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在中國的兩篇早期譯文初探 @陳慧文

20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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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在中國的兩篇早期譯文初探 @陳慧文

發表於 第3屆「中國譯學新芽研討會」2008年12月18-20 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摘要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用德文寫成,目前看到最早的中譯文是晚清(1908年)署名「志達」的譯者所撰的〈因格爾斯學說〉,發表在「社會主義講習會」及「女子復權會」的機關刊物《天義報》上,其翻譯任務是解決「女子問題」,譯者將翻譯恩格斯學說的重點聚焦在當下的家庭婚姻問題,並將可能產生的效應指向女子解放和經濟革命。五四時期(1920年)惲代英(1895-1931)在綜合性學術刊物《東方雜誌》上發表的〈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在回應的問題則是:社會主義是否主張(或會造成)亂交或公妻,以及社會主義所構想的社會藍圖中的家庭與婚姻是何種樣貌。其翻譯任務是提高讀者對社會主義的接受度。這兩篇譯文分別出現在中國第一、二次社會主義傳播的高潮,刊登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和影響力的刊物上,前者反應了晚清東京留學生及天義派作家對恩格斯學說的初步了解,後者反應了五四時期知識份子對恩格斯家庭觀的認識,這兩篇譯文發表之後,對於中國人對恩格斯學說的理解及家庭婚姻觀的轉變產生過一定的影響。本論文試就當時的文化背景及這兩篇譯文本身,分析晚清到五四中國知識份子對恩格斯學說的解讀和挪用,如何回應當時中國關於家庭婚姻的議題,及其可能產生的效應。
 
                 
                  關鍵詞:恩格斯,家庭,翻譯,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
                 
                       
陳慧文,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生,本論文為擔任清華大學中文系劉人鵬教授所主持之民國96學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二十世紀初中國毀家廢婚論研究」(計畫編號:NSC96-2411-H007-016-MY3)的助理的研究成果之一。
 
 
                  前言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所著Der Ursprung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 im Anschlub an  Lewis H. Morgan's Forschungen(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為《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爾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884年用德文寫成,同年10月在瑞士蘇黎世出版,其後被翻譯成法、俄、英、日、中等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國產生了巨大影響。目前關於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和翻譯的追蹤已有相當的研究成果,但對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在中國的早期譯文尚未有深入的研究。
                 
    中國人接觸西方社會主義思潮最早始於19世紀70 年代起到90年代末,一小部份思想開放的知識份子和洋務派官員通過目擊、耳聞和閱讀一些新聞報導和西學譯著,逐漸地了解到社會主義某些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但此時中國對西方整個社會主義運動和理論體系尚未有清晰的認識,更談不上研究和宣傳。最近的研究指出,馬克思、恩格斯之名最早在中國出現是在1898年夏,外國傳教士在上海創辦的「廣學會」出版了《泰西民法志》,這本書是英國人原著、胡貽谷翻譯的《社會主義史》中譯本,但發行有限,沒有什麼影響,且迄今未找到原版本[1]。1899年2到5月,「廣學會」的機關報《萬國公報》連載了李提摩太節譯的《大同學》前四章[2],此文是英國社會進化論者頡德(Benjamin  Kidd, 1858-1916)的著作《社會的進化》》(Social   Evolution,1894)前四章的譯文,其中第一章和第三章提到了馬克思[3]。《大同學》於1899年5月出版單行本,其中第八章提到:「德國講求養民學者,有名人焉。一曰馬克思,一曰恩格思。」「恩格思有言,貧民聯合以制富人,是人之能自別禽獸,而不任人簸弄也。」[4]以上是恩格斯之名較早在中文書籍中出現的幾項紀錄。
    進入20世紀後,西方社會主義以不可阻擋之勢滾滾東來,1902年到1908年間,中國出現了第一次社會主義的傳播熱潮,革命派、維新派、無政府主義者、留學生們紛紛通過譯書、著書、辦報等方式對社會主義進行探討[5]。日本福井準造著《近世社會主義》1899年在東京出版[6],1903年1月趙必振翻譯為中文由上海廣智書局出版[7],本書鉛印線裝,分上下二冊,約十六萬字,其中第四編說明馬陸科斯(馬克思)和野契陸斯(恩格斯)的著作及寫作過程[8];1906年1月,朱執信在東京《民報》上發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介紹了馬爾克(馬克思)和非力特力嫣及爾(恩格斯)的生平[9];將馬克思、恩格斯之名及其著作介紹到了中國,但並未論及《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
    1907年,海外出現了兩個中國留學生的無政府主義小團體,張繼、劉師培等人在在日本東京成立「社會主義講習會」,劉師培之妻何震主持「女子復權會」,他們共同創辦《天義報》,吳稚暉、李石曾、褚民誼等人在法國巴黎創辦《新世紀》雜誌,通常被稱為「新世紀社」。天義派和新世紀派作家在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同時,也介紹或提及社會主義、馬克思學說。1908年4月,張繼從東京前往巴黎,曾短期參加《新世紀》的編輯工作,並以「反」為筆名發表文章[10],在〈國粹之處分〉一文中提到《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第九章〈野蠻與文明〉中的幾句:
      因改兒士[恩格斯]論家族、私產、國家三者曰:「待社會革命之後,此種種者,當置諸博物館,與古之紡車、青銅斧並陳之。」[11] 
       這段話在1902年美國社會主義者恩特曼所翻譯的英文版中是這樣的:
       The society that is to reorganize production on the basis of a free and equal association of the producers, will transfer the machinery of state where it will then belong: into the Museum of Antiquities by the side of the spinning wheel and the bronze ax.[12] 
     1929年楊賢江的中文版譯文如下:
     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結合為基礎以改組生產事業的社會,將把國家的全機構──那時牠將歸屬的──與紡車及青銅之斧相並,移入到古物博物館去。[13]
      比較以上三段譯文,恩特曼與楊賢江的翻譯並未明確指出「國家的全機構──那時牠將歸屬的」(the machinery of state where it will then belong)的具體內容,是否包括了家族/家庭,而張繼的理解和翻譯則相對明確地指出即將被置於博物館、視為古董的是「家族、私產、國家三者」。對天義派與新世紀派作家張繼來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中的若干言論可以支援無政府主義廢除家庭、私產和國家的論述。大約兩個月後,署名「志達」的作者在《天義報》發表了〈因格爾斯學說〉,這是目前看到《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在中國最早的譯介文字,大約1500字[14],僅譯了本書第二章〈家庭〉中的一部份關於當時歐美家庭婚姻的論述。關於這篇譯文在本論文第一章將有更詳細的討論與分析。
    1908年後,第一次社會主義傳播熱潮因政治因素而冷落下來[15],關於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譯也一度趨於停擺。直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中國知識份子和學生開始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恢復興趣,1919年五四運動後,中國出現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積極宣傳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在中國得以迅速傳播[16],周策縱認為:「對馬克思主義的有組織的研究直到1920年春才開始」[17],在這股勢不可擋的熱潮中,恩格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再度受到重視。1920年8月李三無(生平不詳)發表在《婦女雜誌》的〈廢娼運動管見〉中引用了本書中的一段話:
      馬克斯(Kaul Marx)的好友伊哲爾士(Fridrich  Engels)也說過幾句話,和我們所豫想的社會上性的關係,很能符合,在他的名著《家庭的起源》(Beginning of home[18])裡面。他說:「在新時代完成的時候,男子無論怎樣,終不能彀有機會拿金錢權力或其他經濟的方法來買得女子的隸屬。就是女子在愛情以外,無論有甚麼理由,也不肯再去隸屬於男子。……」女子既不做男子隸屬,那麼有娼妓發生的餘地嗎?[19]
   在這篇文章中,李三無主張廢娼運動必須「先從側面改造社會,就是絕對不許性的機能之商品化和絕對不許射利的結婚」[20],而恩格斯這段話正符合他對「改造社會」後的新性關係的想像。
      不久,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思想家、革命家,當時正在武昌組織「利群書社」的惲代英(1895-1931),翻譯了《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的序言及前兩章,題名為〈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源〉,署名「待英」,於
> 1920年10月10日刊登在《東方雜誌》,大約6000字[21]。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的《東方雜誌》於1904年創刊、1919年因應五四新文化運動進行了編輯改革,直到1948年才停刊,堪稱中國近代史上壽命最長、影響甚大的一本綜合性學術雜誌。關於這篇譯文在本論文第二章將有更詳細的討論與分析。
      馬克思、恩格斯的各個著作出版後,流傳、譯介到世界各地,在不同的時空都與當地的文化和歷史情境產生對話、發生碰撞和混雜,產生了各式各樣在地化的馬恩學說,這種情況甚至直到現在仍不斷在發生,而且即使在德國,對馬恩學說也因不同的理解和詮釋而產生了各個流派[22];因此即使對照德文原著,也未必能判斷怎麼翻譯較接近原意。
      志達〈因格爾斯學說〉和惲代英〈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源〉兩篇譯文,分別出現在中國第一、二次社會主義傳播的高潮,刊登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和影響力的刊物上,前者反應了晚清東京留學生及天義派作家對恩格斯學說的初步了解,後者反應了五四時期知識份子對恩格斯家庭觀的認識,這兩篇譯文發表之後,對於中國人對恩格斯學說的理解及家庭婚姻觀的轉變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因此,在討論這兩篇譯文的時候,並不能將翻譯狹隘地理解為將文本由某一語言轉換為另一語言的問題,而必須牽涉到由誰翻譯、針對什麼樣的社會需要而進行翻譯、向誰翻譯、希望起什麼樣的效果等問題[23]。本論文並不試圖對照德語原著,探究這兩篇譯文的翻譯是否「正確」或「貼近作者原意」;而是試就當時的文化背景及這兩篇譯文本身,分析晚清到五四中國知識份子對恩格斯學說的解讀和挪用,如何回應當時中國關於家庭婚姻的議題,及其可能產生的效應。
       由於這兩篇譯文前皆以小字列出英文書名,推測其主要底本應為美國學者恩特曼(Ernest Untermann)於1902年出版的英譯本[24];且依中國當時對歐美著作的翻譯狀況,很可能受到日文的影響,德國漢學家李博曾指出,十九世紀初期日本主要從事馬克思理論翻譯的學者德語水平不高,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主要不是依據德語原著,而是從美國的通俗讀物或英文的轉譯和介紹得來的[25];而當時「中國人對歐洲各社會主義流派的了解,包括對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社會主義學說的了解幾乎全部來自日語。」[26];因此,本文在論述時將這兩篇譯文中的若干文字與恩特曼英文版和部份的日譯文互為參照,但不同譯文間的參照並非以英文版和日文版為標準版來判斷翻譯的正確性,而是對同一時期(或時代接近的)不同語言的翻譯版本做比較研究,此外亦以楊賢江於1929年出版的中國第一本中文全譯本[27]做對照,以分析在不同的時代氛圍中,因應不同的時代課題,對《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因不同的理解和翻譯策略而產生的差異。今日通行的中文和英文版本[28]中的譯文,如有參考價值、或便於閱讀理解的,則放在注腳中。
                  一、女子問題研究── 志達〈因格爾斯學說〉
      由劉師培、何震夫婦創辦的《天義報》與其他無政府主義刊物相較最顯著的特色之一,是對女子解放問題的關注,它不僅是「社會主義講習會」作家的發表園地,也是何震所領導的「女子復權會」的機關報[29],幾乎每期最重要的「社說」欄,都將有關女子問題的論述置於首位[30]。志達〈因格爾斯學說〉原本是大標題〈女子問題研究〉中的第一篇,只是隨著《天義報》的停刊,第二篇以後也就沒了下文。雖然無從得知志達原本構想中〈女子問題研究〉的整體論述架構,但可以推測志達認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的部份可以為當時中國的女子問題提供理論基礎或解決之道。
       (一)女子解放與經濟革命
     何震及其他天義派作家雖主要信奉蒲魯東、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的無政府主義,但也接受及翻譯馬克思、恩格斯的若干論著,尤其是關於家庭、婦女問題的論述,這點顯然受到日本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天義報》設於東京,與日本社會黨硬派幸德秋水、堺利彥等關係密切[31],不僅經常刊登幸德秋水、堺利彥的文章,也常介紹其最新譯著、演講消息等,中日作家們或也聚會討論、交換意見[32]。而以幸德秋水為首的無政府主義者,都是從社會黨分裂出來的,他們早年信奉科學社會主義,發生分裂後,仍然翻譯、介紹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著作,與歐洲無政府主義不同,對馬克思主義並沒有採取對立的態度。幸德秋水在〈婦人問題の解釋〉中指出,唯有將現時社會自由競爭的組織轉變為社會協同的組織,社會全體的知識和財產平等分配,才能將婦人從奴隸之境解救出來,獲得平等與獨立[33]。堺利彥〈婦人問題概觀〉中援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的部分論述,主張唯有土地資本共有,女子經濟獨立,婦人才能獲得解放[34]。凡此皆啟發何震等天義派作家援引馬克思主義的若干學說來探討中國的婦女問題,並將「經濟革命」視為解決婦女問題的先決條件。何震在1907年撰〈經濟革命與女子革命〉一文,主張「如欲實行女界革命,必自經濟革命始。」「若經濟革命不克奏功,而徒欲昌言男女革命,可謂不揣其本矣。」[35]文中引用《共產黨宣言》中關於婦女問題的論述,指出婚姻的基礎實為「富者出資以買淫樂,貧者賣淫以博資財,謂之男女之關係,不若謂之貧富之關係也。」[36]並評論道:
       馬氏等所主張共產說,雖與無政府共產主義不同,而此所言則甚當。彼等之意,以為資本私有制度消滅,則一切私娼之制自不復存,而此制之廢,必俟經濟革命以後,可謂探源之論矣。[37]
     《天義報》主編何震既認定馬克思主義雖與無政府主義不同,但關於經濟革命及女子革命的言論「甚當」,不久《天義報》就刊登了因格爾斯(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英文版序的譯文[38],次年刊出馬爾克斯(馬克思)和因格爾斯(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譯文[39],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部份節譯:〈因格爾斯學說〉。《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科學地分析了人類早期發展階段的歷史,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解體和以私有制度為基礎的階段社會形成的過程,闡明了階級社會的一般特徵,弄清了各個不同社會經濟形態中家庭關係發展的特點,剖析了國家的起源和實質,證明了國家隨著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徹底勝利而消亡的歷史必然性[40]。面對這麼龐大的論述,志達只摘譯了第二章〈家庭〉中的一小部份[41],即他在譯文前的導言中標舉出的「其中復有論財婚一節,約謂今之結婚,均由金錢」[42]。志達在另一篇文章中亦以私有制度下的經濟關係分析夫妻之間不平等的關係,並主張「家庭革命為一切革命之基」[43]:
      蓋以上古之時,男子予私女子為己有,使之供給職務,嗣以人功之。值日昂,乃役使婦人,以保其所生之力役。名曰夫婦,實則以主臨奴。[44]
      志達的翻譯受到特定歷史時期的翻譯意識及接受環境的影響,翻譯主體的革命意識和想像的中國(接受環境)讀者(共同體),甚至刊登該譯文的編者都參與了整個翻譯活動。當時《天義報》的主編何震在譯文之後加注道:
       以上所言,均因氏所論財婚之弊也。彼以今之結婚均由財產,故由法律上言之,雖結婚由於男女間之契約,實則均由經濟上之關係而生耳!無異雇主之於工人也。觀於彼說,則女子解放必自經濟革命始,彰彰明矣!編者識。[45]
