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者是這個時代最為焦慮的群體之一。 歷史的洪流滾滾而來,每個人都被裹挾其中,日復一日,事件發生的速度和密度都令人目不暇接,又遑論解讀與沉澱。 寫作者既是親歷者又是描述者,浸潤於鹽水中的切膚之痛,感同身受的同理心以及旁觀者的清醒,此三者交替佔據著我們的心靈和筆觸。 寫作正是一門「現在進行時」的手藝,我們憑藉著什麼來確認自己為寫作者呢? 憑的只有"在寫"的狀態,以往的著作等身,未來的萬丈雄心都是不作數的,寫作者在當下橫下一顆心來,把體悟得到且說得出來的思想在時光飛速的縫隙中盡心儘力地記錄下來,哪怕此刻它是膚淺的,粗糙的,尚待推敲的,須戰戰兢兢待時間拷問的。
大時代中的即時寫作便因此而難以擺脫不完美的宿命,儘管我們可以求助於"及時性"這個藉口,令瑕疵得到暫時的容忍,但焦慮已經生根。 這焦慮源於認知的局限和未來的不可測,但寫作者自身難於寬宥的,卻是對自身判斷力的不能確信,尤其是當我們身處這樣一個喧嘩浮躁的時代,大眾化的傳播無孔不入,而個性化表達愈來愈面目模糊。 修辭能否做到千錘百鍊,不受污染? 思想能否做到嚴謹細密,發前人未發之言? 而形式之美呢,是否已近枯竭,時時要求助於劍走偏鋒甚至嘩眾取寵? 我們始終在尋找一種厚道又精到、悲憫而不自憐、迅速生成而又對未來負責的寫作。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史蒂文森將詩歌定義為"內部生成的暴力,用以保護我們免受外來的暴力。 "
焦慮同樣存在於對過往的重新審視之中。 我們腳下的大地,承載過太多重重疊疊的敘事,歷代人影呼嘯而過,當我們回過頭來細問和挖掘,只覺陰風陣陣,鬼影幢幢。 但一切的「過去完成時」,真的曾被真實記錄和忠實呈現嗎? 又或者,這種真實和忠實是寫作者應該抵達的高標準和應擔負的使命嗎? 旁白的意義,再塑的空間,難道不更值得追求嗎?
我們對過往的轉述,難免包含某種自以為是的去蕪存菁,而過濾與結晶的程式往往帶有不自覺的偏見。 每當面對"重新梳理"的提醒,我們都應該心存感激,滿懷虔誠。 要提醒自己的是,這種對過往的修葺與補充,有時會出人意料地鋪陳開來,成為更為浩大的工程。 是的,總有些遺漏的細部,欠缺的環節,略顯艱澀的推理。 於是,邊邊角角的修修補補,在有雄心的寫作者手中,完全能演變成對宏大敘事的重構。 我們驚歎:原來如此! 當那些灰飛煙滅的人與事,在筆下又一次拼湊完整,將有嶙嶙白骨將從墳墓中站起身來,向寫作者深鞠一躬,感謝我們這樣的後來者令真相大白,令塵封者死而復生。
但寫作者終極的焦慮在於如何把握手中面向後世的話語權。 只有被寫下來的,才能被記住;也只有被寫下來的,才能得以流傳。 這支筆,因力道千鈞反而要慎之又慎。 它直接影響著後人將如何解讀我們此刻生存的這個日行千里、光怪陸離的時代。 每一個寫作者傾注畢生之力,能夠捕捉的,或許只是萬花筒中的一束光,豈能沒有一葉障目之虞,甚至井底之蛙之嫌疑? 我們如何能斷定自身的視角對後世依然有著恆久的意義? 我們又如何處理個人經驗的獨特性與群體經驗難以避免的流俗性之間的矛盾? 個體的經驗具備代表性嗎,而代表性又應該是寫作者追求的目標嗎? 在這個詰問得到回答之前,我們容易陷入對個性化經驗的過度描繪以及隨之而來的羞恥當中——是的,嚴苛的寫作者時時在警惕著落入以自我為圓心的陷阱。
這個時代的多元價值觀又給寫作者帶來另一重考量,即"我的故事講給誰聽"的問題。 今後將是一個選擇更多,聲音更嘈雜,局面更複雜的時代,思想與審美作為精神需求的市場應該不會更為粗放,而是出現進一步的垂直細分。 愈演愈烈的社交媒體潮,讓我們每個人看到的,只是我們願意看到的,被演演演算法掌控和推送到眼前的資訊和觀點。 我們的視野原本可以更廣闊——前提是有足夠的自覺去拓展自己的疆域;但大眾的視野卻完全可能變得更狹窄,更易於操縱。 那麼,文學何為? 倘若每一類型的寫作,其受眾都難免是某種精細劃分的小眾群體,而這種劃分有可能演化成實質上的心靈區隔,我們不免憂慮,人類傳統意義上的"分享"將遭遇更多的屏障。 文學從來不只是描繪,它始終有意無意地揮灑著對後世的影響,和對歷代人心的無聲滋潤。 寫作者天然的野心是:被盡可能多的人看到。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技術的進步與傳播手段的多樣化,是我們需要有足夠智慧才能有效利用的雙刃劍。
最終,當歷史以濃縮的體積,以快進的速度在我們眼前發生,以上種種焦慮反而加深了寫作者的表達欲和使命感。 畢竟,這是一個大浪淘沙,暗流湧動的時代,一個一旦錯過將永不復再現的時代。 它將寬容你我筆下種種不完美的敘事,不確定的判斷,不夠深沉的挖掘與詮釋。 因此,更多的寫作者將大膽地將時機引申為當下的使命,並繼續為之竭盡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