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領讀者了解臺灣媽祖信仰的起源。--《臺灣的媽祖信仰》

2018/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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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讀者了解臺灣媽祖信仰的起源。--《臺灣的媽祖信仰》

還原臺灣的媽祖信仰,一切從清廷治理臺灣開始......

臺灣四面環海,以保護航海安全著名的媽祖信仰因而被引入澎湖,明鄭時代臺灣最主要的官方是玄天上帝,清朝為攻打臺灣,開始運用媽祖信仰分化明鄭水師,成功勸誘部分水師降清,並派明鄭降將施琅率領這支水師逼迫鄭克塽降清。為崇德報功,清政府廣為傳播媽祖信仰,並以媽祖為國家級祀典,規定沿江、沿海各省各級政府建廟奉祀。

日本統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為遂行同化政策,干預、約束民間信仰,然因媽祖信仰為臺灣居民主要信仰,且日本開國天皇「天照大神」也是女神,故允許媽祖信仰繼續存在,至七七事變爆發始全力約制。其後日本戰敗,臺灣光復,民間信仰始逃過大劫。
1945年臺灣光復,媽祖信仰恢復,1950年國民政府遷臺,國、共對峙,臺灣實施戒嚴,寺廟活動受嚴格管制;但隨著臺灣經濟的發展及民主政治的施行,1970年代政府政策也跟著改變為輔導寺廟從事文化建設。

媽祖信仰發展至今,每年農曆3月,是臺灣的「瘋媽祖」月,媽祖遶境活動更是一大盛事,被視為重要民俗之一,亦吸引不少國內外人士參加。除了既有的宗教活動之外;也發揮其社會教化功能,結合慈善事業,幫助需要幫助的人。近年則朝推動文化產業、吸引人潮發展觀光事業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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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第一章 媽祖信仰與臺灣社會】

三、媽祖信仰的社會功能

  臺灣寺廟之性質,非僅為人民信仰中心之所在,且與民俗生活打成一片,民間節慶、禮俗、教化往往藉祠祀以推進,基於此特性,華人在海外建立聚落後,無不以寺廟之建設為優先考慮。華人移民臺灣後,寺廟被用為推進地方建設,維持社會治安,對百姓實施生活教育等之主要工具,茲分述如下:

(一)宗教功能

  臺灣漢人聚落成立後,大多立即從事寺廟之建設,以安定民心,凝聚社區共同意識。以高雄市旗后的開發為例,明永曆28年(康熙12年,1673),莆田籍漁民徐阿華出海捕魚遭風漂至旗后,發現當地適宜居住、捕魚,遂返福建原籍邀友朋十餘家,遷至旗后,建立村落,並於康熙30年(1691)開始營建媽祖廟於聚落中心點,此即漁船移民聚落發展模式之一例。另嘉慶11年(1806)彰化縣東螺社因漳、泉械鬥遭焚毀,後又經洪水沖圮,居民集體遷至北斗重建街肆,並規劃興建媽祖廟,取名奠安宮,以寓「奠定厥居,安集乎民」之意,由此二例可見寺廟之興建,對社區有安定民心的宗教功用。

  廟宇宗教功能的運作,主要依賴兼職之神職人員。這些神職人員包含法師與乩童。年長法師經常在一段期間挑選一批兒童集訓,讓他們數年期間學習廟宇主神相關歷史及宗教操作儀式、醫藥常識等,並於爾後宗教活動讓他們見習,至成年以後逐漸獨當一面,主持小法會等。法師通常會於民眾有問題或迷惑提出請求時,請神降臨指點迷津,而乩童即為神降臨時的附身,故其言談舉足,均需以神的動作與講話神態呈現。神由乩童口中講出的指示常人無法理解,要由法師轉譯,故法師與乩童在臺灣早期社會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甚至可直接或間接影響整個社會動向。

  清朝同治元年,彰化縣有戴萬生等人聚眾反抗政府,攻陷彰化縣城,接著轉向南圍攻嘉義縣城,同時遣一股匪徒撲向北港。北港居民議戰、議避,莫衷一是;相率禱於朝天宮天后媽祖。卜戰,得吉筶,議遂定。當時官員倪贊元為此撰寫一篇「天后顯靈事蹟」謂:

  昔先王之以神道設教也,蓋以功德及民與夫捍災禦患者,尊崇而奉祀之,所以崇德報功,彰善癉惡也。我朝歷聖相承,攸崇祀典。神亦顯靈效順,輔翼皇圖,每見奏報之中,筆難盡紀。然其威靈顯著、功德昭然者,惟關帝、天后為最著。

