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世與處世之道。--《世變下的經道合一--清初遺民《易》學中的「內聖外》

201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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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世與處世之道。--《世變下的經道合一--清初遺民《易》學中的「內聖外》

明清之際至清末民初,是一個風雨飄搖的時代。多少救亡圖強、經世濟民學說產生。不論是否受到西方文化衝擊的影響,中國儒家思想發展至明末清初時,已產生諸多經世濟民、實學致用等理論。尤其清初遺民在其著作中,以註釋《易經》為多,以釋《易》作為抒發經世、處世,乃至身心安頓之作。

本書針對當時較為重要人物,如:孫奇逢、刁包、黃宗羲、方以智、張爾岐、錢澄之、顧炎武、王夫之八位學者,其《易》學中經世致用、內聖外王之道,作一披露與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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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第壹章 緒論(節錄)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當外來文化入侵,傳統文化不足以抵禦外侮時,是否會促使有志之士反傳統以振興民族文化?這是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觀自晚清以來「反傳統」思潮不斷展開,甲午戰爭(1840A.D)的失利,更加引起民族危機意識,促使「經世之學」復興,成為一股氣勢磅礡的時代思潮。梁啟超(1873-1929)云:

鴉片戰爭以後,志士扼腕切齒,……經世致用觀念之復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開,所謂「西學」者逐漸輸入,始則工藝,次則政制。學者若生息於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窺,則粲然者皆昔未睹也,還顧室中,則皆沈黑積穢。於是對外求索之欲日熾,對內厭棄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於此黑暗,不得不先對於舊政治而試奮鬥,於是以其極幼稚之「西學」智識,與清初啟蒙期所謂「經世之學」者相合,別樹一派,向于正統派公然舉叛旗矣。

梁氏指出:晚清「經世」思潮風起雲湧,蔚為大觀,除了西學侵入的影響,彷彿為中國封建專制的國門,打開一扇窗,興起國人對外求索的動機。然實則中國內在已有一股動力,就是明清之際興起的「啟蒙」之學,這股思潮絕不是歷史的偶然,是中國學術由「古學」走向近代「新學」的開端。然這股經世啟蒙之學受到外來西學刺激,便形成一股新思潮,公然向正統舉叛旗。

至清•嘉道以降,國勢日衰,內憂外患,接踵而至,有志之士復起而提倡經世實學,然此一學風絕非憑空而起,乃前有所承,將沉埋於兩百年前的明清經世思想復興,只是,「晚清經世實學對傳統經史之學的『消解』與對傳統學術門類的『擴展』表現得更為突出」。晚清經世派人士不僅從傳統學術中尋找「經世致用」的文化資源,更進而「采西學」、「師夷智」,舉凡與國計民生有關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乃至理財、治河、漕運、海運、鹽務、水利、刑獄、以及養民、邊政、海防、夷務等實政之學,統統成為經世之學的重要內容。尤其是以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為代表所興起的戊戌變法(維新運動),更是力求深刻的社會改革,創造出一套「以新的時代精神」闡釋出舊儒學傳統的「新學」體系:後來,嚴復(1854-1921)、章太炎(1867-1936)、熊十力(1885-1968)、梁漱溟(1893-1988)、馮友蘭(1895-1990)、徐復觀(1904-1982)等人則對傳統儒學批判與對近代學術精神新詮釋,更是使舊儒學發展出一套所謂的「新儒學」。

整個清代學術變化,正如王國維所云:「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維新運動後,西方的自由、平等、民權思想大興,使得傳統儒學更增添所謂「新民本思想。」然這思潮轉變,當時學者以為:並非全是向西方取經,有的應是從中國固有的「民本」思想等因子而來。梁啟超指出:

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變遷,雖波瀾一日比一日壯闊,內容一日比一日複雜,而最初的原動力,我敢用一句話來包舉他,是殘明遺獻思想之復活。

又:

清初幾位大師―即殘明遺老―黃梨洲、顧亭林、唐甄、王船山……之流,他們許多話,在過去二百年間,大家熟視無睹,到這時忽然像電氣一般把許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

梁氏在此指出: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產生實是殘明遺老思想的復活。除了梁啟超外,康有為主張:與《孟子》有關;康氏《孟子微》指出:「孟子言治天下,皆曰:『與民同之』。此真非常異議,全與西人議院民主之制同。7」當時對國際大勢有深刻認識的王韜(1828-1897)亦云:「英國所恃者,在上下情通,君民之分親,本固邦寧,雖久不變。觀其國中平日間政治,富有三代之遺風。」然不論他們是持「中學西源」說或是「西學中源」論9,當時對西方民主觀念傳入,似有著以本土接受外來文化的心態。

然不論是沿自孟子、或三代遺風,觀清初黃宗羲撰於清順治十八年(1661)的《明夷待訪錄》當時視為所謂「奇書」、「怪書」,但卻被近代學者稱作:「中國的《民約論》」。十九世紀中葉,西方文化大舉東漸後,是否中國近代性民主理論也逐步展開?這裡突出一個問題值得吾人深思:包括政治理念在內的中國思想文化「近代性」的獲得,全然是外鑠的嗎?還是擁有一定的內在根源,由內外因素交會而成?

