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國文化的自我封閉和自我優越感的慣性思維。--《法蘭西之夢:中法大學與20世紀中國文學》

2015/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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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中國文化的自我封閉和自我優越感的慣性思維。--《法蘭西之夢:中法大學與20世紀中國文學》

成立於20世紀20年代初的中法大學(包括北京中法大學和里昂中法大學),不僅在民國教育史上占據一席之地,而且也為20世紀以來的中法教育、文化與文學交流做出了顯著貢獻。自其創辦伊始直至40年代末停辦,20多年之中,里昂中法大學事實上成為中法之間跨文化與文學交流的一個重鎮,不僅有大批來自中國的文學青年在這裡接受西方現代學派的文學教育和學術訓練,而且也為他們接觸西方社會和西方當代文學提供了前所未有之機遇和現實體驗。中法之間乃至中西之間的文學對話,亦由此展現出更直接、更豐富亦更多樣的時代特色。
本書旨在通過對中法大學與20世紀中國文學之關係的歷史面貌與著述實踐的考察,尤其是對此間近十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家、翻譯家、文學研究家的留法歲月及文學活動之分析解讀,為進一步認識理解20世紀中國文學提供一個新的視點和嘗試。

 

內容試閱

引言
一座在文學中遊走的城市與大學

紅海早過了。船在印度洋面上開駛著。但是太陽依然不饒人地遲落早起,侵佔去大部分的夜。夜彷彿紙浸了油,變成半透明體;它給太陽擁抱住了,分不出身來,也許是給太陽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褪後的夜色也帶著酡紅。到紅消醉醒,船艙裡的睡人也一身膩汗地醒來,洗了澡趕到甲板上吹海風,又是一天開始。這是七月下旬,合中國舊曆的三伏,一年最熱的時候。在中國熱得更比常年厲害,事後大家都說是兵戈之象,因為這就是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
這條法國郵船白拉日隆子爵號(Vicomte de brageloone)正向中國開來。早晨八點多鐘,沖洗過的三等艙甲板濕意未乾,但已坐滿了人,法國人、德國流亡出來的猶太人、印度人、安南人,不用說還有中國人。海風裡早含著燥熱,胖人身體給風吹乾了,蒙上一層汗結的鹽霜,彷彿剛在巴勒斯坦的死海裡洗過澡。畢竟是清晨,人的興致還沒給太陽曬萎,烘懶,說話做事都很起勁。那幾個新派到安南或中國租界當警察的法國人,正圍了那年輕善撒嬌的猶太女人在調情。
俾斯麥曾說過,法國公使大使的特點,就是一句外國話不會講;這幾個警察並不懂德文,居然傳情達意,引得猶太女人格格地笑,比他們的外交官強多了。這女人的漂亮丈夫,在旁顧而樂之,因為他幾天來,香煙、啤酒、檸檬水沾光了不少。紅海已過,不怕熱極引火,所以等一會甲板上零星果皮、紙片、瓶塞之外,香煙頭定又遍處皆是。法國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他們的文章也明白乾淨,但是他們的做事,無不混亂、骯髒、喧嘩,但看這船上的亂糟糟。這船,倚仗人的機巧,載滿人的擾攘,寄滿人的希望,熱鬧地行著,每分鐘把沾汙了人氣的一小方水面,還給那無情、無盡、無際的大海。