  相傳后司東南七省水旱,故舟車所至,莫不廟貌巍峨;而商舶之來往海中者,尤加崇奉。北港實為海汊,通金、廈、南澳、日本、呂宋等處,商船萃薈,廟貌尤宏。神之威靈卓著,凡水旱、疾疫,禱無不應。所尤顯著,惟同治元年顯聖退賊事。先是,正月十五日居民迎神輿至廟廷,簥擔忽飛起,直立神桌上,大書「今夜子時速以黑布製旗二面,各長七尺二寸、闊三尺六寸,上書『金精、水精大將軍』字樣,立吾廟廷」。左右居民見神示異敬謹製備,然莫知何用也。及戴萬生反,圍嘉義,居民惶惶,聚議不決,乃相率禱於神;卜避不吉,卜戰吉。於是增壘浚濠,聚民習戰事。方集,而賊至,無所得旗,遂迎神命所立旗為前隊守禦;賊不戰退,我民亦不敢偪,恐有詐也。後賊焚新街,民激於義,爭相赴援,救出被難男婦並擒賊二人;詢以當日不戰故,賊云:「是日見黑旗下人馬甚眾,長大異常,疑是神兵,故不敢戰」。居民知神祐,相率詣廟叩謝,勇氣百倍。自是每戰以黑旗先,屢敗賊,擒斬數百人;相持二、三月,港民傷斃不及二十。七月,官軍至,義民導之復新街,解嘉義圍。8

  以上述例子,顯現媽祖信仰在臺灣社會發生的影響力甚大,因此臺灣百姓逢年過節均要到媽祖廟朝拜,在家庭正廳神案上也會奉祀媽祖神像,每天早晚上香祈求闔家平安。

(二)社區整合

  明末鄭成功帶領數十萬軍民進入臺灣,雖令所部將士及其眷屬遷入,但臺灣初闢疫癘時作,部將多視為畏土不來,故無巨族。各地聚落建立多以同籍貫者為主,故臺灣村落多數為雜姓聚落。雜姓聚落不似單姓聚眾可透血緣關係與宗族組織約束村人,故如前述,廟宇首先被建立起來,用於社區整合。

  廟宇組織是社區整合的最高層次,廟宇的董事均由各角頭、各行各業的領袖擔任,這些董事除了負責廟宇興建、維修、香燈經費的籌募外,也同時藉他們的名望凝聚社區居民向心。而真正對社區居民發揮整合功能的則為相關的祭祀、遶境、進香等活動。祭祀典禮通常有主、陪祭、執事之分,亦即有尊卑的區別;易言之,祭典即把大社區的人倫關係、尊卑位置定出來。接著,遶境進香等迎神賽會也把社群不同的社團區分出來,如文化類型的有南北管等音樂團隊、展示才藝的藝閣;地方自衛武力類型的有飛龍團、金獅團、宋江陣等武術團隊。最後則為跟在遶境進香隊伍神輿後面隨香的老弱幼小族群,承平時期的進香活動他們扮演信徒與追隨者,當變亂時他們即為被壯者保護的族群。

  寺廟神誕祭祀活動後,祭品即由主人肆筵設席以敘鄉誼,聯絡感情。早期移民患難與共,強弱相扶持,彼此感情深厚,多能和衷共濟。數代之後,人口繁衍眾多,族親、同鄉多未必相識,故各街堡紳耆,每藉寺廟神誕,肆筵設席,俾同鄉「會面言歡,且使子孫不失木本水源之由」。

  寺廟還有互助及救濟的功能,如書院書田,對士子欲參加科考者給予路費補助,若其人中舉當官則需捐款回饋,義塾則使貧民子弟有機會就學,神明會也蘊藏各行業互助互濟之功用,厲壇則為客旅暫借停棺之所。上述諸團體、公業之組成,無非本儒家仁民愛物之思想發展而成,其性質是積極的,適足以補宗教消極之警惕、教化作用,兩者相輔,彌補了臺灣社會在開發過程中無政府規劃的缺憾。

(三)社區商圈軸心

  臺灣各地聚落形成時,寺廟也隨之建立,整個社區便以寺廟為中心向四周發展,寺廟不僅是聚落地理中心,民間交易也結集於寺廟四周,形成店鋪、攤販聚集的經濟活動中心。俟民間經濟富裕,商人擴展其貿易圈以輸進更多貨品,大規模經濟活動因而產生。臺灣主要農產品米、糖、油為中國閩、粵二省所需物資,中國之布匹、絲綢、瓷器、五金、雜貨等,也可補臺灣不足。雍正初年臺灣行郊產生,以販運地區不同分為:從事臺灣與上海、寧波、天津、煙臺、牛莊等處貿易之北郊,配運金門、廈門、漳州、泉州、香港、汕頭、南澳等處之南郊,在臺灣各口岸間從事販運者稱港郊,由泉州商人資本主導的稱泉郊,廈門商資本主導者稱廈郊,此外尚有單一行業組成之商,如布郊、糖郊、水郊(水上航運)等。各行業因利益不同,難免有競爭,郊即各行業籌組的同業團體,以為互助並互相約束之機關。各行郊各自訂有規約,但也都各有守護神,從事海上貿易之行郊奉祀水仙或媽祖,其用意除求神明庇佑平安興隆外,也藉神靈名義自我約束。如臺北臺廈郊,在其郊規中,將崇奉天上聖母(媽祖)列為首章,要求各會員間之守信、互助等事。