除了黃宗羲外,進一步,觀清初的王夫之、顧炎武、顏元、唐甄等等思想似乎也在近代被重新理解、闡釋與重視。

如戊戌變法時,欲衝決君臣綱常網羅,激烈抨擊君主專制的譚嗣同(1865-1898),對王船山著作,似乎極為推崇,盛讚道:「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後來,侯外廬也伸論:嗣同的思想,極其博雜……在政治思想上,接受黃梨洲的論斷,而參以西洋近代的民權論;在方法上,接受王船山與焦里堂的思想而參以西洋近代的科學觀念。又力守傳統儒家思想的曾國藩(1811-1872),將被埋沒一百年的王夫之遺著陸續刊刻問世;清末革命派唐才常(1867-1900)勉勵後生:「熟讀《黃書》、《噩夢》、《明夷待訪錄》、《日知錄》等書,時共研習,發揮民主民權之說而引申其緒,以啟發思想,為革命之先導。」以古文經學「論治」著名者,如章太炎、劉師培(1884-1919)等人;章太炎紹述清代考據學開創者―顧炎武的「經世致用」思想,以民族主義鼓吹革命;劉師培更是努力發揚黃宗羲、王夫之等思想。據錢玄同(1887-1939)說:

自庚子以後,愛國志士憤清廷之辱國,漢族之無權,而南明鉅儒黃梨洲先生抵排君主之論,王船山先生攘斥異族之文,蘊埋已二百餘年,至是復活。愛國之士讀之,大受刺激。故顛覆清廷以建立民本之運動,實為彼時代最重要之時代思潮。劉君子癸卯年(1903)至上海,適值此思潮澎湃洶湧之時,劉君子亦即加入此運動。於是續黃氏《明夷待訪錄》而作《中國民約精義》,續王氏《黃書》而作《攘書》。

在世局變化下,突破格套,是需要勇氣,更需要睿見的。面對沈痾腐敗清廷,喪權辱國,民族尊嚴如此掃地;欲推翻與革命,是需要勇氣的,勇氣背後支撐的力量便是「思想」;庚子後,愛國之士復倡黃宗羲、王船山等思想,顛覆清廷,建立民本運動,蔚為時代思潮。專治古文經的劉師培也加入此一運動中,續黃氏《明夷待訪錄》作《中國民約精義》,續王氏《黃書》作《攘書》。朱義祿指出:當時維新派就是以啟蒙學者的著作為載體,倡民權共和之說,興民權之微旨,發揮民主民權之說而引申其緒,目的是把西方文化中的民主主義引入中國。王國維(1877-1927)指出:

道咸以降,涂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為前人所不為,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

在此,我們實可發現到:明末清初「經世啟蒙」的思想,對後來晚清,乃至近代中國思潮影響甚鉅。換句話說,晚清乃至近代思潮的發展,除了受到西方外來文化影響外,內在直接的動力源由是「明清之際啟蒙思想」。在此,是否誠如張麗珠《清代的義理學轉型》云:明清以來儒學轉換基調的思想變構,……以大體相近的基調而與後來的外來觀念互相呼應,正是在此漸變的新思想動向裏,孕育了中國近代思想遽變的源頭?因此,晚清之現代化實寓有對傳統資源再發現的意義。是故明清儒學的獨特意義,就在於新基調、新倫理與新思維所內具的近代意義,即對近代思想之開展?

研讀至此,令後學感到是否今日欲徹底了解「晚清」乃至「近代中國」思想變化,必須要從「明清之際經世思想」清楚掌握起?今日儒學面貌可謂已非是傳統儒家未來面貌,轉變關鍵,應有:「明清之際經世啟蒙思潮」與「整個清代思想轉變」。據張麗珠研究,發現到:清代思想不但未在宋明理學後斷裂;反之,清儒所發揚看重「實在界」實踐傳統的義理學新典範,正是儒學由傳統向現代交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過渡性理論。想必學術思潮轉變絕非一蹴可幾的,是有本有源的。既然清代思想並未在宋明理學後斷裂,那是如何由宋明理學走向經世實學?當中的明清之際經世思想是否扮演著重要角色?

