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趙清閣憶與民初文壇故友林語堂、梁實秋等人相處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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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選者前言

《中國現代文學女作家趙清閣選集》,是我為趙清閣阿姨編選的一個集子,也是在完成自己多年的一個心願。

此書書名《中國現代文學女作家趙清閣選集》,我在「趙清閣」姓名前面,特別冠以「女作家」突出性別。是希望讀者閱讀時,能夠注意到這位女作家作品那種女性細膩、秀靜和素雅的特點;以及作者本人經歷、感情和性格,在她作品中必然的展現。這樣,可以在閱讀趙清閣作品時,有助於對作品更深些的解讀。

以專業而論,我編這本書,不對口。然而,我,不論是出自父親洪深和趙清閣阿姨之間深厚的忘年交友情;還是出自趙清閣阿姨和我之間亦不淺的忘年交友情;現在自己來做這件事情,也勉強說得過去。當然,為對讀者負責,做此事前,自己確實認認真真地掂量過自己,實實在在地自問「可否做」?!終於,我下了決心,以必要的底氣和自信,開始編選《中國現代文學女作家趙清閣選集》這本書。

我為什麼堅持要做這件事,這要提到趙清閣阿姨和我,在二十年間的連續和密切的交談、溝通。我們這種交談,讓我們之間一點點地建立起了相互間的信任;必然,我們之間也一點地點產生了感情。更是,我在這種不斷積累起來的、越來越多地理解與同情之時,我對趙阿姨,出自內心地迸發發出了一種由衷的尊敬和感情。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清晨,我在上海華東醫院獨自一人送別趙清閣阿姨最後一段路──從病房到醫院太平間──後,即刻間,我要為趙阿姨做點什麼的想法,開始清晰起來。

我自問,我對趙清閣阿姨,對她,從瞭解到理解,從不僅有感情而且還有對她人格和文格的尊敬。那麼,我應該將她的作品,彙編成一本書來出版,以讓更多的讀者知道這位女作家,瞭解這位女作家,甚至可能會喜愛這位女作家的作品。而且,我準備,要努力爭取,讓這本書在趙阿姨一生都未曾獲得出版的北京去出版。(我努力過,而且看起來也十分接近做到,但終未成功。)

現在,我會用自己最大努力,完成這本《中國現代文學女作家趙清閣選集》的編選,在臺灣出版。

趙清閣一生──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以後──沒有大紅大紫過。但是,對於喜愛文學的讀者,他們對趙清閣的名字,不會感到陌生。對於趙清閣八十五年的一生而言,她的那些在文學意義上的重要的創作,則多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撰寫出來的。

自一九四九年到她離世的一九九九年,這半個世紀的五十年,是她生命長度的五分之三。然而,實際上,中國大陸廣泛的讀者們,對趙清閣的文學創作活動是並不熟知,亦並不真正瞭解的。(這幾年,中國大陸現實環境中,趙清閣是因為被議論成什麼「同居」,什麼「情人」,因而在中國大陸傳媒上得到公開傳播──無阻礙的傳播。)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趙清閣在五四後的第二代女作家中,是不應該、亦不可以被忽視的一位女作家。她不僅是位多產作品的女作家,而且是位文學創作的多面手,趙清閣對於各種文體的文學創作,幾乎都有所涉足嘗試:戲劇、小說、詩歌──舊詩和新詩、歌曲填詞,以及古典文學──小說和戲曲──改編(現代文學),等等。這裡,且不說趙清閣初期在繪畫和音樂方面的習作。

一九九○年十月,趙清閣阿姨在我要求下,回顧總結了她的文學創作活動,並且對自己的文學創作活動,實事求是地給出了「評語」: 

