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於新、馬華人政治史上之歷史意義。--《中山先生與檳榔嶼》

201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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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於新、馬華人政治史上之歷史意義。--《中山先生與檳榔嶼》

孫中山是近代中國傑出的民主革命先驅、中國辛亥革命領袖。他所領導的辛亥革命不僅推翻了封建帝制統治,還建立了一個沒有皇帝專制的資產階級民主政體──共和國。
自一九○○年第一次到新加坡至一九二五年逝世為止,中山先生與整個南洋地區有著密切的關係。他曾多次到訪檳城,並促成中國同盟會檳城分會、檳城閱書報社,以及光華日報社三個革命團體的成立。本書專注於撰著中山先生與檳榔嶼的相關史蹟,全書共有十二個章節:分別敘述中山先生與檳榔嶼的點滴史實,及其所領導的辛亥革命於新、馬華人政治史上之歷史意義。書後附錄了十九名中山先生忠實革命擁護者之生平傳略及若干珍貴文獻。結合此二部分文字貫通讀之,讀者當會對書中的歷史和人物有較深刻的認識和體會。

 

內容試閱

第一章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

一、青年革命家
孫中山,乳名帝象,本名孫文,字逸仙,1866年誕生於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的一個農民家庭。9歲時入讀鄉間的私塾。1879年,孫中山隨母楊太夫人前往夏威夷探望其胞兄孫眉,初次接觸到西方社會和文化,曾在當地入讀教會開設的意奧蘭尼書院和奧阿厚書院。1883年回翠亨村後,年僅17歲他為破除迷信而拆毀北極殿的神像,因觸怒鄉人而被迫離鄉來港,先後就讀於拔萃書室(今拔萃男書院)及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期間更在香港受洗為基督徒。1886年夏,孫先生曾離港到廣州的博濟醫院習醫。翌年,得悉以香港雅麗氏利濟醫院為教學與實習場地的香港西醫書院成立,乃重返香港繼續學業,並於1892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畢業後,他在廣州與澳門行醫。
1894年6月孫先生到天津上書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提出裕民強國的「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四大主張,未被採納,乃轉而致力以武裝推翻滿清統治。他於同年11月(光緒二十年十月)在檀香山(Honolulu,今夏威夷)創立興中會。翌年2月,在香港建立興中會總部。隨即在廣州發動了第一次起義,事敗後被清廷重金懸賞緝捕。於是他走避香港,乘船前往日本神戶。在那裡,他剪掉辮子,蓄起鬍鬚,穿上西服,從此與舊世界決裂。改變形象穿著,是他作為國際革命家所邁出的第一步。
1896年,孫中山在倫敦遭清政府駐英使館人員挾持囚禁,幸蒙恩師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antlie)多方營救,方才成功脫險。過後,他應劍橋大學教授之請撰文記述這段驚險經歷,並以《倫敦蒙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於1897年1月21日在英國出版。此書一出,孫中山更為人所知。日人平山周與宮崎寅藏均於讀此書後大受感動,不但成為孫中山的密友,宮崎更成為日本協助中國革命的重要關鍵人物。
1897年7月孫中山離英經加拿大抵日本橫濱,繼續籌劃革命。他遍訪日本重要政治派系,結交了許多日本朝野的名流志士。翌年,百日維新(1898年6月11日至9月20日)失敗後,宮崎及平山周等人保護康有為、梁啟超師徒至日本。此時日本的執政黨有意促成維新與革命兩派的合作,孫先生亦認為兩派的方法雖異,但欲致中國富強的目標相同,曾多次計劃與康有為會面,但遭到康之拒絕。自此以後,維新與革命兩派乃各自分道揚鑣,甚至互相敵對。
從1895至1912年間,孫中山走過崎嶇的革命路途,長期身在異邦、流亡海外。他曾周遊世界數次,足跡遍及歐美、日本和南洋鼓吹革命,成了周遊世界的革命家。
誠如白中琫指出:「政治因素使得孫中山長期羈留國外,只得以華僑為發展革命的基地;使得他足跡遍各國,結交外國友人、與外國政府互動,這樣的經歷使他具有不同的國際觀、豐富的人際關係,雖然他成為了國內實際政治的邊緣人、局外人。(在此之前)年輕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沒有見過他,然而經由倫敦事件,孫中山的名聲流傳各地,成為了一個具傳奇色彩的革命家。」

