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造屬於台灣的推理舞台--《從「在地」到「台灣」--「本格復興」前台灣推理小說的地方想像與建構》

2015/11/4  
  
本站分類:創作

如何建造屬於台灣的推理舞台--《從「在地」到「台灣」--「本格復興」前台灣推理小說的地方想像與建構》

本書將從本格復興前的台灣推理小說敘事中,反映出人自身透過日常經驗界定「地方」,進而連結「台灣性」的現象,探討台灣推理在地化的發展歷程中,如何轉化外來推理的典範,並確立台灣的本土文類與文化主體性。在此過程中,小說中的「地方」與推理敘事之間的相互扣連,使得在文學作品的閱讀之外,更可以延展出早期台灣推理小說對「台灣」的書寫嘗試與理解可能;這樣的取徑角度,又對應當代台灣推理文學場域的景觀與空間敘事,將形成對台灣推理小說新的認識與閱讀視角。

 

內容試閱

一、台灣推理小說的「新/舊世代」之思考

二OOO年後的台灣推理文壇,出現所謂「本格復興」的呼聲,以既晴為首的作家群體,要求推理小說的創作回到保持著密室與解謎的「本格」 風格與傳統,造成台灣推理界不小的衝擊與迴響。細究此一「本格復興」之說,實際上與台灣推理主流文學場域的重構有密切的關聯。
「本格復興」除了反映主要是二OOO年後的新世代推理作家,對於自一九八O年代起以「本土推理」的型態作為台灣推理小說發展與創作主流的閱讀疑惑外,更核心的焦慮是,他們認為當代台灣推理仍處於以「社會派」為價值標準 的創作氛圍中,使得這群作家開始思考如何追尋推理的「正道」與「本質」,甚至意圖建立新的典範規則,主導推理文學場域的主流型態。
這一脈「本格復興」的思考,一般認為源自於島田莊司對本格推理逐漸消失的憂慮。島田莊司曾在訪談中說:「倘若推理小說創作者只為了迎合影視觀眾群,大量融入愛情、金錢、權力鬥爭等一般觀眾愛看的劇情,卻忽略了本格推理真正應該具備的要素,那麼我非常擔心本格推理會在日本逐漸消失。」因此,島田莊司在日本境外推動「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並說明其核心理念是「假使日本的推理小說創作者逐漸偏離本格的正軌,那麼轉向國外尋找其他語言的本格推理創作人才,絕對是值得一試的。」 二OOO年後,台灣推理作家如藍霄、既晴、林斯諺、冷言、凌徹、陳嘉振等人,皆受島田莊司對「本格」復興的感召,如陳國偉指出:「在自己的作品中,透過譯寫的方式實踐,來尋求他們心目中本格推理的『復興』之道,以致於他們都成為『島田的孩子』(Shimada Children)、『二十一世紀の萬次郎』,在臺灣的文學推理場域,進行對島田的再生產。」
在相關記載中,台灣推理文壇對「本格復興」的思考與推動,都與一九九八年底第三屆時報文學百萬小說獎有關,這個當時台灣最重要的純文學大獎,將徵文主題對象設定為推理小說,顯示出推理文學與純文學場域相互對話的可能。
但較少研究者注意到一九九O年代初期,台灣推理界已出現兩次關於「文學性」與「推理性」間相當具體的「對話」,反映早期主流的美學價值中,推理小說與純文學間關係的演變。
第一次事件,出現在一九九一年第三屆林佛兒推理小說獎評選中,評審周浩正提出參獎作品〈一貼靈〉是否為「推理小說」的質疑,包含敘事手法以現象觀察為主,造成推理性的不足,以及作品中表現出高度的文學性,敘事主軸也因此偏向對社會現實荒謬的人性描寫與批判。然而在這次的討論中,〈一貼靈〉最終卻仍因它高度的文藝價值,獲得當屆文學獎中的評審推薦獎,明顯展現出「文學性」作為早期推理文學場域中主流的價值型態。
