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葉中國儒者的自我定位與世界觀！--《為甚麼我在包容基督徒？──十九世紀中葉儒者的宗教寬容》

爬梳史料，以清儒姚瑩、梁廷枏、魏源為例，看19世紀中葉中國儒者的自我定位與世界觀！
傳統儒教菁英的思維中，「教化」是國家與儒者的當然責任，不過19世紀初，卻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主張包容非儒教的族群。道光帝便曾親筆寫下「護國清真」的匾額，並下令重修河南的清真寺；而1840年代的戰爭以後，這樣的「包容」仍然遍及於基督宗教，更有一些儒者系統地解釋了「包容」異教的必要性。
相較於16-17世紀的明國和日本，這是全然不同的景象。在16-17世紀，江南的明儒和佛教徒因強烈的危機意識，銳意排斥基督宗教，不惜以武力相抗；同一時期，江戶幕府更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禁絕以十萬計的基督徒，徹底「鎖國」、「禁教」。
在本書中，我們則會看到19世紀中葉，曾接觸許多歐洲國家的官員姚瑩（1785-1853），承認其他宗教也可能是「天道」的一種，主張包容不同的宗教風俗；痛恨「異端」的魏源（1794-1857），也認為世界各族「秉氣」各異，不能以一教統覆天下；為了維持國際貿易而提議接納基督教的梁廷枏（1796-1861），則深信只要儒教與基督宗教充分交流，外國的異教徒終必師從周、孔。這些儒者並非單純以自身的信仰或官員管治的立場面對基督宗教，而是在「經世」的終極目的下，消化新知，考量現實，不斷修正他們的世界觀，維繫帝國的繁榮穩定。對他們而言，理解基督宗教的過程就是世界觀、新資訊與現實考慮三者互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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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自序】從「螺螄粉」到有關「多元」與「包容」的思考／孔德維

