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資深記者黃仁憶副董事長劉昌平、白色恐怖與丁文治事件

首頁圖來源：Pezibear

聯合報系的最大功臣，無疑是永不退休、由社長升任聯合報系總管理處有職無權的經理後再升副董事長的劉昌平，他是民國四十二年繼關潔民後擔任《聯合報》總編輯，當時年僅三十歲，如今已年逾九十歲，奉獻《聯合報》已六十年。


《聯合報》是三報合併而成，因此編輯部被稱劉昌平為「聯軍統帥」，但他認為真正的統帥應是三報合併的發行人王惕老，總編輯只是參謀總長。劉昌平是一位最佳的輔佐人選，默默工作，不居功。在第一任總編輯關潔民任內，他已實際執行總編輯工作，其中最苦的差事是看報，每天從本報第一版到最後一版都要看，以便了解每一位記者和編輯的能力，以及本報新聞的得失，每天要檢討。此外還要看有關各報和同類新聞，了解他報怎樣處理，本報有無遺漏？後來這工作交由專人負責，作新聞比較報告，才減輕了總編輯一大負擔。同時又改由校對監督編輯，校對如發現編輯處理錯誤或錯字提出，發給獎金。編輯的錯誤，則不處分，只留作考績參考。


關潔民對劉昌平很推崇，認為他處理重大新聞很能把握分寸。有些新聞，高層認為不可發，但他本著民營報的立場，還是決定發了，事後證明，他的判斷是正確的。


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的劉昌平最讓王惕老欣賞的是操守好，做事負責盡職，毫無私心，更無貪心，自己不置產，他住的房子都是報社買來送他住的，當時和他同輩的關潔民、馬克任、楊選堂都有幾棟房子，如果他要買一層大廈報社可貸款，易如反掌，卻從無此企圖。


他有一個弟弟在報社上班，進門是校對，退休時仍是校對。


劉昌平第一次擔任總編輯只九個月，就生了一場大病，而且是大量咯血的「肺癆」會傳染，曾被認為是絕症，是在副總編輯時期就積下來的，王惕老將劉總編輯接到他家裡的停車間改建的臥室調養。惕老夫人是個了不起的賢內助，對一個報社的職員生有傳染性肺病，竟能視為自己親人般，伺奉湯藥，親自餵食，清洗食具、用具，這工作連工友都不肯做，她卻自己來做，使劉昌平終身感恩。


二○○五年元月四日公視首播的歷史紀錄片《回首臺灣報業》，原要訪問《聯合報》系副董事長劉昌平，他是《聯合報》從無廠無舍，到臺北東區有六棟大廈，國內外環繞全球有七報及許多相關事業的總舵手。他從《聯合報》副總編輯、總編輯、副社長、社長、發行人、總管理處總經理，到《聯合報》文化基金會董事長，是《聯合報》系企業最關鍵人物。他作風低調，在我記憶中，他歷經許多場戰役獲勝，卻從不居功。問題是他為何要婉拒公視訪問？我猜想可能由於他的恩人──王惕吾已逝世，而這些往事每一件都與王惕老有關，回思往事難免引起他傷感；而且他經歷許多報業「戰役」，有些事不能公開發表，萬一說溜嘴，對不起恩人，何況他現在一切看淡，生活無憂，又不想出名。


劉昌老很少「自拉自唱」寫自己的文章，唯一的一次是《聯合報》四十週年出版的〈一同走過來時路〉的紀念書中，寫過一篇〈從陋巷走出來的〉，其中一則記述王惕老對他的照顧，現摘錄幾段如下：



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年）元旦日起，關公專任總主筆，我接任總編輯。同年九月間，我生了一場肺結核大病幾乎死去。……王惕吾把我接到他家中去療養了。


起初一、二十天，我如同常人一樣地作息，范鶴老約朱仰高醫師來看過打針並留下每天服用的藥，有很多朋友、同事也不避有傳染的可能性來看我。九月二十四日凌晨（家叔所記，否則我也不記得了）突然一陣陣一口口地咯血，陪伴我的叔叔不知如何是好，而深夜也無從找醫生，直到天色微明雞鳴之時忽自動停止。清晨，朱大夫來打了止血針，又另外給了藥。之後未再咯血，但醫囑千萬不能移動身體，那樣平躺了兩三個月。其間，有位任職於空軍總部醫療所的同鄉醫師定期來為我注射鏈徽素，也曾乘救護車至青島東路新設立結核病防治中心去檢查取藥，初次驗痰無菌屬關閉性，不會傳染別人，這才住得比較安心。因為，這時接近我的除了王家的人，還有日夜陪伴我的叔叔，和一些朋友。


