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雷】從「異常」到「復原」?——讀顧日凡《血紅梔子花》/洪敘銘

2016/8/16 下午 02:30   資料來源:洪敘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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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雷】從「異常」到「復原」?——讀顧日凡《血紅梔子花》/洪敘銘

圖片來源/洪敘銘

【本文內含《血紅梔子花》劇透,強烈建議閱讀過本書之後再點閱。】

推理小說的「社會性」書寫,在台灣推理文壇中,自1980年代始至今,仍是寫作不輟的主題;幾種較為具體的書寫技巧,例如會新聞事件的改編、時事的鎔鑄、現時都市地景的描寫、時代變遷下的人性與價值觀轉變與衝突等等……。這些社會性書寫之應用其實相當廣泛,在許多本格或21世紀本格中都可以看見作者對此一方面的關注。

然而,小說中的這層「社會性」除了反映社會的樣貌、人性的變遷,進而改變空間的利用、社群交流的方式,進而建構出敘事中的事件場景,藉由人們對於社會事件的感知、反應,表現作品的核心關還之外,更重要的是,推理小說中「命案」、「謀殺案」如何與社會性的敘寫產生緊密的扣連。

從1980-90年代的例子來看,林佛兒〈人猿之死〉敘述一隻人猿在台北華西街遭到謀殺,思婷〈死刑今夜執行〉鋪展一具中國大陸文革時代於死牢中的屍體及其死亡訊息,葉桑〈甜蜜控訴〉寫遠赴新加坡的葉威廉遭遇的一起爆炸謀殺案,楊寧琍〈弱者悲歌〉描述工廠中煮食婦的墜樓事件,這些推理短篇的情節內容,無論時代背景、地域環境乍看之下南轅北轍,卻皆藉由當下的社會實景的屍體,展演了一次次從「異常」到「日常」的歸返與復原。(如〈人猿之死〉中猩猩阿吉的死復原了狹窄華西街生活空間的扭曲;〈死刑今夜執行〉扭轉了人們對威權從遵從、順從的價值觀,轉向對教育普及、自由生活型態的想像;〈甜蜜控訴〉從兇手異常的行徑,看穿社會貧富不均下所造成的悲劇;〈弱者悲歌〉通過煮食婦的墜樓,反映資方對弱勢女性勞工剝削的不堪。)

換言之,這些事件中的「屍體」之於「社會性」的意義,即在於小說中的偵探或警察,得以通過它們,抽絲剝繭地找出造成案件發生的「原因」,這些原因通常都不是純然的惡意而已,而有其複雜的社會——通常是底層的市井小民的困境——脈絡。

值得注意的是,謀殺案與屍體暗示的是某種「異常情境」,在此情境下,偵探或警察才能夠介入,而某種程度上成為作者的代言;案件解決的同時,偵探或警察的退場象徵著「異常」的解除並歸返「日常」,使得仍在時代下、社會中生存的人們得以繼續朝向未來與近未來前進。

顧日凡《血紅梔子花》寫的雖然是以香港、中國沿海城市為主的故事,但卻也相當明顯的調度了從異常到日常的敘事策略,例如步如嫣在案件陷入瓶頸,被上司下令停止調查之時,仍執意私下調查,最終說服上司得以前往長平、東莞、梅縣等地追尋真凶與事件真相,除了表現出「我們是香港警察」(181)對應著「強國」公安、城管、街坊糾察員、醫院人員輕忽、草率、怠慢態度的某種「本位」外,仍回歸到政府警察體系對維持社會秩序穩定所被賦予的權力、義務及其積極意義。

進一步來看,《血紅梔子花》中三具被謀殺的屍體——黃長德、黃潮順、順嫂,都以某種「異常」——黃長德的一氧化碳中毒、黃潮順的心臟病發、順嫂未注射胰島素而亡等看似是自然(意外)死亡——的姿態為人發現,而對警察偵探步如嫣而言,她最重要的任務,即是找出人為布置兇案現場的證據(卡式爐與喇叭鎖指紋的位置、木門密室的製造手法、肚皮的針孔與藥丸掉落位置),證明此為「謀殺」(異常)而非「意外」(日常),始能推進由異常歸返日常的社會性敘事。但是,黃長德對女性的粗鄙與對素嬋身體的利用、黃潮順對順嫂的暴力、歧視及其透過金錢對素嬋的控制與性霸凌、順嫂藉迷姦偷拍的性愛錄影帶對素嬋身體與自尊的恐嚇與剝奪,都招致素嬋最終選擇一一將他們殺害的主要原因。

