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前因後果。--《胡風與舒蕪:中共五〇年代文藝界的批判運動》

2015/7/30  
  
本站分類:創作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前因後果。--《胡風與舒蕪:中共五〇年代文藝界的批判運動》

胡風與舒蕪原本情誼深厚,對於繼承五四傳統和魯迅精神的胡風,舒蕪向來十分仰慕。但隨著毛澤東一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共文藝思想改造席捲而來。固執的胡風誓死捍衛其文藝思想,相反地,舒蕪卻成了時代的追隨者,並使盡手段責難胡風。兩人反目成仇,多次筆戰攻防,最後甚至演變成「胡風反革命集團案」。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1949年中共建國後第一次文藝政治化事件。經過大規模的政治整肅,胡風及無數人因此入獄,開啟了之後多次文藝批判運動之先例。
本書具體而微地分析了胡風與舒蕪在1952至1955年之間的「攻守往來」,在這三年內,有舒蕪發難,有胡風不可告人的報復。最後我們看到的是,在那樣特殊的年代,沒有誰比誰更崇高,只有永結冤仇的兩人。

 

內容試閱

第一章 一篇引起胡喬木重視的文章

1952年,文藝界掀起了學習和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發表10周年運動,不管是已經學習過〈講話〉的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還是從國民黨統治區來的沒有學習過〈講話〉的文藝工作者,學習了的要重新學習,沒有學習的要從頭學習,新中國在政權上統一了全中國,但是在文藝思想上卻還沒有完全統一,至少當時在中央主管文藝的胡喬木是這樣認為的,因為當年在重慶的時候,他就曾經指出過國統區某些進步文藝工作者的文藝思想和毛澤東的〈講話〉精神是相違背的,這些人解放以後,依然是穿老鞋走老路,可以說,這次重新學習〈講話〉,也是一次統一文藝界文藝思想的運動。
5月25日,一篇地方報紙上的文章引起了胡喬木的注意,這篇文章登載在1952年5月25日的《長江日報》上,是眾多重新學習〈講話〉的體會文章之一,但胡喬木見之後卻為之一喜。雖說發表這篇文章的《長江日報》是中南局的機關報,其實也不過是在武漢地區出版的一份地方報紙;這篇文章的名字不花俏,「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當時其他文章的題目比起來也並不更動聽;作者舒蕪此時不過是西南邊陲一所中學的校長,名聲並不十分顯赫,因為當時寫了學習體會文章的名家就有郭沫若、茅盾、丁玲、曹禺和解放區作家代表趙樹理等人。但對於胡喬木來說,他由此看到了新社會思想改造運動的力量。
新中國成立後,胡喬木因職責需要,兼職多達10餘個,挑主要的說,主要有新聞總署署長、中央人民政府發言人、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自1950年至1954年,他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新華通訊社社長、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社社長,當然,他仍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因為工作過於繁忙,除了白天要負責《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工作,胡喬木還要適應毛澤東晚上辦公的習慣,經常還要和毛澤東工作到深夜乃至凌晨,過度的勞累,他終於累倒了,1951年1月中旬至2月胃部潰瘍嚴重,緊急住院,後來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其後不久,也即在1951年5、6月間,胡喬木又因胃穿孔動了大手術。如此繁忙的胡喬木,為什麼這麼關心舒蕪和舒蕪的這篇文章呢?就個人關係來說,胡喬木認識這篇文章的作者,解放前曾經在重慶和這位固執的作者爭論過他的〈論主觀〉這篇文章,指出過〈論主觀〉思想是違背〈講話〉精神的,但爭論無果而終;解放後,這位原作者已經認識到了自己過去的錯誤,並且在用自己的檢討文章向他「致歉」,當年久爭不決的辯題現在迎刃而解了,胡喬木很重視這一案例。
鑒於胡喬木當時特殊的身分,即毛澤東非常倚靠的一位政治秘書,應該說,當時的胡喬木是中共中央意識形態領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這個時候(1953年以後胡喬木逐漸不再過問文藝界問題,那以後是周揚主要負責),周揚其實只是文藝政策的執行者,有人把胡風當時的不好境遇和後來的不堪結果全部歸結為有「宗派思想」的周揚所致,於周揚來說,其實有點不太公平的。從胡喬木關心舒蕪的這篇文章也可以看出,胡風個人解放後的困難境遇和最後發展成為政治事件,實際上並不全是一些人所認為的單純地是因為當時的文藝界盤根錯節的宗派原因所致,這裡面應該還有更為複雜的一些原因,有層次更高的領導人的格外關注,也有宗派思想的執行者的情緒因素,還與胡風自己某些言行有關,歷史事件的發生總是在一些看似偶然的環節合力推動下必然地發展而成的。
胡喬木後來很快就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了舒蕪的這篇文章,並且加了一個按語。解放後沉寂了近3年的胡風文藝思想問題,終於被胡喬木揭開了虛掩了幾年的「遮羞布」,赤裸裸地暴露在全國人民面前,胡風的文藝思想問題成了解放後文藝界必須要嚴肅對待且必須儘快解決的一個問題。

