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者蕭紅──從呼蘭河到淺水灣以及眾說紛紜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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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蕭初識

首頁圖來源:Unsplash

言及蕭紅,人們總是想起二蕭。

那麼先說蕭軍吧。

按照世人的一貫想法,東北人,性格直爽,民風彪悍,蕭軍似乎也承襲了這種風格。

蕭軍的母親在其只有七個月的時候就已經去世,是在被蕭軍的父親毒打一頓之後,吞食鴉片而亡。

所以,自小,蕭軍的夢想就是「長大後,給媽媽報仇」。

蕭軍的脾氣有些直,甚至暴躁。否則,在他生父接他去長春的時候,他的祖母也不會叮囑他,「不要像小時候那樣,動不動就去臥冰,不吃飯。不要和城裏孩子打架……」

此後,蕭軍上學,被學校開除,等到十八歲那年,參軍當兵。

然後,又是上學,家境敗落。最後,沒能做成「大將軍」,相反,竟然以文傳世。

及至一九三二年,蕭軍流浪哈爾濱,為《國際協報》寫稿子,維持生活。

春夏間,他遇到了蕭紅。確切的說,是蕭紅困居旅館,向報館求救。當然,此時的蕭紅還叫張遒瑩,她欠了旅館的錢,被旅館挪到了曾經當做儲藏室的預備客房來住。

當時,蕭紅和她的「丈夫」已經在這個旅館裏住了半年有餘,欠下了六百餘元的債務。但是,回家取錢的汪某一去不回,蕭紅只好被當做「人質」留在旅館。

人生中會有很多相遇,而二蕭就在這樣的一種場合下相遇了。

在很多傳記中,對於蕭紅的人生起點,都會想到一個叫「王恩甲」的未婚夫,並且正是此人,讓蕭紅困居旅館。

但是,在二○○九年,黑龍江大學一個叫葉君的文學院老師,寫了一本書,叫做《從異鄉到異鄉──蕭紅傳》,他提出的觀點是,「王恩甲一直是個錯誤,對他家世的傳言也不是一回事,甚至名字也錯了,應該是『汪恩甲』,本地文史學家做了很多考證,但因為宣傳平臺的原因,外省一直不知道。我在書裏做了更正,未婚夫不是拋棄蕭紅,而是因為戰亂失蹤了,他們原來的生活也很幸福,因為蕭紅所有文字都沒有指責過這個男人。」

蕭軍見到張遒瑩字跡工整,還能寫詩,一番交談,也知曉了她的故事。

蕭軍竟然向自己宣了誓「我必須不惜一切犧牲和代價──拯救她!拯救這顆美麗的靈魂!這是我的義務……」

臨了,蕭軍把自己身上僅有的五角錢給了蕭紅,自己步行了十里路回去了。

蕭軍將蕭紅接出來後,送入了產科醫院,蕭軍和舒群撿了自己「較為完整的衣褲,送入當鋪,換取一些錢,總算解決了她那時最大的困難。」

接下來的事情,順理成章,蕭紅與蕭軍走在了一起。開始,也是寫文章,但後來,待不下去了,於是,在一九三四年夏天,他們來到青島。住在觀象山一路一號。

在青島,蕭軍在一家報館做編輯。而蕭紅也寫出了《生死場》。

這個時候,他們給魯迅寫信,未曾想魯迅立即給他們寫了回信,這讓蕭軍後來很是感慨,「這位偉大的人,他對於一個素不相識的青年是何等的關心,何等的熱情,何等的真摯,何等的信任啊!」

報社辦不下去了,二蕭買了兩張四等艙的船票,乘坐一艘叫做「大連丸」的輪船,跟貨物一起,在最底層的貨艙裏離開青島,來到了上海。

到達上海後的他們,渾身只有十八元幾角錢了。在拉都路花九元錢先租了一間亭子間,餘下的錢買了一袋麵粉,一隻炭爐,就所剩無幾。「究竟在上海要怎樣生存下去呢?一切都是茫然的」。但一想到會見到魯迅先生,「即使離開上海,也就心滿意足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他們終於見到了魯迅。之後不久,受邀參加魯迅的宴會。而這次宴會,蕭軍後來才明白,「名義上是為了慶祝H夫妻兒子的滿月,實質上卻是為了我們這對年輕人,從遙遠的東北故鄉來到上海,人生地疏,會有孤獨寂寞之感,特為我們介紹了幾位在上海的左翼作家朋友,使我們有所來往,對我們在各方面有所幫助……」

