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廣東成為國民政府黃金十年的模範省！。--《廣東現代化的傳奇推手：南天王陳濟棠自傳》

在民國二十五年以前，先後稱雄於南粵（廣東省）者，有所謂「三濟」──即龍濟光、李濟深和陳濟棠是也。陳氏（陳濟棠）由民十八起，繼李濟深之後，為第八路總指揮……據粵凡八年，時間之長久，為龍、李二人所不及，其治粵之成績，亦遠在龍、李二人之上。──汪希文〈南天王陳濟棠外傳〉

陳濟棠出生在一個亦耕亦讀的家庭，曾參加討袁（世凱）倒龍（濟光）戰爭，集廣東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寧粵和談後蔣介石決定在廣州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簡稱西南兩機關），陳濟棠擔任常務委員。表面上，全國黨政復歸於統一，但兩廣仍維持半獨立局面，陳濟棠實際上已成為握有軍政大權的「南天王」。

1936年6月至9月爆發「兩廣事變」（亦稱「六一事變」），廣西的新桂系和廣東的陳濟棠粵系，以抗日運動之名義，挑戰蔣介石主政的南京國民政府。該政治事件最終以雙方達成妥協而告終，隨後也結束了陳濟棠對廣東的割據局面。陳濟棠垮台後，在農林部長、兩廣臺灣宣慰使、海南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等虛職上短暫停留後，便一直賦閒無事。當年名聲顯赫的「南天王」，再也沒有回到萬人矚目的「舞臺」。

本書是作者對其一生事蹟簡明扼要地回憶，其中包括辛亥革命、廣東革命根據地統一、北伐、抗戰、國共內戰等。因是作者晚年所寫，牽涉許多事情難免有所諱飾，文史專家蔡登山另找到汪希文所寫〈「南天王」陳濟棠外傳〉一文做補充，兩相參閱可知全貌。汪希文，是汪兆鏞之子，汪精衛的胞姪。對於陳濟棠，有其近身的觀察，相較他人所寫的傳記，當有更珍貴的史料價值。而這長文當年僅發表於香港《天文臺》報紙上，有鑑於資料的可貴，乃重新打字校對，合為一書，以期讓讀者更加了解這位當年叱吒中原的「南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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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十一、兩廣部隊之編遣】

時李濟琛為中央參謀部長兼第八路總指揮，兼又粵省主席。余認為粵省已趨安定，為使符合民主政治，應即實行軍政分治，故極力主張李氏辭卸粵主席之職，而交陳真如接任。至民國十八年春，李氏乃自動辭去，由陳真如接替。

民國十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召開三全大會。陳真如、李濟琛與余均為代表，乃欲共同赴京出席。陳氏至港，住皇后酒店，因遇火警由樓上跳下，折一腿，遂不能去，余因候余妻由高州返，故行稍遲，李氏則先行，抵達後，即被留在南京，余到上海時，蔣先生即發表余任廣東編遣特派員，囑即返粵，不必入京。

李氏被留南京，黃紹城（季寬）即由梧州至穗與第八路總部參謀長鄧世增（益能）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出師，由湖南北上，並議決共擁余任第八路總指揮。余第四軍所部，大部分亦已調往北江，時余兄維周在穗，曾勸第四軍各師，應請示軍長以決定行止，不應未奉命即擅自行動。於是，乃有黃質文等三團仍在河南不動。

