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專欄】《庚子西狩叢談》的執筆人劉治襄

2017/11/29 上午 09:00   資料來源:蔡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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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登山專欄】《庚子西狩叢談》的執筆人劉治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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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翦伯贊在《義和團書目解題》認為眾多有關義和團的歷史文獻中,最有價值的就是《庚子西狩叢談》,他還高度評價該書為紀述「西逃」諸書中最佳之著作,可見其史學價值之高。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美國教士浦愛德更將《庚子西狩叢談》譯成英文,由美國耶魯大學刊行,之後更有德文、日文的譯本。中外推祟,視為信史。該書若以現代的說法,是真正名符其實的一本「口述歷史」。口述者是吳永,而筆錄者是劉治襄。

吳永(1865─1936),字漁川,別號觀復道人。祖籍浙江吳興,生於四川西昌縣。清光緒四年(1878年)父歿,次年隨母徙成都。因家貧無力延師,從親友處借書攻讀,刻苦自勵。涉獵經史之餘,還工於繪書,精通音律,特別對金石頗有研究。光緒十年,法軍入侵中國雲南,吳永投筆從戎。次年,清政府與法國議和,遂解甲歸田,客居長沙。光緒十三年,吳永由湖南入京師,經侍郎郭嵩燾推薦,到戶部侍郎曾紀澤家教書。因勤於職守,頗得器重,曾紀澤以次女曾廣珣嫁之。婚後納資捐得知縣,分發直隸候補。或許是因為與當時的北洋大臣李鴻章弟弟李鶴章第四子李經馥(曾紀澤長女曾廣璇丈夫)是連襟關系,成為李鴻章幕府中一員不可多得的幹才。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吳永曾隨李鴻章赴日本商談「和約」,任「辦約文案委員」。光緒二十三年,經李鴻章的大力推薦,補授直隸懷來縣知縣。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慈禧偕光緒微服倉皇出走,首站就到了當時隸屬懷來縣的雞鳴驛。吳永得知慌忙接駕,他任職的懷來縣非常貧瘠,又加之當時兵荒馬亂,雞蛋、小米粥、玉米麵、窩窩頭就已經是傾其所有了。盡管食物簡陋,但饑寒交迫的慈禧仍然非常高興,對吳永心中頓生感激之情,又得知他是曾家女婿,又與李鴻章世交,見駕時應對從容,對朝廷的忠誠溢於言表,自然更加的賞識。之後,吳永又隨慈禧西行,擔任前路糧台會辦,日夕召對,故對當時諸多事宜,深知內情。回京後,慈禧就將吳永官職升至五品,連升三級。但李蓮英等宮廷幕僚嫉恨心泛起。慈禧為了歷練也為了保護吳永,最後就把他「下放」到西安做了一個四品的道台。不久,又將他「下放」到了更遠的廣東雷瓊道。

劉治襄(1869─1936),名焜,譜名振書,字芷薌,晚號甓園居士。浙江蘭溪官塘鄉厚同人,生於清同治八年(1869年)十月二十三日。才華橫溢,雅博宏深,曾受業於俞曲園(樾),光緒二十七年鄉試第一,會試得中進士。歷任翰林院庶士、編修、北京京師大學堂教授、省議會副會長、國務院參議、內務部總務廳廳長等職。民國八年(1919年)七月,屈映光(文六)署山東省省長,劉治襄是他的秘書長。這時吳永剛在山東任膠東道尹,因有事進省,屈氏讌之於省署西園,並要劉治襄作陪。兩人因同屬浙江,地緣相近,人緣相親,席間暢談庚子「西狩」故實,合座傾聽,屛息靜氣沒有一點動筷子的聲音,剛說到緊要關頭,忽報某鎮帥到,主客紛紛離席,一番酬應,故事便中斷了。一斷便是七、八年,直到民國十六年(1927年),因潘復入京任內閣總理,劉治襄和吳永一同入樞府任記室,兩人同處一室,這才重續八年前未完的「傳奇」故事。劉治襄形容當時的心情說:「此次所談,……予既溫舊聞,復償新願,胸藏宿塊,頓爾消解,欣慰殆不可言喻。最可異者,區區一夕談,發端於八年之前,而結委於八年以後。假當時稍延片刻,一氣說盡,亦不過曉此一段歷史,茶前酒後,偶資談助,反不覺如何注意。乃無端畫成兩橛,神山乍近,風引舟開,偏留此不盡尾聲,懸懸心坎。直至今日,言者聽者,乃復無端聚集,完此一樁公案。地隔數千里,時閱六七年,以萬分渴望之私,當十九難償之願。本非絕對必需之事,已作終身未了之緣,成日蓄之意中,而一旦得之意外,便覺得一字一語,皆成瑰寶。奇書殘本,忽然足配完編,一如蕩海萍花,既離復合,西窗聽雨,重話巴山,此豈非人生難得之快事耶!」