許廣平回憶,魯迅將蕭紅的文章介紹給陳望道主編的《太白》,鄭振擇主編的《文學》,還有良友的趙家璧等人那裏,「總之是千方百計給這些新來者以溫暖」。

在魯迅的幫助之下,蕭軍、蕭紅以及葉紫,成立了一個「奴隸社」,並出版「奴隸叢書」。雖然,魯迅稱,「奴隸社以血汗換來的幾文錢」。但是,漸漸的,在魯迅的幫助下,二蕭在上海的文壇上也成長了起來。

胡風的夫人梅志在回憶文章中稱,「這一對夫婦作家,在當時的上海文壇不但站住了,還成了有名的新秀。他們為東北廣大的不願做亡國奴的人民請命,寫出了他們為民族生存而進行的鬥爭,伸張了民族正氣。尤其蕭紅寫的一些散文式的短作品,那些栩栩如生的小人物,那些濃郁的地方色彩,都極令人感動,引得讀者的同情,對作家也產生了喜愛。於是他們都各各帶著自己的風格特色在上海灘上站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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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出現裂痕

而二蕭之關係發生變化,是在戰爭形勢鬥轉,個人面臨向哪裡去的問題之際。

鍾耀群在《端木與蕭紅》一書中描述,「蕭軍在上海時,感情上曾經有過對不起蕭紅的事情,因而蕭紅遠去日本,在武漢時,蕭紅也曾對端木談過,透露出對蕭軍這次感情的不忠耿耿於懷。更主要的是忍受不了蕭軍的那種大男子漢的氣息。」

這指的是在一九三六年,蕭紅去日本。至於原因,蕭軍回憶錄裏沒有多說。只是寫,「一九三六年夏季間,蕭紅決定去日本東京,我去青島,我們在上海的『家』就『拆』了」,而後又寫道「在青島我大約住了有兩個月,由於沒有什麼外來的干擾,感情、思想上也沒有什麼波動……」

蕭軍自己在《蕭紅書簡樣存注釋錄》還寫了這樣的理由,「一九三六年我們住在上海。由於她的身體和精神全很不好,黃源兄提議,她可到日本去住一個時期。上海距日本的路程不算太遠,生活費用比上海貴不了多少;那裏環境比較安靜,即可以休養,又可以專心讀書,寫作,同時也可以學學日文。由於日本出版事業比較發達,如果日文能學通了,讀一些世界文學作品就方便得多了。黃源兄的夫人華女士就正在日本專攻日文,還不到一年,已經能夠翻譯一些短文章了。何況有華夫人在那裏各方面全能夠照顧她……經過反覆研究商量,最後我們決定了:她去日本;我去青島,暫時以一年為期,那時再到上海來聚合。」

是否因為感情因素,蕭紅去日本,各有各的說法,但是在側面上,也表明,當時的蕭紅身體已經不是很好。

蕭紅的胃病應該早就有了,許廣平的回憶文章中稱,在初次見到蕭紅的時候,就看到蕭紅的花白頭髮了,並且還經常聽到蕭紅訴說頭疼,這種病往往吃幾片阿斯匹靈,但這回帶來胃病。

丁玲回憶蕭紅的時候,寫她與蕭紅的第一次見面,也是「蒼白的臉」。而張琳回憶文章中,稱見到蕭紅的時候,看到蕭紅的臉色很黃,樣子憔悴,「我私信她有鴉片的惡好」。

但是,在蕭軍從青島回上海後的第三天,魯迅去世。

魯迅去世後第五天,蕭紅給蕭軍寫信,讓蕭軍多和許廣平來往,在蕭紅的心目中「可怕的是許女士的悲痛,想個法子,好好安慰著她,最好是使她不要靜下來,多多的和她來往」。

但是不久,蕭紅也很快回來了。

回來後,感情的裂痕依舊沒有恢復的很好。爭吵還會發生,有時候還會動手。

梅志的回憶,有次許廣平和胡風等人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館接見以為日本的進步作家。蕭紅眼睛的左眼青紫了很大一塊,對於大家的關心,蕭紅說「沒什麼,自己不好,碰到了硬東西上。」她又補充一句:「是黑夜看不見,沒關係……」

可是,等送走客人之後,「大家都一起在街上遛馬路時,女太太們又好心地提起這事,主要是希望蕭紅以後要小心,蕭紅也一再點頭答應我們。可是走在一旁的蕭軍忍不住了,他表現男子漢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的氣派,說:『幹嗎要替我隱瞞,是我打的……』」

