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建構「前三國史」的所謂「歷史真相」。--《敘述觀點與歷史建構--兩晉史家的「三國」前期想像》

2015/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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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建構「前三國史」的所謂「歷史真相」。--《敘述觀點與歷史建構--兩晉史家的「三國」前期想像》

過往「三國學」的相關研究,往往僅將史料納入追求真偽的慣性思維中,看似可信便逕自視作史實,敘述歷史的觀點較難被視作研究重心探討。
本書擬定三個主題做為焦點,分別是東漢斷代史史家的「前(朝代)三國時期(184-220)」書寫、諸葛亮型塑、「三國正統觀」,分成五章進行析論(主要涉及的材料之內容大都是關於三國前半期(184-232)的記載)。一一勾勒兩晉時期各位史家筆下的諸葛亮人物形象,與商榷過往探討「三國正統觀」議題時未及細部考察省思的部份──藉此呈現出兩晉史家各自著述的特色。
即使存在認知迥異的各種觀點,史家們仍孜孜念念於訴說自己的歷史記憶。解構、重組,建構、分析,風起雲湧的三國爭霸透過兩晉史家的敘述與作者的評析開啟了無限的想像。

 

內容試閱

【第二章 陳壽「不忘舊國」探析】

第一節 魏晉史籍概況與陳壽的「文質辨洽」

一、陳壽《三國志》的權威地位

  仕宦西晉(二六五-三一六)王朝的蜀漢(二二一-二六三)舊臣陳壽(二三三-二九七),其著作《三國志》甫一問世(約二八五-二八九)就得到人們的讚揚。唐初史臣於《晉書.陳壽傳》即記載兩位史家的行與言,呈現出當代相當崇高的評價:

(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

又有《晉諸公別傳》:「(陳壽)除中書箸作佐郎,撰《三國志》,當時夏侯湛等多欲作《魏書》,見壽作卽壞己書。」 唐初史臣記載得較完整:首先是交代「時人」對陳壽「善敘事」與具有「良史之才」之肯定;其次則交代北人夏侯湛(二四三-二九一)非常欽佩《三國志》一書的成就,甚至不惜因而毀壞己作《魏書》,表示無法再超越該書,《晉諸公別傳》更言及當時不僅夏侯湛一人如此;最後再安排進當代「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的晉史重鎮張華(二三二-三○○)願意託付《晉書》一事 ,道出陳壽的卓越史才。時人既然已經如此重視之,也難怪西晉王朝在陳壽死後還派人登門抄錄其史籍了 。
  往後東晉時期還有許多研究《三國志》的著作陸續出爐,例如徐眾《三國志
評》 、王濤《三國志序評》 、何琦《三國評論》 等,《三國志》的傳播顯係相當廣佈。當時從北方南渡的史家孫盛(三○七-三七八) ,曾嘗試考核《三國志》的記載,還指出陳壽《三志》敘述的相互矛盾之處,《異同評》:「按《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孫)權攻合肥,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 虞喜(二八一-三五六)《志林》有「陳壽為〈破虜傳〉亦除此說」 一言。王隱(二八四?-三五四?)《晉書》亦有〈陳壽傳〉,理應閱讀過《三國志》。至於依據《三國志》撰寫過〈三國名臣頌〉的袁宏(三二八-三七六),自然更不在話下了。
  南齊(四七九-五○二)、蕭梁(五○二-五五七)之際的劉勰,在琳瑯滿目的三國史著作中,亦是最最青睞《三國志》,給予該書睥睨其他史籍的崇高地位,《文心雕龍.史傳篇》:

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
抗難徵,或疎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
妄譽也。

《陽秋》係指視曹魏(二二○-二二五)為正統的孫盛《魏氏陽秋》(《魏氏春秋》),其餘即是在前一章第一節已經略為提及的魚豢《魏略》,張勃撰寫有偏袒孫吳(二二九-二八○)傾向的《吳錄》 ,以及反映三國統一後江東民情的虞溥《江表傳》 。從書名已不難判斷四本著作聚焦的內容。剛好前面兩本著作係從曹魏政權的立場書寫三國史,後者係偏向從孫吳政權的立場解讀三國史。至於「之屬」、「之類」等字眼,誠如汪榮祖研判:「(劉)彥和舉此四者,以概其餘。」 劉勰指稱的「激抗難徵」、「疎闊寡要」者,很可能就是指《三國志》以外的大部份三國歷史著作。

二、魏晉時人的偏黨意識

  從後世視陳壽《三國志》為四史之一,將之與司馬遷《史記》、班固(三二-九二)《漢書》、范曄(三九八-四四五)《後漢書》等頂尖史家、史籍相提並論,劉勰十分推崇《三國志》一書絕非過譽之辭。尤其是魏晉時期,史家在有意無意間過份從自我立場敘述歷史的情況非常普遍,陳壽能盡量避免身陷這一潮流風氣,甚至取得「文質辨洽」的美譽實屬不易。
  從史家平日的生活實況,不難發現各地人物在交流時往往有敵意存焉。例如江東世族陸機(二六一-三○三)在北上後,就遭到北人於大庭廣眾中無禮詢問的待遇,《晉書.陸機傳》:

范陽盧志於衆中問(陸)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
盧毓、盧珽。」志默然。旣起,(陸)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
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
優劣。