基於此,令後學欲追本溯源―明清之際學術思潮內容究竟如何?為何對後世影響甚大?翻開明清之際這些經世啟蒙者著作,我們實可發現到明清之際這些學者,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有一共同現象,都是明末遺老,清初的遺民。這些遺民均反思政權失敗的經驗、亡國的痛楚、批判王學末流空疏、學術之脫離現實窘境,乃至家國夷夏之防等觀念,滿懷憂患意識,處處藉著對經典著述抒發自身對亡國之恨與明亡的經驗教訓。藉由這般抒發,從中提出他們經世致用與救亡治國的理念。

然他們著述中雖強調對「外王」之學的張揚,但並不意味著他們對「內聖」之學的忽視。學者指出:明清之際的經世學者主張的是「內聖」與「外王」的統合。如顧炎武強調「行己有恥」,卻是藉著實踐性很強的「恥」以立本,作為內而修己,外而經世的道德動力。又有學者指出:所論述的清初實學家,也與儒者總結明亡的失敗經驗分不開,因此,他們雖然已經世目的為主導意識,而表現出經驗取向,但方法論上卻大抵仍然沿襲理學思辨思維。舉例來說,唐甄(1630-1704)表現出「心學事功化」的思想特色,但仍不脫心性論立場;劉宗周、王夫之等人在相當程度上修正了理學;黃宗羲、孫奇逢(1585-1675)、李顒(1627-1705)更被視為清初理學鼎足的南學、北學、關學代表。但實際上都未和理學劃清門戶,為其餘裔。

然頗令人好奇的是這些遺民論述中,數量最多,也最為後人稱許的經學論述,則是《易經》的闡述。他們是否藉論《易》以提出他們的經學理念、救亡圖強等想法?據汪學群研究云:《易》學是經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研究《易》學離不開經學,同理,研究清初經學也不能離開清初《易》學。然清初經學的基本問題就是如何處理經與道的關係。其進一步指出:晚明以來經道割裂,使得「內聖」之學流於空疏,外王的社會功能喪失殆盡;內聖與外王疏離,使經學不切實用,至使政治腐敗,世風日下,終導致國破家亡。是否清初遺民有鑒於此,紛紛提出「經道合一」看法?如方以智(1611-1671)主張「藏理學於經學」、顧炎武(1613-1682)提出「理學,經學也。」全祖望(1705-1755)歸納為「經學即理學」等主張。然所謂「經道合一」是否就是指經學與理學合一?內容是否包括:「內聖與外王」統一與「考證與義理」的統一,重視修己與致用之道?諸如這些問題,正是後學這些年來努力在研究的;博班畢業(2009年)前後至今(2017年)這些年來,對於明清之際遺民《易》學修己致用等思想研究,約計撰寫了十二篇論文:

一、 〈清初遺民聖人學實行―論孫奇逢《易》學中「戒心生」修養功夫〉,通過審核,刊登於《輔大中研所學刊》第18期,新莊:輔大中文系出版,2007年10月。

二、 〈孫奇逢實學思想探索〉,通過審核,刊登於《東亞漢學研究》第2號,2012年5月。(ISSN:2185-999X)

三、 〈以德修身而求治世―試論顧炎武「《易》學」中的道德修養〉,發表於第七屆海峽兩岸周易國際學術研討會,濟南:山東大學,2013年8月16日–8月18日。通過審核,刊登於《洛陽師範學院學報》第33卷第3期,2014年3月,ISSN:1009-4970。

四、 〈六經責我開生面―試論王船山《周易大象解》中的修己治人之道〉,發表於第六屆海峽兩岸青年易學論文發表會,武漢:武漢大學2013年10月18日-2013年10月20日。通過審核,刊登於《孔孟月刊》第52卷第5-6期,2014年2月28日。

五、 〈論黃宗羲《易學象數論》中「以經解經」的經學觀〉,發表於第八屆中國易經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劍潭青年國際活動中心,:2014年8月15日—2014年8月19日。並以〈黃宗羲《易學象數論》中「以經解經」的《易》學觀〉通過審核,刊登於《孔孟月刊》第52卷第11-12期2014年8月28日。

六、 〈體無內外,道無彼此―試論方以智「三教歸《易》」的學術思想〉,發表於2014年東亞佛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文學院國際會議廳,2014年10月31日-2014年11月2日。通過審核,刊登於《孔孟學報》第93期,2015年9月28日。

七、 〈王船山《易》學中「禮」的實踐―試以〈履卦〉與〈困卦〉作探討〉,發表於第二十八屆國際易學學術研討會;地點:新加坡,2015年11月13日-2015年11月17日。通過審核,刊登於《孔孟學報》第94期,2016年9月28日。

八、 〈論錢澄之《田間易學》中的經世思想〉,通過審核,刊登於《孔孟月刊》第55卷第3-4期,2016年12月28日。

九、 〈論錢澄之《田間易學》中的經世致用〉,通過審核,刊登於《東亞漢學研究》第7號,2017年4月。(ISSN:2185-999X)

十、 〈張爾岐《周易說略》中成善之道〉:通過審核,刊登於《孔孟月刊》第55卷第9-10期,2017年6月。

十一、 〈刁包「學《易》以檢心」的反省功夫〉:審核通過,刊登於《孔孟學報》第95期,2017年9月。

十二、 〈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間―清初明遺民的界定與經世發展之探究〉:審核通過,刊登於《孔孟學報》第96期,2018年9月。

在此,本書將這十二篇論文,略經整理、修改與增補篇章,編輯成書,命題為:《世變下的經道合一―清初遺民《易》學中的「內聖外王」》作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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