     「志達」是經常在《天義報》發表作品的作者群之一,其文章風格、內容及主張與何震所發表的文章,經常有若合符節、互相應和之處[46]。〈因格爾斯學說〉的發表,藉由志達的導言及何震的腳注所構成的框架,作者和編者共謀地引導讀者將關注的重點聚焦在「今之結婚」,而未提及人類史上不同的家庭模式的歷史成因及發展,也未提及私有制及國家的起源,足見在刊物篇幅及譯者心力有限的情況下,其所關注的首要對象、且最急於介紹給國人的,是當下的議題,是當時的西方,而非歷史的起源或「殘餘」;試圖以當時的西方為借鏡來反觀中國的意圖相當明顯。劉人鵬曾指出,近代中國的翻譯活動「鑲嵌在帝國主義與救國強種的論述中」,「背負著使中國從帝國傳統的過去解放出來的任務和幻想」[47];何震在譯文末加注鼓吹女子解放及經濟革命,與幸德秋水、堺利彥等的主張呼應,有意識地為這篇譯文所可能產生的效應或帶動的革命指出未來的方向。
        (二)「嚴正」的一夫一婦制
       晚清受西力衝擊,有識之士極思變法圖強,傳統宗法社會中的家族制度,成為省思議題之一,「對於所有擁護變革的人,傳統家庭成為直接的抨擊對象。事實上,人們認識到,這種家庭制度是遍布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的權力主義的源頭。」[48]天義派作家的激進主張是實行共產制度及無政府主義,根本廢除家庭,在劉師培所描繪的無政府主義世界藍圖中,人人都有權利義務無差別的「平等權」、不役他人不倚他人的「獨立權」、不受制於人不受役於人的「自由權」,男女絕對平等,人民「以一人而兼眾藝」,輪做不同的工作,晚年進入「老幼棲息所」擔任養育幼童的工作[49]。漢一〈毀家論〉中指出「世界大同」後,「則人生逆旅,無往非家,土地屬之公有,無此畺彼界之分,是『家』之一詞,實應消毀無可疑也。」[50]高亞賓〈廢綱篇〉中主張廢三綱宜先廢夫婦之倫:「三綱之說,是屠殺民族之利刃也。而夫婦一倫,又奇毒殊藥鍊冶利刃而神屠殺之用也。」「夫婦居室,為不平等之牢獄,為束縛人之酷刑」,「夫婦之倫宜先廢去也」,並以「士女行樂所」、「育嬰所」、「養老所」取代家庭的功能,將廢除婚制後未來中國的理想社會藍圖列表如下[51]:
 
                  學藝所     
                  育嬰所
                  群體公所……{行政所}……{養老所}……士女行樂所
                  執事所
       每位天義派作家對無政府社會的構想未必相同,但可以說天義派作家有一種共同的論述或想像是:無政府社會可能(或可以)沒有家庭和婚制,或至少其家庭形態和婚姻制度將經歷相當的改變,而不會就是歐美以一夫一妻為核心的小家庭[52]。天義派作家並不認為歐美的婚姻現況是理想的,志達〈因格爾斯學說〉中描述新舊教諸國的婚姻「其周圍恆受抑制」、「男恆蓄妾,女恆姦通」,何震批評歐美的婚姻狀況說:
      今觀歐美婚姻之制,一縛於權利,再縛于道德,三縛于法律。……安得謂之結婚自由乎!至于一夫一妻之制,不過為宗教所束縛,復為法律及偽道德所牽制耳。……女子限於一夫,然既嫁以後,女有外遇不知凡幾,男子限於一妻,然既娶之後,男有外遇亦不知凡幾,……安得謂之實行一夫一妻之制乎![53]
       不過,無政府主義毀家廢婚的烏托邦想像,和對歐美婚姻狀況的批評,並不影響何震對一夫一妻制的提倡。在〈女子宣布書〉中,何震呼籲女子力爭七件事,其中第一條就是「實行一夫一妻之制」,第五條是「如夫婦既昏[婚]而不諧,則告分離。惟未告分離之前,男不得再娶,女不得再嫁,否則犯第一條之禁。」何震反對「男既多妻,女亦可多夫,以相抵制」的說法,認為「女子多夫,莫若娼妓」,因此欲至男女平等,只有要求男子不可多妻,「必以暴力強制男子,使彼不得不與己平。」為了絕對平等,何震甚至主張再婚之男必娶再婚之婦,「如有以未昏之女嫁再昏之男者,女界共起而誅之」[54]。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幸德秋水曾就這點表示疑議,認為無論初婚再婚,只要有相戀相愛之情,應無害為夫婦,並指出:「如現時所謂結婚制度者,將來自由之社會,亦不必以此為必要之事。」何震則答以「蓋幸德君及堺君之意,在于人類完全之自由,而震意則在實行人類完全之平等。」[55]
     一個簡單的理解是:何震反對的是受到權利、道德、法律束縛且外遇頻傳的一夫一妻制,而不是一夫一妻的制度本身。更進一步把它放在無政府主義的論述中來理解,可以說對何震等天義派作家來說一夫一妻制並不是一種家庭制度,也不一定是婚制,更確切地說是一種要求絕對平等的男女關係。也就是說,提倡一夫一妻制與毀家廢婚並不矛盾。在無政府主義的世界中,可以沒有家庭,但必須有一種制度確保男女關係的完全平等(而不是完全自由),劉慧英在探討何震對一夫一妻制的擁護時指出:「在一個男女不平等、女性沒有安全感的社會體系內,女性有這樣的看法和主張是非常合理的──她們只能訴求于制度而得以受到庇護或保障。」[56]「嚴正」的一夫一妻制,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絕對不容許任何一方「劈腿」的單一性伴侶的男女關係,違反這個遊戲規則的人,用何震的話說:「無論男界、女界,亦必共起而誅之」[57]。天義派作家中亦有不主張一夫一妻制,而持交媾自由論者,如高亞賓〈廢綱篇〉主張廢婚制後,「交媾期限,春秋四季,以二、五、八、十一冬月為率,弛禁五日」,「相悅為樂,一聽自然」,然而「撮天張子聞茲說,睊睊然以晦淫慮」[58];當時擔任《天義報》主編的何震在〈廢綱篇〉文末加案語道:「案此篇中多疵語,惟廢婚制說,語多可采,故錄之於此。」[59]足見何震雖贊成廢婚,但主張限制性交的自由[60]。
      這種對一夫一妻制的態度也滲透到了志達〈因格爾斯學說〉關於「monogamy」(一夫一妻制,或譯「專偶制」)的翻譯和詮釋中。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或至少在恩特曼所理解及翻譯的英文版中,「monogamy」這個字的意義區分為「etymological sense」(詞源學意義上的)和「historical sense」(歷史意義上的)。詞源學意義上的「monogamy」即指字面上的一夫一妻的、單一性伴侶的婚姻關係,歷史意義上的「monogamy」是指為了保存和繼承財產而建立的婚姻制度,未必夫妻雙方皆嚴守單一性伴侶的約定。在英文版中,「classic monogamy」(古典的一夫一妻制)或「strictly monogamous」(嚴格意義上的一夫一妻制)是歷史意義上的,而非詞源學意義上的。然而在志達的譯文中,一夫一妻制的意義顯然是「詞源學意義上的」而非「歷史意義上的」。以下將譯文中對天主教國家中產階級婚姻的描述與恩特曼英文版作一對照,並不討論哪個版本較接近德文原版或作者原意,而是將同時期(或時代接近)不同譯者的理解做比較:
      In Catholic countries, the parents provide a fitting spouse for their son as of old, and the natural consequence is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the contradictions inherent to monogamy: voluptuous hetaerism on the man’s part,  voluptuous adultery of the woman. (底線為筆者所加,表示志達譯文中沒有的句子。)[61]
      舊教之國,仍襲舊制,擇配之權,操于父母,故其自然之結果,即失其一夫一婦制,而互染淫風,如男恆蓄妾,女恆姦通是也。(底線為筆者所加,表示恩特曼英文版中沒有的句子。)[62]
     在恩特曼英文版中,男子雜婚和女子通姦是「the full development of the contradictions inherent to
> monogamy」(一夫一妻制所固有的矛盾之充分的發展),而在志達的譯文中,不但沒有這一句,還將「男恆蓄妾,女恆通姦」解讀為失去了一夫一妻制原本的意義(失其一夫一婦制),並加上「互染淫風」這個具有道德譴責意味的句子。恩特曼英文版隨後的兩句「天主教會之禁止離婚,怕也即為了對于通姦和對於死是同為不可救藥的理由」[63],在志達的譯文中並沒有,顯示志達並不將通姦視為一夫一妻制固有的且不可救藥的矛盾,而是「有藥可救」的,如使父母不再操有子女的擇配之權。志達在1907年發表的〈婚姻奇談〉中曾說:「結婚者,由于男女兩情相悅者也,非父母所能強迫。」[64]
       以下再將譯文中另一段關於無產階級婚姻的描述與恩特曼英文版作對照:
     Thus the family of the proletarian is no longer strictly monogamous, even with all the most passionate love and the most unalterable loyalty of both parties, and in spite of any possible clerical or secular sanction.  Consequently the eternal companions of monogamy, hetaerism and adultery, play an almost insignificant role here. (底線為筆者所加,表示志達譯文中沒有的句子。)[65]
      下流階級之家族,其嚴正之一夫一婦制久不復存,其伴之而生者,則為蓄妾姦通之行。[66]
      在恩特曼英文版中,無產者的家庭「even with all the most passionate love and the most unalterable loyalty of both parties, and in spite of any possible clerical or secular sanction」(即使夫婦具有最熱烈的愛及最可靠的貞操,又不管有任何種宗教的及世俗的制裁)[67],也不被認為是嚴格意義上的一夫一妻制,因為恩格斯所定義的一夫一妻制是歷史意義上的。志達的譯文中沒有這段文字,並且將「嚴格意義上」翻譯為含有道德價值判斷的「嚴正」,指出伴隨著「嚴正之一夫一婦制久不復存」的,是「蓄妾姦通之行」,可見在志達的譯文中,一夫一妻制是排除了蓄妾通姦的詞源學上的意義。
     志達的譯文反應了當時部份(並非全部)天義派作家(如何震等)對一夫一妻制所抱持的態度。他們固然不滿於歐美伴隨著「蓄妾姦通之行」的一夫一妻制,也相信家庭和婚姻在將來的社會可能會消失,但認為一夫一妻制在詞源學上「嚴正」的一面有其可取之處,就是要求男女雙方(而非女性單方面)的守貞,因為這體現了男女關係的平等。
       (三)反蓄妾
    早期中國留日學生對社會主義的接觸有相當程度是透過日文,而日文本是漢字文化圈的成員,日文中的漢字,其構詞法多與中文相通,日譯西書所用的詞彙,中國學者一看就懂;因此在轉譯、或譯介相關論著時,很自然會受到日文漢字的影響[68]。如志達〈因格爾斯學說〉中所使用的「一夫一婦制」、「家族」、「姦通」、「勞動者」(日文漢字為「勞働者」)、「戀愛」、「財產」、「中流」、「上流」等詞彙,在堺利彥〈婦人問題概觀〉中皆可看到相同的漢字。然而「hetaerism」一詞,堺利彥〈婦人問題概觀〉中譯為「雜婚」,志達卻譯為「蓄妾」。為何唯獨「hetaerism」一詞志達未直接沿用日文漢字的「雜婚」,值得注意。
    「hetaerism」一詞的含義,恩格斯在注腳中曾特別解釋: hetaerism這一詞,在希臘人中間,是指未婚的或過一夫一妻生活的男子和未婚的女子之性交而言。所以牠常以先有一定的婚姻形態為前提,而於這個形態之外實行這種性交,且有含有賣淫之可能性。這一詞在別種意味上是從未用過的,我與摩爾根也在這種意味上使用牠。[69]
     因此,「hetaerism」是指在一個具有某種婚姻體制的文化中,所有婚姻體制外的性交,包括婚前性行為、外遇、重婚、嫖妓等種種可能性;很難找到一個相應的中文詞彙來指涉。志達使用「蓄妾」一詞,然而蓄妾制度在當時中國是屬於正當合法的婚姻制度[70],不算是外於婚姻體制的性行為。不過選用「雜婚」一詞,容易讓人誤以為是某種允許多重性伴侶的婚姻制度,也未必比較貼切。在幾乎不可能找到完全相應詞彙的情況下,志達選用「蓄妾」一詞的翻譯策略,首先它對譯文的接受環境來說,是便於理解的中國化翻譯,其次它也呼應了志達與何震皆為之痛心疾首且振臂高呼、極為關注且亟思改革的中國家庭中的「蓄妾」制度。
     反對蓄妾的呼聲在日本1870年代的明治維新運動中曾掀起熱門話題及激烈爭論,而在中國是到五四時期才形成強大輿論,在晚清中國討論改良家族制的言論雖多,卻很少提及蓄妾制度[71]。留學於日本的「女子復權會」及天義派作家是較早提出反蓄妾的,尤以何震的言論最為激進,她在1907年《天義報》的發刊號發表〈女子宣布書〉,指出中國男女的不平等有四,其中第一件就是「嫁娶上之不平等」,「貴顯之家,蓄妾尤眾,其不平者一也」[72];何震要求女子力爭七件事,其中第一件為「實行一夫一妻之制」,甚至認為男子「蓄妾」之罪可當死:「如男子不僅一妻,或私蓄妾御,性好冶遊者,則妻可制以至嚴之律,使之身死」[73],而女子與其為妾不如一死:「與其甘心為妾,受辱而死,曾不若實行破壞,死于沙場,猶有日後之榮名也」[74];同期志達在〈女為人妾〉一文中,列舉了三件近日聽聞中國女學生自甘為妾的事實,並再三沉慟地哀嘆道:
       烏乎!吾誠不意神洲女子,竟卑賤若此。天下卑賤之事,有過于甘心為妾者乎?而神洲女子,偏以為妾自甘。[75]
       嗚呼!學生者,至尊之名也。妾御者,至卑之名也。今也甘心為妾,外託至尊之名,內行至卑之實,吾誠不能為女界諱矣。雖然中國之民,女者甘為人妾,男者甘為人臣,使人人而皆如此,無論為奴隸、為牛馬,均將卑屈而不辭。吾悲女子,吾尤悲中國![76]
      同年發表在《天義報》的漢一〈毀家論〉也提到蓄妾的問題,並主張以毀家根除蓄妾之風:「自有家,則男子之縱欲者,必聚女子于牢籠,而強之為妾媵,供其滛慾。……今既毀家,則彼無所憑藉矣。故自家破而後,人類之中乃皆公民無私民,而後男子無所憑藉以欺陵女子。」[77]中國的蓄妾制既是天義派作家關懷的主題之一,便不難理解志達〈因格爾斯學說〉中會將「hetaerism」譯為「蓄妾」,而且將當時合於禮法的男子「蓄妾」,與被視為「生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女子「姦通」並列為「淫風」,認為這兩者都「失其一夫一婦制」[78]、使「嚴正之一夫一婦制久不復存」[79]。
       二、社會主義的家庭觀── 惲代英〈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源〉
      惲代英(1895~1931),又名蘧軒,字了毅,筆名但一、代英、待英、天逸、稚宜、F‧M等。1919年五四運動時,發起成立「武漢學生聯合會」,出版《學生周刊》;同年10月1日,加入「少年中國學會」,為《新青年》、《少年中國》、《端風》、《東方雜誌》撰寫大量文章。惲代英少年時期即有家庭必須改革的想法[80],1920年2月受無政府主義的新村運動及工讀互助運動影響[81],在武昌創辦「利群書社」、「利群織布廠」和「工人補習學校」,出版內部刊物《我們的》、《互助》[82]。從1920到1921年間,惲代英的思想產生了轉變,開始由無政府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83]。惲代英1920年10月在《東方雜誌》發表的〈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源〉時,正在推動「利群書社」的「共同生活」,大作「未來之夢」[84];其如何援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來思考家庭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
     惲代英的〈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源〉,全文約6000字,開頭約600字節譯了1891年第四版序言中的伯厥芬(巴霍芬,Bachofen)和麥克連倫(麥克倫南,Mc Lennan)關於家庭起源的論述,接著以500字左右概要地翻譯第一章〈史前文化各階段〉,之後約5000字相對詳細地翻譯第二章〈家庭〉。不僅處理的範圍和字數較1908年的志達〈因格爾斯學說〉要廣而多,行文也較少文白夾雜而較自然流暢,因英文文法的理解錯誤造成的歧義也較少[85]。
         (一)考古求真:古代社會的公妻
      如果說志達〈因格爾斯學說〉的翻譯任務是鼓吹「女子解放」和「經濟革命」,根據筆者對惲代英〈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一文的細讀和1920年左右相關文獻的閱讀,筆者認為惲代英的譯文在此時出現,主要在回應當時無論是反對社會主義的衛道之士、還是初步認識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都關注的一個問題:社會主義是否主張(或會造成)亂交或公妻?這個問題在現在看來可能非常荒謬可笑,但在當時確實引起相當普遍的焦慮,甚至可能阻礙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
      從晚清到五四,學者譯介恩格斯、摩爾根、達爾文、休摩拉等關於家庭婚姻的研究,其中也介紹了雜婚、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等不同文化中的家庭和婚姻制度[86]。梁啟超在《新民說》的第五節〈論公德〉中指出:「古代野蠻之人,或以婦女公有為道德。一群中之婦女為一群中之男子所公有物,無婚姻之制也。古代斯巴達尚不脫此風。……而今世哲學家,不能謂其非道德,蓋以彼當時之情狀所以利群者,惟此為宜也。」[87]然而當時許多中國讀者認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就是提倡「公妻」、「婦女國有」、「婦女共產」[88],為文撻伐:「我若是未經人道之鰥夫,我必極力提倡公妻主義;我若是貧無立錐之化子,我必極力提倡共產主義」[89];1919年與梁啟超組織「新學會」,出版《解放與改造》及共學社叢書的青年知識份子藍志先,也因此對共產主義唯物論持保留態度:「現今最普及的思想,就是唯物論,他的是非短長,且不必說,可是把人當作機械看待,確是大謬。唯慾關係說和共妻主義等等主張,都是從人生機械觀上產出來的。」[90]1920年上海《民國日報》「覺悟」欄的主編邵力子(於1921年加入共產主義小組),對廢除婚姻抱持同情的態度,但也提醒廢婚論者「要力避公妻和婦女國有……等等誤會」[91];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被選為總書記的陳獨秀,同年被廣州官紳驅逐出境,其中一項罪狀就是「公妻」[92];可見「公妻」、「共妻」、「婦女國有」普遍存在於當時輿論對共產世界的想像秩序中,甚至使許多對社會主義懷有好感的知識份子因此裹足不前,如1919年的雜誌《建設》有讀者通信,自謂讀了胡漢民〈孟子與社會主義〉一文,「心裡好快活」,覺得社會主義「可以藥吾民族游惰的病」;然而又顧慮於「自由戀愛夫妻制度一破,與禽獸何異,是以經多友解說,終有點懷疑。」[93]1919年7月署名「南陔」的作者發表於《東方雜誌》的〈社會主義之真詮〉一文特別為社會主義的家庭觀釋疑道:
       一般人士,評論社會黨對於家庭之觀念,聞之更令人啞然失笑。實則解除家庭組織,廢去夫婦制度,公妻公子之說,乃一般人摭拾西門Saint Simonites之陳言,而加甚其詞,並非近今一般社會黨之所主張者也。近今抱持社會主義之人,慨然於家族制度之不良,社會風紀之日壞,皆由於現行資本制度之結果。……至如夫婦之間,在先廣男女之交際,主張自由結婚,財產均有,使兩方面感情上,受同等之幸福。[94]
     筆者認為,惲代英〈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也是一篇闡明「社會主義(家庭觀)之真詮」的文章,與南陔的作法不同的是,他援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為引證。晚清時代,馬克思、恩格斯與聖西門、傅立葉、路易‧勃朗、蒲魯東、拉薩爾……等社會主義者一起被譯介到中國[95];而到了五四時期,馬克思、恩格斯已被視為西方「近今抱持社會主義之人」的代表人物、集大成者[96],相對於聖西門等早期社會主義者;而《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前兩章可說是代表了馬克思、恩格斯家庭觀的經典之作,當時流通於中日的恩特曼英文版封面題名及全書偶數頁上緣標的書名都是「家庭的起源」(The Oriɡin of the Family),只有書名頁列出全名,這個編排方式更影響了人們對這本書的初步印象,將其焦點聚集在「家庭」;因此很自然被選用為闡釋社會主義家庭觀最具權威性的文本。