　　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小眾。無論種族、宗教、性傾向，抑或喜歡的音樂與娛樂形式，都可以成為在社會被欺負的理由。在一個層面屬於主流社會，也可以在另一個層面被視為怪異。圖靈（Alan Turing）和王爾德（Oscar Willde）的慘劇可以發生在任何人身上；如果孔融生在現代，相信會成為一個成功的YouTuber，「跌蕩於言」（《後漢書．鄭孔荀列傳第六十》）就是致富的關鍵而不是殺身之由。但即使在現代，與主流社會相異的行為與觀念，又何嘗不會惹禍呢？當主流社會被賦予國家權力時，悲劇就更容易發生。
　　排斥異己是人類的天性，而排斥往往也是充滿正當理由的。嚴重如隨機殺人、戀童癖、反社會人格固然要被主流排斥；但輕如衣裝裸露，甚至是體味濃烈，也可以是被社會否定的理由。更誇張的是，即使沒有造成具體的傷害，象徵式的事物也可以帶來暴力。在21世紀，一幅有關宗教人物漫畫仍可以引至殺身之禍，後人祭祀生前犯有重罪的亡靈更可以帶來國與國的爭端。自20世紀九十年代以降，享受全球化紅利的菁英推崇多元價值近二十年，但卻養成近年寰球的右翼抬頭。世界各地都出現本土主義的思潮，強行視為反智嘲弄，自然是無聊的行為；單單以溫情與誠懇推崇大愛，又何嘗是合理的進路？自身文化受外來族群挑戰，是一種確切的感受。對視「多元」為美事的人來說，「不同」本身就有內具價值，為了維護「多元」，社會各界都必須作出犧牲。但對不認同的人來說，「多元」就是對傳統的污染，也是外來者對本地文化的侵略。
　　故老相傳，數十年前香港學生留學外地必備鹹魚，而每當鹹魚入鑊蒸煮，香（臭）氣四溢，學生宿舍的左鄰右里必爾敲門爭吵。無他，「口之於味也同焉」是騙人的。這傳說可信度或許成疑，我的女朋友在香港某大學宿舍的故事就很真實了。一位來自中國的同學在她的宿舍每幾天都會烹調廣西柳州的名物「螺螄粉」。所謂螺螄粉，即以柳州米粉，加上酸筍、木耳、花生、炸腐竹、黃花菜、青菜等配料，調入酸辣味，以螺螄湯煮成。螺螄粉的獨特氣味，被香港《蘋果日報》生動地描述為「臭過阿婆絲襪」。問題來了，同層宿友的頭腦固然明白和同情遊子離鄉向學，是需要 comfort food 的；但鼻腔就是難以忍受。以頭腦的理性否定鼻腔的感受，是為「以理殺人」。崇尚多元的菁英簡單地否定希望守護傳統價值的大眾，就像被螺螄粉薰得作嘔的鼻腔，被頭腦說教一樣。如果鼻腔有手，大概要給大腦掌一巴掌了。「為甚麼我在包容螺螄粉？」與「為甚麼我在包容同性戀？」、「為甚麼我在包容國際難民？」一樣，都不是不證自明的價值。
　　如果任何差異都可能帶來衝突，而「包容多元」又不是一個為普世認同而具內具價值的概念，那「包容」就需要理由了。這本小書的原稿是我2014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學系哲學碩士學位的畢業論文，但通篇卻在香港的旺角、金鐘等地方的咖啡店與街頭寫成，寫的時候我也不斷思考我的老師「為甚麼在包容我沒有上課？」我希望在此感謝業師邢福增院長對我的身教言教，以及對我各種奇言怪行的包容。我也需要感謝宗教系的黎志添老師、賴品超老師、楊國強老師、葉菁華老師、唐秀蓮老師、周慧賢老師、James Frankel老師、Ithamar Theodor老師、黎子鵬老師、孟一仁神父、歐亦沛博士、龔惠嫻博士、李志誠博士等對我幾年的指導。香港不同於臺灣，從來沒有政治人物需要提出「拚經濟」的口號，因為這個城市的主流基本上都以效率與回報率作為思考的原點。入讀文學院基本上已是一種小眾的行為，而宗教研究當然更是小眾的小眾。我在宗教學系的五年讀過了《呂祖全書》和 Bhagavad Gita ，參觀過江西龍虎山和敦煌石窟，也參拜過京都的比叡山和大小寺社與香港不同宗教的墳場。這一種獨特的學習經驗，令我看到了香港與世界尚有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此種種，無言感激。在宗教系以外，我必須提及的是在12歲那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資優課程認識的張學明老師。歷史系的張老師每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資優課程中將大學課程中的神話與歷史項目介紹予小學及初中生，對很多年輕學生進入人文學科的世界提供了很大的助力。這種「影響因子」計數不了的事情，其實是功德無量。
　　至2018年本書交付出版社時，文稿已多次修訂，並已完成在香港大學的博士課程。我也必須在此感謝我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的指導教授宋剛老師及對我照顧有加的馮錦榮老師。另外，在修讀博士期間，我曾到訪臺灣中央研究院任訪問學人一年，獲得閱讀更多原始史料的機會，也認識了不少臺灣的學者與機構。我尤其感謝王汎森老師、黃進興老師、潘光哲老師與鄭睦群老師幾位對我多作指導。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伍安祖博士、皇家亞洲學會香港（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的前主席Michael Broom先生、The Silver Way: China, Spanish America and the Birth of Globalisation的作者Juan José Morales、獨立行政法人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アジア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的熊倉潤博士、費薩爾國王學術與伊斯蘭研究中心（King Faisal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slamic Studies）的Mohammed Al-Sudairi均曾在不同方面為這研究提供意見和協助；特別需要提及的是，由於我在撰寫碩士論文時尚未學習日文，本書不少日文資料均係向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畢業生張俊軒先生代為處理，特此一併致意。
　　對於小眾與包容的思考，也緣於我在大學一級時輕率地與朋友開辦的義務教育機構文宣學社。這一段服務對我後來參與了各種非政府組織和研究機構的工作有不可多得的幫助。同時投身於研究工作和慈善機構的營運，肯定不是一個明智的決定。在同學吳偉新先生與很多不同的朋友共同努力下，我能夠在過去五年完成碩士與博士的畢業論文，而文宣學社的同事尚能準時支薪，絕對有莫大的運氣。在公共與慈善事務的範疇，我尤其需要感謝沈旭暉老師自我20歲以來一直的指導，Tony Yeung先生、曾家洛先生、馮智政先生、周子恩先生、盧日高先生、甘文鋒議員等等前輩，也向我分享了不少經驗，一併致謝。關於「多元」與「包容」的思考是不宜單靠閱讀獲得的。正如螺螄粉一樣，明明我很想尊重人家的食物文化，但經歷過後就是生理上接受不了。人必須要從真實的體驗中得悉「多元」的可貴與可惡之處。在我長大的九龍城，「多元」對我來說從來都是「事實」，而不是「選項」。很幸運地，我認識的外國族群可愛的遠較可惡的多。在中、小學的年代，我在九龍城的民生書院基本上是無心向學，每天思考的是午餐吃泰菜、越南菜還是港式的大牌檔。這一個社區的「多元」當然比學校的單調生活有趣。我很感激張冬屏老師、黃錦紅老師、張寶清老師與黃子峰老師在我身上浪費的時間，讓我這種沒有學習動機，天天往街上跑的學生有了基礎的人文知識。
　　這本小書的核心問題，圍繞著「包容」的「紅線」是甚麼。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認為「紅線」在於不能包容「不包容他人者」。我很同意這個觀點，但這是從哲學角度的回應，而真實的世界是更複雜的。在十八世紀歐洲思想體系提出「政教分離」以達至「多元」共存的同時，東亞的內部也醞釀著另一套進路的政治與宗教思想，令帝國可以適應異文化的長期存在。這就像你的宿友天天在煮「螺螄粉」，或是你的兒子有正事不做，在樓價高漲的香港，靠微薄獎學金過活。有些時候，真的「包容」不了，鼻腔的真實感覺不是哲學思辯可以壓下去的。到最後要如何處理，真的有很多不同因素決定，去探究這些因素，就變了歷史學的工作了。當然，也不是每一個個案都可以解釋，正如我的父母對我的不事生產「包容」多年，或我的女朋友衛婥怡女士對我經常埋首圖書館的「包容」，都是令人難以理解，應該轉入神秘學範疇探討的。是為序。

　　　　　作者書於2018年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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