這是錢鍾書《圍城》中的一段文字,描寫的是紅海-亞丁灣一段航線上的船行生活,中國讀者早已耳熟能詳。書中所提到的「白拉日隆子爵號」,當然是其杜撰,就像《圍城》中的蘇文紈被杜撰為里昂大學的文學博士一樣。但是,錢鍾書楊絳夫婦當初卻是跟方鴻漸一樣,搭乘同一家郵輪公司的船回到上海的(需要說明的是,當時錢鍾書並沒有一直搭乘到上海,而是在香港就下了船,從那裡他直接去了昆明,以赴西南聯大的聘約。在上海下船的是楊絳和他們的女兒)。據楊絳回憶,當時他們一家曾經乘坐的郵輪船名為「L’Athos II」,這艘船絕非杜撰。而上文中提到的「斯芬克司號」,跟杜撰的「白拉日隆子爵號」和真實的「L’Athos II」一樣,同屬於法國「海上郵輪公司」。1937年9月初,就在盧溝橋戰火已燃、滬杭一帶硝煙即起之時,剛由北平中法大學畢業的朱錫侯,南下探親並與家人告別,一同南下、新婚不到半年的妻子范小梵,亦不得不與朱錫侯在戰端將起的倉促窘迫之中就此作別。他將搭乘「斯芬克司號」離開上海前往法國馬賽,而他的目的地,就是蘇文紈的母校―里昂大學。而讓他們預想不到的是,他們將就此分別整整八年。不過,有趣的是,幾乎就在同時、同一條航線上,搭乘著同一郵輪公司郵船的方鴻漸,正在靠近南中國海。這一進一出之間,大體上反映出1937年中國抗戰全面爆發之際中法之間關係的現實一種。
稍微再延伸一點。這條航線和同一郵輪公司的郵船,後來還因為Marguerite Duras的《情人》而再次受到人們關注。小說的背景,就是海上郵輪公司在本土之外最大的基地港―越南西貢。事實上,19世紀50年代開始組建的這家法國遠洋郵輪公司,在1871-1914年間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這也是法國在中東和遠東進行殖民擴張的時期。馬賽的航運公司繼續服務於地中海、黑海、紅海、印度洋、南中國海以及太平洋。而遠東航線是海上郵輪公司的獨家領地。
從1920年代里昂大學開始接收來自北京中法大學和里昂中法大學選派(其中也有小部分從廣東、河北、山西等地選派)的學生開始,到40年代末,二十多年間,數百名中國留法學生,就是搭乘這家郵輪公司的郵船離開上海,然後又沿著同樣的航線返回他們的祖國。僅中法大學一校,前後就有473位在里昂大學正式註冊的中國學生,其中除了小部分留在了法國,另極少數在歐戰結束後搭乘美軍軍機回國外,絕大部分跟錢鍾書、方鴻漸一樣,從哪裡來,又回到了哪裡。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並非所有往來於這條航線上的留法學生們,都會有方鴻漸那樣的遊輪上的浪漫與荒唐。
其實,並不是所有赴法留學生,對於這條海上月餘旅程均興致勃勃。曾覺之的《歸心》,雖曾正面描寫過這條航線,但著眼點還是郵輪上的人,還有那一顆遊子歸心。相比之下,蘇雪林的《棘心》中,那個名叫醒秋的女學生,幾乎是一下子「飛」到法國里昂的―無論是船邊離別時候的依依不捨,還是旅途中大洋上的自然景觀,亦或途徑停靠站點的異域風情,再或者初抵終點站時候的激動心情等,一概被「抹去」。這種現象,就跟《圍城》中如此濃墨重彩地描寫方鴻漸以及一幫留法學生們的歸途一樣令人矚目。
如此慢待處理這段在不少留法學生心目中充滿詩情畫意浪漫情調的旅程,並非只有在一片淒苦與忐忑心境之中離開中國的「醒秋」或蘇雪林。在徐仲年的筆下,這段旅程,似乎也可以忽略不計。《雙尾蠍》中,徐仲年兩次直接寫到從上海啟程、前往里昂的赴法留學之旅。第一次只有如下一小段文字:法國各大學有四個月的暑假,要到十一月初才開學。楊明輝在七月底離上海,走了三十五天的海道,於九月初踏上法國南部的馬賽。
如果說楊明輝因為出國時候經驗不足,再或者旅途寂寞,又因為個性靦腆等原因,所以旅途故事實在平淡亦可理解。而在《雙尾蠍》中描寫楊明輝的結義兄弟、在國內職場已經「混」了兩三年,如今不過是為了再「混」一張洋文憑而出洋鍍金的殷智本的赴法旅途,依然平淡如故,「殷智本得了楊明輝的覆信,趕緊準備。余家煌也為他東奔西走、購置物件。出國護照交給寰球學生會去辦,省掉不少麻煩。終於八月十五日跨上法國Len Messagerries Maritimes(簡寫M.M)公司的郵船,而於九月二十一日早晨到了馬賽。」這就讓人實在找不到什麼理由來解釋為什麼徐仲年如此冷淡對待這段航程了。
即便如此,對於這條連接著東方中國與遙遠歐洲的海上航線,晚清以來的中國人其實並不陌生。

由亞丁出,則為紅海;由亞勒珊得出,則為地中海。觀所繪地圖,紅海兩岸皆山峽,並不廣闊,晴日和風,舟平如砥,然行四五日,登舵樓以望,亦復杳無涯涘,蓋其闊約五百餘里云。……地中海風浪急於大洋,蓋島嶼迴環,而繼之以波濤相激搏洄漩,以故其力愈勁。船行顛簸,諸客皆不能食,余亦惟有僵臥而已。