      前文說到,志達所關注的是當下西方的家庭與婚姻,試圖以此回顧中國社會,鼓吹女子解放和經濟革命,因此特別翻譯〈家庭〉中關於歐美當時家庭婚姻的一段論述。而惲代英的目的既在澄清國人對社會主義家庭觀的誤解,首要必須將社會主義者關於家庭的論述相對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惲代英在譯文之前以一行小字:「此篇節譯其論家庭起原的意見。……譯者誌。」標明其節譯而非全文直譯的性質,且其選擇性的翻譯主題為「家庭起原」。雖然惲代英這篇譯文處理的範圍比起1908年志達要廣泛得多,但志達譯為1500字的部份關於當時歐美的家庭婚姻的論述,惲代英卻只「濃縮」為幾句話:
     其實所謂一夫一妻的結婚,女子之異於為金錢賣身的娼妓的很少,只是一個是幾小時的賣身,一個是一回賣個干淨罷了。[97]
      由於惲代英翻譯的重點,是恩格斯在何種脈絡下談論雜婚、共妻、共夫等不同歷史或文化中的家庭和婚姻制度,以及他所預告的社會主義世界中家庭和婚姻制度將呈現何種風貌,簡言之:家庭的「過去」和「未來」;因此「現在」歐美家庭的狀況,反而不是重點,因此不必多談。
      雖然惲代英的譯文中關於不同時代或地域中的家庭及婚制的陳述相對較多,但與1902年的英文版相較仍然簡略了不少。除了基於側重的考量外,也可能是為了避免文化差異造成難以解釋的誤會。比對惲代英譯文和1902年英文版,惲代英沒有譯出的大多是容易引起性焦慮的部份內容,如關於某些民族某些人對新娘具有「初夜權」的描述[9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引用摩爾斯的意見,提出「原始狀態」(primitive state)中的三種家庭形式:血緣家庭(the consanguine family)、普那路亞家庭(the punaluan family)和對偶家庭(the pairing family),並對這幾種家庭形式的男女關係、權力關係、親屬制度等做了連篇累牘相當詳盡地描述[99],但在惲代英的譯文中僅以一小段介紹血緣家庭和普那路亞家庭:
     家庭的第一步為血婚的家庭,但現已絕跡。惟就夏威夷及一切家庭說,不能不認這是最初的起原。其後乃禁親子的性交,又禁兄弟姐妹的性交,又禁五服內的性交,但能以遠族的兄弟姊妹不同Gens的合居互婚,夏威夷稱之為Punalua[100]。
      血緣家庭和普那路亞家庭的婚姻形式可能觸犯中國家庭倫理的「亂倫」禁忌,因此對於相關婚俗及其性關係的考證和描述,以「現已絕跡」一筆帶過,並強調其後親子、兄弟姊妹、五服(中國化翻譯的詞彙)內性關係的「禁」。以下再將介紹對偶家庭的一段惲代英的譯文與恩特曼英文版做對照:
       在群婚同時或其前,可有耦婚。那時男子可有主妻,女子可有主夫,以別於其餘夫妻。[101]
                  A certain  pairing for a longer or shorter term took place even during  the group marriage or still earlier. A man had his principal wife (one can hardly call it favorite wife as yet) among many women, and he was to her the principal husband among others. [102]
 
    在恩特曼英文版中,對偶家庭中的男子和女子各自都有許多妻子或丈夫,在許多妻子中有一個主妻,許多丈夫中有一個主夫。而在惲代英的譯文中,男女在有主妻、主夫之餘是否多夫、多妻,意思不大清楚,所謂「其餘夫妻」的指涉也有些含糊,以較含蓄的翻譯給予讀者不同解讀的可能。而恩特曼英文版隨後對對偶家庭這種容易被視為「無規律的女子共有」(a disorderly community of women)或「任意的通姦」(an arbitrary adultery)的婚制詳細描述[103],在惲代英譯文則付之闕如。
     此外,惲代英還透過「增譯」來提高讀者的接受度。對不熟悉西方理論的中國讀者來說,往往不大能理解社會主義者鋪敘這些「奇風異俗」的用意為何,尤其文中有時還稱這些部落的生活型態接近共產社會。因此惲代英不斷地提醒讀者,這是描述古代的風俗,以時空的距離感降低讀者的不安全感。如在敘述「其先男女性交毫無限制,其後進為群婚」後,惲代英特別加上一句說:「這係這個時代的風俗。」[104]描述1486年前亞拉果尼亞(Aragonia)地主對農人的妻子曾有「初夜權」之後,惲代英自己補充一句說「看這便知古代性交的濫。」[105]描述某些民族如Kaviats、Tinneh、Chippeway、Coochoos、Caribean、Carens等不但兄弟姊妹可以結婚,而且親子亦可性交之後,惲代英加上一句:「惟以後妒心漸生,此風乃革。」[106]這句話在其他翻譯版本中並沒有。在恩格斯的年代或惲代英寫作的時候,這些民族的婚俗是否有所改變,其實是大有疑問的。在引述馬克思說的「古代姊妹為妻,乃道德上承認的事」之後,惲代英更近乎畫蛇添足地加上一段話:「考古求真的,固不容以拘墟之見,自己欺蔽呢!」[107]特別強調馬克思是以科學求真的精神考證家庭的起源,絕非違背道德。
    (二)一夫一妻:愛情專一的性質
  上一節,惲代英已經通過特殊的翻譯策略,充份解釋了馬克思、恩格斯是以科學的精神,在建構家庭演變的歷史脈絡下論及亂交、雜婚、多夫、多妻等各種「風俗」,絕非故作驚世駭俗之語。但還有另一個問題待解決,也就是「社會革命,使舊經濟制度消滅」,「一夫一妻制之效力,只及於女子不及於男子的,亦得了經濟的解放」之後[108],是否會造成亂婚、共妻等現象。以下這段譯文與恩特曼翻譯的英文版相對照,更突顯了惲代英的「問題意識」:
   普通意見,必以為此時女子既可不必一夫,男子亦不必秘密的多妻;永久遺傳的產業最重要的部份──生產工具──既化為社會財產,而遺產的問題亦消滅,則由遺產問題構成的經濟制度所生的一夫一妻制,將隨之而消滅。[109]
    Now, the  impending social revolution will reduce this whole care of  inheritance to a minimum by changing at least the overwhelming part of permanent and inheritable wealth—the means of production—into social property. Since monogamy was caused by economic conditions, will it disappear when these causes are abolished? [110]
      在恩特曼英文版中,一夫一妻制是否會隨著社會變革而消失,是以作者提問的疑問句表現,可能是作者構想未來社會的過程中所思考的一個問題,也可能是對當時議題的一個回應。而在惲代英的譯文中,將疑問句型改為肯定句型,指出是一般人的「普通意見」(而非恩格斯的意見)必以為一夫一妻制會隨著社會變革而消失,一方面避免讀者以為這是恩格斯本人亦感疑惑、無法確定的問題,一方面捨棄語氣較迂迴委婉的疑問句,以肯定明確的態度正面回應當時的輿論,還特意加上「此時女子既可不必一夫,男子亦不必秘密的多妻」的詳細說明,使問題更具體化。接下來以熱情的筆觸,譯述「一夫一妻制,不但不消滅,而且將更完全實現」[111],並大篇幅地論述了社會主義的社會中的「一夫一妻制在男子方面亦會生真效力」[112]、「結婚再無別種動機,只有相互的性愛」[113]、「必進至於兩性平等」[114],這些論述都與五四中國正在興起的反蓄妾、反包辦婚姻、女子解放等時代議題相呼應。而恩格斯在推想「社會變革」後的世界時,提出了以下的疑問和思考方向:
      這難道不成為充分的理由,可以使更不受傳統束縛的性交與對於處女的名譽及女性的羞恥之更寬大的輿論,逐漸發生嗎?最後,我們豈不見在近代世界中,一夫一妻與賣淫,雖是對立的,但是成為不容分離的對立,且為同一社會狀態的兩極嗎?若不同時把一夫一妻制沉沒,賣淫能消滅嗎?[115]
      這段作者自己提問卻未明確回答的文字,推測了社會變革後可能的性解放和女性的情慾自主,在中國當時的文化環境中卻可能引人側目或恐慌;而一夫一妻制與賣淫是一體兩面的觀念,對剛開始接觸西方文化及恩格斯學說的讀者來說,並不容易理解,因此這段文字就被「繞過難點」,「避而不譯」 (劉重德語,見前文)了。與其將一夫一妻制與賣淫並舉,惲代英寧可多強調其中展現的愛情專一的性質。以下將一段譯文與恩特曼英文版及楊賢江中文版對照:
      愛情是專一的性質,現在只好在女子方面看出來。他只在此一夫一妻制下纔出現。[116]
      Since sexlove is exclusive by its very nature—although  this exclusiveness is at present realized for women alone—marriage founded on sexlove must
 be  monogamous.[117]
        性愛在牠的本質上既是排他的──這個排他性,今天雖只實現的[於]女子──故基於性愛的婚姻,一定是一夫一妻制的。[118]
      惲代英的譯文排除了可能引起晦淫焦慮的「性」,而專講「愛情」。在恩特曼英文版和楊賢江中文版中,愛情的專一(或譯性愛的排他)會要求一夫一妻制,而在惲代英的譯文中,因果相反,一夫一妻制成為愛情專一的前提。在此,惲代英賦予一夫一妻制的意義是,唯有在一夫一妻制的土壤中,才能孕育出具有專一性質的愛情。不過這並不代表惲代英認為唯有一夫一妻的「家庭和婚姻制度」才能確保愛情的專一,剛好相反,惲代英認為廢除家庭制度和「結婚」一事後,「男人自然不得把女人當個神秘,青年亦自然不得把肉欲當個神秘。這樣,愛情才會得個正當的發展,結果還會有些貞操的真意味。」[119]惲代英的譯文中又說:
       我們將要有新道德,判斷性交的價值,即不問他們合法與否,只問彼此互愛與否。[120]
      這段話在恩特曼英文版及楊賢江中文版中是:
      And finally a new moral standard is introduced for
  judging sexual intercourse. We not only ask: “Was it legal or
  illegal?” but also: “Was it caused by mutual love or
  not?”[121]
     最後,批判性交的一種新的道德標準發生。我們不僅問:「是嫡出還是私生的?」而且問:「是不是由相互的戀愛生出的?」[122]
      在恩特曼英文版及楊賢江中文版中,「批判性交的一種新的道德標準」是主語,是在歷史的演變中自然且必然會發生的;而在惲代英的譯文中,「新道德」成了賓語,主語是「我們」,是「我們」在呼喚新道德,是「我們」在判斷性交的價值,反映了強烈的改革意識。在恩特曼英文版及楊賢江中文版中,合法與否和愛戀與否是新的道德判斷性交價值時要同時兼顧的兩個問題,而在惲代英的譯文中,合法與否完全可以棄置不問。和志達與何震的持論相似,對惲代英來說一夫一妻制未必是一種家庭或婚姻制度,而是一種「新性道德」,代表了愛情的專一或「貞操的真意味」,很可能是不成文 (不問合法與否) 的。
      所以,一夫一妻制不會消滅的預言,並不表示家庭制度將一成不變。事實上,在1920年的中國,家庭制度的改革已迫在眉睫、而且正在發生,同年5月署名燕賓的作者發表在《東方雜誌》的〈未來社會之家庭〉說:
       現在我們不必隱起真情不講了:在從前的正式家庭中,男人掌管一切,女人無一事得管──因為伊沒有自己的意志,也沒有自己的時間──這等的家庭,經過一天一天的修改,到現在幾乎成為過去的了。但我們不應該為了這等情形發憂。我們因為錯誤或無知識的緣故,往往信凡百事物自變,我們周圍的事物可以不變。諺云:一向是如此的,故將常常如此,這句話實在不通!我們只消一看過去的人民怎樣生活的,就曉得一切事物是板定要變的了(Subject to Change)沒有什麼固定不可變的風俗、政治組織和道德。家庭在人類生活的萬變底反響中,常常也要變形式。[123]
       文中強調「變」的激進意識,在同年10月發表在同雜誌的惲代英〈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中也很明顯:
       我們不必怕說更高社會的發達,須使家庭經一種改變。[124]
這句話的恩特曼英文版和楊賢江中文版是:
   Let us not  shrink from pronouncing it: the development of a higher form
 of society than the family can be due only to the fact that it admitted families which had undergone a thorough change.[125]
     我們不怕這樣斷言:比家族更高級的社會形態之發達,僅能由牠包容已受過一種徹底變化的家族而成就。[126]
    惲代英的譯文比以上兩種翻譯更直截了當地預告了社會革命、家庭革命即將發生,新的時代即將來臨,充滿了「當下時代的臨盆感」(a sense of pregnant present)和烏托邦心態[127],並含有鼓勵人們拿出「不必怕」(如燕賓強調的:不應該為了這等情形發憂)的勇氣和樂觀態度,去面對、迎接、甚至努力加速「新紀元」(李大釗語)的到來,充份反應了五四時期的時代氛圍[128]。
      其實,惲代英正是嘗試在「更高社會的發達」中「使家庭經一種改變」的急先鋒。1920年初,惲代英等六位青年知識份子,創辦利群書社,組織「財產公有的新生活」,他們計劃在營業勝利後,「將同人有妻室的酌量搬到此處,租個大屋,住居一處,這同住是極平常的事,然而便可以做女子互相交際、互相教益、以至共同生活的預備。」[129]他們的目標是「做一個共同生活的模型,使世人知道合理有幸福的生活是可能的事。」「不但解決自己及家庭生活問題,而且要有力量與資本家決鬥。」「利用經濟學的原理,建設個為社會服務的大資本,……靠這種共同生活的擴張,把全世界變為社會主義的天國。」[130]惲代英心目中的「社會主義天國」中合理幸福的生活顯然並非西方個人本位的小家庭生活,而是社會主義的共同生活。正如他在〈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中所譯述的:
        家庭既不復為社會經濟的單位,私家變為社會工廠。[131]
     這段話的恩特曼英文版和楊賢江中文版是: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nto collective property the monogamous family ceases to be
  the economic unit of society. The private household changes to
  a social industry.[132]
      跟著生產手段之轉化為社會的財產,一夫一妻制也不復成為社會的經濟單位。私的家政變為一種社會的產業。[133]
      與以上兩種版本相較,在惲代英譯文中「一夫一妻家庭」(monogamous family)被拆解為「一夫一妻」和「家庭」兩個觀念,惲代英在討論社會革命後的轉變時,將重點偏義在「家庭」,而省略「一夫一妻制」是否改變的問題。與楊賢江的譯文相較,楊賢江的譯文強調的是傳統男女分工的改變和家庭功能的淡化,如兒童公育、社會公廚等社會產業取代了家政;而惲代英的譯文則更具體地指出了人們居住空間和生活型態的改變:不再有「私家」,大家都住在「社會工廠」中。在這方面,惲代英不僅是位理論家,更是個實踐者,當時他正在武昌推行「共同生活」,所有同志都住在「利群書社」、「利群織布廠」或「工人補習學校」的宿舍中,並規定「工作至少不應少過每日四小時。衣食住完全由團體供給,……居住則在公有的房屋中,只有各別寢室,讀書、作工都規定公共地點。」[134]
      惲代英不僅認為家庭和婚姻制度將要(或需要)改變,還認為應該(或可以)廢除[135],當時楊效春反對兒童公育,認為此舉會直接破壞家庭,而家庭是人類組織社會的起點,是發達社會本能的中心。惲代英反駁道:「社會不是靠家庭而發生而存在,那乃是靠社會本能而發生而存在。……廢了家庭,何以知道社會不仍然一樣的存在而發達?」[136]在惲代英的日記中,他主張「婚姻應該廢除,戀愛應該自由,男女間一切束縛應一並解放」[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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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依我的見解,自由結婚,自由離婚兩件事,合起來便等於戀愛自由。為現在委曲求全,便結婚要注意兩方身心各方的異同,而且一定要使離婚成唯一種尋常的事。其實徹底研究起來,家庭的制度不應該廢除麼?「結婚」應該成一件大事麼?……兒童公育,私產破除,一定是世界將來的目的。那時我真不知這結婚二字有何意義?所以戀愛自由,無論是素質的戀愛,感情的戀愛,乃至盲目的戀愛,都應該有他的自由。[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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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中,惲代英對家庭的未來僅譯述摩爾根的話說:「若在未來這種制度不合社會需要,繼起的是甚麼,那就不能預知了。」[139]這個語帶保留的態度正應了他在日記中說的:「我這話自然太駭人了,其實我亦不預備將這問題與人討論,因為這話怕胡適之亦未必信。不過再隔五十年或一百年,自然都會覺悟的。」[140]
>                 
>                  結論
>                 
>                     
>                  晚清時期(1908年)發表的志達〈因格爾斯學說〉,其翻譯任務是解決「女子問題」,譯者將翻譯恩格斯學說的重點聚焦在當下的家庭婚姻問題,並將可能產生的效應指向女子解放和經濟革命。五四時期(1920年)惲代英發表的〈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在回應的問題則是:社會主義是否主張亂交或公妻,以及社會主義所構想的社會藍圖中的家庭與婚姻是何種樣貌。兩篇譯文的共同特色是譯者皆同時受到無政府主義及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他們都相信家庭和婚制在未來將經歷很大的變革,甚至會消失,但仍提倡和認同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之所以與毀家廢婚論並行而不悖,一方面它是毀家廢婚尚未完全實現時「為現在委曲求全」(惲代英語),一方面中國的知識份子各自因不同的關懷在一夫一妻的理想(而非歐美婚姻現況)中發掘傳統中國婚姻中欠缺的價值,如何震看到的是男女完全的平等,惲代英看到的是愛情專一的性質。雖然中國二十世紀初也有「男女雜交」、「自由交構」[141]的論述,但多數論者認為一夫一妻制可能在毀家廢婚後還有作為一種彼此忠貞的男女關係而存在的價值,而且對當時中國的接受環境來說,一夫一妻制也較符合重視貞操的舊道德,在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發表關於家庭婚姻的破壞性論述的同時,認可一夫一妻制可以減輕世人的「睊睊然以晦淫慮」(高亞賓語)。
>                 
>                     
>                 
>
>                  徵引書目
>                 
>                  [日]幸德秋水:〈幸德秋水來函〉,《天義報》1907年6月第1號,頁45-46。
>                 