第二次事件,是楊照與陳銘清的論戰。楊照於一九九三年八月撰寫評論,批評當時的台灣推理小說雖以「本土推理」的型態發展,卻忽視純文學的實踐,過於偏向對外來推理文學傳統,特別是對日本大眾文學的學習與仿效,形成本土作家對台灣文學實踐的失落 ;陳銘清則在同年十月逐一反駁楊照的觀點,他認為推理小說和嚴肅的純文學不存在必然連結,因此以純文學的美學標準與價值套用在推理小說上,根本是「自絕生路」的行為 ;他的觀點同時受到不少創作者的響應,凸顯出推理小說創作的矛盾與衝突。
一九九八年第三屆時報文學百萬小說獎開始徵獎,二OOO年公開決審記錄,導致與一九九O年代初期相當類似的爭議,特別是關於評選「推理小說」的標準究竟取決於「文學性」或「推理性」的辯論。這個爭論的產生,最主要是進入決審的三部作品,都符合被純文學場域賦予的價值標準與期待,造成台灣推理界,特別是新世代作家的強烈反彈;他們不滿的焦點在於以「文學性」要求推理小說,所評選出的是「文學的推理」,而非「推理的文學」,這樣的矛盾,也成為台灣推理小說發展歷程中懸而未解的難題。
陳國偉認為當時引起的爭議在於「推理讀者與部分作者認為主流文壇的評審與作者,攜手侵犯並意圖主導推理文學場域規則」 ,而這些讀者和作者的焦慮,在於當「文學性」和「創造性」成為百萬小說獎徵選的主要標準時,違背或至少迥異於他們所認知的推理文學中關於謎團、解謎的「推理性」本質。也就是說,評審們以「文學性」作為評選百萬小說獎獲獎作品的準則時,僅是將推理小說視為表現純文學的形式;而在談論「創造性」的創新與突破時,又以純文學的發展脈絡與視域為主,使得這些入選的作品對當時推理界而言,因為被賦予了高度的文學性,而甚至被認為不是「推理小說」。
百萬小說獎後的討論,最終回到「什麼是推理小說?」的焦點,但最初將徵件主題,設定為推理、偵探、探險等各類大眾題材作品時,本質上正進行著「推理文學」也是「文學」的嘗試與實踐;然而,它後續引發的爭論,卻反而聚焦在「推理文學」與「純文學」的區隔上,即當主流純文學介入推理文學場域時,顯現的「文學性」優先於「推理性」思維與標準,形成了對推理文學主體性的焦慮,促使「本格復興」的出現。
當然,這樣的理解某種程度上存在著許多不盡完整或情緒化的誤識,但就當今台灣推理「本格復興」所造成的風潮來看,新世代作家們與網路社群的新興媒體力量的結合,表現「本格復興」不只是對主流純文學的反動,甚至也對傳統價值下的文學載體的挑戰,使台灣新世代推理作品的大量出現,逐漸顛覆台灣推理文學場域中的主流典範與價值。
這種「主流」的想像,具體地反映在擁護並宣揚「本格復興」的作家與評論者,對先前台灣推理小說的重新檢視與觀察之中。例如「本格復興」主導者既晴製作的「台灣推理文學年表」,以自己的作品《魔法妄想》為分界,認為二OOO年後「以既晴為首,受到網際網路的影響,以及各種流派的翻譯推理大規模引進,終於反映在台灣推理創作上」,這個時期的特色在於「融合了前衛、新銳的創作理論,台灣推理有了更充沛的能量」 ,明確標誌「新世代」推理的出現;在早期《推理》雜誌中頗具份量的評論者傅博,也在〈台灣推理小說新里程碑之作——《錯置體》〉一文中,一方面評二OO四年前的台灣推理小說:「從推理小說的土壤(空間)和繼承(時間)問題觀看,台灣二十年來創作之不成熟,是從播種至開花結果之摸索期間,必須經過的路程產物。」 另一方面更將二OO四年視作「台灣推理小說新里程碑」、「更上一層樓的第一年」 ,在本質意義上,已劃開了台灣推理新/舊世代的分界。