國內女作家,涉足戲劇、小說、散文、電影各類創作的,並且有收穫的,我是唯一的一個。

我早期(三十年代)寫短篇小說;抗戰時期,為抗日宣傳,寫戲劇;抗戰後,寫了中、長篇;新中國成立後,其他不能寫,要受批判,轉向古典文學。建國後,我寫了四個小說「梁山泊與祝英台」、「白蛇傳」、「遊園驚夢」(杜麗娘)、「桃花扇」,以使古典文學普及,而「桃花扇」文革時底稿燒掉了。六十年代,我進行電影創作。八十年代,我寫過一篇小說,內容講「文革」中子女為劃清界限對親人長輩的惡劣,和「文革」後子女為分得財產對親人長輩的虛偽。這篇小說刊登在《浙江文藝》上。我沒有什麼大成就,一生做的工作,是別人不願意做的,也是沒有實際利益的。 

趙清閣一生的生命實踐,完全是在硯田筆耕中度過的、完成的。她從十四歲那年拿起筆寫稿在報紙刊登,直到一九九九年十月為止(她十一月住進醫院),在她八十五歲的生命路程中,足足有七十一年,是在辛勤筆耕中,迎來日出送走日落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非常時期是「心寫」)。

趙清閣阿姨一生未婚。(她自己說:「我一直是獨身,而不是什麼所說的「單身」?」──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她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家庭親人。趙清閣把自己的生命無悔地「嫁」給了文學。這是趙清閣阿姨終生無悔的選擇。

文學創作,是趙清閣的真愛。她用真誠,來對待她的這份真愛的。

趙清閣堅持做一個「純粹」的作家,她自己也很為此感到自豪。不止一次,趙阿姨在談話中,談到她作為作家的做人和寫作原則。

趙阿姨是注重人品的,她以為,作為作家也是要講人品的: 

作品有高低,這是由作家才力大小而定。因此,不同作家,有作品高低之分,是正常的。這與個人如何,關係不大。但在做人上,一個人卻不可無氣節無人格,這就是個「人品」問題了。──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在(我以為)地球上最盛行「派性」的地域──中國大陸,在這個地域的這個「派性」最活躍的圈裡了,趙阿姨鄙視「派性」,不參加「派性」,當然也必然不搞「派性」。這亦正是她能夠讓我肅然起敬的原因之一。趙阿姨言行一致的,怎麼說的,就怎麼去做。她這麼對我說: 

作為作家,我寫作。我只做一個作家,不入流,不加幫,也不介入派性。

我這樣,就要被人罵,說我是「政治上騎牆」的人物。左派和右派,都在罵我。但我不為所動,文壇上的各派,都不能把我擄去,都不能利用我。因此,我被各派都不「看好」,都不被所「容」。儘管,這使我處境困難,我仍然堅持不改變態度。所以,當文學界向姚雪垠發難的時期,我沒有「回應」。他不僅是我的河南同鄉、同學,也是我的朋友,我不幹「落井下石」的事。老作家臧克家、端木(蕻良),我們雖然是朋友,但一牽到「派性」的事,就是朋友,我也不會被他們拉過去。──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五日 

趙清閣做人,講人品、人格。趙清閣的文學創作,同樣也是有「品」、有「格」的。我為趙清閣阿姨編的這本選集,選入了她在話劇、小說、散文和古典文學名著改編(現代文學)等諸方面的文學創作作品。努力在一本書有限的篇幅內,盡可能地全面展現趙清閣的文學創作收穫。

趙清閣進行文學創作,顯然不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她創作描寫,是要努力反映出社會真實生活狀態,是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趙清閣寫貧苦人們的生活,她是從揭露社會中眾多勞動者的貧窮和困苦,也揭露社會現實中那些竊取並佔有著社會主要財富、過著錦衣玉食的不勞而獲者。她用作品控訴、鞭撻現實社會這種不合理、不公正的黑暗。她是用筆,在發出她憤怒不平的聲音。

趙清閣也寫青年男女愛情題材作品,她是從讚美對自由愛情的追求和堅持,是從痛斥封建制度摧殘人間美好愛情這些方面來寫。趙清閣寫愛情值得追求的光明和美麗之處,她不寫變態的、暴力的所謂的愛情。趙清閣在描寫男女異性的感情時,她用筆乾淨,描寫清潔正面,文風極其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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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試閱:流水沉渣

