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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網站主力編輯陳建守：想眺望遠方，需先站上歷史巨人的肩膀
若時間真是一條長河，在沖刷、沉積作用中形成歷史，那人類就是雕鑿它的匠人，在孑遺下的片礫瓦泥中費心形塑，經過不斷的傳遞繼承，形成了現今的文化思想與社會樣貌。身為歷史研究者，陳建守致力於讓過去的記憶從象牙塔中走向人群，為此他耗費六年心力編譯了《史家的誕生》與《時代的先行者》兩本書，更參與創辦「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和「故事‧說書」網站，凡此種種，都是為了改變社會對人文學科百無一用的既定印象；在這群有心人的撐篙之下，前人的思想靈魂渡過漫長的時間巨流，透過字裡行間的書寫，躍然紙上。
對「方法論」情有獨鍾
有別於其他歷史研究者，陳建守對「方法論」特別有興趣，這是受了歐洲史作品的影響。西方作者在著作中提及對自己的研究影響最深的人或理論行之有年，這點最近也開始在中文世界漸漸普及。比起自己為何著迷於方法論，陳建守倒是先為一般人不重視的原因進行分析，「如果你不會方法論的東西，其實也可以繼續做歷史研究，它跟工程力學不太一樣，工程力學你如果只學了8成，那你101只能蓋80層，沒辦法蓋101層，但是你史學方法學了八成，你還是可以繼續做實證的研究。所以這是長期以來，我覺得方法對論歷史系的學生（來說）沒有辦法這麼感興趣的地方是在這裡。」
中文世界還有另外一個狀況，叫做「以論代史」，即用理論或推斷去代替史料說話，這也是導致學生不願意學習方法論的原因，「或許這一句話真的太強了，所以會讓很多學生覺得，其實我不太需要去知道這些（方法論），我知道這些，我可能會濫用它，為了不濫用它，乾脆我不懂它。」
除了上述兩者，另外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方法論課程本身很枯燥。但是近年來方法論的課程與教材都開始活潑化，他認為比起之前的學生，年輕一代的研究者對方法論的興趣應該會提升，「但是我還是覺得漢語世界應該發展出，或者是這些教方法論的老師，應該去寫兩本或三本屬於我們自己觀點的方法論的書，來當成教材。我們現在大部分還是依靠西方的方法論介紹，或者是前輩學者對方法論的看法，但是我覺得這些在第一線教書的老師，他們是可以嘗試著把他們教書的心得跟過程寫成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方法論的書，我想會比較有趣。」
美國有許多相關的理論方法課程，學生也很早就會接觸，漢語世界這個傳統比較沒有這麼深，大家還是習慣排比史料，從史料中找尋答案，陳建守認為方法論能幫他更快釐清研究脈絡，「我會覺得假設你知道一點方法論，對你在做研究的時候，你的框架可能比較容易早出現，甚至是當你在安排你的史料的時候，你或許因為這些方法論的訓練，會讓你看出一些別人看不出來的東西。」不過陳建守也說，他有很多同學對方法論沒有興趣，還是作出很精采的研究，因此這算是他個人的偏好與興趣；看來「史無定法」這句前人留下來的話，即使過了這麼久，還是套用在現代的研究者身上。
●一下子就被書吸引住了
書籍與原先預設樣貌不同