一九三七年四月,蕭紅一個人去了北京。直到一個月左右之後,蕭軍去信,稱自己身體不好,她便回到了上海。

但很快,八一三來了。蕭軍和蕭紅去了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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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端木蕻良

這期間不得不提到一個人了──端木蕻良。

榜樣作用無疑也是有的,比如後來要出場的端木。

關於端木與蕭紅的敘說,很多資料的來源是鍾耀群在一九九八年所出版的《端木與蕭紅》。關於端木與蕭紅,不同人的敘說,有著很大的差別,甚至會截然相反。

而作為端木後來的妻子,鍾耀群也稱,自己的寫作「是因為,在一九九六年端木去世後,在懷念端木的文章中,提到端木和蕭紅的關係的時候,以訛傳訛的太多。這讓作者不能平靜,所以以七十多歲之高齡,寫作了這本書。其目的就是為端木『平反』。」

端木蕻良去上海也是為了懷著去找魯迅的心情去的,此前的一九三六年,他已經在北京知道蕭紅蕭軍兩個人在魯迅的扶持下,出版了奴隸叢書的事情。

但是,「沒有想到只通了幾次信,連面都沒見到,魯迅先生就去世了。當時,端木的心情是很沮喪的。」但是,端木知道,一個作家的好壞是要靠文字來說話的,於是他白天黑夜的在一個木匠鋪的小樓上寫作。

七七事變之後,正在青島的端木,收到茅盾的信,讓他立即回上海。

戰火迅速蔓延,上海的很多刊物停刊。此時的胡風打算辦一個刊物,約請端木參加,這本刊物就是《七月》。「當時到會的有艾青、蕭軍、蕭紅等十來個人。這是端木第一次見到蕭紅和蕭軍。」

蕭軍、蕭紅以及端木都是東北人,而蕭軍和端木又都是遼寧人,老鄉相見,關係自然更加的親近一些,這是人之常情。而鍾耀群後來文章中的稱,端木在武漢是跟蕭紅蕭軍住在一張床上的。這種說法如果按此分析,似乎也可以說成立。

同時,根據《端木與蕭紅》的說法,端木去武漢,是接到蕭軍的信去的。當時也是為了籌辦新刊物《七月》,並且,胡風、艾青等人都已經在武漢,「就等他了」。蕭軍的這封信,「很熱情,是用文言文寫的,還附了一首舊體詩。本來就不想再養病的端木,收到這封熱情洋溢的信後,就再也住不下去了。」買好火車票,就到了武漢。

端木如何去的武漢,有不同的說法,胡風在回憶錄裏是這樣寫的,「端木蕻良臨時沒有住處,讓他在我家住了幾天。和我同時離開了上海……」

以下還是鍾耀群的記錄。按照鍾耀群在書中的回憶,當時,他們都住在小金龍巷內,蕭紅和蕭軍住一個房間,裏面有一張大床。端木本來打算去找三哥的女朋友劉國英,到她家借宿。

但是,「蕭紅挽留他道,『別走,咱們住一塊,有事也好商量。老胡、老聶他們天天都來,還有艾青、田間。蔣錫金一人住一屋,我要他給你挪個地方,搭張床就行了』。蕭軍說:『別去麻煩她了,就睡我們這屋吧。好在天冷,這張床又大,我睡中間,蕭紅睡裏邊,你睡外邊……』」當夜,端木畢竟是累了,很快就睡著了。

第二天,蔣錫金借來一張小床,端木就和他一起住了。但是,沒過多久,因為一位女畫家的到來,端木「晚上又喝蕭軍蕭紅睡到了那張大床上」。其實,任何人都不會有其他的想法,因為,「他們這些熱血青年是非常純潔的」。並且,那位女畫家不久離開,他們又恢復了原樣。

後來,為了辦刊的方便,蕭軍和蕭紅搬離了這裏。

搬離之後,互有往來。但有些記錄似乎不尋常。

比如,鍾耀群寫蕭紅在端木那裏練字,寫的是「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並且,「最後一句重複練習了好幾行」。

更有意思的是,蕭軍有時候也來「練字寫詩」,寫的竟然是,「瓜前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叔嫂不親授,君子防未然」……