在本格復興的視域下,這樣的劃界的原因與意義,是用以抗衡自一九八O年代起,以林佛兒為首的早期台灣推理世代,透過林白出版社、《推理》與「林佛兒推理小說獎」組織的權力結構。他們認為早期推理小說與純文學高度重合,因此不論創作者或讀者,大都是知識階層與菁英分子。在此種脈絡底下,從〈一貼靈〉討論、楊照和陳銘清的論戰到百萬小說獎,這些爭議的焦點都在「文學性」的優先考量上,連帶地因為《推理》世代的推理小說創作,因為存在著許多純文學的痕跡,在「本格復興」的風潮之下,被刻意地區隔在台灣推理文學場域之外。
可是,筆者認為,一方面在「本格復興」思潮下,台灣推理新世代對「純文學」場域的不滿情緒,營造「文學性」與「推理性」的對立,並擴大至對早期推理小說創作的閱讀與理解中;另一方面「本格復興」下的台灣推理新世代的「新」書寫型態,不論是轉譯日本,或挪移歐美古典推理中邏輯、解謎傳統的嘗試,在台灣推理的發展歷程與脈絡中,似乎並沒有如此明顯的「斷裂」。這引發了筆者的好奇,希望透過本書對當代台灣推理小說的爬梳,觀察台灣推理小說的「新世代」,究竟有哪些對「舊世代」的承繼與轉化。
二、對台灣推理小說「在地化」歷程之關注
「本格復興」實際上挑戰了從台灣一九八O年代以來,主要由推理評論界所建構的主流文學場域與書寫型態,其實踐也基於純文學標準介入推理文學場域所造成的衝突而表現出對主流的反動,同時意圖建立「本格」才是「推理」的核心價值,進而成功建立新的美學典範與價值體系。
然而,這樣的挑戰與實踐,卻存在著另一個未解的懸疑,即台灣推理的「在地化」歷程的建構與描述的缺乏。
筆者在閱讀的過程中發現不論台灣新/舊世代的推理作家,都以「本土推理」的概念與範疇,進行「台灣」推理小說的創作。也就是說,從一九八O年代林白出版社系統性地引介日本社會派推理、一九九O年代詹宏志「謀殺專門店」引進歐美推理經典,試圖介紹推理的正統與傳統、二OOO年時報百萬小說獎的爭議,到二OOO年後「本格復興」、二OO九年「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的推動,這段期間,台灣推理的在地化一直都是一個確立的方向,即不論哪一世代或時期的台灣推理作家,除了面臨「推理是什麼」的共通問題之外,也都試圖擺脫對外來推理的仿擬,進而建立台灣推理的本土風格與主體性。
一九八O年代起,台灣推理的在地化,主要基於生產出「『台灣的』愛倫坡、克莉絲蒂、江戶川亂步」,以及透過本土作家的創作實踐,讓台灣推理在國際推理風潮中「佔有一席之地」的期盼,這都顯示出在地化的趨向,必然與「台灣」的地域性產生緊密的扣合。
舉例而言,向陽一九八六年曾以林崇漢《收藏家的情人》為例,指出台灣本土推理未來的「無限可能」 ,並標舉「八O年代的台灣」時空背景作為推理小說最具開發性的價值,因為「台灣推理」的想像,勢必要朝向「在地」與「本土」的思考,惟有作為小說場景的「地方」具有相當明確的地理範圍(台灣),才有利於「本土」的大眾文學建立,也才能召喚讀者的閱讀興趣與體驗。這樣的想法,得到當時不少評論者的呼應,使得以寫實手法對「台灣」社會現象描寫的主軸,成為台灣推理小說在地性的最佳實踐。
一九九三年楊照指出台灣本土推理小說的發展陷入「到目前為止成就還相當有限,尚未脫離觀摩學步的階段,既不曾形成鮮明的文類性格,也缺乏可辨識的流派傳承」 的困境,「觀摩學步」的敘述,揭示歐美、日本等外地推理文學對台灣推理的深切影響,以致整個文類還無法建立或「創造出真正屬於台灣的推理小說文體秩序,讓台灣的推理小說,能像日本一樣,走出有別於歐美的特殊面貌」 的獨特性。