《時代的先行者》是一本當代西方著名歷史學者自述其研究源起與研究歷程回憶的譯文結集，陳建守花了三年時間，從談版權、找譯者到出版，皆全程參與。在《時代的先行者》之前，他還編了另一本書《史家的誕生》（時英出版），在最原始的規劃裡，這兩本書一本要以訪談錄形式編纂，另一本則用史家自述以及他者介紹兩種方式呈現，但沒想到成書和當初的設定有所落差。《時代的先行者》使用的是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講座裡的文章，原本的出版流程計畫與《史家的誕生》一樣，即申請授權、翻譯、出版，不過此時發生了一件事，讓《時代的先行者》出現了和初規劃體例不合的文章，「就是查爾斯‧提利──他是我非常喜歡的社會學家，他剛好過世了。他不太寫回顧自己一輩子的文章──我猜是時間還沒到，他也沒想到自己會這麼早過世──第二個理由是他很少（接受）訪談，我就去問了他的兩個學生，他的學生就推薦我一篇他們寫查爾斯‧提利所有作品的文章，我後來就申請版權，找人翻譯。」
由於這兩本書一開始的設定都是從不同面向介紹史家，陳建守也承認它們在性質上有些相近，只是後來都沒有照原定計畫進行，「它們看起來像姊妹篇，當然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的方式也不太一樣，就變成是兩個不太一樣的書籍。」如果想知道史家如何回顧自己的研究歷程，那就要讀《時代的先行者》，如果想從他者的角度理解史學家的研究貢獻，那就翻翻《史家的誕生》，這就是最後這兩本書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樣貌。
讓《時代的先行者》成為西風東漸的敲門磚
在《時代的先行者》中，陳建守悉心挑選了十位在各個歷史研究領域中傑出的佼佼者。對於挑選史家，陳建守有幾個標準，第一這些人都是歐美目前首屈一指、一流的大史家，這些人在中文世界雖不乏知名度，但大家對他們的認識卻可能都只停留在「聽過名字」這樣的程度上，「因為他們（讀者）要認識作者都是靠著中文本的翻譯，有一些人他們在漢語世界已經可以推出全集，因為他的每個作品都有翻譯；有一些人只有翻譯（著作裡的）一兩本書，可是其實他更重要。」以《時代的先行者》裡面的彼得‧布朗為例，他是研究歐洲近代宗教史、思想史非常重要的歷史學家，但是他的書在漢語世界卻只有一本翻譯，若是這些人的著作進到台灣來，就會在歷史研究的風潮，甚至方向上造成非常大的影響力，這是陳建守挑選的第一的標準：為西方史家做第一步推廣。
●彼得‧布朗
第二就是他自己對方法論的偏好，「當我在選這些人的時候，其實我是看中他們做研究的迷人和特別的地方，他們提出了一套非常有趣的說法，而且一定是跟前面的人不一樣的說法，很明顯的他們背後其實有一套方法論在操作，他們利用的方法論在影響著他們。」每個大史家在操作、研究自己的課題的時候，都有一套影響他們的研究方法，這些史家讀了方法論之後，又反過來將這些理論套用在他們的研究上，這種思想上的一脈相承，也是陳建守選擇這些史家的原因。他在編《史家的誕生》與《時代的先行者》時，希望能讓讀者知道這些史家是如何操作自己的議題；想了解這些史家對課題的想像，去讀他們的作品是最直接的，而這些自述、訪談錄則是幫助讀者用最短的時間去了解他們，「就像《時代的先行者》前面有編史家的著作，你如果看了他的自述，對他有興趣，你可以反過頭來讀他的書，讀他的書是可以最了解他面對一個課題，他是怎麼想像、怎麼操作、怎麼做研究的。」
第三個標準是符合編者心目中的體例藍圖。陳建守認為《史家的誕生》與《時代的先行者》雖是獨立成章，但若合起來看，近代西方世界重要的歷史研究者大多已名列在內，少部分的遺珠來自於史家文章的體例不符合他心目中的規劃、無法聯繫上作者或是申請不到授權，無奈之下只好忍痛放棄；不過這兩本書中所羅列的史家已可看出近代歷史研究的脈絡與梗概，這是陳建守絕對有自信的。
在授權上花最多時間與心血