這樣的詩句,如果聯繫到以後二蕭分手,而端木與蕭紅結合,未免有些讓人浮想聯翩。但這是端木後來的妻子所寫,讓人又不得不相信這並非「道聽塗說」。

及至一九三八年,端木與蕭紅等人去民族革命大學任教的時候,一路上,「蕭紅總喜歡挨端木坐,端木也像對待姐姐似的對待她。在爭論問題的時候,他和蕭紅的觀點常常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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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蕭分開情況眾說紛紜

一九三八年,蕭紅、蕭軍、端木等人,去山西民族革命大學任教。

不久,丁玲也帶著西北戰地服務團來到了臨汾。兩夥人便住在了一起。未幾,日軍攻陷太原,臨汾也處於危險之地。

民族革命大學面臨撤離。招聘來的作家有兩種選擇,要麼一起撤,要麼留下隨西北戰地服務團去西安。

在去留的問題上,蕭軍和蕭紅發生了衝突。蕭軍要留下打游擊,而蕭紅則想有個地方能夠創作。她甚至有些哀求蕭軍,「三郎,我知道我的生命不會太久了,我不願生活上再使自己吃苦,再忍受各種折磨了……」

最終的結果是「蕭軍決定留下準備打游擊」。

可是,離開臨汾的時候,蕭紅卻忽然要端木和蕭軍一起去打游擊。並說,蕭軍太莽撞,她不放心。但蕭軍卻稱,自己身體好,誰都不用。

等離開的時候,蕭軍來送行,「蕭紅沒有表情地坐在車廂裏,一聲也不吭」。而別人向蕭軍揮手告別,但是,蕭紅「始終坐在那裏沒動」。

在西安,蕭紅告訴聶紺弩,自己愛蕭軍,「可是做他的妻子卻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媽男子為什麼那麼大的脾氣,為什麼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氣包,為什麼要對自己的妻子不忠實!忍受屈辱,已經太久了……」

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大院,排練劇本《突擊》。蕭紅送給端木一根從南方帶來的竹棍。

丁玲要回延安,本來端木也想去,可是「蕭紅因為知道蕭軍已經去了延安而堅決不去,並且要端木也別去。本來極想去延安的端木,也就沒有去。」

對於這個回憶。聶紺弩的與鍾耀群的說法有些不一致,聶紺弩在回憶文章中,稱他約蕭紅一起去延安,蕭紅拒絕了。在聶紺弩稱說不準在那裏會遇到蕭軍的時候,蕭紅的回答是,「不會的。他的性格不回去,我猜他到別的什麼地方打游擊去了。」

不久,蕭軍隨丁玲回來。關於這段時期的回憶,很多人也都有所出入。

比如,聶紺弩〈在延安〉中寫的是,一到院子,就有丁玲的團員喊:「主任回來了!」蕭紅和D.M.一起從丁玲房裏出來,一看見蕭軍,兩人都愣住了。「D.M.就趕來和蕭軍擁抱,但神色一望而知,含著畏懼、慚愧,『啊,這一下可糟了!』等複雜的含義。」端木到聶紺弩的房間,說「如果鬧什麼事,你要幫幫忙」。

但是,鍾耀群的說法是,蕭軍踏進端木的屋子,「粗聲粗氣地對蕭紅和端木說:『蕭紅,你和端木結婚吧!我和××結婚!』」不僅如此,蕭軍還用手在端木屋裏的破鋼琴上打了一下,發出「當」的一聲。

並且,蕭軍和端木也差點打了起來。有一段心理描寫是這樣的,「他從來都是把蕭紅當姐姐看待。蕭紅對他好,關心他的生活,他也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但現在蕭軍突然說出了要他和蕭紅結婚的話,這說明他和蕭紅要徹底分開了。他們真要徹底分開,他自己能和蕭紅結婚嗎?……」

當然,端木還想到了自己的母親一直想讓他找個妻子之類的。

第二天,蕭紅約端木出去走走。蕭紅掩面痛哭,在端木的追問下,「索性撲在端木懷裏更加傷心地哭了起來」。端木此時得知,蕭紅此時已經有了四個月的身孕。

當得知即使這樣,還要蕭紅和其結婚後,「端木不自覺地喊了一聲:『天哪!』便不顧一切地撲過去,將蕭紅緊緊摟在懷裏,氣得全身發顫地說:『你,你怎麼能和這樣的人生活在一起啊……』」

「端木第一次嚐到了親吻的滋味。」

而後的結果是,「他倆手挽手地輕鬆愉快地回到駐地」。

蕭軍約端木決鬥,未曾想,遭到了蕭紅「厲聲」的呵斥,說這是八路軍辦事處,讓他收起「憲兵作風」,「我告訴你,我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你要把他弄死,我也把你弄死!我說話是算話的!這一點你應該知道!」