>                  [日]幸德秋水:《幸德秋水集》,東京:改造社,1929年。
>                 
>                  [日]福井準造:《近世社會主義》,東京:有斐閣書房,1899年。
>                 
>                  [日]堺利彥:《婦人問題》,東京:日本圖書中心,1988[1907]年。
>                 
>                  [美]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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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馬克夢(R. Ke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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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企德原著、[英]李提摩太節譯、蔡得康撰文:〈大同學〉,《萬國公報》1899年2-5月,第121-124卷。
>                 
>                  [德]因格爾斯著、民鳴譯:〈《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天義報》1907年第15號,頁461-468。
>                 
>                  [德]李博著,趙倩、王草、葛平竹譯:《漢語中的馬克思主義術語的起源與作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                 
>                  [德]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張奇方審定:《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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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德]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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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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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恩格斯著,谷風出版社編輯部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台北:     
>                  谷風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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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德]恩格斯著,楊賢江(署名「李膺揚」)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上海:新生命書局,19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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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馬爾克斯、因格爾斯合著、民鳴譯:〈共產黨宣言〉,《天義報》1908年第16-19號合刊,頁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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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話!〉,《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1期,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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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義報啟〉,《女子世界》1907年7月第6期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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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會主義講習會第一次會記〉,《天義報》1907年8月第6號,頁152-155。
>                 
>                  〈社會主義講習會第二次開會記略〉,《天義報》1907年第8-10號合刊,頁78-80。
>                 
>                  〈書報介紹〉,《天義報》1907年6月第1號,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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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婦女雜誌》1924年第10卷第1期,頁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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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エンゲルス著,[日]西雅雄譯:《家族・私有財産及び國家の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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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守和主編:《中國近代啟蒙思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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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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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鵬程:〈論惲代英社會主義理想的確立〉,《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頁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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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立波:〈近代日文書籍的引進及其影響〉,《晉圖學刊》2006年6月第3期,頁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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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子渝、任武雄、李良明:《惲代英傳記》,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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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啟念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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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執信(署名「勢伸」):〈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民報》1906年1月第2號,頁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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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震(署名「震述」):〈女子非軍備主義論〉,《天義報》1907年10月第11-12號合刊,頁369-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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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震(署名「震述」):〈女子宣布書〉,《天義報》1907年6月第1號,頁1-7。
>                 
>                  何震(署名「震述」):〈女子復仇論〉,《天義報》1907年6月第2號,頁1-13;1907年7月第3號,頁1-17;1907年7月第4號,頁1-6;1907年8月第5號,頁1-6;1907年第8號,頁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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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震(署名「震述」):〈女子解放問題〉,《天義報》1907年9月第7號,頁5-14;1907年第8號,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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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震(署名「震述」):〈經濟革命與女子革命〉,《天義報》1907年第13-14號合刊,頁9-22。
>                 
>                  何震(署名「震述」):〈論中國女子所受之慘毒〉,《天義報》1907年11月第15號,頁443-450。
>                 
>                  志達:〈女子教育問題〉,《天義報》1907年第13-14號合刊,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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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志達:〈女為人妾〉,《天義報》1907年6月第1號,頁25-26。
>                 
>                  志達:〈女界籲天錄〉,《天義報》1907年第8號,頁118-121;1907年10月第11-12號合刊,頁411-413;1907年11月第15號,頁483。
>                 
>                  志達:〈因格爾斯學說〉,《天義報》1908年6月第16至19號合刊,頁13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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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志達:〈政府者萬惡之源也〉,《天義報》1907年6月第2號,頁33-34。
>                 
>                  志達:〈婚姻奇談〉,《天義報》1907年9月第7號,頁29-30。
>                 
>                  志達:〈悲哉男權之專制〉,《天義報》1908年6月第16-19號合刊,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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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達:〈請看俄國虛無黨〉,《天義報》1908年6月第16-19號合刊,頁24-25。
>                 
>                  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台北:龍文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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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釗:《李大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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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編:《性別與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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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春:〈惲代英與少年中國學會〉,《信陽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8月第24卷第4期,頁1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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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季:〈社會主義與中國〉,《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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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山:〈五四時期關於雜誌編輯的一場論爭──《東方雜誌》對《新潮》雜誌羅家倫批評的回應〉,《山西師大學報》2003年4月第30卷第2期,頁11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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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耀農:〈五四運動前後惲代英的思想轉變探因〉,《湖南社會科學》1994年第3期,頁68-7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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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亞泉:〈論蓄妾〉,《東方雜誌》1911年6月第8卷第4號,頁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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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敘琪:〈閱讀與生活──惲代英的家庭生活與《婦女雜誌》的關係〉,《思與言》2005年9月第43卷第3期,頁10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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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精華:〈蘇俄文化之於二十世紀中國何以如此有魅力〉,《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6年7月號(總第52期), 2006年7月31日,http://www.cuhk.edu.hk/ics/ 