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滅亡後,朝鮮「思明」的文化現象。--《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

2015/11/3  
  
本站分類:創作

明朝滅亡後,朝鮮「思明」的文化現象。--《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

1644年,明朝滅亡,原為皇明屬國的朝鮮自此開始了「思明」的文化現象,本書時間跨越兩百餘年,徵引29種《燕行錄》和32種朝鮮士人文集,完整探討晚明至清中葉,朝鮮士人對於「明朝」的討論,並以清朝儒生作為參照對象,考察朝鮮思明文化的論述、實踐及其終結的曲折過程;以及朝鮮燕行使歸國後的反應與影響。

 

內容試閱

【楔子】
  永曆十三年(1659),……。三月,王御熙政堂,召見宋時烈,屏左右嘆曰:「予之欲與卿言者,大事也。今虜有必亡之形,前汗時,兄弟甚眾,人才亦多,而專尚武力;今也,兄弟死亡略盡,人物皆篤下,兵事漸弛,頗效中國法制,且虜主荒於酒色,其勢不久,此所謂必亡之形,予料之熟矣。天下事未可知,正宜無失其幾,故欲養精兵十萬人,俟釁而動,直抵關外,則中原豪傑必聞風而起,吾國子弟之為虜俘者亦豈無為我內應乎?……。今日之事,惟恐其不為而已,不患其不能成也!」--成海應(1760-1839)等編,《尊周彙編》