當然,這只是一種說法。還有一種說法來自蕭軍。

根據蕭軍的回憶,是蕭紅主動提出要永遠分開的。當時,蕭軍正洗著頭臉上的塵土,蕭紅在一邊微笑著告訴三郎,蕭軍「一面擦洗著臉,一面平靜的回答『好』」。

雖然各自的訴說都有很大的感情色彩,但一點是肯定的,就這樣,兩個人分開了。

後來的結果是,「蕭紅和端木商量定;蕭軍要去延安,他倆就回武漢,蕭軍要去武漢,他倆就去延安。後來蕭軍決定隨丁玲去延安,端木和蕭紅就回武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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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紅與端木的生活

一九三八年四月,蕭紅和端木乘火車返回武漢。

回武漢的火車上,蕭紅要登報聲明和蕭軍分開的事情。登報聲明這類的事情,估計當時是常事,郁達夫和王映霞就是如此。但這遭到了端木的反對,但蕭紅說,「不過蕭軍的孩子我決不要,到武漢我就找人把它打了。」

後來這個孩子,「終因胎兒已大,墮胎有生命危險而作罷。」

再後來,這個孩子還是沒能成活,蕭紅去了江津的白朗家生產。但是,「沒過多久,端木接到羅烽來信,說蕭紅順利生了一個男孩,活了沒兩天就死了。蕭紅要他寫信告訴端木」。

這個孩子,胡風的女兒張曉風的回憶是這樣的,「在武漢時,她和我母親都懷孕了,但在這兵荒馬亂的戰時,生孩子拖兒帶女實在是太困難了!她倆都不想要孩子,便一起去找醫生準備打胎。但一問手術費竟要一百四十元,當時這些窮文人哪裡付得起啊。於是,她們只好作罷,又拖著沉重的身軀離開即將淪陷的武漢,逃難到了重慶。不久,蕭紅生下了一個男孩,不料卻在第三天夭折了。」

無論是哪種說法,這個孩子蕭紅曾經有打掉的想法,至於是不想留下蕭軍的孩子,還是張曉風所說的,是因為付不起手術費,都已經不重要了,這個孩子沒有存活下來。

一九三八年五月下旬,端木和蕭紅在漢口大同酒家結婚。除了自家人之外,還請了「胡風、艾青等文化人士」。

按照鍾耀群的說法,端木此前沒有與蕭紅有越雷池的行為,她寫端木新婚之夜犯愁了,「真正接觸女人,還從來沒有過」,還有就是「女人在懷孕的時候,是不能發生性關係的」。當他將這些疑慮跟蕭紅說的時候,蕭紅「慶幸」的說,「我可遇到一個懂禮的人了……」不僅如此,婚後端木的錢都是蕭紅管理的。

武漢吃緊,羅烽弄到了兩張船票,在蕭紅的堅持之下,端木先行離開武漢,而蕭紅則留了下來。

很難說蕭紅和端木在婚後的生活如何,各種回憶的衝突也比較大,所以只好留下來由讀者判斷。與鍾耀群的蕭紅慶幸「我可遇到一個懂禮的人……」所不同的是另一些人的回憶。

比如綠川英子在一九四二年曾經寫了一篇回憶文章,發表在當時的重慶《新華日報》的新華副刊上。她回憶,在漢口逃難的人群中,「大腹便便,兩手撐著雨傘和笨重行李,步履為難的蕭紅。在她旁邊的是輕裝的端木蕻良,一隻手捏著司的克,並不幫她。」

類似的說法還有靳以,在回憶蕭紅在重慶的時候,靳以頗為蕭紅感到不平。提及D,「全是藝術家的風度,拖著長髮,入晚便睡,早晨十二點鐘起床,吃過飯,還要睡一大覺。在炎陽下跑東跑西的是她,在那不平的山城中走上走下拜訪朋友的也是她,燒飯做衣裳的是她,早晨因為他沒起來,拖著餓肚子等候的也是她。」甚至D於別人打架,調節的也是蕭紅。

在重慶,端木在復旦教書。而「沒幾天,曹靖華坐周恩來的汽車從武漢來重慶了,端木以為蕭紅也回來的,誰知道曹靖華說,在武漢的時候曾問過胡風,和魯迅關係近的人,還有誰沒走,可以坐車一起走。胡風明知蕭紅沒有走,卻說都走了,沒人了。」