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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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枝:〈非「自由戀愛」〉,《民國日報‧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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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陔:〈社會主義之真詮〉,《東方雜誌》1919年7月第16卷第7號,頁20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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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存統:〈廢除婚制問題底討論(一)〉,《民國日報‧覺悟》,19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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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喜美:〈五四前後廢除家族制與廢姓的討論〉,《國史館學術集刊》2003年9月第3期,頁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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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漢民:〈從經濟的基礎觀察家族制度〉,《民國日報‧覺悟》,1920年5月15-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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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永聰:〈《東方雜誌》與近代中國文化的變遷〉,香港浸會大學哲學博士論文,200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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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曉虹:〈何震的無政府主義「女界革命」論〉,《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3期,頁31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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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行:〈試論社會主義思潮在華傳播的起始〉,《南開學報》1999年第2期,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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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弓:〈五四時期文學翻譯的方法〉,《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6年3月第2期,頁10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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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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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亞賓:〈廢綱篇〉,《天義報》1907年10月第11、12號合冊,頁42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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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軍:《無政府主義在中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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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瑞泉:《中國近代社會思潮》,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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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小強:〈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及其流派比較〉,《嘉應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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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立波:〈翻譯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現代哲學》2007年第2期,頁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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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武、張艷國、喻承久:《社會主義思潮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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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詮亞:〈馬克思主義何時傳入中國〉,《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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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灝:〈轉型時代中國烏托邦主義的興起〉,《新史學》2003年6月第14卷第2期,頁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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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金國、王玉貴:〈惲代英在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中的重要貢獻──以利群書社為中心〉,《常州工學院學報》2007年2月第25卷第1期,頁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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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景和:〈五四時期的「廢婚主義」〉,《二十一世紀》1999年6月第53期,頁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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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景和:〈論清末的「家庭革命」〉,《史學月刊》1990年第1期,頁45-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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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景時:〈論民初及五四時期的家庭革命〉,《晉陽學刊》1996年第6期,頁9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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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聖福:〈惲代英與五四時期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黨史研究與教學》1996年第2期,頁31-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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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玉剛編:《中國翻譯文學史稿》,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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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奇:〈講習會派社會主義思想探析〉,《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頁17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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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德鴻、張南峰編:《西方翻譯理論精選》,九龍: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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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慧文:〈二十世紀初中國毀家廢婚的思想初探〉,《立德學報》第5卷第1期,2007年12月,頁11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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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錫敏:〈惲代英倫理思想研究〉,《河北學刊》2001年9月第21卷第5期,頁1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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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顧遠:《中國婚姻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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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惠庭:《中國家庭改造問題》,台北:東方文化,1977[19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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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命運〉,《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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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郁:〈民國時期妾的法律地位及其變遷〉,《史林》2002年第2期,頁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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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逸民:〈辛亥革命時期中國人婚姻家庭觀念的變遷〉,《中華文化論壇》2001年4月,頁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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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惲代英:〈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東方雜誌》1920年10月10日第17卷第19號,頁50-55;《東方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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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惲代英:《惲代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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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惲代英:《惲代英日記》,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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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芳燕:〈激進主義、現代情境與中國無政府主義之崛起〉,《臺大歷史學報》,2004年6月第33期,頁365-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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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永烈:《紅色的起點》,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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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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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一:〈毀家論〉,《天義報》1907年8月第4號,頁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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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衛平:〈五四運動前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兩個階段比較研究〉,《河南師   
>                  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30卷第5期,頁100-105。
>                 
>                  劉人鵬:《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2000年。
>                 
>                  劉人鵬:〈從二十世紀初中國「毀家」、「廢婚」論談起〉,發表於文化研究學會2008年年會:「樂‧生‧怒‧活:風格運動、生活政治與私眾社會」,台北文化大學,
> 2008年1月6日。
>                 
>                 
>                  劉師培(署名「申叔」) :〈人類均力說〉,《天義報》1907年7月第3號,頁18-30。
>                 
>                  劉師培(署名「申叔」) :〈無政府主義之平等觀〉,《天義報》1907年7第4號,頁7-20;1907年8月第5號,頁17-26;1907年9月第7號,頁1-4。
>                 
>                  劉師培著、李妙根編:《劉師培辛亥前文選》,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
>
>                 
>                  劉慧英:〈女權啟蒙與民族國家話語〉,北京:清華大學
> 文學
>                  博士論文,2006年4月。
>                 
>                  劉慧英:〈從女權主義到無政府主義──何震的隱現與《天義》的變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第2期,頁194-213。
>                 
>                  歐陽躍峰:〈辛亥革命前無政府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業餘宣傳」〉,《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5月第30卷第3期,頁302-308。
>                 
>                  蔣俊、李興芝:《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
>                 
>                  蔡元培:《蔡元培政治論著》,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                 
>                  蔡尚思:《中國禮教思想史》,香港:中華書局,1991年。
>                 
>                  蔡珍玉:〈惲代英思想演變之初探〉,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
>                 
>                  燕賓:〈未來社會之家庭〉,《東方雜誌》1920年5月10日第17卷第9號,頁60-70。
>                 
>                  蕭永燁:〈馬克思主義概念翻譯在中國1900-1949〉,香港嶺南大學哲學碩士論文, 
>                  2001年11月。
>                 
>                  戴季陶(署名「季陶」):〈「世界的時代精神」與「民族的適應」〉,《星期評論》1919年第17號。
>                 
>                  鞠普:〈男女雜交說〉,《新世紀》