上述文字,出自晚清名士王韜(1828-1897)的《漫遊隨錄》。1868年底,王韜應邀前往英國,協助其在香港英華書院時期的「老主顧」、傳教士―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繼續翻譯「中國經典」(Chinese Classics)。而王韜當年所航行的路線,與方鴻漸、蘇文紈們的路線完全一致。對於這條東西方之間海上航線的歷史變遷,王韜還曾專門敘述:昔時英人東來之海道,皆繞好望角而至中華。自咸豐年間,始由亞丁直抵紅海,陸行百七十里而至地中海,計程可近數萬里,誠捷徑也。於是好望角形勢之雄,遂成虛設。逮至蘇伊士運河一開,東西輪船均可直達,局面又一變矣。地勢無常,可勝慨哉!
有趣的是,王韜不僅當年海行航線與錢鍾書、方鴻漸們一致,甚至還曾經到訪過蘇文紈求學的里昂。「夜半,附輪車至雷昂,計八百四十七里,丑杪已報車抵其處。從車牖中望之,火若繁星,光明不夜。」與蘇文紈在里昂度過了她的留法歲月所不同者,王韜當年,只能是隔牖眺望夜色闌珊中的里昂,而其印象則是「光明不夜」。這一印象,似乎具有某種文化隱喻,也昭示著王韜的後來者們,一批又一批地前往里昂求學問道。或許因為只是路過,王韜對里昂的文字描述甚少,無法與他筆下的馬賽里(即馬賽―著者)和巴黎斯(即巴黎―著者)相提並論。但王韜不曾預想到的是,就在他夜過里昂半個多世紀之後,里昂卻成為了中法之間教育、學術以及文化交流的重鎮。而所有這一切,都與中法大學息息相關。
不過,本書並非將討論的目標或重心,僅僅限定在中法文學與文化交流範圍,也不只是討論一般意義上的文學互動,譬如文學譯介、傳播以及接受、影響等等。事實上,自從中法大學海外部或里昂中法大學創辦並開始接受來自中國的留學生,「里昂歲月」就成了現代中國語境中的一個富有其經驗、思想以及情感及審美內涵的概念。也就是說,並非只有那段留學歲月中的專業學習與學術訓練,才是唯一值得關注的對象,實際上,那段留學歲月本身,對於大多數留法學生們後來的人生來說,似乎具有更為深刻亦更為持久的記憶。這種記憶,也要比他們的專業記憶更複雜但也更全面,更具有生命感與經驗意義。也因此,里昂也罷,里昂附近的其他任何地方以及在此的寄居遊歷生活也罷,在後來漫長的歲月中,早已經幻化成為了一種經驗意象。這種意象,成為凝聚那些留學生們與當年的時光及經驗之間最堅實牢固的關聯,甚至塑造了他們之後的情感心理和世界觀。而本書試圖考察的對象之一,就是在那些留法學生們的文學文本化的敘述中,是如何提煉「里昂歲月」這一文本形象,或者說如何將其留法歲月意象化、文本化的。在此過程中,里昂以及里昂歲月,作為一個超越了專業、學術的更廣泛也更豐富的經驗意象,從留學生們出國前的「想像」,到求學時期的現實體驗,再到回國之後的記憶留戀,幾乎幻化成為了一個遊走在中法大學的留學生們精神世界裡相伴終身的精神伴侶。

在20世紀初期的留學生文學文本中―還包括日記、書札―胡適的「綺色佳」(Ithaca)、冰心的威爾斯利的「慰冰湖畔」(Lake Waban),還有徐志摩的「康橋」(Cambridge),無不以其迤邐的自然風光、天人合美的生態秩序,以及守禮有度的公民社會而引人矚目並令人嚮往。這些描寫,無異也向國內的讀者們構想出了一個個在留學生們眼裡是真實而在讀者們心目中是「虛構」的域外理想社會。這些描寫以及由此而生成的那一個個理想社會,自然也與留學生們出國之前的中國經驗之間形成某些落差與反差。
冰心《寄小讀者‧通訊四》中,曾經描寫過這樣一個廣袤而多樣的故國。一方面是遠行者視野裡的江南,依然是駐留在唐詩宋詞裡的那個江南,作者對於當時中國的現實生活而言,似乎更偏於想像與理想:

五日絕早過蘇州。兩夜失眠,煩困已極,而窗外風景,浸入我倦乏的心中,使我悠然如醉。江水伸入田壟,遠遠幾架水車,一簇一簇的茅亭農舍,樹圍水繞,自成一村。水漾輕波,樹枝低亞。當幾個農婦挑著擔兒,荷著鋤兒,從那邊走過之時,真不知是詩是畫!
有時遠見大江,江帆點點,在曉日之下,清極秀極。我素喜北方風物,至此也不得不傾倒於江南之雅澹溫柔。

而與上面這一幅駐留不走的江南景觀形成一種時代反差的,是冰心在火車上的所見所聞。尤其是在途徑山東之時,曾有一段文字,寫兵事正酣、紛亂如麻中的祖國。雖然文字頗為謹慎守持,甚至還有一種文學青年對於生活以及人性的那種偏於浪漫與休閒式的想像痕跡,但如果將這樣一幅幅場景,與她途徑蘇州之時窗外所見的傳統中國的詩情畫意相比,自然令人心中別生一種感觸。與她抵達美國之後,尤其是與她筆下的衛斯理、綺色佳諸地相比,其中所生發的落差,更是不言而喻:

自此以後,月臺上時聞皮靴拖踏聲,刀槍相觸聲,又見黃衣灰衣的兵丁,成隊的來往梭巡。我忽然憶起臨城劫車的事,知道快到抱犢岡了,我切願一見那些持刀背劍來去如飛的人。我這時心中只憧憬著梁山泊好漢的生活,武松林沖魯智深的生活。我不是羡慕什麼分金閣,剝皮亭,我羡慕那種激越豪放、大刀闊斧的胸襟!
因此我走出去,問那站在兩車掛接處荷槍帶彈的兵丁。他說快到臨城了,抱犢岡遠在幾十里外,車上是看不見的。
他和我說話極溫和,說的是純正的山東話。我如同遠客聽到鄉音一般,起了無名的喜悅。―山東是我靈魂上的故鄉,我只喜歡忠懇的山東人,聽那生怯的山東話。

這種國內與國外耳聞目睹上的差別,往往成了留學生們的經驗世界所遭遇的第一次衝擊。而這種衝擊並沒有隨著他們留學歲月的徐徐展開而淡化,更沒有消散迷失,相反,這種衝擊,更多時候會激發他們靜觀反思,尤其是對於過去那種往往習慣於從文本中獲得中國及中國文化認知的讀書人來說,這種衝擊所帶來的心理世界的反彈可能會更大、震盪亦更激烈。
魯迅在其雜文《華蓋集―青年必讀書》中說,「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又說,「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這是20世紀中國思想先行者們在睜開眼睛看中國同時亦看世界之後得出的第一批「思想結論」。可能會被有些人認為有所偏激,但這種將中國與世界關聯起來進行比較性的觀察與思考的方式,卻是從晚清以來的啟蒙思想者們一直在嘗試的,也是推動他們改良中國的思想動因之一。與從書的中國與書的世界這種閱讀方式的差異所生發出來的經驗落差有所不同者,赴法留學生們還增加了另一種經驗―在閱讀經驗之外―即現實生活體驗。這是文本世界的緣起,也是文本世界的果實。
20世紀初期走出國門看世界的留學生們,究竟是如何將他們的所見所聞、尤其是那些讓他們刻骨銘心的域外現實生活經驗文本化甚至經典化的呢?
這裡不妨先來看看冰心的經驗和徐志摩的經驗。
在《寄小讀者‧通訊第二十五》中,針對國內有所謂勸其「省了和小孩子通信之力,來寫些更重大,更建設的文字」的善意說法,冰心的回答是「我愛小孩子」。原因不僅僅在於「我似乎看得見那天真純潔的對象,我行雲流水似的,不造作,不矜持,說我心中所要說的話。縱使這一切都是虛無呵,也容我年來感著勞頓的心靈,不時的有自由的寄託!」在冰心看來,這裡所謂「大人」與「小孩子」,其實並非是指因為年齡而生發的認知世界與人性的差距,而是兩種不同價值觀以及思維方式上的根本不同,「大人的思想,竟是極高深奧妙的,不是我們所能以測度的。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的是非,往往和我們的顛倒。往往我們所以為刺心刻骨的,他們卻雍容談笑的不理;我們所以為是渺小無關的,他們卻以為是驚天動地的事功。」
冰心的意見,其實這裡表達得已經足夠清楚了。但她顯然還覺得言不盡意,遂有後面這段文字:

昨夜夢見堆雪人,今晨想起要和你們通信。我夢見那個雪人,在我剛剛完工之後,她忽然蹁躚起舞。我待要追隨,霎時間雪花亂飛。我旁立掩目,似乎聽得小孩子清脆的聲音,在雲中說:「她走了―完了!」醒來看見半圓的冷月,從雲隙中窺人,葉上的餘雪,灑上窗臺,沾著我的頭面。我惘然的憶起了一篇匆草的舊稿,題目是〈讚美所見〉,沒有什麼意思,只是充一充篇幅。課忙思澀,再寫信又不知是何日了!願你們安好!