行雲漫捲風塵,落落漠漠,就像長江和嘉陵江的誰水,流呀,流呀,流到後來漸漸連自己都忘了歲月!但是沉渣還在蠕動著。我還記得,四十三年前,嘉陵江傍的石頭上,曾有過我小憩時的影子;由北碚通往北溫泉的羊腸山徑,也有過我的足跡。雖然影子隱沒了,足跡也無蹤了;可腦海裡的往事,散記猶新,宛如一幅圖畫,水墨丹青,色澤清晰。

一九三八年夏天,我從武漢和難民群眾一起,被疏散流亡到長江上游的重慶。但是喘息剛定,翌年春天趕上日軍的狂轟濫炸,始而炸塌我的住處,繼而炸傷我的頭皮,不得已又被迫顛沛到重慶二百里外的郊區北碚鎮。

北碚是重慶的一個風景勝地,可以買舟溯嘉陵江而上,也有公路可以乘車沿上清寺、歌樂山、賴家橋、青木關直達。抗戰期間,這裡文風頗盛,文人名流薈萃;許多文化、教育單位也都雲集於此,如復旦大學、育才學校、中山文化館、教科書編委會等。我當時應聘為編委會編輯,於是決定前往北碚。只是北碚房子緊張,各方來人太多,連旅館都患客滿,一時無處棲身。偏我有肺病復發,經先我而至的朋友指點,北溫泉是個好地方;既能租到北平式的公寓,又適宜於療養;於是我便約了患難好友郁文姐,同往北溫泉僑居。

北溫泉距北碚不遠,順著嘉陵江徒步羊腸山徑,不到半小時就可走到;劃小船蕩去,只需二十分鐘。北溫泉地勢高於北碚,實際上是一座小山公園,背後有連綿的山巒,通縉雪山。山水溫暖,長年川流不息,於是人們利用這天然水源修成了一個游泳池。據說水質含鈣,不少人去游泳時都喝幾口石灰水,防治肺病。我後來就在這裡學游泳,也順便喝幾口石灰水。

這裡風景充滿大自然的優美,沒有什麼亭台雕琢;疏疏落落幾處供遊客旅居的房屋,都建築得各具特色,取名也很雅致。使我印象最深的是數帆樓,琴廬;數帆樓面江,可以在樓上憑欄眺望嘉陵江。琴廬是用竹子建成的一排平房,漆了碧綠的顏色。門前一條小溪,石塊墊起的橋路,通向卵石曲徑。我和郁文姐不約而同都看上了這裡,我們便在這裡租了一間房。租金不貴,伙食可以自理,也有講究的中西餐飯館。總之很方便,的確有種「北平公寓」的味道。

我住的琴廬房間,門外有走廊,有扶手欄杆;前面是濕漉漉苔藤滿佈的嵐坡山岩;下面是澗;竹廬實際是架在澗上的水榭,臨窗倚欄,觀山色,聽水聲;宛如置身仙境。這裡清靜幽雅,尤其夜闌人寂時,伏案弄文,思維連綿;彷彿那嵐岩的瀑布,欲罷不能;流出了不少烽火篇章,儘管很粗糙,但她是生活烙印,今天來看,還是歷史的見證。這期間,我寫了一個五幕話劇《女傑》,(重慶華中圖書公司出版)還寫了些獨幕劇和散文。