>
>                  1908年4月11日第42號,頁3-4。
>                 
>                  藍志先:〈藍志先答周作人書〉,《新青年》
> 1919年4月15日第6卷第4號,頁415-417。
>
>                 
>                  藍志先:〈藍志先答胡適書〉,《新青年》
> 1919年4月15日第6卷第4號,頁398-413。
>
>                 
>                  顧肇彝:〈通信〉,《建設》1919年11月第1卷第4號,頁836。
>                 
>
>                  圖一、1902年英文版封面
>                 
>                 
>                 
>                  圖二、1902年英文版內頁上緣
>
>                 
>                 
>                 
>                  圖三、1902年英文版書名頁
>
>                 
>                 
>                 
>                 
>
>                 
>                 
>                 
>                  [1] 參見齊衛平:〈五四運動前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兩個階段比較研究〉,《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30卷第5期,頁100:「80年代中期以前,一般都以1899年上海《萬國公報》上李提摩太的兩篇譯文,作為中國報刊上最早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資料。1987年有研究者指出:馬克思之名最早在中國出現,是在1898年夏上海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一書中。」張詮亞:〈馬克思主義何時傳入中國〉,《光明日報》,
>
>                  1987年9月16日;彭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命運〉,《光明日報》,
>
>                  2001年7月3日;葉永烈:《紅色的起點》(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36。
>                 
>                 
>                  [2]
> [英]企德原著、[英]李提摩太節譯、蔡得康撰文:〈大同學〉,《萬國公報》1899年2-5月,第121-124卷。原著為Benjamin Kidd, Social
>                  Evolution,
> London : Macmillan,
>                  1895.頡德是英國十九世紀末的社會進化論學者,他所寫的《社會的進化》與《熱帶的控制》(The Control of the
>                  Tropics)是最經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大眾化的版本。
>                 
>                 
>                 
>                  [3]
> [英]李提摩太節譯:〈大同學〉第一章,《萬國公報》1899年2月,第121卷,頁13:「其以百工領袖著名者,英人馬克思也。」〈大同學〉第三章,《萬國公報》1899年4月,第123卷,頁16:「試稽近世學派,有講求安民新學之一家,如德國之馬克偲,主於資本者也。」其中對馬克思的譯名前後不統一,且對馬克思的國籍尚分辨不清。
>                 
>                 
>                 
>                  [4] 轉引自徐行:〈試論社會主義思潮在華傳播的起始〉,《南開學報》1999年第2期,頁91;及張武、張艷國、喻承久:《社會主義思潮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頁72。
>                 
>                 
>                 
>                  [5] 徐行:〈試論社會主義思潮在華傳播的起始〉,頁92。
>                 
>                 
>                 
>                  [6]
>                  [日]福井準造:《近世社會主義》(東京:有斐閣書房,1899年)。
>                 
>                 
>                 
>                  [7]
> 林精華認為中國三十年代翻譯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在理論水準上並不比1903年上海廣智書局出版福井准造的《近代社會主義》漢譯本更高,只不過當時缺乏十月革命契機,這些譯介沒有產生實際的影響。」林精華:〈蘇俄文化之於二十世紀中國何以如此有魅力〉,《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6年7月號(總第52期), 2006年7月31日,http://www.cuhk.edu.hk/ics/ 21c
>                 
> /supplem/essay/0603085.htm。
>                 
>                 
>                 
>                  [8]
> 根據姜義華:〈我國何時介紹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譯著〉考證,「近代中國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的第一部譯著仍當推《近世社會主義》」,關於本書的內容參見日文版《近世社會主義》及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8年),頁394。
>                 
>                 
>                 
>                  [9]
> 朱執信(署名「勢伸」):〈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民報》1906年1月第2號,頁5:「初馬爾克在巴黎,與非力特力嫣及爾Friedrichs
>                  Engel相友善。嫣及爾者,父業商,少從事焉。習知其利苦,乃發憤欲有以濟之,以是深研有得。既交馬爾克,學益進。馬爾克既去法,嫣及爾亦從之北遊,因相與播其學說於比律悉之日報間,言共產主義者羣宗之。萬國共產同盟會遂推使草檄,布諸世,是為共產主義宣言。」頁11:「馬爾克既放,乃適英,卜居焉。與嫣及爾偕,終其身不復歸柏林。」「然而馬爾克之他述作固甚夥,常與嫣及爾共著,學者寶貴之。」
>                 
>                 
>                 
>                  [10]
> 根據蔣俊、李興芝:《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96-97
>                 
>                   
>                  中的考證。
>                 
>                 
>                 
>                  [11]
> 張繼(署名「反」):〈國粹之處分〉,《新世紀》第44號, 1908年4月25日。
>                 
>                 
>                 
>                  [12] Engels,
> Frederick
>                  .  The
> Oriɡin of the Family,
>
>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 State (Chicago:
> Charles H.
>                  Herr & Company, 1902), translated by
> Ernest Untermann.
>                  以下簡寫為:Untermann
>                  (1902), pp.
>                  211-212.
>                 
>                 
>                 
>                  [13]
> [德]恩格斯著,楊賢江(署名「李膺揚」)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上海:新生命書局,1929年)。以下簡寫為:楊賢江(1929),頁281。
>                 
>                 
>                 
>                  [14]
>
>                  志達:〈因格爾斯學說〉,《天義報》1908年第16-19號合刊,頁135-138。
>                 
>                 
>                 
>                 
>                  [15]
> 徐行:〈試論社會主義思潮在華傳播的起始〉,頁93究其原因為:「一則由於當時中日反動統治者對正在興起的社會主義思潮嚴厲禁止和殘酷鎮壓;二則由於傳播社會主義群體內部發生變化,1906年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字與革命派公開論戰後,更趨保守反動,很少再論及社會主義,而同盟會內部政治主張亦出現分歧;三則由於1908年後革命派的主要注意力集中於激烈的政治鬥爭,暫無暇顧及思想領域的活動。」
>                 
>                 
>                 
>                  [16]
> 參見李季:〈社會主義與中國〉,《新青年》
> 1921年4月1日第8卷第6號:「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國布爾札維克政府成立後,又有少數人提倡社會主義,及『五四』運動以後,社會主義的學說盛極一時,並很受一般青年學子的歡迎。」另可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第2卷(北京:北京圖書館,1997年),頁165-166、176頁,張太雷在1921年6月相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提供的書面報告中指出,十月革命後「中國知識份子和學生才開始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1919年學生運動發生後,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更大了,幾乎所有與新文化運動有聯繫雜誌都刊登關於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文章。」安啟念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92中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正式傳播是五四運動後。」
>                 
>                 
>                 
>                  [17]
> [美]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410。
>                 
>                 
>                 
>                  [18]
> 應為恩特曼英文版書名The
>                  Oriɡin of the
>                  Family的誤植。
>                 
>                 
>                 
>                  [19]
> 李三無:〈廢錩運動管見〉,《婦女雜誌》1920年8月第6卷第8號,頁14。這段文字在恩特曼英文版為:「That will be
> decided
>                  after a new generation has come to
> maturity: a race of men who
>                  never in their lives have had any occasion
> for buying with
>                  money or other economic means of power the
> surrender of a
>                  woman; a race of women who have never had
> any occasion for
>                  surrendering to any man for any other
> reason but
>                  love」Untermann
>                  (1902),pp.100.。
>                 
>                 
>                 
>                  [20]
> 李三無:〈廢錩運動管見〉,頁14。
>                 
>                 
>                 
>                  [21]
> 惲代英(署名「待英」):〈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東方雜誌》
> 1920年10月10日第17卷第19號,頁50-55;《東方雜誌》
> 1920年10月25日第17卷第20號,頁67-71。
>                 
>                 
>                 
>                  [22]
> 如:[德]柏恩斯坦(Bernstein, Edward,
>                  1850-1932)、[德]考茨基(Karl
>                  Kautsky,1854-1938)、[俄]普列漢諾夫(Георгuǔ
> Валентиновuч
>                 
> Плеханов,1856—1918)、[俄]列寧(Ленин,1870-1924)、[俄]布哈林(Nikolai Ivanovich
>                  Bukharin,1888年—1938)等,都有各自心目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參見安啟念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8。
>                 
>                 
>                 
>                  [23]
> 參見蕭永燁:〈馬克思主義概念翻譯在中國1900-1949〉,香港嶺南大學哲學碩士論文,2001
>                 
>                   
>                  年11月,頁1-28。
>                 
>                 
>                 
>                  [24] 恩特曼英文版是二十世紀初在日本及中國通行的版本,可以推測張繼、志達等曾引述或節譯本書的天義派作家,極可能在東京留學時接觸到的是恩特曼英文版,而惲代英:〈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頁52中,引用摩爾根的說法談到野蠻時代中期的食人風俗時,以括弧補注的方式加入一段話:「恩特曼E. Untermann說,食物不能為進化惟一的動因,此外還有環境關係。又食人似只限於不易得食的地方,不能為通行的風俗。」頁53中亦括弧補注說:「恩特曼說歐洲杜鵑Cuculus Canorus多夫,但不如人類互相容讓。」這兩段話是恩特曼在英文版中用「Translator’s
> note」(譯者注)的方式補充在頁尾的,見Untermann (1902), pp.
>                  32、40.據此可知惲代英譯文的底本主要為恩特曼英文版。
>                 
>                 
>                 
>                  [25]
> [德]李博著,趙倩、王草、葛平竹譯:《漢語中的馬克思主義術語的起源與作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82-83。
>                 
>                 
>                 
>                  [26]
> [德]李博:《漢語中的馬克思主義術語的起源與作用》,頁79。
>                 
>                 
>                 
>                  [27] 楊賢江:〈譯者序言〉,《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頁7中表明:「本書以Ernest Untermann的英譯為底本;當翻譯時,並參照西雅雄氏及田中九一氏根據德文版的二種日譯本。」日譯本可參見エンゲルス著,[日]田中九一譯:《家族・私有財産及国家の起原》(東京:平凡社,1931年10月);エンゲルス著,[日]西雅雄譯:《家族・私有財産及び國家の起源:リュウィス・エッチ・モルガンの研究に因みて》(東京:岩波書店,1929年6月)。
>                 
>                 
>                 
>                  [28] [德]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張奇方審定:《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以下簡寫為:張奇方(1999)。Engels, Frederick . 
>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 the State (New
>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2),
> translated by Alec
>                  West.
