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曾發生過的客觀事實事例。--《中國知青半個世紀的血淚史(四)--青春驚恐的逃亡》

201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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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曾發生過的客觀事實事例。--《中國知青半個世紀的血淚史(四)--青春驚恐的逃亡》

本集主要概述了從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眾多知青不堪農村農場的困苦絕境和各級當權者的殘虐迫害,運用各種手段逃回城鎮或逃往境外的情景。其中,不僅生動地講述了數百萬知青在「病退」、「困退」風潮中的種種奇聞趣事,而且沉痛地講述了湖南江永等地插隊落戶的數千名黑五類出身知青逃避紅色恐怖大屠殺,以及雲南、新疆等地農場數萬名知青罷工絕食,以死抗爭要求返城的悲壯場景。同時還披露了廣東、海南逾十萬知青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偷渡香港,以及西南諸省幾萬名知青飛蛾赴火般越境參加緬共革命戰爭的殊死壯舉。此外,還展示了八十年代山西京津知青長達五年要求回城的艱難請願之路……

 

內容試閱

第一章
六十年代知青逃亡回城的抗爭
第一節 文革初期知青要求回城的風潮
回眸知青上山下鄉二十多年的歷史,也可以說是一部血淚抗爭回城的歷史。若是追根溯源,當從官方認定這一運動起源的一九五五年說起。據報導:當年十月十五日,上海98名熱血青年組成了第一支志願墾荒隊來到鄱陽湖畔九仙嶺下。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胡耀邦同志曾兩次親臨此地,三次為之題名:共青社、共青墾殖場、共青城。
43年過去了,這裡仍是全國唯一以共青團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也是全國第一家農工商金融四位一體的聯合集團;這裡不僅有走向世界的羽絨製品「鴨鴨」,也還是與共青結下不解之緣的耀邦同志永遠居住的地方―一九九○年十二月五日靜靜的富華山又一次接受了胡耀邦歸宿。如今,走在街上,坐在車上,說起這個面積只有21.1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0萬多人的共青城,可謂上至國家領導,下至平民百姓,無不津津樂道、深情關注。
然而誰也不曾想到,一九五九年,一場博大的洪水吞沒了豐收在望的莊稼,毀掉了墾荒隊員新建的家園,當時共青場就刮起了「解散風」和「回城風」 。一些先來的墾荒隊員藉口種種理由離開了此地,返回了上海。據查,如今留守共青城的五五年第一批知青只有10余人,有的仍打算退休後返回上海安度晚年,因為那畢竟是他們的生長的根。
而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因經濟政策失誤和政治歧視而下放到農村農場的129萬多(有說是250多萬)的知青。當時的動員工作很明確,凡是不能在城市升學、就業的青年,都下鄉務農,長期安家落戶。為了鼓動更多的城市青年到農村去,官方從一開始就把這宣傳為一件很光榮的事。為此還大張旗鼓地樹立了一系列「先進知青的典型」,由毛澤東親自接見他們。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被下放到農村去的青年,大部分卻是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主要指地主、富農、歷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城市資本家子女)。在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10萬上海知青中,屬於這種情況的就占70%。其他地方的情況大同小異。
六十年代初,當血統論思潮抬頭之際,官方在貫徹「階級路線」的理由下,加強了對「黑五類」子弟在高考、就業方面的限制。每名畢業生尚未跨出校門,他們的檔案上已根據出身的不同注有「可去機密單位」,「一般」,「不宜錄取」等字樣。如果是大學招生,一旦被注明「不宜錄取」,即使成績優異,也只有落榜一途。當這些青年的升學、就業之途變得日益狹窄時,另外一條據說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擺在了他們面前,那就是上山下鄉。
一九六五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很有影響的政治讀物《重在表現是黨的階級政策》。書中給讀者一個明確的啟示:出身不好的青年只有走上山下鄉的道路,才能與「反動」的或者剝削階級的家庭劃清界限,才能實現「脫胎換骨」的改造,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大部分知青的父母,是當時中國社會中的「賤民」,而這些知青本人,實際是作為城市「垃圾」被拋到農村去的。可想而知,在「階級鬥爭」的口號越來越甚囂塵上的農村,他們的處境一般都很艱難。返回城市的願望自然也越來越強烈。
「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似乎使他們得到了宣洩訴求的機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福建省崇安縣某農場知青邱學鋒,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向中央要求在農村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權利。這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一些地方的場隊幹部不甘心引火焚身,轉而拿軟弱可欺的下鄉知青開刀。下鄉知青返城「造反」風潮隨之湧起。已經去到新疆、青海和海南的知青當時紛紛回到故鄉,在文革初期都曾掀起過「要求回城鬧革命」的風潮,請求有關部門安排工作。
不過,文革中大多數知青迫不及待地要求造反,還與他們時時關注的「戶口」有關。據一九六六年下放的知青拓荒牛回憶:……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廣州率先實行戶籍與支農就業兩個概念分開的解決城鄉就業政策,(有些類似如今的外來工就業政策)採用保留城市戶籍、口糧,人到廣東各地農墾工作,鼓勵青年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但是,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六日,隨著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把上山下鄉明確定為城鎮青年學生就業的一項長遠方針,並制定了一套相應的政策措施後,有關部門卻自食其言地取消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到農墾知青的「戶口保留證」及「糧油發放證」的法律效力,從而使這些早年上山下鄉「真誠的探索者」知青開始了宣洩訴求和維權上訪,在全國採取當時的所謂「知青回流」中是比較有理據和集體的行動。
這些持證知青為了維護「戶口保留證」及「糧油發放證」的權力,而集中在廣州市沙面的省農墾廳、中山四路省糧食廳門前抬著棺材絕食,表示維護自己在城鎮保留戶口和糧油發放證的權利!當時的知青們稱其為「6123」行動。與此同時,廣州和佛山等地一九六六年九月上山下鄉知青通過上訪「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等有關部門,反映當時一些地方政府安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存在著許多不盡人意的問題,要求安排回城工作。被當時知青們稱其為「66.9」上訪行動。
但具有最戲劇性的是,這些當年可能會對「知青運動」健康發展能起到撥亂反正、理源清汙的一次糾正和自我修復的行動,卻被後來也同樣成為知青的當時紅衛兵,蔑視為「回流知青」而大肆受到嘲笑挖苦,甚至對他們的行動進行衝擊。最後被有關部門以各處藉口重新驅趕回到了農村農場。因為當時那個年代全社會亂成一團,各政府機構幾乎全部癱瘓,停止運作,也無人來關心和解決這些回城知青的有關問題,最後在「人要吃飯」的壓力下,這些知青只有無奈的重新回到農場農村。
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在邵允富所寫的〈下鄉時「四年保留戶口」的承諾一九六七年被廢,回鄉無望〉一文中得到印證:二○○四年,我在編纂一本史料時向初中同班同學邱玉蘭約稿,她是漢沽區第一批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她給我寄來了兩幅照片並一篇短文,記述了他們「上山下鄉」前後的一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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