蔣先生發表余任編遣特派員，乃係派李仙根携手令來滬交余者，當時余曾托李仙根轉報蔣先生，如要余負此新任務，請其不必用兵，因北伐軍事尚未完成，如革命軍內部即自相傾軋，對於革命前途自極為不利，且如此亦可免除彼此加深裂痕，余返粵亦可較易有所作為，蔣先生深以為然，促余速返粵，本此意旨做去，余乃啣命南返。時有副官處長林時清及財政廳長馮祝萬等隨行，江防司令陳策亦與余同船。返至香港，黃埔軍校教育長李揚敬，受粵中各師長之托來港與余會晤，並報告各方面軍事情形。時陳真如在港，腿已折不能行動，以無法助余為憾，嗟嘆不已。余見此局勢如此惡化，恐難挽回，乃於是晚九時電余所部三師長來港研商。蓋余甚不欲貿然至穗，免為役等所挾持，難以應付。後閱當日廣東報紙，獲悉各方面軍隊，均已紛紛調動，粵幣已跌至四成五，人民損失慘重。風聲鶴唳，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至十時，因念半生革命，不知幾歷艱辛，目前局勢如此惡劣，將何以收拾，不禁為之淚下。乃即前往醫院晤陳真如，請其秘書代余擬接受中央命令發表就職通電。並請陳氏即電其舊部各師長，按受余之命令。

時粵江防司令部派海虎艦來港接陳策。余一方面通知該艦，載余返廣州，一方面面囑李揚敬（欽甫），率黃埔軍校入伍生數千人至燕塘候命。午夜三時，余即搭海虎艦返穗，即日下午三時，抵白鵝潭附近，即召集記者至艦，發表就職通電，宣布余已接受中央所派編遣特派員任務。

通電發表後，余乃通知鄧世增來艦晤談。請其通知由廣西調來之三團部隊，要其於翌日離穗。並通令余第四軍所屬駐在河南之黃質文、黃延楨、張之英等三團，與李欽甫所率之入伍生隊聯絡候命。

待至翌晨九時，徐賡陶來艦會晤，言客軍已遵限離境，其餘部隊，均經遵照命令行事。經查屬實後，余乃離艦登陸。於原第八路總指揮部，設立特派員辦公處，實則余仍在第四軍司令部辦公，鄧世增乃於是時離穗。余即將韶關、北江等地軍隊復員。時黃紹城（季寬）派員來穗，與余等會晤，余曾與彼等約定，在三個月內，將兩廣部隊整理完竣。使一切恢復常態後，余即與彼同出國，以減其因此次用兵而增加國家困難之罪戾。彼復函甚表贊同。但未及三個月，桂軍即調兵沿西江而下攻擊廣東，並策動東江第五軍及少數海軍以為內應。

當桂軍前進攻至肇慶，中央即發表余接任第八軍總指揮，並派文官長古應芬（湘勤）來穗，面授機宜，粵省部隊在余任編遣特派員後，即已縮為九個團，編為三個旅，至任第八路總指揮時，編遣工作亦已完成。於古應芬文官長返京時，余以九千五百元之代價，購青翠玉石壹顆，請文官長交國府制印局，刻製國民政府玉璽一顆，國民黨中央黨部玉印一顆，表示余擁護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如玉之純粹堅決，愛國愛黨意志如玉之堅貞之意。並於此時整理第八路總部，知李濟琛每月直接向總部支取家用，最少亦有八千元，多則達十二萬元之巨。並常手令向財政廳提款數十萬元，以供個人用途。余認為此種不良現象，必須革除。乃規定副官，將余每月薪水封送至家，不准家中直接向總部支取家用。

此次桂軍攻粵，越過封川、江口余始獲悉，不得已，乃採取內線作戰。調集余所屬部隊，沿三水、清遠布防。待桂軍攻擊至粵漢鐵路之白坭站附近，此時廣州風聲鶴唳。加之東江第五軍亦叛變，以為內應，余乃調蔣光鼐、蔡廷鍇兩旅前往堵截，並攻擊惠州。桂軍將攻至白坭附近，情勢極為危急，余即赴前線鼓舞士氣。並密令黃質文團相機反攻。黃部即乘夜出擊，衝破桂軍中部戰線，追擊數十里，使桂軍一敗不可收拾。時蔣旅及蔡旅亦已將第五軍擊敗，追擊至江西、三南，余再派葉肇旅長率兵兩團，至江西、信豐截擊，將其全部繳械。