家叔在附近上班，白天抽空來我處，在那躺著不能動無法自己進食的日子，總是他來餵我。有幾次，他來得遲了，惕吾先生夫人玉仙女士便親自來餵我進食，事實上，每天飲食和用具清洗也都是她一手料理的，因為他們家工友不肯做。


四十三年一月間，再經檢查結核部分已纖維化，膈膜積水已消，病算是好了，可是身體還很虛弱，她再替我增加食品的營養，到六月間體重由病前的六十五公斤增加到近八十公斤，首次回到報社上班時，很多人幾乎不認識我了。


我與惕吾先生及其夫人非親非故，從他民國三十九年元旦接辦《民族報》，到民國四十二年九月我生病，其間相處不過三年多，他對我在工作上的提拔、庇護，像兄弟般照顧我這場生死攸關的大病的真情，使我萬分感激，難以報答。


十多年前，在一次宴會中和新聞界的前輩胡健中先生閒談。他說：「有件事我從來沒有告訴你，我接辦《中央日報》時，曾提出請你做總編輯，上面沒有准。現在事過境遷，對你講講。」我說：「那還是要感謝您這番好意，但是那時即使上面准了，我還是不能離開《聯合報》的。因為對王惕吾先生，只有他辭退我，沒有我向他辭職的道理。」曾簡單地將上面這段事向他說一說。



從這裡可以看出劉昌平為報答王惕吾的救命之恩，早已以身相許，這一輩子都要追隨王惕老，如今事業有成，王惕老也逝世，他不想再回顧，會令他傷感。


他是安徽人，一九二三年出生，一九四八年復旦大學畢業就來臺灣。最先住在復旦大學同學、新生報副刊「橋」的主編史習枚（歌雷）家裡，當時史習枚開創臺灣新文化運動，讓日據時代的臺灣作家用日文寫作，請人譯成中文發表，搞得有聲有色。他又兼大陸民主人士出版的《觀察》週刊臺灣版的負責人，劉昌平到臺灣之初，擔任《觀察》週刊的編輯。


光復初期，大陸左傾的民主報刊如《文萃》、《民主》、《周刊》、《觀察》、《文藝春秋》、《新文學》和《文匯報》、《大公報》都直接間接進入臺灣，甚至支持「臺灣二二八」事件，譴責國府暴行的《正言報》、《申報》、《文匯報》、《大公報》、香港《華商報》，臺灣也可以看到、買到。


不久，劉昌平進入《全民日報》當記者，因他不習慣記者工作，再轉入《民族報》當編輯主任，不久《觀察》週刊因內容問題被查禁，負責人史習枚坐牢，劉昌平被警總傳訊後釋放。


據說劉昌平、史習枚坐牢的原因是組織新生報副刊《橋》的投稿者的聯誼會和讀書會，這些組織的成員中，不少有問題人士，後來有人離開臺灣，有人被捕，因此史習枚也關進黑牢四、五年，出獄後曾開廣告公司，後因劉昌平關係，也進入《聯合報》，一九六二年擔任編政組主任，一九六三年擔任公共服務主任，編過萬象版，編《經濟日報》副刊時又出紕漏下臺，後來不知何故負債很嚴重，離職後逝世。


劉昌平很照顧同事，當年資料室主任黃宣威，因購買報社建的公寓，由報社貸款，黃宣威每月薪水全被會計室扣光，要靠稿費生活，劉昌平就找了幾本英文書請黃宣威翻譯，再交聯經出版。副刊主編馬各因當了一次中國時報小說獎評審，被王惕吾指責，劉昌平對他仍然支持，給他在社內兼差工作以增加收入。


「白色恐怖」時代，《聯合報》牽連坐牢的同事有六、七位，劉昌平特別照顧他們，出獄後，設法安排他們工作，這在當時是要很有擔當的，這些同事除上文提及的史習枚，還有下列幾位：


