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近五年來發表的有關中國當代文學的論文。--《存在與言說--中國當代小說散論》

2015/6/29  
  
本站分類:創作

作者近五年來發表的有關中國當代文學的論文。--《存在與言說--中國當代小說散論》

本書輯錄了作者近五年來發表的有關中國當代文學的論文。內容主要分為兩部分,一是對二十世紀八○年代一些有爭議的作家作品的重評,這是在新世紀語境裡對八○年代作品的重新解讀,涉及的作家作品主要有余易木的《春雪》、《初戀的回聲》,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等。二是對九○年代以來的作家作品的評論與研究,所涉及的作家有莫言、余華、方方、紅柯、寧肯等。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採取文本細讀的方式,將作品放置到當時具體的文化語境中進行解讀,並將研究對象注入研究者的生命體驗,注重文學研究與生命的關聯。

 

內容試閱

以血書者:余易木論

一、尋找余易木
  《十月》雜誌在1980年第3期發表了短篇小說《春雪》,1981年第2期發表了中篇小說《初戀的回聲》(同年《中篇小說選刊》創刊號轉載),這是兩篇極為優秀的作品,署名是余易木。
  無論在當時,還是在30年後的今天,這都是一個讓文學界完全陌生的名字。余易木生前僅發表過三篇小說,除了上面提到的兩篇,還有一篇《也在懸崖上》,發表在1985年七月號的《青海湖》。他最早的作品《也在懸崖上》寫於1957年4月,《春雪》創作於1962年8月,《初戀的回聲》創作於「1963年4月西寧至1965年4月上海」。《春雪》與《初戀的回聲》在「文革」中曾以手抄本的形式流傳。近10萬字的長篇小說《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1965年4-5月寫於上海,60萬字的長篇小說《荒謬的故事》寫作跨度較長,自「文革」中後期至70年代末。這兩部長篇作者生前不願拿出來示人,直到作者去世之後,《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才發表在《青海湖》文學月刊2003年第11、12期,2004年第1期。《荒謬的故事》以節選的方式發表在2004年的《青海湖》文學月刊上。
  1998年余易木去世以後,經過友人的幫助,2010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余易木作品系列》,包括《初戀的回聲》、《荒謬的故事》(上下卷)。有關他的評論資料,僅有寥寥幾篇,大多都是新世紀以來發表的,分別是流舟的《「三角」脫出窠臼―讀〈也在懸崖上〉》(《小說評論》,1986年第1期),丁東的《想起了余易木》(收入《冬夜長考》,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張守仁的《文壇英才余易木》(《美文》2005年第4期)、王貴如的《一個不應被文壇淡忘的作家》(《余易木作品系列》序言(二))、辛茜的《時代的殉美者―「余易木作品系列」編後感》(《青海湖》文學月刊2011年第5期)、李建軍的《有如淚珠射來顫抖的光明》(《小說評論》2012年第3期)。另外網路上還有魏心宏的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余易木》。
  《十月》老編輯、散文家張守仁先生是80年代初余易木作品的責編之一,從他的文章裡,我們可以大略瞭解到余易木的生平。余易木原名徐福堂,生於1937年上海的一個富商之家,少年時代閱讀了大量的中外文學名著,就學於上海國立高等機械技術學校鍋爐專業,成績優異,畢業後被派到大連俄專學習俄文。以後被分配到北京第一機械工業部機械科學研究院當翻譯,以精湛的專業水平為同行稱道。余易木精通法語、德語、英語、俄語,是難得的優秀翻譯人才。1957年因為對留蘇學生派送辦法有不同看法被打成右派,發配到青海勞動。在西寧,他開過荒,挖過野菜,打過機井,拉過板車,還要應付每次運動一來對右派分子的批鬥、遊街。無休止的飢餓、沉重的勞役、非人的折磨,過早地蝕去了他的健康。當被剃了陰陽頭遊街示眾之後,看到自己心愛的書籍被焚毀,他絕望過、自殺過,但是他頑強地活了下來。「文革」後,余易木一直在西寧的青海省物質機械修造廠負責技術工作,直至1998年因病去世。
  在西寧,他有兩個好友,一個是畢業於廈大電機系的楊遜,一個是畢業於西安交大電機專業的林哲民,他們三人都是右派,被貶至青海,可謂共患難,產生了深摯的友誼,「文革」初期還被打成青海省物質局的「三家村」。余易木的筆名的由來,就來自「徐」、「楊」、「林」三個姓氏中的右偏旁。