巧得很,住在我緊隔壁的芳鄰,是女作家沉櫻和詩人梁宗岱,可見琴廬對文人的吸引力。我與沉櫻不期而遇,一見如故,朝夕相處,解除不少寂寞。我常常秉燭執筆達旦,早晨我該睡覺了,正是文姐上班,沉櫻起床的時候。她們曾問我:「在這荒涼的僻野,深夜獨坐,不害怕嗎?」我笑答:?「只顧揮筆,忘了害怕。」真的,那年月只想的是抗日救亡的事,很少想到自己;不僅我,凡愛國的人都如此。記得同客北溫泉的名劇作家陽翰笙,住在琴廬前面的一幢樓房裡;他原來是來療養肺病的,病中卻勤奮地進行話劇本《草莽英雄》的醞釀和創作。他忘了自己是病人,而忘不了作家的責任―用筆向敵人戰鬥的責任。由於我們都是寫的江湖義士抗敵救國的題材,所以每逢翰老黃昏散步到琴廬,我總要請他講些四川哥老會情況,講得生動有趣,使我增加了這方面的知識。大約一九四○年春初,我和沉櫻在北碚租了汽車站旁新建的樓房兩層,她住三樓,我和文姐住二樓。我們都捨不得離開北溫泉,可是對工作不大方便,文姐天天上班要跑許多路。我因為不常上班,受到編委會頭頭的批評,後來乾脆辭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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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清閣(中)和陽翰笙唐棣華夫婦一九八八年五月北京

搬到北碚以後,我依然不時獨自或陪同友人重游北溫泉。這年六月,我陪同郭沫若、田漢、應雲衛、左明等偕游北溫泉,訪問育才學校,由校長陶行知先生招待參觀。走出育才學校我們有登縉雲寺,拾級而上,不過千尺,我都是一口氣攀登,從未間歇。那時我才二十五六歲。

縉雲寺的廟宇相當大,名僧太虛和尚在這裡辦有佛學院;學生都是小和尚,除了講授佛經外,還教些一般課程,充實學生的文化知識。教師都是老和尚,具有一定文化水準;思想相當文明開通,有點出家在家的精神風貌。他們常請遊客中的名流給佛學院的學生講演,他們風趣地把這說成是「化緣」,他們不要求佈施金銀錢財,只要求佈施些文化知識。這天郭老就「佈施」了幾十分鐘的講演,好像是宣傳抗敵救國的道理,還很巧妙地結合了佛法大悲的真諦。聽眾莫不為之動容!我暗暗欽佩郭老的口才,心裡想:這何嘗不是郭老在為國家向和尚「化緣」呢!首先郭老就為我們「化緣」了一頓素齋,和尚招待我們吃了飯,又送了些山上的土產「甜茶」。我們品茗吟詩,盡興下山,郭老和田老後來把這次記述縉雲寺之遊的詩作,各寫一幀條幅給我。(「文革」時倖免於難,至今珍藏身邊。)

不久,我又被王瑩、謝和賡偕遊北溫泉,在我的舊居琴廬住了幾天,還去過縉雲寺,這裡的一位主持僧法舫很喜愛文藝,所以特別歡迎文人;無拘無束,還和我們合影留念。

一九四二年仲夏,老作家林語堂住在縉雲寺避暑,寫小說。有一天他請我和幾個文藝界朋友,記得有老舍、方令孺、梁實秋等上山素餐,還邀了法舫作陪。法舫和我們一起談笑風生,林語堂帶點譏笑地稱他為現代新僧人,如果脫去袈裟,你不會相信他是和尚,因為他沒有一般僧人的習氣,開口「彌陀」,舉手「合十」。法舫曾經和我說過:心即是佛,他在心裡為國家民族的災難祈禱。雖然他不可能從軍抗戰,他絕不會當漢奸。他也不會逃到外國去,他似乎比林語堂愛國。有人告訴我太虛是「政治和尚」,我不瞭解;我知道法師確是關心國家大事,有正義感。但這樣的和尚,在那個封建迷信勢力還很嚴重的舊社會,是不被理解的。因此他默默地悄然離開了縉雲寺,據說是到海南島修行去了。

我和沉櫻在北碚鄰居了近兩年。當時她的大女兒思薇只有六七歲,活潑調皮;她在三樓跳繩跳得天花板上的石灰屑剝落到我的頭髮上,稿紙上;但只要我到窗口朝上喊她一聲,她就會乖乖地躡手躡腳跑下樓去,而她媽媽喝叱她沒用。於是沉櫻認為她怕我,每逢她調皮便拿我嚇唬她,說:「趙姑姑來了!」我不同意這辦法,我覺得這會傷害我和孩子的感情。沉櫻笑了。(去年我與遠客美洲的沉櫻通信,提起這一件事,她寫道:「四十年來思薇對於國內我的老朋友,只記得名字,人什麼樣子,沒有印象了,但獨對於趙姑姑記憶特深。」可見當年的思薇並未因為「怕」我而淡忘了我。她說這個如今已是小中年的女科學工作者,還將於今年回國時專誠來上海看望我。這是多麼快慰的資訊呵,我熱切地翹首以待!)