這故事可視作當時南北人士互相敵視的案例,與說明「亡國之餘」入北後於殊邦異域的艱困處境 。即使地域範圍是在「郡」的層級,也是常常見到不同地域的士人間有相互較勁的意識。例如襄陽土豪習鑿齒 (?-三八四?)與他人的言語交鋒,《世說新語.排調》第四一條:「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為讐?』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劉孝標(四六二-五二一)注:「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太原人。」 這次相互調侃的對話,反映出當時確實有從地域本位進行爭論的風氣。該行為於魏晉時期頗為普遍,《世說新語.言語篇》第七二條:「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論青楚人物。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 結局究竟是誰勝誰負、誰真誰偽,甚至於讓人有「無可無不可」之感。
  人們難免從各自的地域本位(sectionalism)出發以詮釋各種信息,進而對自己
地域較熟悉的一切保有情感,對於殊邦異域則較抱持著疏離、甚至懷有敵意的偏見。任軍峰:

無論是就理性還是情感而言,人們總是對自己所生存的地域空間產生某種歸屬感,對該地域內社群的生活方式、制度型態、價值觀念形成直接的生存體驗以及心理上的親近感和舒適感,而對「遙遠的他鄉」則懷有某種本能的疏離感甚至潛意識中的敵意。

史家往往在有意識或無意識間,於史籍著作表露出自己的地域本位,亦即「地域意識」 造成了史籍的偏黨現象 。習鑿齒推崇襄陽的心態,其實亦反映在其編年體通史《漢晉春秋》 ,陸機於史論〈辨亡論〉一文也是「黨吳」情況非常明顯 。除了「地域意識」,還需要注意的就是時常與「地域意識」重疊的政治意識型態 ,以及家族等等因素,信然皆左右著史家筆下的史籍面貌。
  陳壽最能平心靜氣地敘述歷史,撰寫出《三國志》這部鴻著;然而史家畢竟
是有限的個體,難免還是有留下「故國之思」的痕跡。最顯著的案例 ,例如陳壽對劉備的帝王異相、出生本末即保留之,《三國志.蜀書.先主傳》: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
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先主祖雄,父弘,
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
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
凡,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
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
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
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
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之。
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
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
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
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眾。

但是對於曹魏、孫吳官方史籍《魏書》、《吳書》記載之帝王的異相與出生本末,可謂大幅刪除。例如《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曹魏官方之《魏書》,詳載曹魏帝王家族之「出生本末」:

(曹操)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為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於邾。春秋之世,與於盟會,逮至戰國,為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於沛。漢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注引王沈《魏書》,敘述魏文帝曹丕(一八七-二二六,二二○-二二六在位)之「至貴」、「非人臣」其實是天意:

(魏文)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圜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舉茂才,不行。

陳壽則將兩條史料幾乎盡皆刪除,僅留下: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
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
末。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于譙。

再例如孫吳官方之《吳書》載孫堅(一五五-一九一)出生本末,敘述頗為詳細生動:

(孫)堅世仕吳,家於富春,葬於城東。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于
天,曼延數里。眾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
及母懷姙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
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

陳壽也僅言:「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這些案例與〈先主傳〉詳載劉備的異相與出生本末相比,差別十分顯著。尤其是陳壽將「此樹非凡」一事納入傳中,應是認為劉備之崛起早就有預示了;未免予人附會之感,而違反了理性思考的原則。史家予奪之間、取與不取之間,應有其隱微之用心。此案例不可小覷,其涉及到政權合法性的敏感問題,一來一往之間,顯然陳壽隱約還是有替蜀漢發聲。
  人性問題實在是無可避免,誠如唐代(六一八-九○七)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史通.外篇.雜說》: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雖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辭》,輒盛述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愧,事非虛美,亦由視予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既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太玄》、《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叡哲,子雲參聖,在於著述,不能忘私,則自中庸以降,抑可知矣。

縱使意欲心如平鏡,史家著述時難免還是有偏黨的意識發用。或者非關要言卻依然保存於史籍,或者特別重視較親密的人、事、物,實乃人之常情、無可避免。只是說,相信優秀的史家還是能使其著述盡量客觀,降低私心的干擾或影響。
  而且史家有時還受到政治處境左右,使其著作或多或少需與現實妥協。西晉、
曹魏乃是「和平地」禪讓,諸多西晉大臣之父祖,連同晉武帝司馬炎(二三六-二九○,二六六-二九○在位),奠定基業的司馬懿(一七九-二五一)、司馬師(二○八-二五五)、司馬昭(二一一-二六五)父子都曾經是魏臣。誠如清代(一六四四-一九一一)錢大昕(一七四四-一八一三)所云:「魏氏據中原日久,而晉承其禪,當時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久矣。」 陳壽採取三書並行的方式,較平等地書寫曹魏、孫吳、蜀漢政權歷史,當時而言已屬相當難得的創舉;但還是需要考量自身政治處境,而將曹魏帝王列諸本紀,也難免在敘述三國歷史圖像時又有偏向曹魏的情況。司馬氏授意撰寫的王沈《魏書》,更是在敘述曹魏帝王的出生時進行造神運動,前引的曹丕有「非人臣之氣」正是顯例。該段記載的用意,誠如張榮明:「歷代帝王誕生的相關歷史記憶,與其說反映了歷史真實,毋寧說反映了傳統政治文化中尋求政治合理性的真實。」 從司馬氏替曹魏政權尋求政治正當性、合理性的舉動,代表著西晉北人對於三國正統之歸屬根深蒂固的認定。陳壽還是需要將本紀的位置保留給曹魏政權,方能避免與西晉王朝的史觀產生莫大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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