  上述故事的主角分別是朝鮮孝宗國王(李淏,1649-1659在位)與名臣宋時烈(1607-1688),即使時距明清鼎革已逾十四個寒暑,但在順治十六年的朝鮮境內,他們不僅暗奉明朝正朔,朝鮮孝宗更欲興兵十萬,直抵關外,達成反清大業。儘管宋時烈提醒道「萬一蹉跌,社稷實有覆亡之患」,但孝宗仍毅然地說道:「大義既明,則雖使社稷覆亡,亦有光於天下萬世,何愧之有哉?」孝宗的告白或可理解為一種政治、軍事上的宣示,但若從文化的角度審視,或許更能發掘其背後深刻的涵義。永曆紀年代表著朝鮮對明朝的效忠,而將清人視為「虜」則凸顯文化上的不認同,「大義」對於朝鮮君臣而言,不啻是為明復仇的旗幟。
  朝鮮孝宗彰顯「大義」的舉動,百年後仍繼續在朝鮮士大夫間流傳,這對朝鮮士人而言確是深具意義的「本朝家法」。直至雍正五年(1727),朝鮮英祖國王(李昑,1724-1776在位)與官員們談起《宋鑑》時,副提學李箕鎮(1687-1755)仍不忘說道:「即令中原正如胡元,孝廟復雪之意,不可忘也。」可見朝鮮士大夫對此事的關注。誠然,孝宗北伐故事中的「復仇雪恥」之意,或源自滿洲曾出兵朝鮮一事,但朝鮮英祖與李箕鎮的對話更彰顯的反而是一種不捨與思念。英祖對箕鎮的回應並非讚頌「孝廟故事」的偉大,而是:「大明創業,光明正大,崇禎皇帝又非亡國之主,而竟至於此,豈非令人隕涕處耶?」英祖哀痛的是皇明不再的新局,正如他自承「惟我孝廟暨聖考尊周之義,昭揭日星。一隅青丘,獨保大明日月,實兩廟之德也。」標舉的是朝鮮在清中葉對於「大明日月」的堅持,即使距明亡已八十五年。
  更重要的是,當1796年開始編纂《尊周彙編》時,編者們仍收入孝宗北伐的故事,對於出生於甲申後百餘年的編者而言,孝宗北伐的意義似乎並未消逝,一種對明朝的思念始終不是只屬於少數人的情感。《尊周彙編》的編者之一李書九(1754-1825)在朝堂上即曾表示:「我朝之未奉永曆正朔,固是千古遺恨。」於是在編書時,實現了這個盼望。
  事實上,思明的心態絕非稀有而特殊的。1655年,鄭成功(1624-1662)即將廈門地區的行政區改為「思明州」,以示「思念明朝」之意,而現下關於明遺民的研究亦充分說明漢族士大夫如何思念明朝,但本文要探討的是,應當如何理解朝鮮的思明文化?這上至國王,下至文人士大夫的普遍現象,不僅存於明朝滅亡後的一個世代中,更綿延兩百年之久。乾隆四十五年(1780),著名的朝鮮文人朴趾源(1737-1805)隨使節團前往中國,他在《熱河日記》卷首寫道:江以外清人也,天下皆奉清正朔,故不敢稱崇禎也。曷私稱崇禎?皇明,中華也,吾初受命之上國也。……清人入主中國,而先王之制度變而為胡。環東土數千里畫江而為國,獨守先王之制度,是明明室猶存于鴨水之東也。雖力不足以攘除夷狄,肅清中原,以光復先王之舊,然皆能尊崇禎以存中國也。崇禎百五十六年癸卯,冽上外史題。
  在朴趾源筆下,鴨綠江的文化意義明顯勝於地理意義,他認為渡江等於跨越一條文化界線。在他眼中,環東土數千里的是獨守中華制度的國度,是使明朝文化仍存於世上的朝鮮。儘管朝鮮國小力弱,無法「攘除夷狄,肅清中原」,但他不無驕傲地認為「皆能尊崇禎以存中國也」。
  朴趾源的言論絕非少數人的心聲,當清初「遺民不世襲」的說法流布之際,思明在朝鮮明顯地被世襲傳承,這不僅見於朴趾源這類的朝鮮士人,朝鮮人甚至不願前往中國,亦不見願與清朝相關的事物。1735年,朝鮮英祖即特意表彰一位士人許格(1607-1690),在他去世後贈與三品職:「格尚節義,能文章,當丙子虜難,欲起義旅,聞南漢下城,慟哭賦詩曰:『君臣忍屈崇禎膝,父老爭含萬曆恩。』遂遯入丹陽,自號滄海,時年三十。自是常讀《春秋》,目不見清國曆,以詩自娛。嘗贈使燕者詩曰:『天下有山吾已遯,域中無帝子誰朝?』又求得神宗皇帝御筆『萬折必東』四字,模刻於加平朝宗巖,每年三月十九日,焚香哭毅宗皇帝。年八十餘歿,文純公朴世采使書銘旌曰『大明處士』。至是,門人權萬亨等疏請,有是命,教旨勿書清國年號。」
  皇太極(1626-1643在位)於1636年興兵數萬,攻打朝鮮,後圍朝鮮仁祖(李倧,1623-1649在位)於南漢山城。當許格知悉南漢城破,朝鮮臣服新主,不禁慟哭道「君臣忍屈崇禎膝,父老爭含萬曆恩」,他指責朝鮮君臣居然屈膝折腰,背叛明朝,而「父老爭含萬曆恩」正凸顯朝鮮百姓仍舊懷念著明朝恩德。許格與官方的態度大不相同,當朝鮮使節將往中國時,許格的詩作更傳達對清朝統正治當性的否定,其後半生日讀《春秋》與祭哭崇禎皇帝,在在符合「大明處士」的形象。朝鮮士人為明守節之事想來或許令人詫異,但許格絕非孤例,其他如鄭栻(1683-1746)雖「生於天朝運訖四十年之後」,但仍「憤冠屢﹝履﹞之倒置」,至是「浮遊海嶽,以終其身」,鄭栻的墓也只寫上「大明處士鄭公之墓」,足見他雖生於明亡後四十年,但不減其對明朝的認同。洪成海(1578-1646)則是兩次滿洲入侵都捐家財以輸軍餉,募兵勤王,當甲申後,亦「終身不見清家曆」,時人以「大明處士」稱之。而最極端的朝鮮士人如洪汝龜耳聞朝鮮投降後,「入清華山中以自靖,世稱大明處士」,可見一斑。
  不論朝鮮孝宗北伐的故事是否為真,但確實與朝鮮士人的意念相符,而思明又具體地實踐在他們的生命中,並獲官方認可。更重要的是,朝鮮士人在漫長的歲月中,始終維持著對明朝的認同,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朝鮮的思明文化?我們應當將思明的研究置於何種學術脈絡中?從何種角度分析?本書即是對此命題展開的一系列討論。筆者主張以「文化心態」(cultural mentality)、「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的角度分析朝鮮的思明問題,但從心態(mentality)進行研究的意義是甚麼?而文化心態與政治認同又有何不同?以下將分疏晚近認同研究的意義及特殊性,進而從文化心態的視野回顧思明研究的各類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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