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華作協專欄】謝盛友:我們這一代

201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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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華作協專欄】謝盛友:我們這一代

謝盛友十八歲的照片

 

我是個作家,在某些人眼裡,還是個有點名的中德雙語專欄作家,但是,我寫字倒是沒有錯,但一輪到要發音了,每每會出錯。

我是1958年生人,提前一年上學,到1966年文革開始,心裡有時極度疲憊,生產大隊要開階級批鬥大會,我們找不到被批鬥的物件,我們一個生產大隊的,都姓謝,不是三姑六婆就是堂哥大叔,沒有一個是“地富反壞右”,況且,我們大家無法“階級劃分”,家家戶戶都是貧農階級,一窮二白苦度日。

我相信,由於那災難性的十年,現在大學裡的教授,校長副校長之輩,有我這樣、或者類似經歷的人為數不少。即便你是名牌大學的大牌教授,是校長,甚至院士,有些字不認識,或者會用而發音念錯,只要是屬於我們這一代,大抵都是正常見的。人都是時代的產物,沒有人會例外。我第一次感覺到我是一個沒有文化沒有知識的人,是九十年代初接受臺灣聯合報的訪問,在同年齡的臺灣同胞面前,我無地自容,在知識層面我們的差距的確太大了。

我們這一代人,就是這樣的一個知識狀況,一點學問都沒有。

 


我們成長的年代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年代。“老三屆”是指中國1966年、1967年、1968年的高中畢業生,因為他們沒有機會考大學。1966年到1968 年,中國正陷於“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之中,大學停止招生。在1968年至1969年的上山下鄉高潮中,這三屆本應已畢業的而實際上並沒有完整結束學業高 中,作為“知識青年”的主體“上山下鄉”,被安排下鄉,或集體到農林牧場,或分散插隊落戶農村。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們已經超過正常的高考年齡,但鑒 於其被“文革”耽誤,所以直至1979年,仍被允許參加高考,被稱為“老三屆”畢業生。國家恢復高考後,先後於1977年、1978年、1979年參加高 考,並相應於1978年春季、1978年秋季、1979年秋季進入大學學習的三個年級的大學生,習慣上統稱為“新三屆”大學生。這三個年級的大學生在年齡 構成上差距相當大,有十四五歲的應屆高中畢業生,有文革十年中積累下來的歷屆高、初中學生,更有年齡已在二十四五歲到三十多歲的。

我找不出能確切描繪那個時代的詞彙。當時正逢三中全會前後,國家滿目瘡痍,百廢待興。記得在學時有美國的大學代表團來中山大學訪問,說我們是“世界上最勤奮 的大學生”。那時圖書館座位太少,傍晚時分,開館之前,學生已經排起長龍,糾察隊在維持秩序。不然,大門的玻璃又要被擠破。

那年頭,同學們基本是教室、宿舍和課堂,三點一線,路都不拐。在食堂排隊買飯時,也背英語單詞。外語專業自古以來是“計畫”式呆板教學,一二年級學習語音語言基礎、口 語、聽力,三四年級精讀、泛讀、翻譯、報刊選讀。我這個人天生叛逆,最不喜歡學習內容被規範、被計畫、被灌輸、被指導。所以,我下午大多數時間都泡在歷史 系課室,聽世界通史、中國通史等;在經濟系課室,學西方經濟地理;在哲學系課室,讀黑格爾。

我自己有最經典的論述:“我們這代人生來就挨餓,上學就停課;該讀書的時候,我們在修理地球;該出成果的時候,我們卻在嚐寒窗苦;該有作為的時候,我們必須養家糊口。”好一首趣味的打油詩,其中的故事,又有多少現在的海外學子可以體會、可以承受?

“什麼是農村?什麼是農民?” 現在的留學生基本上沒有概念了。農村是我們這代人絕大多數者生活過的地方,我們曾在辛勞質樸的歡樂中虛構單純的夢想。那時候“史無前例” 地“橫掃一切”,“一天等於二十年”地把學校“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父老鄉親們辛勞終日,克己守法,苦中求樂。我們經常大家在一起唱“語錄歌”、跳 “忠字舞”,從中取樂。王蒙曾經自道:“我是一個入世的人……出世的要求又相當強”,“我的作品有許多真實生命的體驗”。從一個革命浪漫主義的“少共”到 一個理解農民的智者,王蒙走過的道路,他所經歷過的精神巨變,對我們這些人或許有某些啟示意義。

我們這代人早期的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義, 文革之後革命的理想迅速幻滅,但新的理想又出現了,變為個人的英雄主義理想。我們當時讀的暢銷書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還有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作品,普希 金、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等。法國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裡斯朵夫》,這本書現在幾乎沒人提,當年卻影響了我們整整一代人,因為它塑造的是資產階級革命者,充滿著個人主義的理想精神,這種精神在文革之後迅速煥發出來。那個時候的個人主義與今天不一樣,今天流行的是以個人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個人主義,而當年的個人主義充滿著英雄氣概,“小我” (個人和家庭)的意義最後要通過“大我” (國家和民族)做出貢獻而得以實現。“走向未來”叢書,兩位主編金觀濤、劉青峰夫婦寫的文章,今天讀來充滿了理想主義的精神,他們的《公開的情書》哪怕是 私人的愛情生活,都與國家與人類的宏大目標緊密相關。

我們這代人很少有感恩之心,覺得自己是時代驕子,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有不自覺的自戀意識,得意於自己是超級成功者。其實我們這一代人不過是幸運兒,世無英雄邃使豎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斷層,我們不過趕上了時候而已。

曾為知青、後進大學,如今成為超級成功者,大談青春不悔。我們卻忘記了,大多數知青都被耽誤了青春,如今下崗待業,成為困難戶、低保戶,我們完全忘記了更多 的被時代殘酷淘汰了的難友。我們缺乏對弱者的同情,唯有成功者的虛驕,覺得自己的成功便是那代人的成功,自己就是一代人的代表。事實上,少數精英的成功是 建立在大多數同代人犧牲的基礎上的。我們那時的高考,100個考生裡面只有不到5個人被錄取,淘汰率高,空前地殘酷,我們真的是極少數被命運特別關照的 人,越是成功,越需要懂得感恩和謙卑,而不是自傲和虛妄。

政躬則國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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