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霧島嶼:臺灣戲劇三種》非關懷舊:當代與歷史的辯證――邱坤良的歷史劇

2015/4/21  
  
本站分類:藝文

《茫霧島嶼:臺灣戲劇三種》非關懷舊:當代與歷史的辯證――邱坤良的歷史劇

摘錄自〈非關懷舊:當代與歷史的辯證――邱坤良的歷史劇〉 紀蔚然

值得一提的是,邱坤良的歷史三部曲既不為任何觀點背書,也不是老生常談的「鑑往知來」;它們所呈現的歷史觀是開放的,因此戲劇裡「以前的臺灣」和現實中「當今的臺灣」之間的關係不是簡單的因果,而是複雜的辯證。換言之,相較於一些歷史書或某種意識型態對於某段歷史的「定位」,作者秉持的態度卻是那段歷史的「難以定位」:以認同這個議題為例,過去的和現在的同樣棘手,而且過去的認同甚至比現在的認同還要錯亂。

《紅旗.白旗.阿罩霧》以林文明曾因驍勇善戰而官拜副將為始,以他受騙至衙門、血濺公堂為終,描述一段霧峰林家的故事。然而,作者著力的重點不是林文明的「冤死」,而是從兩個糾結的面向呈現移墾時期的臺灣:當時的移民或因自身利益、或因家族恩怨而引發不斷的械鬥和大規模衝突;另一方面,這些家族也因眼前立場,一會兒插著紅旗造反,一會兒插著白旗與官方並肩作戰,導致清廷得以平亂之名而進行分化之實,而夾於其中的無辜老百姓為了保命,只能隨時備好紅旗與白旗,但看風向如何輪轉。因此,這齣戲的重點不是個人或家族的悲劇,而是時代的悲劇;它的著眼點不只是政治與認同的錯綜紛繁,而是「人性的貪嗔癡怨。」宗教的氛圍瀰漫全劇,但媽祖所代表的慈悲在部落主義的驅使下已蕩然無存,甚至原本神聖的宗教儀式也淪為殺戮場景。

《一官風波》把時間往回拉得更遠,距今400 多年的十七世紀,但劇中福爾摩沙的處境和當今臺灣的處境卻有幾分貼近:商人無祖國、商業無國界、政商勾結、黑道漂白、跨國企業的唯利是圖等等。誠如作者所言,此劇的「目的不在還原歷史,也不是要提供觀眾『知古鑑今』的想像空間。確切地說,應該就是面對現實社會的直接反射。」 劇中主要人物尼古拉一官(鄭芝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明朝、荷蘭、英吉利、日本──除了擁有一時的戰鬥實力之外,他的主體是空的,以致他所有行動、所有選擇都和當下的存活有關,甚至他最終「棄明投清」導致遇害身亡的選擇也是基於利益考量。較之《紅旗.白旗.阿罩霧》,這齣戲所涉及的身分政治更加混亂:每個人物都具有多重身分,例如開酒館的蝴蝶是住在呂宋的明國人,又如威廉是為荷蘭東印公司效命的瑞典人。其實,所謂多重身分即是無身分,因為當主體沒有倫理實質時,這些人物畢竟只是永不靠岸的海上漂流物罷了。

雖然兩劇的時間設定相隔數十年,《霧裏的女人》彷彿《紅旗.白旗.阿罩霧》的「續集」;然而,無論在內容與形式、在主題深化與藝術手法等方面,《霧裏的女人》已遠遠超越了前集。

《紅旗.白旗.阿罩霧》的敘述結構有個加框設計(framing device);亦即,故事雖以林文明的悲劇為主線,但序幕與終場都是林戴氏為子喊冤的場景。如此安排導致三個效果:首先,一旦觀眾得知內情之後,林戴氏口中的「冤情」不免帶著戲劇性反諷的意味;其次,和傳統用法不同,此劇的加框設計不是為了將全劇的視野侷限於框架之內,反而是為了在框內與框架之間拉出辯證張力,致使框裡的內容逸出了框架的形式之外;其三,林戴氏的觀點是片面的,而非全面:加框是劇作家使用的障眼術。

《紅旗.白旗.阿罩霧》主要以男人的觀點述說著霧峰林家的故事,而林戴氏這個女性角色對情節走向絲毫不起任何作用。然而,《霧裡的女人》則是以三代女人的觀點──靈芝、麗珠、曉晴──再敘一段霧峰林家的離奇遭遇。如此一來,認同與身分的議題就更加剪不斷、理還亂了。光是男人已經夠複雜了:林光烈身為臺灣人,先是日本子民,後來因理念而選擇成為中華民國國民,最後卻受軍閥及其黨羽陷害而死;林光烈之子睿明先是加入國民黨,參加抗日聖戰,爾後又加入蔣中正的滇緬遠征軍,之後回到臺灣卻因二二八事件被槍斃。女人這邊也很曲折。林光烈之妻靈芝的祖先是滿州正黃旗人,而睿明之妻麗珠原本是印尼華僑。睿明遇害後,麗珠先是避走香港,爾後來到中國,卻因身分特殊而受到共黨的批鬥。第三代曉晴自小生長於臺灣,但因父親睿明是二二八「叛亂分子」、母親是「親共匪諜」,使得她的婚事屢屢受阻而終身未嫁,成為貨真價實的「林家的女人。」但「林家的女人」又代表什麼呢?《霧裏的女人》彷彿臺灣近代史的濃縮,藉此劇作家提出一個問題:即便個人具有倫理實質,在黨同伐異的鬥爭下、在時代悲劇的激流中,個人的主體性能發揮多少作用?

質疑、發難、詰問,而沒有結論。這是藝術可貴的地方:它不受狹隘的意識型態綁架,也不為任何既定的想法背書。開放視野、辯證精神、藝術實驗──邱坤良的三部歷史劇不僅為我們提供很好的示範,在此類型裡仍然一枝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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