住在我附近的朋友還有方令孺、梁實秋、趙太侔、俞珊、朱雙雲、田禽等,他們都在編譯館工作。我專業寫作,這時期我寫了幾個多幕話劇本,《生死戀》(商務印書館出版)、《活》(婦女出版社出版)、《瀟湘淑女》(商務出版)、《此恨綿綿》(正言出版社出版)……等,還寫了些獨幕劇和散文、理論。勞動量相當大,因此肺病又復發,還鬧了一次盲腸炎。加之日軍三天兩次空襲,有時一天幾次;忙於奔跑防空洞,身心緊張,疲憊不堪。朋友們也是一樣,平常很少過從,只有在防空洞裡聚首;所以若干年後九姑(即方令孺)曾向我說:「我們也算患難之交了!」

是的,患難中的友情才最珍貴。那時大家的日子都不大好過,卻都能相互幫助相互安慰。我在病中,九姑十分關心愛護我;工作上也大力支持我,她利用工餘之暇為我主編的《中西文藝叢書》翻譯了高爾基的小說《鐘》。與我同時臥病的老戲劇家朱雙雲,因患肺結核得不到好的治療而死去;彌留時他向我托孤他的小女兒,要我幫助她完成學業,我照辦了。死後家裡無錢殯葬,我又替他向重慶文藝界募化了一具棺木,慘狀不忍目睹。那時我靠版稅稿費生活,稿費版稅少得可憐,不夠維持就賣東西。有一次為了買肺病退燒的進口藥,我把心愛的一隻小提琴送到寄售店拍賣雖然我不是音樂家,可我醉心音樂,苦悶時我喜歡吹吹口琴,拉拉提琴;音樂也有助於文思,因此我需要它;我後悔賣它。考慮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去到寄售店,預備取回提琴,誰知一眼看見商店的櫃檯裡提琴不在了,我的心弦一下子斷了!我問老闆,老闆說已經賣掉了,立刻把錢付給了我。我懇求老闆代我追還,我懇求打聽買主的姓名地點都沒有結果。我流著眼淚寫過一篇散文《賣琴》在重慶《新民報》上發表了,我控訴生活的殘酷,也責怨自己的無能。這篇小文反響不小,很快有人寫信給我,願意贈我一隻提琴,我謝絕了,表示已無興致,最堪告慰的是提琴的買主自動找到了我,他是北碚復旦大學的學生,年輕人為我的小文感動,願意原物「歸趙」。我也為他的好心感動,知道他是一個提琴愛好者;我見他手裡提著我的小提琴,就請他隨便拉了一個曲子,發現他的基礎比我好,感到琴得其所,欣然打消收回的念頭。年輕人倒顯得惴惴不安的樣子。應雲衛程夢蓮夫婦看了我的小文在重慶買了些藥寄給我,勸我保重身體。由此可見,患難中人們多麼富於同情呵!當然,也會有些幸災樂禍的君子,在一旁像貓頭鷹似的獰笑著。

我在北碚住了達四年之久,一九四三年秋天遷居重慶。沉櫻這時已遷居北碚對岸黃桷椏復旦大學了,文姐結婚後也調到重慶工作,好友遂告星散。

四十三年後的今天更是故雨凋零;有的已經相繼作古,有的遠隔重洋!回憶往事如夢,感概萬端!詩云:「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徒喚奈何!但喜聞北碚別來無恙,解放後建設一新,面貌煥然,一定景色益添風韻;若得重蒞舊地,也恐怕逢不相識了!

一九八二年元月二十二日

本文節錄自《中國現代文學 女作家趙清閣選集》,原作者趙清閣
編輯/整理:盧羿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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