記者戴獨行，曾因上海新聞專科學校同學有匪諜嫌疑牽連，加上劉自然案在美國大使館遭攻擊時，他去採訪新聞，是圍觀群眾之一，被判刑關了五年黑牢。出獄後，他透過劉昌平太太黃順華求助，劉昌平因安排過唐達聰、史習枚等進《聯合報》受到壓力，拖了一年多，還是戴獨行自己寫信給三個老闆，范老闆才提議讓他進《聯合報》，但為了要找一個推荐人而到處求人碰壁，後來由葉明勳幫忙；然後又要找保，最後是曾在國語日報兼差的副總編輯曾憲宦一句話解決，據說他和警總有關。戴獨行先當《聯合報》影劇版記者，再調通訊版整理記者、編輯，美國《世界日報》、香港影視和美國影視主編、泰國《世界日報》影視版主編，都是在臺灣工作，大陸開放後回過上海後幾次病逝。


編輯唐達聰，在浙江大學讀書期間，參加響應抗議北京美軍強暴北大女生的學潮，他不但參加遊行，而且是唸祭文的主幹，因此判刑十年，關進綠島。出獄後，劉昌平讓他回到《聯合報》工作，還因此受到有關方面的指責。唐達聰受聘美國《世界日報》臺灣辦事處編輯主任，由於他英文好，馬克老一直希望他能去美國，負責成立洛杉磯分社，但臺灣出境手續拖了七年才批准。


唐達聰父親是刻印專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璽是他父親刻的；他的弟弟唐達成，是大陸作家協會的常務書記，可說是出身名門的書香世家，不但編報的創新能力很強，辦事的才華也很高。美國《世界日報》和《民生報》的版面設計，都是出自他的規劃。他長得身高粗壯，身體好，八十歲退休時仍黑髮紅顏，精力旺盛，常到報社聊天。


另一副總編輯丁文治，在臺灣光復初期就來臺灣，擔任上海《華僑日報》特派員，寫了系列報導陳儀政府貪污，接收官員欺壓本省人，諸多不利臺灣的報導。當時警備總司令柯遠芬，請他到司令部見面，即把他強制送回上海，不准再來臺灣。一九四九年大陸局勢混亂，上海及南京告急，丁文治又隨軍來臺。直到丁治文在《經濟日報》總編輯任內，發生了一件事，有關方面通知他某新聞不能登，他將公文放在抽屜內，疏於注意，結果不能登的新聞照登，有關方面才查出他曾被驅除出境的底案，便通知報社「丁文治在臺灣新聞界都永不得錄用。」丁文治做過《聯合報》南社總編輯，培養不少人才，又外借兩次為《聯合報》爭光，因此他誤會王惕吾為何不替他向有關方面澄清。丁文治當時還有學生書店和樹膠公司，生活無問題，但對王惕吾始終不諒解，直到逝世前兩年，才解開心結，諒解王惕老。


雖然《聯合報》負責人王惕老出身官邸，又當選國民黨中常委，但在白色恐怖時期，《聯合報》發生多起治安問題，他都愛莫能助。最先是聯合副刊主編林海音，因登了一篇詩，被認為諷刺老總統，被迫辭職。據說，編輯部有警總線民，又有「人二室」，對所有工作人員都在暗中作過追蹤調查，可以說編輯每天工作都要十分小心，免被抓到小辮子。丁文治事件，就是自己不小心造成。另一位曾任代總編輯的李一丹，據說也因政治事件逃到香港，不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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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立臺灣報人風骨的《聯合報》已故副總編丁文治

民國三十六年的二二八事件，有八、九家報紙受直接間接的影響，全部停刊，此外還有不少工作人員失蹤，有幾家報社的設備被搗毀，是中國聞史上空前的浩劫。除了抗日戰爭，中國新聞界再沒有比二二八事件遭遇的劫難更大。可是在我們的新聞年鑑中找不到一點蛛絲馬跡，五○年版、六○年版兩度刊登的新聞界大事件一字不提，連這些報紙的創刊日期也不見。


六○年版和七○年版的年鑑上，重複刊登姚明先生的大作「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經緯」，四、五萬字，追溯既往時空遼闊，談到台灣報業部份，從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光復後的第一家報紙，就跳到六○年代或七○年代，高空越過三○年代後半和四○年代、五○年代。難道台灣這克勤克儉艱苦奮鬥的二十五年奠基期、與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經緯無關嗎？七○年版既有二十多頁篇幅刊登大作，為何需百分之九十五重複？為何不改寫台灣新聞事業發展經緯？豈不更為重要？如此，便可發揮百分之八十的新內容，也才能真正彌補的六○年版所寫的不足。