因為《史家的誕生》與《時代的先行者》以介紹西方史家為主，比起一般的中文書籍，陳建守在談版權與找翻譯的過程中耗了不少心力，「比如說在《時代的先行者》裡面，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講座裡的文章），版權其實在每個作者手上，那些作者有一些在，在的人都會很樂意提供你（文章授權），不在的人就需要去找他財產的法定繼承人，有一些人身後沒有子女，是交給律師，在這個過程中花了非常多時間聯繫，因為我們是要申請無償的繁體中文授權，所以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去聯繫這些文章（授權）。」
相同的道理，《史家的誕生》在版權上也遇到相當多問題，陳建守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他挑中了某篇文章，但版權卻分屬於作者和期刊，雖然作者同意授權，但期刊卻要求很高的授權金，導致他不得不放棄另選他文；而在這之中的斡旋、甚至是直到出版前的相關費用，都是他自己處理、吸收，沒有得到任何政府或機構的補助，「不過這些錢是很少的，只是花掉的時間非常多。這兩本書的十篇文章裡面，他們（作者與期刊）同意了以後都沒有收錢。有收錢的（那篇文章），我那個時候的考慮是，好像也沒有必要為了那一篇文章付這筆錢給期刊，只單譯他那篇文章，所以我後來在序裡面告訴讀者說，其實我比較屬意的是那篇文章，只是因為版權的因素，所以我沒辦法翻譯。」
受到戴維斯的影響最深
編譯的過程中，史家自然也對編譯者造成影響。在《時代的先行者》中，陳建守印象最深的是女學者娜塔莉‧澤蒙‧戴維斯，「他是一位非常傳奇的人物，他參加過反對運動，所以有一大段的時間都跟他的先生顛沛流離，沒有辦法上班，讀書也受影響，在這麼苦的過程中，他還是完成了他的博士學位。」戴維斯的博士論文寫的是法國近代早期的社會與文化，對近代早期法國的歷史進程研究貢獻卓越，她也來過台灣，當年報紙曾有相關的介紹與訪問。陳建守受戴維斯的影響源於大學時代讀過其名作《檔案中的虛構》，這本書帶給陳建守相當大的震撼，「那個時候，我們讀書的時候都覺得，檔案怎麼可能會有假的地方呢？這個書裡面就是告訴你，所有的檔案書寫有一定的套路，所有的檔案書寫都有一定的模式；而這個模式其實是當下的社會，（以及）生活在那個社會的人的世界觀。」他舉了一個女性殺人的例子，檔案裡這些案子的司法紀錄顯示，替女犯人辯護的律師表示女性在正中午容易憤怒，因為當時的人認為人體裡有一種膽汁，會在正中午發酵，導致人無法控制情緒。這在我們眼中看來荒謬的論調，卻是當時社會深信不疑的觀念，這樣的辯護策略在當時法官的眼中是有效的，一些女性也因此得到輕判或赦免。「他就是在告訴你，當我們歷史家從事檔案（彙整）的時候，用檔案來做研究的時候，不應該這麼樣的全然相信。」
不過陳建守也強調，我們不能因此過於極端，認為什麼都是主觀的、都不能相信，「在這兩個過程裡面，其實應該更注意檔案是怎麼被寫出來的，假的地方其實是有真的。」他說他最常舉的例子就是瓊瑤的小說，明明知道是虛構的，大家還是如癡如狂，原因就在於雖然故事情節源於想像，但所有的場景都是真的。「比如說他在師大的校園、在台大附近的校園，男女主角去吃一碗牛肉麵，是多少錢。如果他吃一碗牛肉麵是現在的價格，當時在70、80年代的那些閱聽人看到就知道：這是假的，牛肉麵沒有這麼貴。就是因為他的生活場景的鋪排都是真的，所以大家以為這是一個真實在大街小巷發生的事。」
換句話說，如果要用瓊瑤的小說作歷史研究，撇開情節，書中鋪陳的場景對重現那個時代的生活是有作用的；雖然是文學作品，但也可以重現歷史，這樣歷史材料的範圍便大大擴張，這是戴維斯帶給陳建守視野上的拓展，「我那時候讀到這本書覺得非常著迷，然後我一直找他的書來看，也因為這樣子看，就變得對這些歷史家都非常感興趣。如果要我選一個對我影響最深的歷史家，我會覺得是娜塔莉‧澤蒙‧戴維斯。」