這段寫於波士頓郊區威爾斯利「慰冰湖畔」的文字,將冰心內心世界裡的「雪人夢」展露無遺。這種在真實的世界裡堆砌「雪人」的理想甚至幻想,表達的卻是夢想者真實的「夢想」―而這種夢想,在當時的留學生們中間,並不鮮見。而所謂的「雪人」,並非全然源於幻想。冰心《寄小讀者‧通訊二十五》中,有「讚美所見」一詩,或可作為對於所謂「雪人夢」或所謂「幻想」的思想與情感邏輯的一種解釋說明:

〈讚美所見〉
湖上晚晴,落霞豔極。與秀在湖旁並坐,談到我生平宗教的思想,完全從自然之美感中得來。不但山水,看見美人也不是例外!看見了全美的血肉之軀,往往使我肅然的讚歎造物。一樣的眼、眉、腰,在萬千形質中,偏她生得那般軟美!湖山千古依然,而佳人難再得。眼波櫻唇,瞬歸塵土。歸途中落葉蕭蕭,感歎無盡,忽然作此。
假如古人曾為全美的體模,
讚美造物,
我就願為你的容光膜拜。
你―
櫻唇上含蘊著天下的溫柔,
眼波中凝聚著人間的智慧。
倘若是那夜我在星光中獨泛,
 你羽衣蹁躚,
 飛到我的舟旁―
倘若是那晚我在楓林中獨步,
 你神光離合
臨到我的身畔!
我只有合掌低頭,
 不能驚歎,
因你本是個女神
 本是個天人……
…………
如今哪堪你以神仙的丰姿,
 寄託在一般的血肉之軀。
儼然的,
 和我對坐在銀燈之下!
我默然瞻仰,
 隱然生慕,
  慨然興嗟,
嗟呼,粲者!
我因你讚美了萬能的上帝,
嗟呼,粲者!
你引導我步步歸向於信仰的天家。
我默然瞻仰,
 隱然生慕,
 慨然興嗟,
嗟呼,粲者!
你只須轉那雙深澈智慧的眼光下望,
 看蕭蕭落葉遍天涯,
明年春至,
 還有新綠在故枝上萌芽,
嗟呼,粲者!
 青春過了,
 你知道你不如他!
…………
櫻唇眼波,終是夢痕,
溫柔智慧中,願你永存,
      阿們!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日,娜安辟迦樓。

幾乎將新英格蘭地區的自然景觀寫了個遍的冰心,還侵入到了胡適的領地,儘管不過是走馬觀花式的一瞥,依然妙筆生花地點染了胡適的「綺色佳」:

十天之後,又到了綺色佳(Ithaca)。
綺色佳真美!美處在深幽。喻人如隱士,喻季候如秋,喻花如菊。與泉相近,是生平第一次,新穎得很!林中行來,處處傍深澗。睡夢裡也聽著泉聲!六十日的寄居,無時不有「百感都隨流水去,一身還被浮名束」這兩句,縈迴於我的腦海!
在曲折躍下層岩的泉水旁讀子書。會心處,悅意處,不是人世言語所能傳達。―此外替美國人上了一夏天的墳,綺色佳四五處墳園我都遊遍了!這種地方,深沉幽邃,是哲學的,是使人勘破生死觀的。我一星期中至少去三次,撫著碑碣,摘去殘花,我覺得墓中人很安適的,不知墓中人以我為如何?

我們當然不會簡單地將冰心的「雪人夢」,完全簡化等同於她的全部美國經驗,也不會在所謂美國與中國之間,建立起一種非此即彼的對立敘事―顯而易見,在冰心的《寄小讀者》中,亦曾描寫過她的唐詩宋詞裡的「煙雨江南」,更是對以父母、兄妹為載體的中國式的家庭人倫親情禮贊備至。但無可非議的是,冰心的「雪人夢」,確實與她的美國經驗息息相關,甚至是她的美國經驗直接觸發了她的「雪人夢」,並成為她堅定不移地堅持捍衛自己的「雪人夢」最強大的力量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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