胡風與舒蕪:氣質迥異的兩個人

不論是在解放前,還是在解放後,胡風和舒蕪本質上是兩股道上跑的人,他們兩人氣質差別實在太大了。就性格而言,胡風如魯迅所說孤傲、偏執,這與胡風一生的坎坷經歷有關,早年就漂泊四方,閱盡人世;舒蕪則謙和、優容,大戶人家出生,家學淵源。他們兩人一剛強一陰柔,似乎沒有什麼共通之處,但都愛辯論,加上胡風對有才之人非常厚愛,所以兩人在理論探討上還是比較契合的。就年齡而言,胡風比舒蕪大20歲,1949年解放的時候,胡風47歲,舒蕪那一年僅僅27歲。雖然從年齡上看,他們兩人是兩代人,但舒蕪早年曾經追隨胡風,對胡風自覺繼承五四傳統和魯迅精神,舒蕪是非常仰慕的,從這個角度看,他們在精神上是有相通和一致之處的,在解放前他們的關係可以說是亦師亦友。
胡風,原名張光人,胡風是他的筆名。他於1902年出生在湖北蘄春鄉下的一個普通農家,和那個時代的農民家庭一樣,他家也是孩子很多,他有兩個哥哥,一個弟弟,還有一個姐姐。在他10歲那年,他家和本鄉方姓人家發生一場官司,而張家上下老少都不識字,在打官司的時候被人嘲笑,很是尷尬。胡風的父親為了不讓孩子再吃不識字的苦,下決心要送自己的兒子去讀書。幾個孩子中,胡風天資最好,他父親決定送他到鄰近的四村廟私塾開蒙。那一年,胡風11歲,雖然讀書晚了一點,但自此胡風開始了自己的文字生涯。
胡風讀書用功,亦有天分,一入學就顯示出了與眾不同的記憶能力和理解能力,是一塊讀書的料。輾轉了幾個學校後,後來在大伯的資助下,從私塾進入到蘄春官立高等小學學習,後來又考入武昌啟黃中學,1923年改進南京東南大學附屬中學,報考大學時,因為嚮往「五四」的發源地北京大學,進了北京大學預科,因理想的追求得不到滿足,第二年又轉到了清華大學,在清華大學讀了幾個月以後,1926年肄業於清華大學,回鄉參加革命工作。順便說一句,比胡風小10歲的胡喬木在四年後也進入了清華大學學習,在清華讀了兩年後就離開了清華回家鄉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27年,胡風因故接受了老師穆濟波之邀,在江西剿共第九軍政治部宣傳科待過28天。1929年胡風到日本留學,在日本的慶應大學英文科學習。在日本期間,胡風加入了日共,因為日語說得好,所以經常參加當地組織的文藝社團活動,還結識了不少日本革命文學作家,如小林多喜二等左翼作家朋友,學習了革命文學理論,對革命文學有自己的理解。當時的胡風,看人看事目光就已經非常犀利,也善於掌握談話的核心,並且能寫一手精彩的理論辯論文章,在日本留學生中很有影響。1933年6月,胡風因為從事左翼文學活動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6月15日,胡風一行人回到了上海,上岸後胡風就起草了一篇〈反日宣言〉,以「留日歸國華僑代表團」名義發表,強烈聲討日本政府的野蠻行徑。
胡風自日本回國後,開始在上海從事革命文學工作,先後擔任左聯宣傳部長、左聯書記。後來,因為和周揚發生衝突,胡風辭去了左聯的工作,開始了專業賣文的生活,這個時候,他結識了魯迅,並且受到魯迅的器重。胡風尊重魯迅,並一生都自覺追隨魯迅,魯迅因母親姓魯所以用了魯迅這個筆名行世,胡風也因母親姓胡所以著文時署上了胡風這兩個字。自日本回國不久,胡風結識了左聯盟員19歲的屠玘華(梅志),後來他們結為伴侶,開始了一生的相互扶持,不離不棄。胡風在賣文的同時,開始創辦刊物,後因上海的淪陷,胡風來到了武漢、重慶,在重慶,他收到一封投稿信,那是路翎寫給他的,因此他認識了路翎,後來路翎介紹了自己的好友舒蕪給胡風,從此胡風認識了舒蕪。