當東西兩面戰事最激烈之時，廣州江防司令部有一泊於沙面之艦叛變。余先通知沙面外國人，即將該艦用飛機轟炸之，請勿誤會。財政廳長馮祝萬，在余將炸該艦時，苦勸余不可炸。余考慮再三，清除心腹之患，決心炸之。翌晨馮即不告而去。足見其事前亦與謀也。

我軍正面則追擊至封川。桂軍即行撤退。時中央在武漢收編桂軍殘部，撥歸李明瑞統率。適桂軍攻粵。乃調其回桂助余。待戰事平定後，乃奉令將蔣、蔡兩旅改編為師。余所屬三旅，亦同時改編為師。斯時，余所屬部隊計有五個師，兩個獨立旅。

【十六、全面抗日】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初返抵香港，抵境之日，吾粵文武當局，派代表李大超、香翰屏二氏，歡迎余返廣州，中央亦來電，促余入京共商抗戰大計。及抵廣州，余主張多調兵到上海作戰，適余漢謀總司令患病，只簡單表示，如中央再需調兵參戰，令下當即遵辦，余亦囑加強廣州近郊工事，以應事變。

余旋即赴港小住數日，乃偕翼中、芳浦、麟書、公卓、欽甫諸人，搭機經漢口入京，當即往謁蔣先生，表示共赴國難之誠意。時在滬參戰之昔日同袍（六十六軍八十三軍共四師一旅），來電歡迎赴滬。余覆電答允，並即報告蔣先生，蔣先生亦同意，囑余先視察工事，三日後再往滬。

余偕白崇禧（健生）及軍政部高級人員數人，同往視察二日即竣事。余呈報蔣先生以京郊工事不合時代需要，如為德顧問所為，應請查究。蔣先生並詢余：「南京是否可守？」余謂：「現為立體戰爭時代。敵人海空軍及砲兵均處優勢。長江與城垣不特不能成為優越之防禦條件，長江反易為敵海軍利用。且就敵人進攻方面而言，長江適在我後。背水而戰亦為兵家所忌，故余不同意守南京。」嗣開軍事會議，余復申前說。何、白諸人亦贊成余說。無奈唐生智自告奮勇，願負責死守，結果中道棄守，消耗吾粵健兒二萬餘人，將官傷亡亦達數人，殊覺痛心。唐生智雖未受中央處分，亦應自殺以謝國人，乃竟恬不知恥，忍辱偷生，其後投匪求榮，身敗名裂，又何足為怪！

蔣先生既決以唐負責守京之後，上海戰事急轉直下。乃囑敬之告余：「滬將不守，勿再赴滬，應趁未有任務以前，先行離京赴湘，或赴贛候命。」次晨，余即向蔣先生辭行，經贛赴湘之衡陽暫住，抵達後，住於衡山福巖寺，不數日，戴季陶先生亦寓是處，於晤談間，曾建議先生改良佛教，余謂：「外國教徒，入教即入世，我國教徒，入教即出世，對於社會人群毫無裨益，可否由先生提倡改良？」當蒙贊同，乃各出五百元，宴請和尚闡釋前說，結果佛教徒亦組擔架兵一隊，赴前方服務。

嗣國府遷漢，余亦前往，在南京時，曾向蔣先生建議，加強對美、英、法、蘇外交關係，並主張孫哲生赴蘇，宋子文赴美，王寵惠赴英，附帶對法聯絡，斡旋各國外交，以與我有利為目的，後來政府亦大致如此實行。余並謂：「美向無領土野心。日、俄戰後，美國政治家，均主保持我國領土主權之完整，尤應與之親善，從事經濟合作、技術合作，歡迎其大量投資開發工礦實業，以完成總理實業計畫。」抵漢後，復向蔣先生建議兩事：（一）、所有全國各淪陷區之學生，凡失學者，均由政府收容教育，以為後期抗戰及復國建國之準備。（二）流亡兒童，亦由政府提倡，號召社會，儘量收容，余當即捐二萬元，協助此一工作之進行，蔣先生均採納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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