《庚子西狩叢談》一書,凡五卷,共七萬餘言。初稿就在三個晚上寫成,可見劉治襄的才思敏捷,他說:「因率就燈下援筆記述,取案頭日報,用寸草塗抹其上。初意數紙可竟,乃引而愈長,既盡一紙,更取一紙,直至曉鐘將動,尚未罄其十一。」可見當時他在記敘此書時是如何地興之所致,一發而不可收。後來經過兩次增補修正,又經吳永看過,根據吳氏日記增訂了名物時地,方才完稿。

吳永對劉治襄讚不絕口地說:「筆致縱橫,詞採磊落,事皆翔實,庶可傳信,先生記憶強密,精力滂魄,即此可見」。以十天功夫寫成這樣的傳世之作,可見劉治襄的才華橫溢之一斑。

《叢談》既畢,劉治襄又寫了一段頗長的模仿「太史公曰」,提出他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庚子一役,釁自我起,衡情量理,我們當然不對。但既已到宣戰階段,那就不必論理而論勢了。他們的聯軍,從千萬里外而來,以當時的交通工具,後繼的援軍,一定趕不上來的。他們集合了「風習各殊之眾,猜嫌互異之情」,勉強推定了統帥,號令決難一致。聯軍總數,不過三萬餘人,「懸軍深入,冒百忌以賭一日之得失,以兵法論,實處於必敗之勢,所謂越國鄙遠,吾知其難者也。」當時,中國軍除禁軍不計外,所號北洋六軍,環列於京津間,為數當在十萬以上。「以眾禦寡,以主敵客,以逸待勞,賺之登陸而斷其後,八面犄角,一鼓而覆之,固非甚難事也。否則圍而錮之,勿加殺害,杜絕接濟而使之自屈。」再等而下之,「乃既不能戰,並不能守,京津三百餘里間,一任其從容馳騁,長驅突進。則又何也。」劉氏這些論點已不是書生談兵,紙上作論,他清楚地提出「堅壁清野」的戰術,「長期抵抗」的戰略,他認為八國聯軍並不可怕,只要韌性抵抗,洋人一定要失敗的。

劉治襄又進一層推尋構成「義和團」事件的社會因素:一則民智之過陋,二則生計之窳薄。因為老百姓缺乏教育,以致迷信於仙道鬼神之魔法。因為長期失業而貧而困,靠著一些僥倖的機會混吃混喝,終至恣意燒殺搶奪來滿足自己的慾望,而存著萬一僥倖的希望以逃過法網。因愚而頑,因游而暴,適有民教互鬩之問題以作之導線,遂轟然爆發而不可復遏。

《叢談》是由吳永口述,劉治襄記錄並加以自己的評述,是一本記錄當時義和拳動亂、清廷腐敗、外國軍隊入侵、慈禧光緒西逃及回鑾的真實歷史寫照。該書從作者對李鴻章的肯定,對清朝官宦之間的爾虞我詐的揭露,乃至對慈禧的過失的微詞,均可見他有清醒的政治看法。而且由於此書為當事人的經歷,又與事件經過不久,自是應當可補正史之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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