而舒蕪,與胡風相比,他的一生相對來說比較簡單。
舒蕪,原名方管,1922年出生在安徽桐城方家,方家在當地是名門大戶,家學淵源。他的曾祖父方宗誠,字存之,號柏堂,是姚門四弟子之一的方東樹族弟兼弟子,亦即姚鼐的再傳弟子,作為程朱派理學家,成就很大。他的祖父方守東寫得一手好字,是一位有名的書法家,詩也寫得很好。舒蕪的父親方孝岳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1919年也就是他22歲時就在北大教國文預科,他與舒蕪母親是自幼訂親,舒蕪在老家桐城出生後,兩歲的時候他母親帶他到北京和剛從日本東京大學進修回來的父親團聚,可就在這之後不久,他父母就正式分居,後來舒蕪的母親帶著幼小的舒蕪回到了老家桐城,從此舒蕪和在大城市當教授的父親幾乎沒有來往,母子相依為命。舒蕪的母親馬君宛出生在大戶人家,知書達理,並且好寫得一手好字,外祖父馬通伯清末民初的名人,文章學問都很好,舒蕪小時候有一段時間生活在北京,和外祖父家來往很多,也應受到很多薰陶。與此同時,他們兄弟幼承祖父之教,讀了很多桐城派的理學書和「學案」之類。除了家學很好以外,據說方家也非常有錢,牛漢在他的口述自傳《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裡說:「他(指舒蕪―引者注)沒有上過大學。他們家有大房小房之分,舒蕪出自小房。他祖父方守東字寫得很好,在河北當過縣太爺。他離任走時雇書童挑書,一擔書,怎麼會這麼沉?原來書頁中夾了一片片金葉子。(這個桐城流傳的故事是我老伴吳平說的,他們方家的孩子在吳家的私塾寄讀。)」1傳說屬實與否,我們不清楚,但我們知道了舒蕪是一個大戶人家出生的孩子,雖然生活在一個單親家庭,但祖父做過縣太爺,父親每月會郵寄生活費給他們母子倆,所以家境比一般人家好不少,他從小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舒蕪家裡藏書很多,在他讀私塾的時候,他就已經熟讀了《四書》、《五經》,對中國古典文學非常熟悉,又因為讀書方法很好,善於思考,所以讀書時常能形成自己獨特的見解。1934年,12歲的他進入著名教育家吳汝綸創辦的桐城中學讀初中,在那裡因為接觸到了新式學校畢業的老師,對新文學也就有了更多的接觸。1937年,他來到安徽首府安慶就讀安慶高中,抗戰爆發後轉到安徽宿松省立第三臨時中學繼續讀高一下學期,1938年夏,因為日寇逼近,家國難保,他離開了宿松省立第三臨時中學;1939年春,逃難到江津時,曾在國立第九中學高中二年級下學期插班就讀,但不久就和同學一起離開了學校去宜昌找生活,那一年舒蕪17歲,從此,離開了學校教育,開始走向社會。
直到1940年舒蕪認識徐嗣興(路翎),經他介紹到了重慶的建華中學任教,在這之前,舒蕪一直是邊和家人逃難邊求職,當然,舒蕪是一位好學上進的青年,在逃難路上他還是念念不忘讀書,到處去尋書讀,同時也開始了寫作、投稿。1938年,他的第一篇散文〈我留廢墟在後面〉發表在《廣西日報》副刊上,署名為舒吳,「舒吳」用桐城方言讀是「虛無」諧音,在第二篇文章上,舒蕪把「舒吳」改成了「舒蕪」,從此開始以這個筆名行世。後來,他經路翎介紹認識了胡風,通過在《希望》上發表文章,舒蕪逐漸成為一名年輕的理論家。

 

了解更多請至秀威作家生活誌

至Google play 購買電子書

 

今日人氣:1  累計人次:50  回應:0

你可能感興趣的文章


登入會員回應本文

沒有帳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