>                  以下簡寫為:Alec(1972)。
>                 
>                 
>                 
>                  [29]
> 〈天義報啟〉,《女子世界》1907年7月第6期卷首:「震等目擊心傷,故創為『女子復權會』,討論斯旨,以冀實行其目的。又慮此旨之不能共喻也,故創刊《天義報》,以作本會之機關。」
>                 
>                 
>                 
>                  [30]
> 夏曉虹:〈何震的無政府主義「女界革命」論〉,《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3期,頁321中指出,何震「努力在雜誌的篇目設置上始終保持女性話題的優先權。這一特殊的觀照點,使《天義》作為中國無政府主義的一代名刊,具有了區別於西方與日本無政府黨機關刊物的特色。」
>                 
>                 
>                 
>                  [31] 參見蔣俊、李興芝:《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頁65。
>                 
>                 
>                 
>                  [32] 如[日]幸德秋水:〈幸德秋水來函〉,《天義報》1907年6月第1號,頁45-46中,幸德秋水邀請何震與堺利彥至其住處共論何震所著〈女子宣布書〉一文,文末何震附註略述三人會面討論的情形。另根據〈社會主義講習會第一次會記〉,《天義報》1907年8月第6號,頁152-155,記載幸德秋水出席該會並發表演說;〈社會主義講習會第二次開會記略〉,《天義報》1907年第8-10號合刊,頁78-80,記載堺利彥出席該會並發表演說,演說大旨為人類社會變遷中的上古共產制和今世私有制的源起。
>                 
>                 
>                 
>                  [33]
> [日]幸德秋水:〈婦人問題の解釋〉,收入[日]幸德秋水:《幸德秋水集》(東京:改造社,1929年), 頁171-172。
>                 
>                 
>                 
>                  [34]
> [日]堺利彥:〈婦人問題概觀〉,收入[日]堺利彥:《婦人問題》(東京:日本圖書中心,1988[1907]年),頁94-112;原載週刊《直言》,
> 1905年4月23日第2卷第12號。1907年《天義報》的〈書報介紹〉,第15卷頁50介紹堺利彥的近作《婦人問題》說:「堺君於婦人解放問題研究有年,並熱心提倡女權,此書為其最經意之作。」而堺利彦在《婦人問題》自序中推薦讀者閱讀五本英文書,並表明他本身關於婦人問題的思想主要來自於此,其中一本就是「The Origin of
>                  [the]Family……By Friedrich Engels」。《婦人問題》中雖未直接逐字地翻譯其書,但仔細比對,可看出對恩格斯家庭觀的援引化用,散見於〈婦人問題概觀〉、〈我輩の家庭主義〉、〈自由戀愛の說〉諸篇。
>                 
>                 
>                 
>                  [35]
> 何震(署名「震述」):〈經濟革命與女子革命〉,《天義報》1907年第13-14號合刊,頁20。
>                 
>                 
>                 
>                  [36]
> 何震:〈經濟革命與女子革命〉,頁19。
>                 
>                 
>                 
>                  [37]
> 何震:〈經濟革命與女子革命〉,頁22。
>                 
>                 
>                 
>                  [38] [德]因格爾斯著、民鳴譯:〈《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天義報》1907年第15號,頁461-468。高瑞泉:《中國近代社會思潮》(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337:「劉師培等人立足于無政府主義者的立場,並不贊同馬克思的國家觀及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盡管如此,《天義報》在介紹馬克思主義方面,無論就數量還是水平而言,在20世紀初中國同類報刊中是名列前茅的。」
>                 
>                 
>                 
>                  [39]
> [德]馬爾克斯、因格爾斯合著、民鳴譯:〈共產黨宣言〉,《天義報》1908年第16-19號合刊,頁1-19。題目下標明是由幸德秋水和堺利彥譯自英文版,再由署名「民鳴」的譯者由日文版轉譯為中文。
>                 
>                 
>                 
>                  [40] 參見[德]恩格斯著,谷風出版社編輯部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台北:谷風出版社,1989年),頁202。
>                 
>                 
>                 
>                  [41] 即Entermann (1902), pp. 85-88; Alec
>                  (1972), pp. 134-136; 楊賢江(1929),頁105-110;張奇方(1999),頁71-75。
>                 
>                 
>                 
>                  [42]
>
>                  志達:〈因格爾斯學說〉,頁135。
>                 
>                 
>                 
>                  [43]
>
>                  志達:〈女子教育問題〉,《天義報》1907年第13-14號合刊,頁8。
>                 
>                 
>                 
>                  [44]
>
>                  志達:〈女子教育問題〉,頁3。
>                 
>                 
>                 
>                  [45]
>
>                  志達:〈因格爾斯學說〉,頁138。
>                 
>                 
>                 
>                  [46]
> 志達的理念與何震極為接近,且何震又名「何志劍」,「志達」或許是何震的另一筆名也未可知。
>                 
>                 
>                 
>                  [47] 劉人鵬:《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年),頁76。
>                 
>                 
>                 
>                  [48]
> 白佩蘭:〈危急中的家庭:1920-1940年中國知識份子論家庭〉,收入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編:《性別與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頁44。
>                 
>                 
>                 
>                  [49]
> 劉師培(署名「申叔」) :〈人類均力說〉,《天義報》1907年7月第3號,頁18-30;劉師培(署名「申叔」) :〈無政府主義之平等觀〉,《天義報》1907年7第4號,頁7-20;1907年8月第5號,頁17-26;1907年9月第7號,頁1-4。
>                 
>                 
>                 
>                  [50]
> 漢一:〈毀家論〉,《天義報》1907年8月第4號,頁44。
>                 
>                 
>                 
>                 
>                  [51]
>                  高亞賓:〈廢綱篇〉,《天義報》1907年10月第11、12號合冊,頁428。
>                 
>                 
>                 
>                  [52]
> 楊芳燕:〈激進主義、現代情境與中國無政府主義之崛起〉,《臺大歷史學報》,2004年6月第33期,頁383中歸納無政府主義作為一種近代激進主義的三種結構性特質,其中第一種是「全盤主義」:「這種特質一方面表現於全盤否定現存的社會政治秩序,另一方面表現於在面對人類生存情境的問題時,相信有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換言之,無政府主義者相信,社會政治秩序中的基本制度與組織,包括婚姻、家庭、私有財、社會分工、階級、政府與國家等,乃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而社會革命對這些制度及組織的破壞剷除,則是要帶來一個終極的歷史大裂變。」
>                 
>                 
>                 
>                  [53]
> 何震:〈女子解放問題〉,頁8-9。王汎森:〈反西化的西方主義與反傳統的傳統主義──劉師培與「社會主義講習會」〉,收入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社,2003年),頁234:「值得注意的是,何震也提到西洋婦女的地位並不如想像中高,她們並非如人們想像中自由。為了實踐她解放婦女的理想,她認為應該破壞中國所有的家庭。這一番破家論可以說是五四時期無數破家論或以家為萬惡之源的論調的前驅。」
>                 
>                 
>                 
>                  [54]
> 何震:〈女子宣布書〉,頁5-6。
>                 
>                 
>                 
>                  [55] [日]幸德秋水:〈幸德秋水來函〉,《天義報》1907年6月第1號,頁45-46。
>                 
>                 
>                 
>                  [56]
> 劉慧英:〈女權啟蒙與民族國家話語〉,北京:清華大學文學博士論文,2006年4月,頁102。
>                 
>                 
>                 
>                  [57]
> 何震:〈女子宣布書〉,頁3。
>                 
>                 
>                 
>                  [58]
> 高亞賓:〈廢綱篇〉,頁425-426。文中「張子」可能是《天義報》的發起人及編輯之一、無政府主義者張繼。
>                 
>                 
>                 
>                  [59]
> 高亞賓:〈廢綱篇〉,頁428。
>                 
>                 
>                 
>                  [60]
> 劉慧英:〈從女權主義到無政府主義──何震的隱現與《天義》的變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第2期,頁208-209認為何震等無政府女權主義者和男性無政府主義者因立場和視角的不同,對男女雜交有不同的看法,「從現存的文字看,提出『毀家』、『男女雜交』、男女之間『相愛則合,相惡則離』的恰恰是當時那些思想『激進』的男性,而不是何震這樣的女權主義者。」
>                 
>                 
>                 
>                  [61] Untermann
> (1902), pp.
>                  85. 近代的英文版翻譯可參見Alec (1972), pp.
>                  134:” In
> Catholic counties the
>                  parents, as before, procure a suitable
> wife for their young
>                  bourgeois son, and the consequence is, of
> course, the
>                  fullest development of the contradiction
> inherent in
>                  monogamy: the husband abandons himself
> to hetaerism and
>                  the wife to adultery.”
>                 
>                 
>                 
>                 
>                  [62]
>
>                  志達:〈因格爾斯學說〉,頁135。
>                 
>                 
>                 
>                  [63]
> 楊賢江(1929),頁105。Untermann (1902), pp.
>                  85.
>                 
>                 
>                 
>                  [64]
> 志達:〈婚姻奇談〉,《天義報》1907年9月第7號,頁30。
>                 
>                 
>                 
>                  [65] Untermann
> (1902), pp.
>                  87. 近代的英文版翻譯可參見Alec (1972), pp.
> 134:
>                  ”The
> proletarian family is therefore
>                  no longer monogamous in the strict sense,
> even where there
>                  is passionate love and firmest loyalty on
> both sides and maybe
>                  all the blessing of religious and civil
> authority. Here,
>                  therefore, the eternal attendants of
> monogamy, hetaerism and
>                  adultery, play only an almost vanishing
>                  part.”
>                 
>                 
>                 
>                  [66]
>
>                  志達:〈因格爾斯學說〉,頁137。
>                 
>                 
>                 
>                 
>                  [67]
> 楊賢江(1929),頁108。張奇方(1999),頁73:「甚至在雙方都保持最熱烈的愛情和最牢固的忠實的情況下,也不管可能得到什麼宗教的和世俗的祝福」。
>                 
>                 
>                 
>                  [68]
> 參見付立波:〈近代日文書籍的引進及其影響〉,《晉圖學刊》2006年6月第3期,頁85,文中並指出,「凡是詞尾用化、式、炎、力、行、的、界、型、感、點、觀、線、論、率、法、主義、作用、社會、階級等詞,也大多是從現代日語中借用過來或是利用這種構詞法創造的。」
>                 
>                 
>                 
>                  [69]
> 楊賢江(1929),頁42-43。另可參見張奇方(1999),頁30中將德文「Hetarismus」譯為「淫游婚」:「希臘人使用淫游婚這個名詞,是表示未婚男子或過個體婚生活的男子跟未婚的女子的性關係;這種淫游婚,總是以一定的婚姻形式的存在為前提,在這個婚姻形式之外發生這種性關係;並且包含著至少是一種可能性的賣淫。這個名詞,從來沒有在別的意義上使用過,我和摩爾根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它的。」
>                 
>                 
>                 
>                  [70] 參見杜亞泉:〈論蓄妾〉,《東方雜誌》1911年6月第8卷第4號,頁15-19;陳顧遠:《中國婚姻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頁62-68;麥惠庭:《中國家庭改造問題》(台北:東方文化,1977[1929]年),頁249-263。
>                 
>                 
>                 
>                  [71]
> 參見程郁:〈民國時期妾的法律地位及其變遷〉,《史林》2002年第2期,頁74-75。
>                 
>                 
>                 
>                  [72]
> 何震:〈女子宣布書〉,頁1-2。
>                 
>                 
>                 
>                  [73]
> 何震:〈女子宣布書〉,頁3。
>                 
>                 
>                 
>                  [74]
> 何震:〈女子宣布書〉,頁5。
>                 
>                 
>                 
>                  [75]
> 志達:〈女為人妾〉,頁25。
>                 
>                 
>                 
>                  [76]
> 志達:〈女為人妾〉,頁26。
>                 
>                 
>                 
>                  [77]
> 漢一:〈毀家論〉,頁44。
>                 
>                 
>                 
>                 
>                  [78]
>                  志達:〈因格爾斯學說〉,頁135。
>                 
>                 
>                 
>                  [79]
>                  志達:〈因格爾斯學說〉,頁137。
>                 
>                 
>                 
>                 
>                  [80]
> 惲代英的成長背景及生活經歷對家庭觀的影響可參見周敘琪:〈閱讀與生活──惲代英的家庭 生活與《婦女雜誌》的關係〉,《思與言》2005年9月第43卷第3期,頁107-190。
>                 
>                 
>                 
>                  [81]
> 關於五四時期的新村主義和工讀互助主義可參見王蘭垣、謝炎久、金愈慶主編:《中國社會主 義思想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85-192。關於惲代英受此影響的情形可參見陳錫敏:〈惲代英倫理思想研究〉,《河北學刊》2001年9月第21卷第5期,頁110。
>                 
>                 
>                 
>                  [82]
> 參見田子渝、任武雄、李良明:《惲代英傳記》(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以及蔡珍玉:〈惲代英思想演變之初探〉,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頁289-373。
>                 
>                 
>                 
>                  [83]
> 參見郭聖福:〈惲代英與五四時期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黨史研究與教學》1996年第2期,頁 32-34;李耀農:〈五四運動前後惲代英的思想轉變探因〉,《湖南社會科學》1994年第3期,頁68-70、62;田子渝:〈青年惲代英的思想演繹及其特點〉,《商丘師專學報》2000年2月第16卷第1期,頁54-47;王思義:〈惲代英的「互助」思想初探──由民主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黨史縱橫》2002年2月,頁42-43;王鵬程:〈論惲代英社會主義理想的確立〉,《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頁67-71;王鵬程:〈惲代英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探微〉,《理論學刊》2005年3月第3期,頁14-18;李永春:〈惲代英與少年中國學會〉,《信陽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8月第24卷第4期,頁120-124。
>                 
>                 
>                 
>                  [84]
> 參見曹金國、王玉貴:〈惲代英在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中的重要貢獻──以利群書社為中心〉,《常州工學院學報》2007年2月第25卷第1期,頁13-18。
>                 
>                 
>                 
>                  [85]
> 五四以後,中國的翻譯工作更加活躍,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翻譯質量上也較上一個時期大為提高。參見陳玉剛編:《中國翻譯文學史稿》(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9年),頁9;齊衛平:〈五四運動前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兩個階段比較研究〉,《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30卷第5期,頁102。
>                 
>                 
>                 
>                  [86]
>                  如胡漢民:〈從經濟的基礎觀察家族制度〉,《民國日報‧覺悟》,1920年5月15-18日。
>                 
>                 
>                 
>                  [87]
>                  梁啟超:《新民說》(台北:中華書局,1978年),頁15。
>                 
>                 
>                 
>                  [88]
>                  如《婦女雜誌》的讀者陳百行曾問主編章錫琛:「自由戀愛也是婦女共產嗎?」章錫琛則答以「你所謂的『婦女共產』,大概是指普通所謂『公妻』而言;但主張『自由戀愛』的人,也並不主張『公妻』的。」《婦女雜誌》通訊,1924年第10卷第1期,頁284。
>                 
>                 
>                 
>                  [89]
>                  〈什麼話!〉,《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1期,頁1。原載廣州《新國華報》。
>                 
>                 
>                 
>                  [90] 藍志先:〈藍志先答周作人書〉,《新青年》
>
>                  1919年4月15日第6卷第4號,頁415-417。
>                 
>                 
>                 
>                  [91]
>                  力子:〈「廢除婚姻制度」底討論〉,《民國日報‧覺悟》, 1920年5月8日。
>                 
>                 
>                 
>                  [92]
> 其他罪狀為「仇孝」、「討父」等,見蔡尚思:《中國禮教思想史》(香港:中華書局,1991年),頁266。
>                 
>                 
>                 
>                  [93]
> 顧肇彝:〈通信〉,《建設》1919年11月第1卷第4號,頁836。
>                 
>                 
>                 
>                  [94]
> 南陔:〈社會主義之真詮〉,《東方雜誌》1919年7月第16卷第7號,頁205-206。
>                 
>                 
>                 
>                  [95]
> 徐行:〈試論社會主義思潮在華傳播的起始〉,頁92。
>                 
>                 
>                 
>                  [96]
> 如戴季陶(署名「季陶」):〈「世界的時代精神」與「民族的適應」〉,《星期評論》1919年第17號中指出:「馬克思以前許多社會主義的河流,都流到『馬克思』這一個大湖裡面,」「大家都承認這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的『集大成者』,是社會主義的『科學根據』的創造者。」
>                 
>                 
>                 
>                  [97]
> 惲代英:〈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頁68。惲代英保留的這一小段,在1908年《天義報》刊出志達〈因格爾斯學說〉時,也以圈點的方式特別強調:「婚姻者,其周圍恆受抑制者也。觀其習俗,則不啻賣淫之男女耳。其與娼婦相異者,則以彼猶商品,恆由時間以定其賣身之金;此則與奴隸相同,乃永賣其身者也。」志達:〈因格爾斯學說〉,頁136。
>                 
>                 
>                 
>                  [98]
> 楊賢江(1929),頁75-76;張奇方(1999),頁51-52。
>                 
>                 
>                 
>                  [99] Untermann
> (1902), pp.