有趣的是,同樣身為女性的步如嫣(偵探),雖然在與素嬋(兇手)於電話中的對決時,逐一戳破了她初始自白所說的僅對自己有利的真相,並且最終逼使素嬋畏罪跳崖自殺,但通過步如嫣的視角所看見的「耳邊嵐嵐吹得蘆荻瑟瑟作響,如剛才原素嬋哀婉沉痛的嗓音,娓娓訴說她的悲劇人生」(201),正好對映著如嫣對黃潮順重男輕女觀念的嗤之以鼻(38)、推理出順嫂陰謀時所言:「順嫂和黃長德真是太畸形了」(183)、或聽聞素嬋自白時「聽了此番說話簡直要吐出來」(196)等對受害者(屍體)的態度反轉,意即在《血紅梔子花》中,偵探反而同情著兇手的遭遇與處境,進而放棄繼續緝凶(或者主觀地相信「若要獨立搜索原素嬋根本是不可能的事」[202]),甚至更清楚地表現出步如嫣原初對黃氏父子的厭惡,進而呈顯黃家一家三口的死有餘辜。

而這種逆轉,在表面上看似解決了一起發生於該時代與社會環境下的異常事件,促使社會回返日常運作,但是實質上,「復原」並非產生於從「破解謎團」到「緝捕真兇」的敘述軸線,而是幽微地成為僅有步如嫣才能獲得的一種「心證」(畢竟這場對決是通過步、原二人的電話通話完成,旁人無從介入),然而這個邏輯卻也勢必會受到讀者對「推理性」的合理質疑與挑戰。

而更重要的問題即在於,《血紅梔子花》全書基於「香港」觀點,對所謂「強國」的中國所有人、事、物極盡嘲諷,例如順嫂一行人前往常平旅遊時,遭惡質當地導遊阿珍強迫消費與惡意遺棄的經驗(10)、「強國的宗教是金錢,大家向錢看,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為人民幣服務」(106)、公安的「大打官腔」與醫院接待處人員的索賄(115-116),以及他們總習慣給予「小費」獲得中國人民歡喜滿足的行為表現、「強國小民性命不值錢」(130)、原大媽一家曾受到的勞改與階級批判(142-143),其中最顯著的對中國的批判與不屑,莫過於步如嫣初訪東莞時,助手白楊以南京曾發生因扶起老婆婆而吃上官司的「彭X案」,疾言:「不要碰他,以免惹禍上身」,阻止她出手相助,最後竟拿出手機「拍下來作為證據是你自己落車時不慎跌倒受傷,與人無尤」作為老伯「我很痛很辛苦,求你們幫我,幫我」言語所對應的殘酷現實(105-106),這些作者刻意經營的諷刺,最終卻通過步如嫣的視角,賦予中國女子素嬋同情與心理認同的同時,卻也極有可能造成某些在文本外部,或許基於相異的政治意識形態而產生的反抗,反而混淆了小說敘事所意欲傳達的社會現實。

《血紅梔子花》中所欲表現出的香港城市「後現代」圖景,正如書封所介紹的「政治變遷」下的人民價值觀與犯罪型態,即如書中清晰可見的香港與中國視角與觀點的對峙,加上社會層出不窮的人口流動、生活空間、居住正義、醫療資源、教育文化改革等等已經生成或亟欲改善的問題,使其記述了許多可觀的社會性書寫,也成為出港台推理小說對社會題材與創作實踐的延續,同時也能藉由閱讀,開啟由過去到現在,而至未來的對話與討論。

作者簡介/洪敘銘

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博士,閱讀書寫課程講師。

小時候觀看金田一少年事件簿與名偵探柯南時會做惡夢,立志成為拖吊車司機、郵票蒐藏家、成衣店店員與小說創作者;大學至研究所時期做過戲曲音韻與性別研究,後專注於台灣推理文學之在地化研究。

專讀台灣推理小說,相關論文與評論散見期刊、雜誌或電子專欄,曾以《從「在地」到「台灣」:論本格復興前台灣推理小說的在地想像與建構》獲楊牧文學研究獎獎助,並於2015年底出版。現除了學術研究、教書授課外,亦希望能夠盡早完成台灣推理小說「本土書系」的理論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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