楊照的焦慮某種程度上回應了向陽等人對台灣推理小說的期待落空,他舉出當時幾位作家與作品,除了受到外來推理文學傳統的主導與影響,其推理敘事普遍模仿或轉譯外來推理作品的情節,以致於出現許多「異國異地」的場景敘寫,使得台灣推理小說應該關切的「本土焦點」消失,也扣連了他的提問:「如果本土作家寫的東西和翻譯的舶來品相距有限,是不是『本土』不就失去了其基本意義嗎?」 楊照所提出的「是/不是本土」的焦慮,主要還是表顯真正的「台灣」推理小說的匱缺。
有趣的是,二OOO年後台灣推理文學場域歷經了「本格復興」的變革後,其在地化的困境事實上並未解決。陳國偉以文化翻譯的角度,認為當代大部分的台灣推理小說,都以「外來推理小說為典範,『翻譯』為在地的書寫形式」 為主,甚至這種「在地譯寫」的狀態,已成為推理小說在台灣主流的發展趨勢。換言之,透過歐美、日本推理小說的引介,固然大幅拓展了台灣推理小說的閱讀者,但是相對於在地的推理創作,卻無法累積成一個文類的傳統,而不斷的出現譯寫典範的斷裂和轉移 。
「在地譯寫」的模式,強調以台灣的在地經驗或其象徵「翻譯」外來推理的典範作品,使得這些經過譯寫的作品,不僅具有良好的推理傳統,又兼容了台灣的在地化元素。以此,成功的「在地譯寫」,必然基於在地經驗來傳達台灣的本土精神、意識或價值,才能在翻譯的過程中,轉化為具有自身主體性的文學類型或文化傳統,進而建立具有「台灣性」 ——如日本推理成功地譯寫歐美推理一般——的推理小說。
然而,向陽、楊照與陳國偉分別以一九八O年代、一九九O年代、二OOO年後的視域觀察台灣推理在地化的歷程,並提出可能面臨的困境,在作品的取樣上,也頗有不同,卻形成了非常相似的期待與焦慮,表現出台灣推理小說「在地化」的實踐,並沒有因為「本格復興」對主流推理文學場域的變革或劃界而出現明顯的改變。
但所有台灣推理作家與評論者,始終沒有放棄或否認「台灣推理」框架的存在,意即他們都有意識地選擇了以台灣為地方主體的敘事背景,因此從這個角度觀察,筆者認為「本格復興」前、後的在地性實踐是一脈相承的;而這種某種程度上被刻意迴避或忽視的承繼,可能提供了當代與未來台灣推理創作的想像,也能成為台灣推理小說朝向多元發展的基礎。
可惜的是,當代的台灣推理研究,主要聚焦在二十一世紀後作品與網路等新興媒體的結合,產生的不同向度的轉化,然而對「本格復興」前的推理小說少有談論。可是,自一九八O年代起,其實是台灣推理如何從模仿外來推理文學,到表現台灣在地性的關鍵時期,這個時期的推理小說,也應該重新討論或探究其在地化的歷程。
因此,本書將以「在地性」作為切入角度,以「本格復興」前的台灣推理小說為研究範疇,試圖開展自一九八O年代起推理在台灣的在地化歷程中,小說中的「地方」究竟涵涉了哪些型態的在地想像,以及如何透過人的主動行為,創造具有在地性的空間敘事,又如何表現「台灣」的地域性特徵及其精神內涵與價值,試圖解決建立「台灣主體性」的深層焦慮。換言之,早期台灣推理小說中的「地方」與敘事之間的相互扣連,使得它不僅能夠作為文學作品閱讀,更可以延展出於在地化歷程中對「台灣」的書寫嘗試與理解可能。
以此,本書雖以「本格復興」前台灣推理小說為研究對象,並著重推理敘事中,人如何透過「在地性」界定「地方」,進而連結本土的「台灣性」,但仍希望透過這樣的取徑角度,對應當代台灣推理文學場域的景觀與空間敘事,嘗試開展現今對台灣推理小說發展新一層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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