>                  44-56; Alec (1972), pp.
> 102-111.
>                 
>                 
>                 
>                  [100]
> 惲代英:〈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頁54。
>                 
>                 
>                 
>                  [101]
> 同上。
>                 
>                 
>                 
>                  [102]
>                  Untermann (1902), pp. 56. Alec (1902), pp.
> 110: ” A certain amount of
> pairing,
>                  for a longer or shorter period, already
> occurred in group
>                  marriage or even earlier; the man had a
> chief wife among his
>                  many wives (one can hardly yet speak of a
> favorite wife), and
>                  for her h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among
> her
>                  husbands.”
>                 
>                 
>                 
>                  [103]
>                  Untermann (1902), pp. 56-57; Alec (1972),
> pp.
>                  111譯為「promiscuous community of
>                  wives」和「unbridled
> adultery」。
>                 
>                 
>                 
>                  [104]
> 惲代英:〈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頁54。
>                 
>                 
>                 
>                  [105]
> 惲代英:〈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頁55。
>                 
>                 
>                 
>                  [106]
> 惲代英:〈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頁54。
>                 
>                 
>                 
>                  [107]
> 同上。
>                 
>                 
>                 
>                  [108]
> 惲代英:〈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頁68。
>                 
>                 
>                 
>                  [109]
> 同上。正文中底線表為筆者所加,表示恩格曼英文版中沒有的句子。
>                 
>                 
>                 
>                  [110] Untermann
> (1902), pp.
>                  91. Alec (1972),
> pp. 138-139: ”But by
>                  transforming by far the greater portion,
> at any rate, of
>                  permanent, heritable wealth—the means of
> production—into
>                  social property, the coming social
> revolution will reduce to a
>                  minimum all the anxiety about bequeathing
> and
>                  inheriting.  Having
> arisen from economic
>                  causes, will monogamy then disappear these
> causes
>                  disappear?”
>                 
>                 
>                 
>                  [111]
> 惲代英:〈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頁68。
>                 
>                 
>                 
>                  [112]
> 同上。
>                 
>                 
>                 
>                  [113]
> 惲代英:〈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頁70。
>                 
>                 
>                 
>                  [114]
> 惲代英:〈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頁71。
>                 
>                 
>                 
>                  [115]
> 楊賢江(1929),頁114-115。張奇方(1999),頁78:「那麼,會不會由於這個原因,就足以逐漸產生更隨便的性關係,從而也逐漸產生對於處女的榮譽和女性的羞恥都更加馬虎的社會輿論呢?最後,難道我們沒有看見,在現代世界上專偶制和賣淫雖然是對立物,卻是不可分離的對立物,是同一社會秩序的兩極嗎?能叫賣淫消失而不叫專偶制與它同歸於盡嗎?」
>                 
>                 
>                 
>                  [116]
> 惲代英:〈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頁70。
>                 
>                 
>                 
>                  [117] Untermann(1902), pp. 99. Alec (1972), pp. 144:
> “And
>                  as sexual love is by its nature
> exclusive—although at present
>                  this exclusiveness is fully realized only
> in the woman—the
>                  marriage based on sexual love is by its
> nature individual
>                  marriage.”
>                 
>                 
>                 
>                  [118]
> 楊賢江(1929),頁124。張奇方(1999),頁84:「既然性愛按其本性來說就是排他的──雖然這種排他性今日只是在婦女身上無例外地得到實現,──那麼,以性愛為基礎的婚姻,按其本性來說就是個體婚姻。」
>                 
>                 
>                 
>                  [119]
> 惲代英:《惲代英日記》(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 1919年11月4日,頁657。
>                 
>                 
>                 
>                  [120]
>                  惲代英:〈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頁69。
>                 
>                 
>                 
>                  [121] Untermann(1902), pp.93. Alec (1972): “And
> finally,
>                  there arises a new moral standard in the
> judgment of a sexual
>                  relationship. We do not only ask, was it
> within or outside
>                  marriage, but also, did it spring from
> love and reciprocated
>                  love or not?”
>                 
>                 
>                 
>                  [122]
> 楊賢江(1929),頁116-117。張奇方(1999),頁79:「最後,對於性關係的評價,產生了一種新的道德 標準,人們不僅要問:它是婚姻的還是私通的,而且要問:是不是由於愛和對應的愛而發生的?」
>                 
>                 
>                 
>                  [123]
> 燕賓:〈未來社會之家庭〉,《東方雜誌》
> 1920年5月10日第17卷第9號,頁61。
>                 
>                 
>                 
>                  [124]
> 惲代英:〈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頁53。
>                 
>                 
>                 
>                  [125] Untermann (1902), pp. 41; Alec (1972),
>
>                  pp. 99: “We state it without hesitation: only
> by
>                  absorbing families which had undergone a
> radical
>                  change could a
> social from higher than
>                  the family have developed; at the same
> time, these families
>                  were thereby enabled later to constitute
> themselves afresh
>                  under infinitely more favorable
> circumstances.
>                  “
>                 
>                 
>                 
>                 
>                  [126]
> 楊賢江(1929),頁46。張奇方(1999),頁32:「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如果說一種比家庭更 高級的社會形式已經發展起來,那麼這只是由于它把遭受了徹底變化的家庭容納于自身之中才能發生。」
>                 
>                 
>                 
>                  [127]
> 張灝:〈轉型時代中國烏托邦主義的興起〉,《新史學》2003年6月第14卷第2期,頁34-35中指出:「五四運動期間,共產主義運動興起加速了這種烏托邦主義在中國知識階層的傳佈。」
>                 
>                 
>                 
>                  [128]
>                  1923年,李大釗發表〈新紀元〉,收入李大釗:《李大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頁119-121,討論社會主義烏托邦起源及其歷史意識,張灝:〈轉型時代中國烏托邦主義的興起〉,頁34-35中認為:「李大釗不只在馬克思主義中發現有關社會主義烏托邦的歷史必然性,還發現馬克思主義也孕育了『當下時代的臨盆感』。」筆者認為,惲代英的譯文也流露了受馬克思主義及五四時代氛圍影響的烏托邦精神。
>                 
>                 
>                 
>                  [129]
> 惲代英:〈共同生活的社會服務〉,收入惲代英:《惲代英文集》,頁121;原載《時事新報》副刊《學燈》
> 1920年1月22日,本文即利群書社的成立宣言。
>                 
>                 
>                 
>                  [130]
> 惲代英:〈未來之夢〉,收入惲代英:《惲代英文集》,頁244;原載《互助》1920年10月第1期。
>                 
>                 
>                 
>                  [131]
>                  惲代英:〈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頁68。
>                 
>                 
>                 
>                  [132] Untermann
> (1902), pp.
>                  91. Alec (1972), pp. 139: “With the
> transfer of the means of
>                  production into common ownership, the
> single family ceases to
>                  be the economic unit of society. Private
> housekeeping is
>                  transformed into a social
> industry.”
>                 
>                 
>                 
>                  [133]
> 楊賢江(1929),頁114。張奇方(1999),頁77:「隨著生產資料轉歸公有,個體家庭就不再是社會的經濟單位了。私人的家務變為社會的事業。」
>                 
>                 
>                 
>                  [134]
> 惲代英:〈未來之夢〉,頁238。
>                 
>                 
>                 
>                  [135]
>                  關於中國二十世紀初的毀家廢婚論可參見陳顧遠:《中國婚姻史》,頁83-96;梁景和:〈論清末的「家庭革命」〉,《史學月刊》1990年第1期,頁45-50、27;梁景時:〈論民初及五四時期的家庭革命〉,《晉陽學刊》1996年第6期,頁99-106;梁景和:〈五四時期的「廢婚主義」〉,《二十一世紀》1999年6月第53期,頁56-62;逸民:〈辛亥革命時期中國人婚姻家庭觀念的變遷〉,《中華文化論壇》2001年4月,頁7-12;洪喜美:〈五四前後廢除家族制與廢姓的討論〉,《國史館學術集刊》2003年9月第3期,頁1-28;王汎森:〈從傳統到反傳統──兩個思想脈絡的分析〉,收入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130-132;劉人鵬:〈從二十世紀初中國「毀家」、「廢婚」論談起〉,發表於文化研究學會2008年年會:「樂‧生‧怒‧活:風格運動、生活政治與私眾社會」,台北文化大學,
>
>                  2008年1月6日;陳慧文:〈二十世紀初中國毀家廢婚的思想初探〉,《立德學報》第5卷第1期,2007年12月,頁114-128。
>                 
>                 
>                 
>                  [136]
> 惲代英:〈駁楊效春君「非兒童公育」〉,收入惲代英:《惲代英文集》,頁131-132;原載《解放與改造》1920年8月第2卷第15期。
>                 
>                 
>                 
>                  [137]
> 惲代英:《惲代英日記》,
> 1919年12月25日,頁680-681。
>                 
>                 
>                 
>                  [138]
> 惲代英:《惲代英日記》,
> 1919年11月4日,頁656。
>                 
>                 
>                 
>                  [139]
> 惲代英:〈英哲爾士論家庭的起原〉,頁71。
>                 
>                 
>                 
>                  [140]
> 惲代英:《惲代英日記》,
> 1919年11月4日,頁656。
>                 
>                 
>                 
>                  [141]
> 如鞠普:〈男女雜交說〉,《新世紀》
> 1908年4月11日第42號,頁3-4;施存統:〈廢除婚制問題底討論(一)〉,《民國日報‧覺悟》,
> 1920年5月20日:「現在解決性慾的方法,就是互相買賣和互相專利。我們因為人不應當看做商品和機器,所以不贊成這種解決性慾的方法,就主張自由戀愛(就是自由交媾)」;金枝:〈非「自由戀愛」〉,《民國日報‧覺悟》,
> 1920年5月24日:「滿足性慾的事情,只須沒有生理上的妨礙(疾病或血統),且得雙方的同意,便可實行。」「性情是性情,戀愛是戀愛,和滿足性慾沒有關係。」「滿足性慾是生理上的關係,但需各得其自由的特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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