  在一位和余易木有過交往的人的記憶裡,余易木的形象更多的和貧窮、飢餓、落魄聯繫在一起。「(七十年代末)有一天,我從海風家回到我所住的西寧賓館的時候,在賓館的大門口看到一個類似乞丐的人半躺在賓館的門口,賓館的服務員告訴我說那人是找我的。我很驚訝我並不認識他,可他開口就說:我叫余易木。」「余易木一直沒有結婚,獨身一人,生活以混為主,吃飯也是有了上頓沒下頓,人的樣子,絲毫也不誇張地說,就如同鬼一般可怕。頭髮很長,很瘦,很高,但說話聲音洪亮,動作誇張,喜歡表現自己,喜怒哀樂溢於言表,很不善於偽裝自己,當了幾十年的右派還是沒有改造過來。也正因為如此,青海當地的很多人似乎還是都有點怕他似的,他的生活就更加顯得與人格格不入。」「我沒有想到他住的房子會是那樣慘,低矮不說,還非常殘破,屋子裡光線昏暗,他睡覺的床上床單幾乎就和在煤灰裡滾過一樣髒。除了床之外,唯一就是還有一張很小的桌子。我們就在那張小桌子上吃飯。所謂吃飯,其實就是他燒的一隻雞,所有的鍋碗以及油鹽都是向鄰居借的,一個大鍋子裡,一隻雞。那頓飯,讓我吃著心裡也難過。……就在我們吃了飯之後一會,那所房子就塌了。作協的同志都說,好險啊!」這是一個來自上海的人眼中的余易木,對余易木生活的記錄大概是真實的。余易木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到青海西寧勞動改造,1979年3月右派才改正,前後長達22年。不知上述的描述是發生在余易木右派改正之前還是改正之後,這一形同乞丐的形象,給人以極深的印象。余易木說:「當我接到改正通知書時,既無喜悅,也無悲哀。我唯覺悵惘。」很難想像,他是在怎樣艱苦的環境下生存的,他又是以怎樣的毅力,在祕密狀態下創作了80多萬字的作品的。
  如果按照文學史的歸類,這是一個右派作家。但是,與其他右派作家不同的是,他不是因為發表作品被打成右派,而是在打成右派後創作了重要作品。他的作品,絕大多數創作於60年代初和「文革」中,新時期基本沒有再創作作品。
  按照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敘述,余易木的寫作屬於「地下寫作」或者「潛在寫作」的範疇,相對於那個時代公開發表的作品而言,這些「地下寫作」更有價值。「文革」中有許多這樣的「地下寫作」,可以列出一長串的名單。詩歌有穆旦的《智慧之歌》(1976)、《老年的夢囈》(1976)等,有多多、黃翔等「白洋淀詩派」的創作,有食指的《相信未來》(1968)、《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1968)等,有朦朧詩人北島、顧城等人的創作,如北島的《回答》(1973);小說有老舍的《正紅旗下》(1961-1962)、張揚的《第二次握手》(1970?)、靳凡的《公開的情書》(1972)、趙振開的《波動》(1974)、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1976)等;散文隨筆類有傅雷的《傅雷家書》(1954-1966)、豐子愷的《緣緣堂續筆》(1971-1973)等。可以看到,「地下寫作」主要集中於「文革」期間,尤其是「文革」中後期。1956年雙百方針提出後,文學創作出現了一個小小的高潮,由於反右運動的開展,很快就沉寂了。而就60年代初期的小說創作而言,幾乎是一個空白。如前所述,余易木有三篇作品寫作於1962-1965年,可以說填補了這一創作空白。因此,被丁東先生稱為「20世紀60年代小說寫作第一人」。縱觀他的創作,他完全擔當起這個論斷。這使得那個文學的貧瘠年代,有了些微的亮色。
  「潛在寫作」的文本在新時期發表時,不可避免會遇到可信度如何的質疑。余易木的小說,禁得起這種質疑。《春雪》、《初戀的回聲》在《十月》發表時,余易木要求一字不易。編輯部答應了作者的請求,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作品的原貌,只是為了照顧讀者的閱讀習慣,對作品中引用的葉賽寧的俄文詩歌作了技術性的中文翻譯。
  余易木的小說在文學史上的意義還在於,他的短篇小說《春雪》是第一篇反映反右運動的小說。有的研究者提出了「前傷痕文學」的概念,余易木的小說,屬於「前傷痕文學」,但是,他的小說的意義,不僅僅屬於「傷痕文學」這個範疇。「傷痕文學」屬於一種「說客文學」10,是配合主流敘事的政策文學,有著強烈的意識形態衝動。而余易木的小說,更多的是在提倡人的尊嚴、獨立、主體性,是有著強烈的理想主義的人道主義文學,它屬於五四文學的啟蒙主義傳統,屬於西方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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