很搶手的。貿易公司很需要外語人才,大學生一畢業出來,尤其是英文系的學生,都很搶手。即使大學不是讀外文系的學生,但只要有英文基礎,進入職場經過一點點調適就可以勝任了,所以仍然受到企業界歡迎,而當時學校講師的月薪約六千元新台幣。
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現在的大學生畢業可是不一樣了,以前勞力密集的小公司、製造業、進出口業、工業密集的小工廠,有勞工密集做後盾,支援勞工,供應鏈息息相關,加上加工出口區都是在做這樣的工作,學生畢業後一定有工作,而且還有好幾個工作可以挑選,外文系更可以挑好的或跨國的企業,像早年美國在台灣設的跨國公司,薪水不算低且需要的人才量很大。
二十二K的惡夢
所謂人才供需落差,在轉型過程裡,讓畢業生能夠就業的工作,大約只剩下作業員、服務、餐飲、廣義的金融、觀光、醫療服務或金融服務,會有比較多的職缺。整體來說,這些行業薪資比較低,相對與往年同一行業來說,十四、五年來薪資都沒有調漲,最重要的是,九十九學年度(二○一○年)起,教育部推出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方案一至九項,媒介九十六至九十八學年度(二○○七至二○○九年)畢業生待業者至企業機構實習。辦理期程為二○一○年九月一日起至二○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大學畢業生每人每月補助二點六萬元,實拿二點二萬元。學校找一個企業合作由學校付錢,而且企業每人每月可以獲得一萬元補助,等於不用自付薪水就可以免費多雇用一個人,用意是希望企業在畢業生實習後能留用。
但執行下來,企業留用率不高,且後遺症是,變成大學畢業生應拿較高的薪水,例如最低應可以拿到的月薪二點八萬元,卻被拉低到二點二萬(二十二K),原規定要做滿一年,亦即學校要去找企業進用,一定要做滿一年,其中有九成達到目標。
這項措施的立意不錯,遺憾的是變成台灣大學畢業生可拿到的月薪是二十二K。但之後台灣景氣更差,政府以為是好意的政策,到一年後,大概只有一至二成被留用,多數學生還是要自己再去找工作,雖有達到當時的目的,也解決金融風暴留下的失業率偏高等問題,這是當時的權宜措施,學校與企業合作,學生有實習機會,企業也很高興不出錢可以多一個人可用,可惜執行下來卻走了樣。
職涯設計、測驗的重要
人才供需落差,學校培育不符合企業需求嗎?我倒是認為,這真的很難說,我在一九八一年到美國加州Pasadena City College擔任交換教授,有機會到全校三十二個單位進行教育行政實習一年,在學生職涯發展中心做平生第一次性向測驗,做了一個多小時的測試,使用的是SIGI測評軟體,除測出自己的性向、適合就讀科系與可從事行業外,SIGI軟體更提供各行業未來五到十年全州及全國就業市場需求人數供參考,當時測出我的性向結果是我是適合社會科學,與我的志趣與發展是相符的。
我的感想是,一個人的性向應該要從小時候就被發現,像吳季剛,吳的媽媽很早就發現兒子愛洋娃娃、捏陶等,到美國讀高中時,SAT等的成績不夠,但技術設計很好,申請哥倫比亞大學雖不行,但因為他的技術設計有天分,因此申請進入Parsons設計學院,二十二歲就有作品,二十三歲就開始創業。這都是因為有位很支持他的好媽媽,一路培養他,陪著吳季剛學習成長,讓他的天分與興趣可以盡情發揮。
性向測驗在人才培育裡面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且要從小例如中學到大學一路跟著走,現在有職涯測評,在應徵工作時,應該附上測評的資料,讓雇主也知道你適合做什麼。美國教育的理論是,一個人應該是至少讀到十四年級,即社區學院(二專)畢業就足以應付生涯所需,但後面要終身學習,不論是社區學院畢業要再讀二年的大學,或高中畢業直接讀大學,都可以。一般人多選擇讀大學,全美國約有三千多所大學,還有約一千五百所社區學院,社區學院可以在大學中做調控,應付生涯所需的轉換。美國的社區學院扮演著學習的調控角色,台灣的學制就是缺乏社區學院這塊可以調控的學制。
職涯設計要跟著人走,這樣從小知道明確性向的,可以提早發展,美國學校大一大二不分系,大二以後才會確定主修,大三以後分系,很清楚,這樣他的性向與就業能力、所學的興趣能夠結合,人才才不會被浪費,不會走冤枉路。
學校系所調整不符合產業需求
另外,我們的大學系所並沒有根據經建會人力規劃小組的訊息來做系所調整的參據,而且系所調整的速度與訓練趕不上產業變革的需求,我建議教育部應該根據經建會的資訊做全國學生數與系所的盤點,將全國的系所以及培養的學生數,跟市場與經建會人力數據,要做連結,以企業需求的數據、產業別回推後,大學哪幾個系所要調整、要關或增加系所,都可以讓學校參考。
教育部雖有提到國家要推動六大新興產業,那是一個方向,但沒有具體的數據,無法做系所調整的參考。以致只有大概方向,但目前市場上還有多少量的需求,有多少人在幾年內會退休、要補充多少人力等的數據等缺乏,讓學校無法據以調整。美國就會有這樣的一個預測,這個行業滿了或還有需求,例如小學老師滿額,設計校系還有需求,就會有訊息,讓大學系所了解,學生也可以據此決定想要修習的專業方向。
學校系所調整,應與經建會人力規劃處資訊密切結合,例如一九九四年二月公布實施師資培育法時,大家只想到要擴大師資培育,卻未考慮到老師的供需問題。當時師培的管道來自大學教育系、傳統師範體系,而普通大學設置的教育學程,一下子開放太多,造成現在五萬名流浪教師,找不到正職的老師工作。這就是開放師培時,未把市場的需求考慮進去。當時未將台灣的學生數及市場的需求做十年到二十年的規劃,師資培育法於一九九五年啟動,當時沒有人想到二十年後會有少子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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