二、孫中山的世界足跡
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經香港和日本流亡至夏威夷,翌年初次踏足美國,1897年英國之旅後途經加拿大前往日本。他曾四次訪美,又兩次到訪加拿大,逗留北美地區共兩年零兩個月。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時,孫中山正身處美國丹佛(Denver),為革命籌款而奔波。
回溯歷史,為了捍衛自身利益,華人踴躍加入各地的華僑組織,當中以洪門的網絡最廣,成為革命黨人必須爭取到龐大社群。迄1870年代,美國致公堂的實力伸延至加拿大,及後分堂遍佈美加,成為洪門中勢力最廣的分支。保皇會的組織所以在1899至1903年短短四年間遍佈美加,實有賴於致公堂的穿針引線。孫中山(亦)緊隨其後,於1904年躋身為國安會館(洪門夏威夷分支)的「紅棍」。此前孫先生於1896年到夏威夷和美國籌募經費時,曾舉步維艱。致公堂為孫先生打開美國的大門,亦為他在美國的活動提供保護。自1904年五月起,致公堂「大佬」黃三德陪同孫中山穿州過省宣傳革命,更全力承擔六個多月的旅費。
除了北美洲外,孫中山亦六次踏足歐洲,遊歷英國六次、法國六次、比利時四次及德國一次。歐洲華僑數目較少,並非孫先生所倚重的革命力量。然而,在歐洲的際遇卻令孫中山躍升為世界知名的革命家,並孕育出三民主義思想體系,對孫先生具有特殊意義。李雲漢認為:「孫中山得到留學生的廣泛支持,實始自歐洲之旅」。孫中山獲知留歐學生的革命熱忱後,於1905年1月重返英國倫敦,旋即應留學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學生邀請,到當地商議國事。此後的六個月,孫先生穿梭於英國、比利時、德國與法國之間宣傳革命,更成功於布魯塞爾、柏林和巴黎召開三次革命組織會議,並自稱為「革命黨」。同年8月,中國同盟會於東京成立,孫追溯在歐洲舉行的會議為同盟會的首三次會議,於東京則為「開第四次會議」;歐洲的革命團體亦正名為「歐洲同盟會」。
此外,日本為孫中山到訪次數最多、居留時間最長的海外國家。孫中山一生在日本活動的時間約9年,曾進出日本本土多達16次。19世紀末,日本因明治維新而成功「脫亞入歐」,廢除了與西方國家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孫中山認為日本可予借鏡。清政府於1901年推行新政,鼓勵學生出國留學,於是留日學生人數不斷遞增,至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時多達8千人。留日學生故此成為革命宣傳的主要對象。桑兵亦指出:1905年的留(日)學界,革命風氣蒸蒸日上,建立一個革命大團體成為迫待解決的中心問題。但群龍無首,漫無組織,最後的促成有待於孫中山的揚帆東航。
拒俄運動後,孫中山趁革命風潮鼓盪之機,從思想上組織上對保皇派發動反擊,成效顯著,其影響不僅限於美洲,上海的《大陸》、《警鐘日報》、香港的《廣東日報》,都報導過有關情況。同時,孫中山基本完成其革命理論的創建,將除舊與布新融會貫通,可以滿足知識界的精神需求,這就為吸引留學生,建立革命大團體提供了思想基礎。
孫中山成功吸納留日中國學生,如陳天華(1875-1905)、鄒容(1885-1905)和秋瑾(1875-1907)等為革命黨成員。這些留學生有強烈的愛國情懷,不滿清政府顢頇無能,因而積極投入政治活動,創辦刊物、著書立說及組織革命團體。1905年7月,孫中山抵日,在留學生和日本友人的協助下,積極聯絡,組黨活動進展順利,甫一月而同盟會宣告成立。孫中山成功聯合了留日中國學生,包括華興會和光復會等革命團體成員,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誓詞。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標誌著國內外革命團體的大結合。留日學生回國後加入新軍和秘密會社,以行動支持革命。革命陣營的領導人物如黃興、胡漢民和汪精衛等,均為留日學生。
孫中山雖早在1900年首次到訪南洋,但鑑於當地殖民地中國的阻撓,遲至1907年才長時間駐足在該地策劃革命。南洋是同盟會時期的革命策源地,孫中山於1900年6月首次抵達越南,是他最早接觸的南洋國家。1902年冬成立的「河內興中會」亦是南洋最早的革命團體。及至1907年3月,被日本政府勸諭出境的孫中山抵達河內,旋即把河內興中會改組為中國同盟會河內分會,成為後來六次起義的行動基地及指揮中心。
1906年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於晚晴園成立後,星、馬地區華僑給予革命的支援日益吃重。之所以將同盟會的重心自日本移轉到南洋一帶,乃因日本政府在清廷壓力下對革命黨人日益進行壓制。河口戰役後,法國政府也壓制革命黨人的活動。當時海外的保皇黨在星、馬地區也有很強的活動力,他們甚至直接威脅到革命黨的發展。
新加坡在地理位置上是南洋的中心,而且新加坡當地的英殖民當局的統治政策也較為寬鬆,孫中山於是決定要在新加坡建立革命的據點,直接攻堅,扭轉勢頭,爭取東南亞廣大華人對革命運動的支持。中山先生於1907年3月離開日本前往東南亞,革命黨人的活動重心因此也就伸展到了星、馬一帶。1907年5月開始,革命黨曾經在廣東、廣西、雲南三省發動過5次武裝起義。潮州的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之役,都由新加坡人肩負重擔,主導者黃乃裳、許雪秋更回國從事革命思想的宣傳和同志的吸收。其他的革命起義如欽廉之役、鎮南關之役、河口之役,都是在新加坡策劃發動的。自1908年被法屬印度支那政府驅逐出境後,孫中山轉赴新加坡,將當地的同盟會分會改組成南洋支部。
及至1910年8月,因南洋支部陷於癱瘓,加上清政府派駐新加坡的領事不斷打壓,有英殖民地政府嚴密監視新加坡革命黨人,令孫中山正式把南洋支部移往檳城。同年11月13日,孫中山親自召開「檳城會議」(又叫「庇能會議」),策劃廣州黃花崗起義及決議籌措經費,與會者只有孫先生推心置腹的同志及檳城同盟會會員。孫中山十分重視這次起義,更以「破釜沉舟」之戰、「成敗利鈍,在此一舉」來形容,令檳城登上革命的歷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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