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軒
張大春〈四喜憂國〉一開始，即展現貫串全篇的一個「道具」－－〈告全國軍民同胞書〉，這是主角朱四喜完成的一篇文告，他有感於世風敗壞，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之後，國軍安逸縱慾，樂不思歸，老共隨時有攻打過來的可能，於是奮力完成這篇文告，希望能夠刊登在報紙上，對全國百姓提出呼籲。然而投稿的過程是十分坎坷，禁不起報社一再退件，最後朱四喜花了一筆錢大量影印，並且藉由各種方式發放他得意大作，算是完成了心願。
回頭來看整個故事，我們不禁要提出一個疑問：為什麼朱四喜如此耽溺於文告？本文試著就朱四喜心中建構出的知識世界，和外在現實社會的變化，作一比較分析，了解朱四喜對知識的渴望及被知識所侷限的情形。
楊人龍是整篇的「靈魂」人物，他從前在老家唸過師範，能一口氣唸下半篇社論。以此能力教導朱四喜讀文告、認字，就連死後都時常闖入四喜的夢中，與他評論社會國家大事。在朱四喜的心目中，楊人龍的存在是一種知識分子形象的典範：好議論時政、具有雄心壯志、孤高寡欲。因此四喜也曾經替楊人龍孤單一人感到擔心：
朱四喜在那時節勸過楊人龍：「把金子賣了，再上個會，湊個幾萬是幾萬，好歹成個家不？」……朱四喜遞他一支煙捲兒，道：「我可是說正經的－－人龍。就算你在有學問罷，成天挺著根屌棒子跑馬總不是辦法吧？」（見張大春（2002）《四喜憂國》台北：時報出版。頁115）
直到四喜見到楊人龍「撐開了兩片彷彿要吞吃一只大奶子的子黑嘴唇兒，滿是大奶子女人裸照的債就扔在他的腰旁，而他那一雙經常指畫著牆板間報紙的手則緊緊握住一根粗大挺直的屌棒子」（頁116）的死狀，讓朱四喜恍然大悟卻又遲疑的是：「原來這位聖賢還是有發情思春的時刻」（頁116）。然而楊人龍的死並沒有影響他在四喜心中的地位，相反地，楊人龍的形象在四喜的記憶中發酵，逐漸成為他口中的「楊大爺」。
我們可以做這樣的理解，死後的楊人龍反而比生前對四喜更具影響力，楊人龍的形象完全宰制了朱四喜對「知識」的思考。不過，相對於上述，我們更應該有深一層的認識，死後的楊人龍無論是出現在四喜的夢中或口中，其實都是四喜對於知識分子典範的一種模仿與再創造。朱四喜對於知識的渴望與企圖心是不難想像的，故事從來不曾描述四喜對於楊人龍去世的悲傷，卻透露了四喜「荒廢課業」的落寞與孤獨：「楊人龍教他乾兒子給毒死之後，朱四喜有好長一段時間覺得自己不大長進，彷彿真正失學了，再也不能增加知識了」（頁114）。所以當楊人龍出現在四喜的夢中，無論這是神秘的感召或是四喜的幻想，我們可想而知的是朱四喜心中應該是比較踏實的。的確，四喜努力掌握機會和楊人龍多談一點，當楊人龍希望四喜替他上個供，祭拜祭拜，四喜是照辦了，而楊人龍說共產黨要包圍台灣，四喜也不免長嘆麻煩大了，甚至楊人龍厲斥四喜「你根本是他娘的沒志氣」（頁126），四喜果然提振精神開始自己動手寫文章，而且越寫越多，越寫越好。渴望得到知識的朱四喜確實是進步了，但是他卻反而變得滿懷憂忡的人，也只有夢中的楊人龍明白問題出在哪裡：「『我說』，楊人龍說：『你想的太多了。你知不知道，為什麼你想的太多了？』朱四喜不答腔，逕自翻看著那本印滿裸體女人的雜誌。『你想得多，是因為你唸得多了－－你說：我說得對不對？』朱四喜仍不肯開口。」（頁125）朱四喜為什麼不肯開口？他對於「獲得知識」這件事情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楊人龍所給予的觀念及形象：他自始至終都認為知識的獲得應該從好文章汲取營養，最好的文章莫過於總統的文告了。在當時，文告是被政治粗暴操弄的語言文字，在人被政治扭曲的現實中，任何任都必須服膺國民政府的意志。於是，當社會正逐漸從體制中解放出來時，朱四喜仍不斷藉「文告」向外面的世界發聲，就會產生許多衝突和矛盾，而這些衝突矛盾一次又一次讓四喜的心受到傷害。
故事中明顯地安排了兩次這樣的衝擊，第一次是來福的老師到家裡，勸說朱四喜能夠讓來福接受特殊教育，對於渴望求取知識的朱四喜當然不會相信自己兒子是個傻瓜，所以只是用了時運不濟、年頭不好等理由蒙混過去，然後立刻跑到王昌遠家想要找些舊報紙上的文告：「朱四喜噘撇著嘴，略帶幾分神氣地說：『從前楊人龍說：總統文告都是最好的文章，沒有比那再好的了。我找一些回去，貼在牆上，學念學念。等我會了，再傳給我兒；他學會了，考個第一名，還怕留什麼級？』『可是、可是－－已經很久很久沒有文告了啊。』王太太先皺了會子眉，隨手往近些日子以來的舊報紙推裡胡亂翻幾下……。」（頁123）除此之外，當朱四喜所寫的文告被一次又一次退稿之後，可想而知他心中會有多麼鬱悶：「朱四喜經得起傻瓜兒子的訓斥，卻總有經不起報社編輯安慰、鼓勵的時候。他的文告經歷一次退回，他就變得更加苦惱一些。他知道自己越寫越快，也越寫越好－－但是，大雜院外頭的世界越來越糟糕了，不是嗎？」（頁131），朱四喜有這樣的焦慮是可以理解的，他自以為的知識和外在的環境迅速脫節。