姚明先生是我崇拜的學者，很多作品，我都剪下來保存，唯獨這篇巨作，令我十分悵然、迷惘。當然姚明也可能是一直擔任公職有所顧慮，何不請別人寫？


從三○年代後半到七○年代，至少有十幾個新聞單位的創立和結束未列入年鑑，違背了年鑑「新聞單位的創立或結果的日期概加記載」的條例。台灣這些艱苦奮鬥的報紙，還不如中國大陸共產世界的邊區報紙，它們還能有幸列入中華民國的新聞年鑑。


唯一提到二二八事件的報史書，是民國七十六年十月，由《自立晚報》出版，陳國祥、祝萍著「台灣報業演進四十年」，書中有一篇「二二八事件對報業的衝擊」，記述當時報業的遭遇有：「最慘的，應屬於《民報》，暴徒將該報在中山北路的房屋、印刷機、字架全部都搗毀，導致日後無法再行復刊。」「事件中，還有不少報社重要人員失蹤，包括《民報》社長，《人民導報》社長，《新生報》總經理等等」。


「事件結束後，有八家報社宣告停刊，它們是：民報、人民導報、大明報、重建日報、自由日報、中外日報、興台日報、國聲報。」


筆者當時服務的《台灣日報》，被該書遺漏。《台灣日報》發行人是當時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書記長張兆煥，社址在台北市衡陽街，現在交通銀行對面。它在二二八事件當天的評論報導比較客觀，未受暴民搗亂，第三天以後卻未出報。我住在報社三樓，一直很安全。事變後，台灣日報未恢復出報，報社當局一再評估才決定停刊，其實非經濟因素，也無二二八因素，只是發覺報社的一名副刊編輯，是中共作家，在事變發生時，他即潛回大陸，可能怕有關方面追究，報社無法交待，不如自動停刊。當時《台灣日報》與《中外日報》是同一個時期創刊，紙張、印刷比《中外日報》考究，內容也不差，與後來在嘉義創刊的《台灣日報》和台中創刊的《台灣日報》都無絲毫淵源，只是報名相同而已。台中的《台灣日報》，曾經是軍系報，是向民間收買報紙執照，變更登記。其中內幕很多，在此不提。


二二八事件後復刊最快的《國聲報》


《國聲報》停刊報紙是一項重大錯誤，事實上，該報不但在事變後未停刊，而且是恢復出版最快的報紙。因為事變發生時，台南《中華日報》刊出幾篇社論、言詞中肯，對安撫民心很有作用，很得當時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欣賞，他向報社查詢，才知道社長是他的本家彭勃。當事件稍為穩定，要塞司令部接管當地的《國聲報》，為安定民心，請彭勃去當社長，迅速復刊，彭勃招兵買馬，帶了一班人馬接辦《國聲報》。起初報社員工吃的米，印報的紙張，都由要塞司令部提供。


不久，彭孟緝因處理二二八事件有功，升台灣省整備總司令。當然彭勃更有辦法。


《國聲報》是接收日產，在地方上有一個董事會，不但追認彭勃的社長地位，還籌款支持。我記得當時彭勃很神氣，不但在台北出版《國聲報》台北版，每次回到高雄，社長公館就用了六、七個年輕少女做佣人，伺候社長，派頭很大。當然這樣開支、經費就發生困難。但《國聲報》北版停刊，彭勃於九月一日又創辦《台北晚報》，被稱是二二八事變後第一張晚報，尚未拿到執照，就先出版。此報由彭勃的「台北號」夫人吳燕燕出資，她是當時台北著名三花之一，私房錢很多。彭勃從南京《救國日報》請來編輯，地點在原來《國聲報》北版社址，現在新世界大樓的一部份。


彭勃創辦《台北晚報》後，南北奔波，曾有意放棄《國聲報》，編輯部鬧人事糾紛。三十六年十二月停刊，彭勃只派我一人北上到《台北晚報》工作，其餘器材、人事都不管，後來由《新生報》南部版接收，再改為《新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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