蕭紅後來一個人來到了重慶。

但是,胡風在武漢有沒有照顧蕭紅呢?胡風在回憶錄裏寫到這樣的的情況,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胡風到三教街,見到蕭紅,「才知道蕭紅至今還未走成,端木將她一個人留下自顧自先走了。她身體已顯笨重了,一個孕婦無人照管,怎麼行呢?問她有什麼困難,她說將隨乃超夫人一道撤退,我才放了心。」

按照這種說法,胡風對蕭紅是很關心的。

只是,不知道此種猜測是否符合當時的狀況。但這卻是出自兩個當事人的回憶。

還有一件事情出現在胡風和梅志兩人的回憶之中,就是在胡風家裏蕭紅看到過蕭軍的照片。

胡風的回憶是這樣的,「有一次她一個人來家看我,我不在。我妻子將蕭軍新近寄的新婚照片給她看了。她看後好半天沒有說話,看去這在感情上對她是一個不小的打擊。她沒有等我,就匆匆的走了。後來我們雖同住在北碚鄉下,我只聽靳以告訴我她在生活方面的一些不愉快的情況,但她一直未來看過我。可能與這照片有關,她把我看做是蕭軍黨了吧。」

在梅志的眼裡,蕭紅的反應是,「她手裏拿著照片一聲不響,臉上也毫無表情,剛才的紅潮早已退了,現出白裏透青的顏色,像石雕似地呆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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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去世

很多人一直都不清楚,為什麼端木和蕭紅最終選擇去了香港。

而根據鍾耀群的說法,蕭紅與端木去香港,是因為重慶也遭受了轟炸,而「端木與蕭紅都有些支撐不住,便想離開重慶」,而艾青等已經去了桂林。

本來他們也打算前往桂林,但「蕭紅不贊成去桂林,說在那兒也免不了遭受敵機轟炸,不能安定寫作。她說不如去香港,那裏《大江》正在連載,有稿費,至少生活不成問題。」

這個想法也得到了《新華日報》前主編華崗的贊成,「他說香港的文化陣地還是很需要人的,不是沒事幹,而是有許多事要幹。」

於是一九四○年的一月十九日,兩人就到了香港。

當然,在香港,兩人也不是孤寂的,他們一到香港,就有當地的一些文化人與他們接觸了,比如胡愈之等人也是在香港認識的,還有戴望舒就來找他們。

到了香港,蕭紅開始寫作《呼蘭河傳》。

一年半後的一九四一年六月,胡風按照周恩來的安排來到香港。

他去見了蕭紅,此時在香港的蕭紅,雖然精神不錯,但已經蒼白瘦弱,他跟胡風興奮的說,「我們辦一個大型雜誌吧?把我們的老朋友都找來寫稿子,把蕭軍也找來。」

而說這話的時候,胡風提到了一個「站在身旁的T,顯出一付尷尬的不樂的樣兒」,而讀者知道,這應該是端木了。

蕭紅還跟胡風說,「如果蕭軍知道我病著,我去信要他來,只要他能來,他一定會來看我,幫助我的。」

這次見面,胡風在他的回憶錄裏稱蕭紅,「無論她的生活情況還是精神狀態,都給了我一種了無生氣的蒼白印象。」

只是蕭紅再也等不來她的那些老朋友了。

香港的戰火起了,蕭紅卻在發燒。

後來,去瑪麗醫院,被診斷為肺結核。住進隔離病房。此時已經相當嚴重,「X光檢查,兩頁肺上均有空洞,需要打空氣針治療。」但是,轉機並不大。

及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

局勢已經越來越糟,中共也開始組織進步文化人士撤離,但蕭紅因為有病無法參加。在一家私人醫院,蕭紅接受了喉頭的切除手術。

但是,手術並沒有找到腫瘤。而也找不到院長麗樹培,護士告訴端木,「院長作完手術就走了。到哪兒去,我們也不知道。」

二人只好轉回瑪麗醫院。在瑪麗醫院,醫生告訴端木,「假如在正常情況下,病人是有希望的,但在這種戰亂情況下就不好說了,能維持現狀就不錯。」

但不久,瑪麗醫院成了軍管。他們只好隨著醫院搬到了一所叫做聖士提反的女校,這裏是一所臨時的醫療站,缺醫少藥。端木只好自己為喉頭痰越來越多的蕭紅吸痰。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上午,蕭紅離世。

時年三十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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