●娜塔莉‧澤蒙‧戴維斯
看見歷史思想的一脈相承
就像前面提到的，史學家的研究受到生命歷程與前人研究影響，這可以看出思想的一脈相承。以《時代的先行者》裡面的史家彼得‧蓋伊為例，他是一位猶太人，曾經受過迫害，所以他一輩子都在闡發自由的理念，他的第一本著作談啟蒙，他的老師則是最早開始研究啟蒙運動哲學的人。蓋伊的著作《布爾喬亞經驗史》關懷的重點也都在此。「他一直在做一件事，他研究維多利亞時代，維多利亞時代（大家）會說這是一個非常得體，就像你想像的維多利亞時代。但他就要告訴你，維多利亞時代有一個浪蕩子叫史尼茨勒，他每天都在外面逛窯子、不斷的有情婦、不斷的在挑戰維多利亞時代的價值。他也不像以前在研究維多利亞時代的人，（覺得）這時候的布爾喬亞是一體化的，他就要告訴你，他們是人，他們有自己的性慾、有自己的愛慾、有自己的情愛生活。這我一直覺得這肯定是跟他的思想上、他的生活上、他的背景上有一定的關係。」
●彼得‧蓋伊
說到這裡，陳建守也跟我們分享了一個和蓋伊有關的趣事。他在為《時代的先行者》申請版權的時候蓋伊還在世，但是一直無法聯繫上，最後他寫信到蓋伊任教的耶魯大學，對方給了他一個email地址，「我說這email我知道啊，他從來不回我啊，我就跟他表明我的來意，我說你可以給我他的地址。然後我就把我要申請版權的信寄到他家，也寄了一份到耶魯大學歷史系系辦。」在信裡面，陳建守告訴蓋伊，為了避免蓋伊的麻煩，請他只要用email回覆是否同意授權即可，結果有一天陳建守收到一份郵件，裡面是蓋伊寄來的信，「他把他家收到的那封信跟系辦信箱的那封信合在一起，就在上面寫了一個permit，然後簽一個Peter Gay，然後把那兩封信寄回來給我。」也因為這樣，蓋伊的文章是《時代的先行者》中最晚確定授權的；陳建守的堅持和蓋伊的特立獨行，造就了這一段有趣的插曲。
將繼續規劃第三本書出版
談完了版權與作者，接下來當然就是文章與讀者之間最重要的媒介：翻譯者。陳建守為《史家的誕生》與《時代的先行者》找來的譯者都是他自己本來就認識的歷史系所本科生，也有老師和學弟。至於老師會跳下來幫忙翻譯的原因，聽起來也是有點熱血，「（那個時候）有一篇法文的文章，老師其實介紹了一個翻譯者，他翻譯完了以後，老師覺得很差，就自己跳下來翻譯，所以那篇的翻譯者就變成老師，而不是原來的翻譯者。」不過這是比較例外的狀況，大部分的翻譯者還是陳建守的朋友，這些朋友用行動義氣相挺他的計畫，翻譯結束後也沒有拿翻譯的稿費，只拿了成書，「所以這兩本書，我們私底下都說這是積陰德的書，做功德的書，除了版稅之外我們其實沒有得到任何的補助，大家就是覺得，喔，做一下（翻譯出書）這件事情。」
陳建守也說，一開始大家是希望拋磚引玉，有人能接續著做下去，但《史家的誕生》出版至今近五年，《時代的先行者》也出版一年，還是沒有看到有人願意出來接棒，所以想要繼續下去的人還是回過來找他。因為這些書從挑選文章、申請授權到翻譯、校對出版都必須獨力作戰，需要相當強大的執行力，而陳建守本身也有一張長長的夢幻作者名單想為漢語世界的讀者介紹，因此雖然每出一本書就得花三年的時間，他還是會接下這個任務；他強烈保證第三本書出版的必要性，只是體例還沒有決定，「因為訪談錄我們也選過了，史家的自述也選過了，第三本要用什麼形式去做我就得要再想想看。」
除了新書，陳建守也計畫將《史家的誕生》做大改版，翻新內容後重新出版，這些都是曠日廢時的浩大工程，而這些書籍最後會以何種姿態呈現於讀者面前，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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