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討華語文學所蘊含的審美、政治和文化議題！--《華語文學十五家：審美、政治與文化》

楊牧強調歷史與當代的有機聯繫，對臺灣經驗有不絕如縷的著墨蹤跡
張錯經歷跨國離散，持守「中國性」的知識立場，尋求個人的文化認同
梁秉鈞建構「食饌詩學」，在題材領域和美學風格上對現代漢詩有莫大貢獻

全書由七個長篇專題論文構成，涵蓋臺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十五位知名華文作家，包括楊牧、張錯、梁秉鈞、余光中、覃子豪、周夢蝶、瘂弦、鄭愁予、洛夫、管管、郭寶崑、力匡、燕歸來、白垚、楊際光；所討論的文類有現代詩、散文、小說、戲劇、論著。

本書借鏡歷史哲學、離散研究、移民社會學、國際冷戰研究、後殖民研究等理論論述，結合文本細讀和歷史分析，研討這些文學作品所蘊含的審美、政治和文化議題，重審人文精神與公民社會的關聯，冀能為全球華語文學研究貢獻新的批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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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卷一：詩史之際――楊牧的歷史詩學◇

【引言：歷史的幽靈】

　　自1956年開始，楊牧（1940-2020）為現代漢詩奮鬥了六十年，奠定一代宗師的地位，殆無異議。陳芳明指出：「楊牧孜孜不倦致力一個詩學的創造，進可干涉社會，退可發抒情感，兩者合而觀之，一位重要詩人的綺麗美好與果敢氣度，儼然俯臨臺灣這海島。」良有以也。值得注意的是，在1968年，楊牧寫下抒情短詩〈續韓愈七言古詩山石〉，標誌著他在浪漫唯美的詩風之外，開始「歷史詩」（poems including history）的創新實驗，直到2011年的〈歲末觀但丁〉問世，共計二十二首左右。此外，他還發表大量散文、翻譯和評論，縱論他對歷史意識的批評思考。

　　何謂「歷史意識」與「歷史詩學」？此處稍作介紹。首先，歷史意識指個人對傳統之典章文物從心而發的關切、敬意與溫情。其次，是在理性和學理的層面展開深入綿密的研討，獲得看待文藝、政治的思維方式或價值判斷。根據瑞士歷史學家布克哈特的研究發現，在十四世紀的意大利，由於人文主義者的推動，社會上興起了對於古典文化的巨大而普遍的熱情，是為尚古主義：「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已經高聲地宣布了文化的價值，特別是古代文化的價值。但對古代文化如此熱誠崇奉，承認它是一切需要中的第一個和最大的需要，則除了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初期的佛羅倫薩人而外，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英國歷史學家伯克認為，西方歷史學研究中的所謂「歷史意識」起源於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這體現在古典文化研究、法律、文獻與神話批評、歷史詮釋、基督教思想等各個方面。如所周知，歷史意識在中國古典學術中堪稱大宗，以至於復古主義的幽靈盤桓不去，而且帶上政治利用和道德反省的實用主義動機，正如黑格爾所說：「這裡必須特別注意那種道德的反省―人們常從歷史中希望求得道德的教訓，因為歷史學家治史常常要給人以道德的教訓。」文學與歷史的關係是什麼？如何借助文學再現歷史？文學如何從歷史編撰中實現自我理解？這些問題與文學、歷史一樣古老。亞里斯多德指出，詩和歷史的區別在於：詩描述可能發生的事，歷史記述已發生的事；詩傾向於反映事物的普遍性，歷史記載具體事件；詩意在模仿完整行動，歷史敘述一個時期內發生的所有事情；因此，「詩是一種比歷史更富哲學性、更嚴肅的藝術。」維柯指出，人類最初的歷史是詩性的歷史，詩人必然是各個民族最初的歷史學家，因此他提出「詩性智慧」的說法。德國學者庫爾提烏斯（Ernst Robert Curtius, 1886-1956）發現，歐洲文學的歷史意識出現於十九世紀初期――

為了理解我們的文明，我們歐洲人需要我們的歷史意識。黑格爾之前的所有哲學家（維柯是唯一的例外）都把歷史視為在整體上疏離於思想的某種東西，如果不是實際上與理性相反的話。黑格爾的哥白尼式功績是，從這種與精神疏離和相反的元素中，承認了一種精神自身的形式。對於黑格爾來說，歷史就是疏離了它自身的精神、並且採取了偶然事件的形式。唯有以這種方式，精神才能展示它自身形式的完整範圍。

　　根據盧卡奇的歷史小說研究，從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中，數百萬歐洲人第一次直接體驗到歷史，「歷史意識」於焉而生。司各特小說被認為是這種歷史意識的初次的經典體現，這種歷史小說的寫作原則被義大利的曼佐尼、法國的巴爾扎克、俄國的普希金與托爾斯泰等踵事增華。歐洲文學的歷史意識自此蓬勃。即便在華茲華斯的抒情詩中，人們亦可發現歷史意識的蹤跡。伯克、濟慈、波德萊爾如何以抒情詩表現法國大革命這一齣壯美而恐怖的歷史劇？愛爾蘭大詩人葉慈如何與歷史對話、與傳統互動？龐德、艾略特的現代主義詩學如何銘刻歷史意識的流變？這些問題無不喚起西方學者的濃厚興趣。楊牧是高才碩學的大詩人，學貫中西，博稽群籍，對西方文學耳熟能詳，尤其鍾愛濟慈、葉慈、艾略特的文學作品，他的文學興趣和歷史意識，也與這些西方作家有關。

　　本文啟用的「歷史詩學」概念，不同於義大利的維柯（G. B. Vico, 1668-1744）、俄國的維謝洛夫斯基（A. N. Veselovsky, 1838-1906）與巴赫金（M. Bakhtin, 1895-1975）、美國的懷特（Hayden White, 1928-2018）的論述。維柯認為，每種文明每個時期都有審美完善的可能，每個民族每個時期的藝術品須被理解為變動的個別狀態的產物，根據自己的歷史發展而非絕對的美醜法則做判斷。這種「審美歷史主義」（aesthetic historicism）即是「歷史詩學」。維謝洛夫斯基說，研究詩歌的歷史流變可以闡明詩的本質，他的「歷史詩學」運用歷史比較觀察文學體裁的演變。這種方法被巴赫金繼承。巴赫金從「體裁詩學」轉到「歷史詩學」，《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拉伯雷的創作與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被公認為歷史詩學的傑作。懷特認為，歷史編修是以對文獻和歷史遺存的研究為基礎，但它不同於科學話語，它運用詩性、修辭性的敘述技巧，對歷史事實展開假想性的建構，他把自己的研究描述為歷史詩學。和上述觀點不同，我採納美國學者朗根巴赫（James Longenbach）的《現代主義歷史詩學》一書的定義。朗根巴赫根據他對龐德、艾略特的研究，把歷史詩學定義為：想像、闡釋、重寫歷史人物與事件的策略模式。在此歷史詩學的定義下，我們發現，楊牧或直接歌詠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以此作為整個詩篇的寫作重心；或僅以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作為一個契機或線索，由此帶出自我主體，以期抒情言志。但是無論採取哪種寫作類型和詮釋角度，楊牧強調歷史與當代的有機聯繫，相信過去之中有未來，實乃一以貫之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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