(四)社區教化
  
  在國民教育普及之前,不論中國或外國,寺廟都是傳播教化的重要埸所。中國古代政府採精英教育政策,政府所設學校招收學生均以自學多年具有相當學術根基者。因此,基礎教育需由家庭或民間自行延師教導。臺灣的地方基礎教育,多由社區自行籌辦。在無固定教育空間情況下,廟宇的廂房多被充當學生上課空間使用,如有文昌祠者以文昌祠為學校,若無則以其他廟宇為之,如新竹縣於同治9年(1870)增設義塾,即以南城外竹蓮寺、中港保天后宮為學堂。此類學堂教授為儒學課程,即中華文化大傳統的教育,學生卒業後可參加縣政府主辦童生考試,進而參加省、中央政府主辦之科舉考試,出任官員,為社區教育的主流。

  社學之外,清朝政府也將廟宇當成教化百姓姓之據點。清順治9年(1635)順治皇帝首頒六條諭令(六諭)於八旗及直隸各省,以臥石刻文立碑以教滿人;16年(1659),准譯六諭為漢文,令五城各設公所,擇善講人員講解以廣教化。康熙9年(1670),聖祖玄燁將之增為16條,其綱目為:「敦孝弟、篤宗族、和鄉黨、重農桑、尚節儉、隆學校、黜異端、講法律、明禮讓、務本業、訓子弟、息誣告、誡窩逃、完錢糧、聯保甲、解仇忿。」頒行全國通令遵行。康熙25年(1686)又令頒行營伍將弁及土司各官,通行講讀。雍正元年(1723),世宗皇帝又將「聖諭」16條擴為16章,每章釋文約六、七百字,共萬餘言,印為一書,取名《聖諭廣訓》,頒發全國令生童誦讀,每月朔、望,地方官聚集公所逐條宣講。

  臺灣於康熙28年(1689),開始於天妃廟前庭闢地創立講約所,開始宣講聖諭。雍正以後,更「選一鄉之秀者,於市鎮村莊人多處,宣講聖諭廣訓及古今善惡故事」。道光28年(1848),徐宗幹任分巡臺灣道時,更隆其儀、厚其賞、嚴其責。如此,官民均以廟宇為推行社會教化的處所,廟宇的教化功能日形重要。

  道光以後,臺灣廟宇的董事、神職人員,更進一步藉神靈降乩時傳達神旨的方式,將自己的道德理念或要求百姓遵守的規範藉神明之名義敷衍成書,接著把這些書印成善書於各種機會宣講。其辦法即神明附身乩童指示時,除了口頭諭示外,增加以乩筆於沙盤寫字的表達方式。這種乩童稱為乩(筆)生,其人員必須受過相當程度的教育,而扮演法師者(即宣示自身理念者)更須文才暢通,有著述能力。

  藉廟宇神壇請神降乩著書的過程大略如下:先由法師持香祭拜請神(關帝或媽祖等)降臨。俟神降臨附身乩童,法師接著唸誦「水讚」、「香讚」,接著再唸「淨口神咒」、「淨心神咒」、「淨身神咒」、「淨三業神咒」、「安土地神咒」、「淨天地神咒」、「金光神咒」,讓乩童身、心、口、意都清淨以便傳達神旨。接著誦念「太上起經讚」、「開經偈」、「志心皈命禮」(分為感應、揭惡、勉善、成功等四節)。接著乩童乩筆寫出經文本文。寫經文耗時最長,當乩筆停頓時,法師需持薰香爐讓乩童聞以刺激其靈感。經文通常七字一句,先講述神之經歷及時局,再談神告誡信徒的話。最後法師唸誦收經讚,完成整個著述程序。當廟宇將上述論述編印為書時,還會在書末附錄「醒世詩」、「救劫寶訓」、「破窯賦」等勸世文。9
透過這種宗教教化,也收到相當成效,如清末臺灣民間吸食鴉片風氣頗盛,臺北行忠堂以關羽降乩為名刊行之戒煙文即寫:
夫洋煙之貽害也,遍於中華矣,男女老幼見此而迷情,士農工商因斯而亡業,吁磋痛哉!吾今下界鸞為降筆,願爾世人共相勸勉,此物貽害匪淺,有犯者,作速回頭醒。

  配合神的指示,廟宇主事也提供戒煙偏方供吸食鴉片者參考使用,而其成效也很可觀,根據《臺灣慣習記事》之報導,謂明治34年(清光緒27年,1901),4月至10月,臺灣南部降筆會降乩勸人戒煙,致使申購鴉片者從765人降至446人,此亦可謂為神道設教之成績。

  此外,寺廟多附有曲館、武館,係子弟閒暇時健身、習藝之主要處所,充分發揮社區教育的文化功能。西元1915年以後,臺灣數度調查寺廟,其總數都在一萬座以上,規模較大的廟宇有三千座以上;且幾乎每村落都有廟宇,可見廟宇在臺灣的不可或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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