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瞬如永恒：浮世物哀裡的時尚與時間

2017/3/8 下午 04:00 撰稿：Jonathan

本站分類：作家面對面

「歷史是過去的事，需要一段距離才能看清。」──方太初

2017年的台北國際書展，秀威邀請到香港作家方太初，特地自香港來書展一趟，為了向讀者聽眾們講一場「一瞬如永恒：浮世物哀裡的時尚與時間」。主持人兼與談人陳建守則是《時代的先行者──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主編，同時也是「說書Speaking of Books」網站的主編。究竟兩位對談人之間會怎麼帶給我們一場精采的活動呢？一起來一場與人，與物，與詩，與世界共感的時尚講座吧。

「物哀與時尚？」第一次聽到的讀者也許心裡納悶，穿衣服不過就是穿衣服嘛，怎麼會與歷史和時間扯上關係呢？更不用說「物哀」這個好似聽過卻又有些陌生的詞彙。對於物哀，以及物哀和時裝的關係，方太初是這麼解釋的：

「物哀」就是對「物」有所感，有所哀。日本人的「侘寂美學」及「物哀精神」體現在時裝上，一如胡的桃花寧靜可感。

「物哀」之說，原是島國之人想擺脫中國道統影響。日本長期受漢文化，特別是儒家文明影響，故本居宣長發展出「知物哀」之說，想要確立日本獨有的美學。物哀，不見「我」字，但實有「我」在其中，由「哀」字見之。「物哀」者，意即透過身外之物事，抒發自己之哀戚有感。一如日本人喜歡櫻花，不只在其美，更在其稍縱即逝，寄託日本人處身茫茫人世，驚覺此身是客的哀傷。這種美學放在時裝上，穿衣者是主體，衣與物是客體，穿衣者以衣飾體現生死哀戚，如同物哀。

「時尚，原來不是我們所理解的，只是品牌而已。」方太初在演講中這麼說。時尚，就是那個時間、那個時代所崇尚的風潮。也因此時尚它就離不開其所屬的時間。「當我在寫衣服的故事時，我就會不小心也出入了那個時代所發生的歷史故事。」方太初這麼說著。每件衣服、每款時尚背後都離不開其所處的時代，離不開身處於那個時代的人，就如同甘迺迪第一夫人賈姬，將具有歐洲文化底蘊的穿著引入了美國白宮與政界。正如陳建守敏銳的指出，衣服這樣的物品會帶來「個人的認同」，而這種認同是對個人、集體乃至於國家都相當重要的象徵。

呼應陳建守的提問與歸納，方太初進而舉了「旗袍」這個舉世聞名的服飾來作為例子。旗袍原本是滿人的衣服，也是屬於滿人的「時尚」，然而到了後來，旗袍卻變成漢人時尚的一部分。一九六○年代的香港──在那個許多華人社會還是流行穿中山裝的年代，甚至重新流行起了旗袍的時尚，只是這次的旗袍早已產生了質變──受到了歐洲自由與解放風氣的影響，一九六○年代的旗袍的長度也變得更短，更符合那個時代的風潮。

有時候就連我們認為的傳統服飾、那些我們認為理所當然、自古以來的傳統時尚也不是我們所想的那麼單純。就像陳建守進一步指出，其實蘇格蘭裙並不是蘇格蘭人的傳統服飾，而是十八、十九世紀，蘇格蘭人為了打造屬於蘇格蘭的國族／民族意象而創造出來的，換言之，這是個「被發明」的傳統。

見到作者特地從香港來，現場也有不少幕名前來的讀者們。不過觀眾似乎都很害羞，寧願站著聽也不願意坐到第一排的空位上。聽眾們就這樣聽著方太初與陳建守兩位講者，一來一往的知識分享。從滿人的旗袍談到西方戰後的時尚轉變，再從電影談到了詩。

現場踴躍發問的讀者

演講的尾聲，兩位主講人從衣服與衣服的時代談到了衣服與時尚背後所可能具有的意義。其中一個聽眾讀者們可能特別會有感覺的，就是「校服」。校服本身除了是一種美的呈現以外，它同時還具有「規訓」（discipline）的意味存在。方太初舉了一個自己小時後在香港的例子，「你們知道我們學校當時是如何去計算裙子的長度有沒有超過膝蓋嗎？」方太初幽幽的憶起，「不是拿尺，也不是用眼睛去看，而是拿一張椅子，所有的女孩子跪在上面，裙子有貼到椅子就表示過關」。

透過校服（乃至於制服），我們的行為舉止、乃至於自我認同，便在這個規訓的過程逐漸形塑。

衣服也透露了身份與階級，以及階級的轉換和流動。方太初再舉了一個例子，早在一次世界大戰以前，黑衣服基本上是寡婦的穿著，具有哀悼的意味。然而在一次大戰以後，黑衣服卻逐漸變成了一種大眾時尚。原因除了是因為一次大戰實在有太多人死去、導致「守喪與哀悼」幾乎變成一種全民活動以外，黑衣服也遮蓋了原本各種色彩的衣著，使得人們不易一眼就從他人的衣著認出對方的階級，而這符合了當時逐漸大眾化、平民化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