小說中除了以楊人龍、朱四喜為代表的知識困局，以及由來福的導師、影印店的大學生、報社退稿函建立起來的外在知識環境的象徵外，還存在著一種人物類型，介於這兩者之間，可說是由前者跨越到後者的過渡，這個代表人物就是與朱四喜同樣住在大雜院的好朋友，王昌遠及其一家人。
王昌遠在故事中是個特別的角色，雖然出場的機會不多，但是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他和朱四喜互動關係的轉變。王昌遠自從娶了太太，又隨著太太信了主耶穌後，開始和外邊的世界接近和朱四喜的世界疏遠。王太太不但影響了先生和小孩信教，並且很用心傳播福音，所以四喜的太太古蘭花和他的小孩，多少都會受到「主耶穌」的影響。唯有固守「文告」的朱四喜信得最不虔，甚至常常出現反抗的情緒，當王太太提到楊人龍的死因是因為接受了撒旦的誘惑時，朱四喜的反應是，「打從鼻孔裡哼了一聲，覺得這女人真是霸道。」（頁118）；在夢中楊人龍也告訴朱四喜說：「他覺得與其像王昌遠那樣娶個成天價聒聒亂噪的假洋鬼子，他寧願天天衝著梁兄哥或樂蒂的相片跑馬。」（頁118-119）。
如果說，朱四喜的「文告」和「退稿函」是象徵相反知識最直接的衝突，那麼「楊人龍」和「主耶穌」就是朱四喜心中次要的衝突了。在這次要的衝突中，或者由朱四喜本身感受展現，但大部分的時候作者將此衝突藉由王昌遠的兒子王彼得、朱四喜的兒子來財等孩子們表現出來：朱四喜供奉楊人龍，王彼得說是「崇拜偶像」（頁121）；來財在朱四喜誇耀「楊大爺」的文筆時，取笑著說「楊大爺死的時候光屁股」（頁127）；來財進入了中學，他說「我懷疑那個楊什麼大爺是個gay」。（頁130）
然而這樣的衝突很快得到了調和，並沒有繼續擴大下去，在一次夢中，楊人龍和四喜提到總統也信耶穌教的事情。兩個人一致認為，既然總統老人家都信「主耶穌」了，那麼信教總還是好事。但是如果要再深究，我們應該追問，為什麼朱四喜會經由這個夢而化解「主耶穌」對他知識獲得的衝擊？以王昌遠為代表的一家人，以及朱四喜的兒子和太太，藉由宗教信仰而開展了不同的視野；這種視野的開展，由於朱四喜接觸最淺，所以獲得也最少。但是這群奉「主耶穌」之名的人，同樣困居在大雜院中，相對於朱四喜耽溺於文告的世界來講，他們確實比較接近現實的世界。如果又要以外在真實世界的知識象徵（導師、大學生、退稿函）比較，無疑地，這些人還是有所不足。
論述至此，我們可以清楚發現：整個故事中的知識領域分為三個：一個是以楊人龍、朱四喜為代表，狹隘而與世隔絕的知識，那篇〈告全國軍民同胞書〉（文告）為其象徵的符號。二則是以來福的導師、大學生、報社為主，代表外在真實世界的知識領域，報社的退稿函為其象徵的符號。三則是以王昌遠、王太太、王彼得等為代表，由文告的世界走入了宗教的領域，卻只是一知半解，並沒有誰真正和外面的世界契合，「主耶穌」則是這個領域中最主要的象徵符號－－其實，「主耶穌」並不足以成為一個符號，但是綜觀整個故事，似乎無法為王昌遠等人找到一個如「文告」、「退稿函」等足以成為符號的道具。另外，如果「主耶穌」是王昌遠等精神的信仰，相對於朱四喜、楊人龍的信仰應該是「總統」，但一方面「總統」的形象在全文中過於隱匿抽象，另一方面我們也無法為導師、大學生及報社等外在知識世界找到一個相對等的「信仰對象」。
四喜所以憂國，其實並不如夢中的楊人龍說的那樣，因為讀多了看多了，也就想的太多了。而是在於他所獲得的是自以為純正美善的知識，卻不曾自覺到他所了解的多麼狹隘與擁擠，一但與外在的世界發生衝突矛盾，很容易造成大傷害。事實的真相是楊人龍離開了朱四喜後，四喜以自己所認識的楊人龍，進行記憶的重組，架構了一個以「文告」為信仰的知識領域，而「夢中」的楊人龍反倒退居成為朱四喜的發聲筒，朱四喜以此說服自己、催眠自己。說來，四喜並不可喜，作者利用四喜的知識侷限，大大諷刺那個被政治訛化的時代。
－－發表於《野葡萄文學生活誌》第16期，2004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